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他人是自己的镜子，自己可以从他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优点或缺点，提醒自己坚持对的，警示自己避免错的。故老子有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中国古代，品题人物、评骘人物成为了人们普遍热衷的做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藻人物，更是盛极一时的社会风尚，“月旦评”风靡天下，刘劭《人物志》洛阳纸贵，就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象征。然而穷本溯源，开启品题人物时代风气的，乃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而《论语·公冶长》篇，则是孔子品评人物的言论荟萃，它不但反映了孔子知人识人的睿智而独到的眼光，更体现了孔子有关做人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的理性立场与主张。
《公冶长》篇共计二十八章，皆在品题人物。其所评说的人物，除了孔子本人和未具体指名的所谓“吾党之小子”之外，一共有二十四人。这其中孔门弟子十二人，其他古今人物十二人，正好一半对一半。在这些评说中，孔子注入了自己的道德追求与伦理主张，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爱憎喜怒，即多层次、多侧面地表达了孔子自己完善人格之理想及其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
在孔子那里，“仁”是道德伦理中的最高范畴，这一点，在人物品题问题上也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孔子充分肯定品题对象的优点，但是他却从不轻易地许人为“仁”。这一点，无论对自己的门徒，还是其他古今人物均是如此。如自己的学生子路、冉求、公西赤等人，虽然各自具有“治其赋”“为之宰”“与宾客言”等突出才能，但是，依然是“不知其仁”。又如，他可以表彰尽忠于楚国公室的令尹子文为“忠”，不与逆臣为伍、不与浊俗同流的陈文子为“清”，但当弟子询问此两人“仁矣乎”时，他的回答却是“未知，焉得仁”。由此可见，孔子是把“仁”高标为人格完善上的最高境界的，以这种最高的标准衡量，绝大多数的人，尽管有种种优点与美德，但毕竟尚与“仁”隔有一线，只是得“仁”之一隅——如忠、清、刚、真，“内自讼”而终究非“仁”之全体，更非“仁”之本质。
应该说，孔子这么说，是有其深意存焉：人格完善、品行修养决非寻常，它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这样，个人在道德修养上才不会浅尝辄止，稍有进步就自鸣得意，稍有成绩就固步自封，而永远保持谦虚的态度，永远致力于对“仁”的追求，活到老学到老，不敢有丝毫的满足，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此即所谓“取法其上”，方可以“得乎其中”。
在孔子看来，自己的学生中，比较近“仁”的是颜渊，他虽然没有突出的才华、过人的能力，卓越的功业，以富（经济上的成功）和贵（政治上的顺遂）为标志来衡估，颜渊可谓是“落伍者”，是被“边缘化”的人物。但是，由于其敏而好学、修德不辍，因此，在人格的塑造上，在德性的养成上，在品行的完善上，颜渊都几乎达到“仁”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连孔子都谦逊地表示自己尚有不如其之处：“弗如也，吾与女（子贡）弗如也。”
在古今人物中，孔子则认为郑国的子产要高于一般人，已可谓近“仁”。理由是，子产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做到了几乎尽善尽美的地步：“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种恭、敬、惠、义之美德懿行，无不通于“仁”。若这是发乎内心，而非刻意造作的话，则就是“仁”的完美体现，故孔子许可子产为“仁”：“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在“仁”这个最高原则的统辖、指导之下，孔子通过对人物的品题评说，表达了践行道义，完善人格的具体努力方向：
首先，要虚心好学，博容兼取。“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一个人再是优秀，也有他的不足，也有他的软肋。要健全人格，要升华道德，一步步走近“仁者”的境界，首要之务，是乐于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为此，孔子高度评价孔文子，认为他被谥称为“文”，关键在于孔文子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一点。孔子还认为自己有所造就、略有虚名，并非是简单地做到“忠信”这一点，而是自己的“好学”精神要稍胜普通人一筹：“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第二，见贤思齐，包容宽厚。理想人格的造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中间自身的好学不倦固然是前提条件，但如何学之有效、事半功倍，却是大有讲究的。善于学习的人，总能“近取譬”，能够虚心向他人学习，见贤而思齐，立懦而警顽。孔子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强调，这种“见贤思齐”的努力，不可以虚应故事，而必须是真正发乎内心。这就要求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基本道理，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能够宽容对待一切人与事，包括曾伤害过自己的人。孔子高度认同伯夷、叔齐的完美人格，将他们引为自己终身心仪的人物，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伯夷、叔齐能够做到包容宽恕，“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当然，孔子认为，要做到包容宽厚是非常不容易的，知易而行难，非仁者不能为之，故其弟子子贡振振有辞表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时，孔子他不客气指出子贡“无加诸人”的宣示是空口说说而已，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做不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的清醒，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志存高远，进退得宜。“仁”不是虚幻的范畴，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内涵。孔子曾明志自勉，这就是“颜渊、季路侍”章所载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孔子由衷抒发了自己的远大志向，愿老者养之以安，朋友相与以信，少者感怀以恩。这其实全面体现了孔子仁民爱物、天下为公之博大胸襟。后世张载所道的“民胞物与”，可谓是对孔子这一精神的异代传承。当然，江湖风波恶，始信行路难。这个志向在现实面前会遇上种种磨难与阻碍，这时就要善于用智慧规避风险，“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避免做无谓的牺牲，防止出意外的情况。孔子肯定弟子南容，推重卫国大夫宁武子，就是因为前者能够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而后者则可以达到进退有度、大智若愚的境界：“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两人政治智慧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由此可见，孔子品题人物只是形式，其真实的涵义是揭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抒发自己关于造就完美人格的理念与方法，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仁者之襟怀，实令人高山仰止！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