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父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4 次 更新时间:2007-04-02 23: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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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  

  

  一

  

  2000年12月底,当我接到父亲脑溢血病危的电话,犹如五雷轰顶,头脑顿时一片空白。父亲去世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四岁。曾祖父和祖父都活到八十岁,曾祖母甚至活到八十四岁。父亲的身体是那么强壮,除了胃病之外,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更没有吃过药。父亲这样早去世,他自己没有想到,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农村的老年人都有预备棺材的习惯,人们管它叫做寿材。许多老年人早早把棺材准备好,放在堂屋里面。从小,凡是摆放着棺材的人家,阴森森的,我都不敢进门。母亲多次提出置办,但是父亲却嘲笑母亲。父亲并非害怕死亡。他根本就没有将自己与死亡联系起来过。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强大的。他从来没有料想死亡离他却是那么近,会那么突然地袭击他。父亲是坚强的。他不愿意被任何东西压倒,也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压倒他。当他发病的时候,人们送他去医院,父亲死死抗住门框,不愿意出门。父亲性格爽直,所以生命以这样一种突然崩溃的方式结束。

  

  二

  

  给父亲送葬的那天,村子里哭成一片。很多年龄比他大的乡亲捶胸顿足:为什么不死了我,而是死了春芳书记?父亲一生都几乎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父亲去世的时候,信用社会计成为很多人争夺的目标。后来,我的一个堂弟通过贿赂当上了信用社会计。但是,短短几年时间,因为存款同乡亲发生了多起纠纷。有一位老年妇女存了三千块钱,可是拿不出存单,三千元就没了。于是,她天天到他设在镇上的肉摊上焚香诅咒他,直到他撤摊为止。烧香来咒人的事情,我以前只是听说过而已。即使深仇大恨,也从来没有真正有人使用过这样严重的仇恨仪式。

  当我回到家乡,我经常会听到乡亲对于父亲的怀念。尽管现代社会是依靠一套严格客观的制度而建立“信用”;但是在农村,即使和金钱打交道,也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父亲记性不好,母亲和弟弟经常责备他是个“糊涂人”;可是,他干了三十多年村信用社会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金钱上的纠纷。在父亲外出的时候,我自己,后来我弟弟经常替父亲办理银行的业务。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替父亲开存单,开借据,开支票,和金钱打交道,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因此一直没有丧失掉对于人心的信任。和农村传统的金钱往来一样,借款、存款、还款,即使没有严格的手续,没有凭证作为依据,也会按照良心办事。对于农民来说,丢失单据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父亲并不会因为存单丢失,就不认帐。在农村熟人社会,并不那么依赖凭据,依靠的是对于人心的信任。对于传统淳朴的农民来说,天理良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三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他几乎整个一生都生活在历史的灾难和变化里面。父亲的生命结束于新的千年刚刚开始的时刻。20世纪中国多灾多难,父亲赶上了这些灾难的大部分。他成为了灾难中国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是中国农村的精英。他几乎当了一辈子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我记事开始,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担任村(大队)干部。先是大队会计兼大队信用社会计,改革开放以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信用社会计。他只接受过五年小学教育。1960年代初,“公共食堂”刚刚解散,父亲从工厂“逃”回到农村。因为那时候,食物匮乏,工资和购买力完全不成比例。

  父亲出生于1937年阴历4月28日。他刚刚出生,抗日战争就在北方爆发了。有一次,当我的湖南老乡范智红对日本表现出强烈的仇恨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和不解。我们常常说,感同身受。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亲身遭遇,就可能真正感受。在我们公共的记忆里,似乎遭受日本人蹂躏的只是中国的北方,所以仇恨日本人的是北方人。我忘记了日本人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范智红的家乡邵阳(宝庆)就曾经遭受日军的残酷蹂躏。日本人的势力也已经深入我的家乡湘乡,尽管日本人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过我的家乡壶天。日本人的势力离母亲的家乡已经近在咫尺,因此,母亲的童年是在惊恐中度过的。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向我们讲述她童年惊恐的记忆:为了能够在日本人到来的时候迅速逃命,紧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脱掉衣服鞋子,那真是“和衣而卧”了。

