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 兰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0 次 更新时间:2022-11-07 22:55

进入专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丹   兰洋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历史出现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我们要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结构、动力机制、制度构成和本质特征等内在机理进行研究,进而在文明论的视野中,揭示西方现代文明面临的困境,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及其人类性价值。我们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种区别于、超越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光明前景。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党中央强调,我们要“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两个大局”),这是做好一切工作、抓住一切战略机遇、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重要前提。从总体来看,“两个大局”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基于此,全面、深刻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成了我们在理论和思想上的当务之急。笔者首先从深层逻辑上分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格局发生的变化,然后分析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的困境,最后展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逻辑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16世纪以来人类逐渐告别农业文明,进入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被“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这意味着资本逻辑是近代以来历史的“关键因素”,这一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了相对隔绝的区域史和民族史。“现代化”过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总的来说,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不断发生变革,使得世界格局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得尤为明显。“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不过,从近代历史的演进逻辑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是非常态的。这是因为虽然资本内含着不断变动的因素,但是从世界历史整体结构来看,这种变动只是资本自身形态的变化以及作为其权力承担者的霸权国家(集中于西方国家内部)的前后交替。与此相对应,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历史出现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样态和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指向更高的生存智慧、精神原则和文明理念。它必然需要越出以往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边界,形塑世界历史新的“关键变量”。由此观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内涵就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更替或霸主移位,它所表征的是旧的世界格局和价值体系的深刻危机与新的国际体系和文明样态的孕育生成。因此,只有深入世界历史的基本结构、动力机制、制度构成和本质特征之中,才能真正从深层逻辑上认识和透视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革。

首先,就基本结构而言,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500年来西方国家独霸世界权力中心的格局首次被打破。马克思曾指出,“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些正是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等级性的最核心的体现,也是西方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最鲜明表征。当前,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不相上下,而且非西方国家具有更好的发展势头和增长预期。金砖国家集团、“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合作机制不断涌现,表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觉醒,不再对西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亦步亦趋。同时,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也进入新阶段,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世界多极化步伐不可阻挡,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国际规则在合作与斗争中被不断重塑。在此过程中,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这堪称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譬如,仅就经济总量一项数据看,东亚地区(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与北美地区(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相当,并且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东亚地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北美地区是可以预见的。另外,欧盟的经济总量则远远落后于东亚和北美两个地区。总体而言,以西方为核心的“中心—边缘”格局面临大调整大变革,这构成了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和历史性的变化,也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面貌。

其次,就动力机制而言,世界已经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度的动能转换和结构重组。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物联网、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世界范围的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信息大传播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历史上看,18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先后完成了三次工业(科技)革命,每一次都带来了世界产业链的大转移、国际格局的大调整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与历史上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突破性和革命性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为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产业组织形式和利益结构更具垄断性等。并且,科技的突破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前所未有的,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如劳动力市场受到根本性冲击、传统就业模式面临解体;社会结构难以适应科技的快速迭代,社会断层大量出现;全球贫富差距有增无减,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等。总体而言,新的科技革命对世界的重塑作用愈发凸显。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前提。

再次,就制度构成而言,大变局正在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和共处模式。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一度宣告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作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最优样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社会主义则遭遇“历史性退场”。但是,30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化趋势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固有矛盾,反而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西方社会内部的断层不断生成,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日益觉察到其不公正的本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光环日趋黯淡。与此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持续增强。社会主义不仅没有退场,反而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展开全面竞争。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此消彼长,两种社会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格调。

最后,就本质特征而言,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现代世界历史的主导原则是“资本逻辑”,即资本所特有的时空伸延和动态扩张构成了社会运演的本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资本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全面开发,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打破了狭隘的地域性制约,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然而,“在社会化生产力与私有资本的矛盾中,资本的动力本身就包含着它的自我否定,造成资本扩张空间的相对萎缩,由此形成经济危机”。同时,资本只不过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对抗性矛盾,是人类社会诸多弊端的深层原因。具体到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它促使形成了一整套维护资本利益和强权政治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已经得到更为充分的暴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国际体系日趋松动没落,这表明超越资本逻辑的条件正在成熟。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资本主义呈现“加速运动”并导向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类自我生产导致自我毁灭”。换言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继续下去,人类不仅没有未来,而且呈现“加速”毁灭的状况。世界历史的大变局指向了一种通往更高文明形式的可能道路,即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从根本上破除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差序文明格局,超越西方“守成国—崛起国”的话语框架,超越西方“均势—霸权”的秩序认知,超越西方以“资本—权力”为核心的霸权主义文明观。简言之,彻底改造资本逻辑主导下充满压迫和剥削的旧体系而非简单的权力洗牌,这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实质。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西方困境

