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民族主义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8 次 更新时间:2007-03-27 01: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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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  

  

  房宁先生等人所著的《成长的中国》一书,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为梳理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变动的基本线索,这种整理中国当前的思想和知识的方法和角度不仅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提供了一幅“新时期”的“思想地图”。民族主义对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转移和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民族主义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健康和顺利地成长吗?

  当现代谈论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不言自明地指向政治民族主义,是指民族利益的格局。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一种基本的思想资源,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筑起稳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阶级和性别是现代叙述的三个关键词,或者说三个基本要素。民族国家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历史存在,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结构的关键之一。可以说,离开民族主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一方面,民族主义有力地描绘了现代的世界历史地图;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导致了巨大无穷的历史灾难,现代世界的无数破坏和痛苦都和民族主义有关。一方面,我们应该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主义逻辑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这一基本事实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样一种失败是1840年遭遇西方以来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并且首先是在无法适应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失败。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或者说满清朝廷、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不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因为它们无法达成民族主义的目标,没有实现和完成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员。即使30-40年代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一场自觉的和统一的民族战争;而是相反,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是通过“抓壮丁”这样一种强制的方式——用绳索和锁链把农民(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现代国民教育和训练,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民”)送往“民族抗战”的前线——国民党没有能力用意识形态把他们统一和组织起来,因此只好诉诸于绳索和铁链。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阶级斗争”,而在马克思看来,在被欧洲所征服的亚洲和非洲,他们解放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争取成为“民族”。也就是说,他们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完成民族主义的现代国民国家的建设。可是,用绳索和铁链是无法铸造一个现代国家的。

  20世纪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的所有领域,都几乎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我们的知识阶级已经深度买办化了——充满了对于资本和文化侵略的病态欣快和逢迎;然而,中国的大话主义者却像快板书一样说唱中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病灶”。一方面是中国广大民众无拳无勇的事实,一方面是大话主义者虚构的“多数人的暴政”这种耸人听闻的神话。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首善之区30万市民被入侵者不紧不慢地屠戮,就像犬羊一样任人宰割;一方面是大话主义对“民族主义”攻之唯恐不及,以致恨之入骨地将民族主义刺配为“爱国贼”。事实上,比起日本和西方来,民族主义即使对于“有知识的中国人”——“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急待启蒙的蒙昧状态。在《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的中国之旅》一文中,曾经留学日本的王中忱先生批评了余秋雨先生对于埋骨新加坡的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那种不着边际的文人感慨。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慨里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感。然而,这又并非余雨秋先生个人的无知,而是表明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空位。王中忱先生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虽然看似个人色彩鲜明,但其实并无创见,在他那激昂慷慨的议论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文人——知识分子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幻想”。王中忱先生告诉我们,其实从中国东北到新加坡,二叶亭四迷足迹所至之处,也正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接踵而至之地。驱使二叶亭四迷奔命于亚洲各地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冲动,所以,二叶亭四迷长眠新加坡,以日本侵略军为伴,不仅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而且的的确确是得其所哉。

  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压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苏联崩溃和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局限而导致意识形态的退化,即不得不由社会主义的视野退化为民族主义的视野,并最终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第二国际”因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竞相加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宣告破产,“第三国际”也因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限制而同样宣告破产。列宁之后的苏联,其利益和组织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共产国际”的利益被迫服从于苏联的民族国家的目标和利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中国与越南发生边境战争,中国与美国结成利益同盟对抗苏联,标志着“第三国际”的彻底失败,正如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投入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宣告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样。