  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经常讲起的是三种苦:首先是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母亲三岁左右相继因病去世,因为家里穷,所以没有机会读书,于是一辈子无法摆脱农民悲惨的命运。母亲羡慕她的一位年龄相仿的堂妹,因为上过几年学,所以成了医生,衣食无忧;其次童年时候日本人带来的恐惧的记忆;最主要的是大跃进时期“五风”干部的横暴,“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的苦难,母亲以及我们当地的人都把“公共食堂”的那段日子叫做“苦日子”。除了外祖父在外出经商的途中因为虐疾去世,这属于“私人记忆”之外,其余都属于“社会记忆”。但是,虐疾是当时的流行病,当时外祖父感染上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虐疾在我们民间叫做“打摆子”。“打摆子”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当小时候冬天冻得发抖的时候,母亲经常会指责我们:“你们难道打摆子了吗?”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家乡真正饿死的人很少。但是,它给传统自然经济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成为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现在回到家乡的时候,母亲还会提起大跃进干部的“瞎指挥”,“五风”干部为了应付上面的生产检查,让社员把红薯藤拔了,却任红薯烂在地里。忠厚老实的农民对干部的胡作非为有时候会私下议论,表示他们的不满,这些“思想保守”的农民却因此遭受肉体的惩罚。在大跃进过程中,国家工业化的社会动员变成了一种残酷的暴力,行政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暴政。结果,产生了对于自然经济,对于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大破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很长时间,那段时间被叫做“三年自然灾难”。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荒唐的折腾,是可怕的人祸。锅被砸了,房子被拆了,去炼钢铁。我从小就知道,山上之所以光秃秃的,是因为山上的大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全部被砍光了。而从前,我们家乡山上大树遮天蔽日,山里能够藏得住老虎。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还打死过好几只老虎。在公共食堂结束以后,父亲从工厂回到农村。我的父母在他们二十七岁的时候才迟迟生下了我。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吃的全是杂粮,没有吃过油,没有吃过大米,当然更没有见到过猪肉。后来,我母亲一直说:你亏得太厉害,生你的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人都要饿死了。

  

  四

  

  童年的时候,我在家乡听到他们谈到的唯一愉快的记忆是,解放军的部队追击国民党的军队经过我的家乡。解放军经过我的家乡的时候,正是中秋,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那个时候。他们记得解放军兵强马壮,慷慨大方,用大白搪瓷脸盆盛饭,比起农民平日的食物,甚至马吃的东西也更好,和落魄的败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物质极度贫乏,一辈子都被物质贫困压倒的的乡村记忆来说,那一年解放军南下成为了真正的节日,成为了一个传说。对于中国农村来说,物质贫困刻骨铭心,物质的贫困似乎是永恒的。当童年的时候弟弟妹妹不愿意吃红薯的时候,父母告诉你,解放前连地主也吃不饱,哪怕是地主,也要吃杂粮。要是公共食堂过苦日子,就连红薯都没有吃的。

  父亲整整一生都生活在身体的劳碌和物质的匮乏之中。对于父亲来说。生活从来不是享受,而只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磨难。直到去世,父亲仍然没有摆脱过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对于父亲来说,晚年所面对的社会的变化和生活是灾难性的。父母一生都在争吵。直到去世前,父亲和母亲似乎也没有停止过争吵。甚至,弟弟也因为不满而咒骂他。直到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感叹,搭帮我的儿子,在你父亲去世以后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2000年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给母亲寄一点钱,开始一年三四千块,直到去年才多一点。母亲感叹父亲太节省,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松泛日子。母亲常年生病,尤其是哮喘,但是,她的病往往只要一个水果罐头或者半颗柚子就能“治好”。因此与其说是生病,还不如说是因为缺乏营养。从小母亲经常说,能吃点营养的东西就好了。母亲极度地缺乏必要的营养,天公对父母他们这一代残酷地剥夺。他们一辈子奉献,一辈子被折腾,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最可怕的是,他们的奉献是被粗暴的行政权力可怕地挥霍和浪费了。母亲一直干瘦干瘦的,脸就像干核桃一样,从来都没有滋美滋润舒展过。

