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评寡头宪政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1 次 更新时间:2007-05-28 0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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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  

  

  法律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所以,倍倍尔曾经将和法律站在一起的人干脆视为反动分子。而革命则是法律的反面。法治的生活是刻板的日常生活;然而,革命却是人民的节日,是逾越常轨的狂欢节。在革命的过程中,法律被打碎,正如日常生活被粉碎一样。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传统意义上的法治遭到破坏,代之以人民法庭。作为最激进的永远的革命者的毛泽东,从建国一开始就认识到法律和革命之间的深刻矛盾,他不愿意让法律束缚住革命的手脚。但是,任何革命不可能“不断革命”,革命会在革命的过程中消耗它激进的力量,然后最终回归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必然需要法律维护。也就是说,革命的结果最终必然是走向新的法律。

  法律与革命,这是一个我一直想探讨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最近,中国兴起了所谓“宪政思潮”,以“私产入宪”为中心提出了“修宪”的口号。这些人是货真价实的激进“革命者”;可是,他们却打着法律的旗号。他们企图以“革命”的方式,以蔑视和践踏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来颁布他们自己的法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宪政派”看来,在“宪政派”“修宪”的金口玉言之前,中国似乎就不存在宪法和法律似的。可是,如果中国没有宪法和宪政基础,我们又有何“宪”可“修”?他们的声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轨道。近年来,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宪政思潮”,将“宪政”与“民主”、“自由”与“民主”简单地对立起来,主要反映了利益集团的要求和寡头政治的趋势。他们并非真心实意地要求法治,而是简单地将自己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表述为法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无法无天的“寡头宪政派”。[1]这种思潮反映的不是对于法律的尊重,而是对于法律的无知和蔑视。他们一心只想贯彻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从而根本无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同时,他们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法律。他们不懂得法律不是革命,法律的本质是保守。

  

  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可动摇的“天理”。宪政自由主义者声称,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础。“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这句据说是出自于康德之口的话,通过哈耶克的不断重复,已经为我们广为熟知。然而,正如克鲁泽所说的那样:“财产权的无条件的不可剥夺性只是一句毫言壮语,在革命的狂热和宪法的曙光中,人们很容易在屋顶上为它呐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真要实践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保护私有财产和现代宪政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同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要比现代资本主义宪政要古老得多。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格斯说,私有财产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一种观念,一方面“保护财产的根基比宪法缔造者们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理想还要深远,而与更古老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财产权的定义并不是统一的和稳定的,它更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法律体系对什么算是私有财产并因此受宪法保护有很不同的看法。”[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同样得到保护,在现实社会主义里,私有财产也同样得到现实的保护。

  首先,私有财产并不像某些人所鼓噪的那样具有至高无上超越任何其他权利的神圣性。美国学者乔恩·埃尔斯特说:“当今,关于财产的宪法保护的右翼主张不很显著,也不太可行。在当代人的意识中,可以说,财产权——与隐私、自治或参政不同——似乎不是一项内在的有价值的权利。现代国家的成长和对私人经济事务进行复杂调整的需要已经使一度被经典的自由主义所推翻的财产‘权利束’(bundle-of-rights)概念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在该权利束中没有任何成分显得特别神圣,而且其中的各项事实也经常被侵犯或超越。任何关于某一特定成分应当受到特别保障的主张,都必须直接在后果论的立场上论证其合理性。……现在,甚至也许正在出现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从宪法上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淡化或解体的趋势。人们普遍地主张,平均地分配财产是有效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一个条件。”[3]自由是一束权利,而不仅仅是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并不比其他权利神圣。不仅私有产权并不比其他权利更加神圣,可以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而且私有财产本身也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私有财产并不能简单地得以界定。

  即使在西方(当今中国概念中的所谓“西方”实际上等于美国),私有财产也早已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私有财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概念。它正如“人权”这个概念一样,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现代的私有财产概念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权利的兴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经济诉求。在个人自由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对于传统的“私有财产”观念进行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也就成为必要了。从19世纪开始,欧洲自由主义不仅对私有财产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普遍的自由。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说:“我们同各个孤立的个人的自由竞争已经十遥远。……我们决不可把任何财产权利看作不言自明。”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认为所得税与私有财产权相抵触;然而,终于在1913年2月通过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使个人所得税合法化。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明显地反映了私有财产权和人权的尖锐冲突。从历史上来看,“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解放黑奴就是不可能的。解放黑奴就是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一种侵犯。

  把财产权作为宪政的基础,或者建立在财产权基础的人权有着明显的缺陷,而现代文明和现代宪政的要求是扩展权利,而不是相反以财产来限制权利,以财产来反对人权。

  

  二、画蛇添足的“保护私有财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合法和正当的收入,并不存在侵犯私人财产的问题。私人财产本来就受到法律保护,宪法限制的是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的行为。在中国,现实是公有财产受到大规模非法侵犯和占有,触目惊心的是倒是国有资产的普遍的大规模的流失。从法律上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于侵犯私人财产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其严厉性远远超过对于侵犯国有财产的惩处。比如可能有人仅仅因为抢劫私人几块钱就被枪毙,而贪污巨额的国有资产却往往不受什么惩罚,仅仅撤销其党籍职务了事。因此,中国的法律现实是有力地保护私人财产,而纵容对国有财产的侵犯。