从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史来看,正如第三等级在法国大革命中是最积极的因素、代表着社会进步力量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资本主义经历自由竞争阶段、私人垄断阶段、国家垄断阶段,现在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阶段,“一步一步从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已经走过了高峰时期,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具体来说,近代以来,尽管世界格局几经变革(譬如,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德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灾难,可是作为整体的西方仍然牢牢占据着世界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新一轮大变局面前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历史性颠倒。西方国家丧失了作为主宰世界历史之“关键变量”的地位和能力,这构成了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近代历史历次转向之间的关键差别。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由英国所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当时的世界局势,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大不列颠企图“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从一开始,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就产生了普遍的生产过剩,这一矛盾在1857年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得到集中释放。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产业结构和组织方式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应对利润率下降、固定资本急剧膨胀、资本周转时间延长等问题,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在此过程中,德国和美国先后崛起,开始挑战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垄断资本控制之下的各个国家经济体逐渐分裂为相互对立的国家集团,最后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大发展造成全球产业大转移,这既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又给了发展中国家运用后发优势的机遇。同时,一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未能把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趋势,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衡斗争中遭遇挫败。

可以看到,上述三次变革都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塑造了新的全球格局。但是,也必须看到,三次工业(科技)革命的剧烈变化背后却有着不变的因素。首先,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尽管资本的具体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它追求无限的价值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始终是塑造世界历史的支配性力量。其次,世界历史的整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从日不落帝国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美国独霸全球,世界霸权虽然发生了多次交替,但是“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未曾改变,西方的发展模式及其基本制度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模板”,作为整体的西方仍然牢牢占据着世界权力体系的中心位置。最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非正义本质没有发生变化。近代以来,资本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始终内含着极度的不平等,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制度性剥削和压迫。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于外围国家被迫的剩余转移,中心国家通过直接榨取、不平等交换、贸易壁垒等方式剥削外围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列强的霸权政治、资本逻辑,不仅给本国工人阶级而且给其他国家的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

与近代史上的三次变革不同,当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西方资本主义霸权正在面临挑战。这一方面源自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新兴国家日益强大和觉醒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越演越烈,经济危机、能源紧张、种族矛盾、难民问题等层出不穷,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不断被解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断从辉煌的高位下滑。

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垄断性金融资本恶性发展,实体经济日益虚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从工业资本垄断到商业资本垄断,到金融资本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和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将这一趋势命名为“晚期帝国主义”,并指出,极端的等级关系统治着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种等级关系越来越多地被大型跨国公司和处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少数国家所主导。以美国为例,据《经济学人》统计,1997年以来,美国2/3的产业被高度垄断,在占经济总量1/10的工业中,每个行业有4家巨头占据着2/3的市场份额。垄断结果是全球超额利润高达6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3集中在美国,1/3属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和脸谱。资本所有者包括新技术掌握者拥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和财富,劳动所得停滞不前,2000年以来劳动所得占GDP的份额不断下降,导致断裂型社会(fractured society)不断生成。

在政治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西方,“身份政治”占据主流地位,政党政治出现严重失灵,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浪潮汹涌澎湃。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应对国际和地区风险的能力明显下降。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暴露了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短板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右转”。

在国际关系上,美国的全球霸权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2008年的经济危机充分表露出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和“泡沫化”对经济社会造成的严重伤害,而层出不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危机则显示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的衰退。面对国内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非但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反而重拾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通过频繁“退群”“长臂管辖”等手段转嫁国内矛盾。实际上,美国的上述举动不过是暴露了其正在迈向衰落的客观趋势以及愈演愈烈的霸权焦虑。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造成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无法再通过常规手段顺利实现“剩余转移”。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提出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顺序“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的导言”中,马克思单独谈到“生产的国际关系”,并且指出“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进一步认为,资本积累要在“非资本主义领域”中来完成,即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依赖于外部区域,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是解决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不可或缺的因素。当资本的外部市场减少时,资本主义积累就将面临中断,进而造成资本主义再也无法转嫁其内在矛盾。当被压迫的国家和地区全部觉醒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走向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当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上述论断存在相似之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维系不平等的产业链格局和地缘政治体系的能力大大下降,物质基础日益松动、制度基础持续弱化、经济溢出效应反转。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问题、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更是暴露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弊端与“无治理”或者“无法有效治理”的制度性危机。