  父亲极为节俭,衣服的口袋有许多洞,因为他经常把没有抽完的烟放到口袋里,所以把口袋烧坏了。这种习惯自然经常受到乡亲们的嘲笑。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父亲一直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回家,家里从承包的鱼塘分到了不少的鱼,但是父亲却把过年的这些鱼卖给了我结婚的同学。许多人都以为父亲应该有一笔存款,可是,使弟弟也感到意外的是,父亲仅仅留下一张4500元的存折。

  

  五

  

  父亲最不喜欢走亲戚,只有舅舅家是例外。尽管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母亲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每一年都去舅舅家。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春节,父亲都会带我去舅舅家。大舅舅是他们那个村的村支书。有一次,我听张旭东说起,王安忆说,共产党的干部比较大气。父亲之所以去舅舅家,也许是因为舅舅是共产党的干部,比较大气的缘故吧。舅舅家没有一般的俗套,所以父亲在舅舅家感到比较自在。父亲根本忍受不了农村手上提着点心走门串户的习惯。这也许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吧。祖父和父亲都是那种惧怕人际关系的人。我的祖父甚至连自己女儿的家里也不愿意去。他有五个女儿,从来没有在哪个女儿家里住过一天。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他也害怕给她们添麻烦。

  在我上大学以后,回到家乡,有时候遇到乡镇的干部,他们会对我说:“你父亲太老实!”可是,在他的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却是家庭里的暴君。从小,家里每一天都是乌云密布,有时候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而且,风暴的到来没有任何先兆。有时,在吃饭的时候,父亲会突然一声怒吼,弟弟妹妹们魂飞魄散,一失手饭碗掉在了地上。由于打破了碗,母亲又会追着他们打。

  整个一家人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的孩子们从来不知父爱为何物。父亲的粗暴无疑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苦难的加剧有关。父亲很少说话,一辈子也很少看到他的笑容。我几乎没有和父亲有过多少言语上的交流。他不是沉默,就是暴怒。越到后来,越是疏远和陌生。我上大学以后,读到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和《判决》,引起了我心中强烈的震动。卡夫卡作品中那个强大、多疑、暴怒的父亲,就像是我自己的父亲,而我就是卡夫卡作品中那个充满了负罪感,被内疚压碎了灵魂的儿子。

  

  六

  

  童年的时候,有时候,我早早干完活回来,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会遭到父亲一顿莫名其妙的暴打。父亲不会问你干了多少活,而是天还没有黑,你怎么就在家里玩了?我经常逃学,但成绩好,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懒,而谁也不管我逃学的原因是什么。任何事情我做得越好,最后的结果是受到的惩罚越严重。父亲管教孩子的方式造成了弟妹们教育上的极大失败,弟弟妹妹没有一个考上高中。因为父亲对我的错误惩罚,弟妹们都学“聪明”了。他们学会了磨洋工,干活总会磨蹭到晚上才回家。他们天天去上学,但是成绩总是不好。人们都认为,我之以考上大学,是因为我特别聪明,甚至是天才。有时候,甚至自己也有了一种幻觉。然而,后来我才明白,我的“成功”,并不在于我的聪明,而在于我的认真。无论父亲怎么错误地惩罚我,我一直没有放弃认真。在他们错误的惩罚下,仍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忍受多大的冤枉,我也不放弃自己的本心和信念。当2005年我身体崩溃,听到我的导师责备我“太认真”的时候,不禁悲从中来。这是我从小就注定了的悲剧。如果我像我的弟妹们一样学“聪明”了,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反过来,我的弟弟妹妹不像我这样认真,所以也就不会像我现在这样被毁灭。然而,一个惩罚“认真”的民族,又会怎么样呢?

  我之所以从来不会有竞争之心,不会和别人争任何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我的成绩很少得到父亲的承认,对我理解和肯定往往来自于他人,尤其是老师。在我的眼中,老师是公正无私的,他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勤奋和聪明的学生。也因此,从小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只要尽我的心就够了,从而过滤了一切的虚荣。是老师使我建立了对于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心,是他们使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起码的公平。

  

  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在父亲的身上充分投射了我对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想象。对于我来说,父亲就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气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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