  有些人以非常时期的文革为例,以文革的打砸抢为例,证明中国的私人财产没有受到必要的保护。但是,同样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1984年不也发生了洛杉矶骚乱,发生了打砸抢吗?可见,仅仅一纸法律也并不能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如果仅仅一纸法律就能够保护它们,那么,中国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侵犯共有财产的现象。同时,从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文革中被没收的财产,在文革结束以后依法归还了。文革后政府纠正侵犯私人财产的行为本身恰恰就说明了国家法律是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的。由此可见,只要是来源清晰的财产,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说属于剥削性质的资本家的财产仍然依法受到保护。

  有人说,提出保护私有财产是因为有些民营企业家担心“变天”,担心他们创造的财富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修宪是为了使他们心里踏实。我在这里倒是要为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说一句话,将他们和某些人别有用心的修宪愿望区别开来,以免让他们来背这个烂污。那些合法致富的人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提出修宪的要求。他们既不依靠官商勾结,也不是通过权钱交易,而是凭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财富。他们有什么可以担心和害怕呢?俗话说,“白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所以,他们从来不担心“变天”。事实也证明,不管媒体如如何何鼓噪,私营企业家关心的并不是“保护私有财产”。根据2002年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企业经济研究会组织和“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执行的全国第五次私营企业调查及《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私营企业家最强烈的愿望不是要求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希望有更好的经营环境。调查显示,要求“营造更宽松的企业发展环境”的占78.4% 而要求“在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生产资料”的只占45.6%。

  有人辩护说,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尤其是保护穷人的私有财产。一纸法律就能够凭空保护穷人吗?在纸上写着保护私有财产就能保护私有财产吗?现在宪法上明明写着“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有财产又保护得怎么样呢?在经济学家批判“平均主义”和两级分化的现实条件下“保护穷人的私有财产”,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们也不认为提倡修宪的人都是为虎作伥的帮凶,其中也有心地单纯、异想天开、与虎谋皮的学者。他们梦想修宪即使让一部分非法财产合法化了,但是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斩断非法侵占的现象,从此建立起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制社会来。前几年经济学家们就曾经鼓吹“腐败出一套新体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掠夺者能够“逆取顺守”。然而,崔之元在对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研究中指出,“逆取顺守”是不可能的。这些书生气的人是自命不凡的巫师,以为只要一纸空文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我已经说过,中国早就有了宪法。那些美丽的条文载诸于宪法已经几十年了,但是许多仅仅只写在纸上。有些宪政派的学者说,既然权力资本化是无法阻挡的,非法侵占合法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权力达成妥协,并且让权力从此穿上紧身衣,不再为所欲为。它们想一纸法律就开创一个太平盛世,想让强盗穿上一件法律的花衣裳,并且跟他说,你现在是强盗,但是只要你穿上法律的花衣裳就是圣人了,而且强盗从此就会变成圣人。假戏真做,弄假成真。但是,这些学者太把自己神化了。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巫婆,要给强盗施以巫术,从此受他的控制。中国许多朝代都有这样的术士,装神弄鬼,直到康有为还脱不了这种传统。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会从宪政谈到“超验之维”,从政治转到宗教。政治是一种利益诉求和利益较量,宪政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安排。可是,最后,中国所谓“宪政派”却大谈起宗教来了。中国的“宪政自由主义”越来越像是一种邪教了。

  

  三、宪法与国体

  

  宪法反映了国家的不同政治形式,不同的宪法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理想。它是对政治的最高最集中的表述。由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结果产生了不同的宪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现代革命成果的总结,是各阶级所达成的妥协、共识与契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路易斯·亨金说:“美国的人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人权的思想和内容有不同的认识”。他说:“《独立宣言》宣布‘人人’都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并且,原则上宪法保护所有人的这些权利。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人人’并不是指全人类,美国宪法也并非保护所有的人。奴隶就没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且其他黑人、佣仆、印第安人和妇女——甚至白人妇女——也都没有和白种男人同样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同进也就谈不上亨有同等的宪法保护了。这种对普遍性原则的背离并非美国人权思想的组成部分,而是实现人权过程中的严重失败。美国宪法史就是缓慢地实现《独立宣言》所作出的允诺的历史。”[4]美国独立战争解放的只是“白人殖民地”,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一场内战才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解放了黑人奴隶。由于中国革命是一场通过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其中包括广大劳动妇女在内的全民族广泛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现代革命,所以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无前例地反映了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广大工农底层阶级的利益。

  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社会不应当限制和剥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潜力,比如人身权利、财产、隐私、言论自由等等,社会应该发展每一个人的能力,社会不应该制造贫困和阶级,尤其是不应该因为贫困而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生存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应当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受教育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社会剥夺了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就会使一个人的其他权利受到相应的损害。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保障、促进和发展所有这些基本的权利。

  保护私有财产和修改宪法的思潮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利益。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2003年2月8日《半月谈》刊载的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采访《“私人财产”保护为何被提上议事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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