与之相对应,随着实力不断增长和角色的转换,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秩序、国际投资规则和国际金融机构架构等提出了改革诉求,并日益要求破除不平等的全球旧体系,彻底改造“强权即真理”的国际旧规则。由此看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以往相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历史并未“终结”,“历史终结论”破产,这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交替的又一次重演,而是意味着以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本身难以为继,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更加文明的人类未来社会形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抉择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的问题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因素和关键性变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作为当今时代最有活力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决定性地把‘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从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状态转变为实际开展的现实过程。”一方面,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占世界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全面迈向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过去500年西方主导现代化的时代里从未出现的情况,它宣告了单一的现代化模式的彻底终结。

从历史上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任务的胜利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中国成为追求民族解放、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做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抓住了时代机遇。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两个大局”,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首先,要科学认识和牢牢把握我们自身的优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实现行稳致远的秘诀在于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其中,就根本制度而言,社会主义中国区别于矛盾丛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显著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可以看到,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就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治理体系而言,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优势在于: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坚持“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言之,社会主义中国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是我们面对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时具备最大底气和最强自信的主要前提。

面对“两个大局”,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绩,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8,贫富差距较大。在社会民生领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均等化程度偏低。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我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科技打压封锁、贸易战、军事围堵、意识形态抹黑等无所不用。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化危为机的能力,以审慎自信的态度应对大变局。

其次,要抓住历史机遇,掌握历史主动,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汤因比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华民族的经验及儒释道精神是包容性的,不是排他性的,能够避免自我毁灭,能够保持万物协调。只有中国的传统智慧才能克服人类的危机;只有中华文化才能带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一个西方中心论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中国来说,既是时不我待,也是责无旁贷;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支撑,是掌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只有掌握了这种主导权,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强大的科技实力。这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能否复兴,而且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方向。只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导权为中华文明所掌握,人类才不会陷入以工具理性和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西方文明逻辑,科技才不会成为异化人自身、颠覆人类社会存续的物质力量,而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动力,从而造福人类、造福世界。

从现实来讲,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比拼,无论是与伙伴发展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还是与强权进行坚决的斗争,根本上还要靠我们自身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积累的技术、市场和资本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应该看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化产业生态和数字化基础设施所构成的“新基建”正在成为生产方式变革新的生长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自动驾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当今社会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物理与数字、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世界,同时也对国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效能和权威提出了挑战。因此,面对新的科技革命,要善于实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变中取胜。既要积极把握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动能,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和产业升级;又要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和破坏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再次,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当今世界,西方主导的“权力政治”和国际旧秩序日益松动,而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新安全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则愈发赢得那些希望获得自身发展、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国家的衷心拥护和赞赏。我们应抓住这一契机,秉持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推进多边合作机制,鼓励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要不断拓展战略远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战略运筹,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既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全局高度和道义制高点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彰显中国的责任和道义;又要善于以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驾驭和消化各种不利因素,在大变局时代把握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最后,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中华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未来发展。“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全世界全人类、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是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体的相处机制,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相处模式。在本体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为主体,将人类视为唇齿相依的有机整体;将不同民族和国家视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体;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视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共同体。在价值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命运与共”为核心价值导向,着眼于从整体上谋划人类长远利益和各民族利益的共赢,以实现共建共享为根本目标,建立以包容共生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打破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要努力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理想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大历史的视野中观察,世界格局的变迁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进步与退化同在的局面。从历史来看,此次大变局是近代以来新兴国家彻底改变西方所主导的不平等不公正关系的重大机遇。面对历史大势,强权思维、零和博弈、故步自封只有死路一条。唯有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为解决人类问题、实现国际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变革提供全新思路。从现实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短板,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秩序和走向。并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也绝不会是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最后一次灾难。当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走向何方,仍然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未来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仍将处于复杂的博弈和重组过程。而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前所未有”的中国发展与“前所未有”的世界变革交织在同一时空,尽管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但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是一条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华文明日新又新的现代形态,也是人类文明通向光明未来的新形态。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大历史观,科学把握“两个大局”的辩证关系,明确历史方位,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进而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方向发展。


周丹,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兰洋,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9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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