  我对民族主义一直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在与一位朋友的私人讨论中,我指出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左翼政治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位身在异国的朋友则告诉我,进步的左翼确实应当对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当民族主义所针对的不再是帝国主义,而是其他被压迫的人们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它将会使左翼陷于困窘;但是,在目前,民族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完全是一种进步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就是从民族主义的本能出发跨出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步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的买办阶级和买办主义的鲜明的批判立场,这是它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而相反,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缺乏一个基本的民族立场,因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必要的阶级基础,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所养殖的海外浮萍。以“与国际接轨”为追求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中国当代知识界具有强烈的买办化倾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自始就具有浓厚的买办色彩,并且始终无法摆脱买办的命运。这种买办化的倾向有直接和明显的线索可寻,例如许多“与国际接轨”的所谓“独立的研究”的背后活跃着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身影,它们的“独立的研究”直接源于国际资本的“订货”。中国的“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赘生物,从对于民族主义的必然的激烈否定出发,最终现形为“一夜美国人”,从而导致了“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自我否定。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媒体的惊恐不安的聚光灯下被命名,是被打成“民族主义”的;然而,“民族主义”在这顶并不舒适的帽子下逐渐整合,并及时地现身于倾倒于西方思想而空心化的中国思想界。不论帽子做得是否合适,“民族主义”都会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存留下来。就好比“印象派”和“野兽派”最初是作为一顶小丑的帽子被戴在那些新的艺术探索上面的,那些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感的命名者只不过把那些名字当作垃圾桶,以迎接命名者们自己随兴所至的轻蔑的嘲笑和恶意的攻击。符号毕竟只不过是符号而已,“民族主义”不能因为外来的命名而被他人固定在那里,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自身的实践和阐释活动。

  被中国当代知识界所唾弃,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的何新先生,其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思想是旧的意识形态空洞化之后作为一种填补物而出现的。由于无法化解必然面临的危机,因此历史地归结为寡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苏联在崩落的过程中丧失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其碎片和残骸沦为二三流的国家。90年代,何新是新自由主义泛滥中之中流砥柱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用何新这名字来归纳这种历史性的反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何新式的狙击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我们应当批判国家拜物教以至国民国家思想,但不是简单地解体国民国家。

  王小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有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论述,即对外的民族主义与对内的民主主义。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同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经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三等级利益的兴起,那么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唤起广大的第四阶级作为它的同盟,比如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像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那样得到工人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方面,在民主主义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较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是呼唤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和最广大的工农阶级利益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完全相反的方向,不是表现为侵略的民族主义,而是表现为反帝反殖和弱小民族的相互联合。在国内,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在国际上,不是单纯地、片面地追求民族利益,而是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则更一步明确强调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已经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阶级狭隘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中国的现实追求不是否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而是充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述。

  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第三世界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第三世界不可能有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第三世界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第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担负着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所以它的历史任务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要艰巨得多;而与此同时,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抑,较之西方资产阶级,第三世界资产阶级力量却反而非常弱小和幼稚。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是无法取胜的。在西方,民族主义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的信号和旗帜;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不是作为西方式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践,而是展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运动。

  左翼思想当然不同于右翼站在买办“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否定民族主义。左翼思想不是笼统地批评民族主义,而是严格地区分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抵抗的民族主义,这两者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作为抵抗的民族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西方民族主义根本不可想象的进步性。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彻头彻尾反动的,而第三世界抵抗的民族主义则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为了完成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目标,它必须动员和联合最广大的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和倾向。也因此,印度、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非殖民化过程同时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既合符民族主义的利益,同时也合符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说在西方民族主义是彻底反动的,是和社会主义根本相冲突的;那么,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存在着不少共同的基本目标,至少,社会主义必然地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进步内容。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必须检讨和反思作为现代性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和国民国家的思想,而不是相反简单地直接捡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武器。民族主义强调以民族利益为中心,其潜在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很容易被看作是西方民族主义,尤其是当前美国霸权主义的简单的盗版。民族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最容易走的一条现成的道路,也是最没有出路的一条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在民族主义中迅速崛起,也在民族主义中彻底崩溃。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实践造成了不仅整个民族,而且整个世界的灾难。真是成也民族主义,败也民族主义。而作为另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苏联,其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验一度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不仅创新了俄罗斯历史,而且也创新了世界历史。但是,最终其道路却越走越窄,最终也被迫转向了民族主义的死胡同。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格局的现代世界上,一方面对于民族利益和民族生存必须具有充分的意识,另一方面突破民族主义的视野和创造新的利益格局是历史成败的关键。作为又一个正在崛起和即将“走向世界”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德国、日本和苏联迷航和覆灭的命运,则有待于真正具有伟大的创造性和高瞻远瞩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国简单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就无力化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外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相反只能日益加剧这种冲突。这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剧,而且也是世界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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