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22:15:56

进入专题: 中国古代   治理体系   中央集权制   大一统  

夏春涛  

  

   摘 要: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特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其治国安邦实践可概括为“三个世所罕见”,即治理难度之大、治理经验之丰富、 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见。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当代启示可归纳为五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当代启示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研究,成为新兴的热门研究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于2019年1月,专门设有国家治理史研究室。《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是该研究所承担的首个重大课题。所谓“历代”,主要指从秦朝到清代;所谓“历代治理体系”,主要指中国历史上围绕国家治理而设计的成系统的相关制度。该课题旨在以史为鉴,总结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下设11个专题,分别是环境治理、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礼治与法治、思想与文化、民本与民生、基层秩序,现已形成80余万字书稿。本文着重就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谈点一得之见,希望能抛砖引玉,进一步引起大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一、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

   我们以国家治理为主线,分列11个专题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包括相关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与思考,兹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一) 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

   中央集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指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制度。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或常识。譬如,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清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

   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无疑也是强化君权的过程。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互为一体的,以致有学者将两者并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体制”。大臣直谏、民本思想、因人心向背而亡国的历史教训等可能会对帝王起作用或对其有触动,但因人而异,而且这种约束或制约不是刚性的,无法改变君主大权独揽的事实。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朕即国家”,其意志就是法律。《诗经·小雅·北山》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真切反映了君权至上、视天下为家天下的帝王意识。晚清维新思想家谭嗣同遂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之叹。君主专制必然带有专横、暴虐的一面。以思想文化专制为例,秦始皇焚书坑儒,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大兴文字狱,士子因言获罪,其刑罚之残酷、株连之众多,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虽血脉相连,但两者终究不是同一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一种行政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后者属于政体,概念更大;前者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后者体现的是君臣、君民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不能将之污名化。应当看到,以古代中国疆域之大、人口之多、解决民生问题难度之高、民族和宗教关系之复杂,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上都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倘若中央没有权威,也就难有作为,甚至会出现纷扰不断、兵连祸结的局面。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盛世,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为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政令统一的时期;反之,大凡历史上出现内乱或分裂局面,往往是中央孱弱、权威丧失的时期,呈明显的内轻外重、枝强干弱特征。例如,由于藩镇节度使权力膨胀、尾大不掉,唐玄宗末年爆发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总体上看,从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便于全国范围内文化、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能有效地调动和整合全国资源,形成举国体制,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抵御外敌、保卫边疆(如明代平定倭寇,清康雍乾三朝抗击外敌、经略边疆),兴建大型土木、水利工程(如秦朝修筑长城,隋、元开凿扩修京杭大运河),兴办大型文化工程(如明成祖修纂类书《永乐大典》,清高宗乾隆编纂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及赈灾救荒,等等。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最稳定持久、成效显著的一项制度。

   (二)在治理理念上崇尚 “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 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有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作重视、尊重解,“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遂称统治全国、统一全境为“大一统”,其主要特征是王朝更替一系相承、合乎正统,国家政令统一、疆域完整,各方面整齐划一,有凝聚力、向心力。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主体,所着力支撑和维护的正是大一统局面,而“大一统”理念则为推行中央集权制扫除了思想障碍。据《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董仲舒视源于《春秋》、体现孔子意趣的“大一统”理念为亘古不变的准则,明确表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六合同风,四海一家”成为一种理想境界。“六合”指“天地四方”,所谓“六合同风”,指天下之人同沐儒学教化,形成共同观念,维护大一统局面。可以说,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尽管由此派生出的个别理念带有历史局限性,如自视为天朝上国,陶醉于四方宾服、万国来朝的赫赫威仪,但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譬如,基于“大一统”思想,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在古代中国十分突出。秦汉历时440余年,奠定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和走向,由此形成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大一统历史传统。此后,虽历经改朝换代、伴有分裂局面,但“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构成中国历史的基调。根据我们的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全国到1911年清朝覆灭的2132年间,统一时间远比分裂时间长:秦、两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统一王朝合计存世1458年,其中西汉历时210年,唐朝历时289年;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为分裂时期,合计存世686年。不过,这个统计并不精确,个别年份有重叠。譬如,杨坚于581年取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至589年才灭掉南陈、统一全国;忽必烈于1271年创建元朝,1276年才灭南宋、统一南北。倘若将这两段时间计12年扣除,则统一时间为1446年,在总时段所占比重为67.8%,仍远高于占32.2%的分裂时间。“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语出南宋末年福建籍诗人郑思肖的《德祐二年岁旦诗》,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国泰民安的无限向往。“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刻骨铭心的观念。

   “大一统”还涉及民族问题。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在清康雍乾时期,中国达到空前统一。各兄弟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纷争,更有交融,共同缔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三)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

   孔子生前在政治上一再碰壁,他创立的儒家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遭焚书坑儒之摧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时来运转。出现这一转折并非偶然,秦朝二世而亡,说明单纯以法家治国行不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将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外儒内法,所谓“霸、王道杂之”,王道即指儒术。在诸子之学中,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天命观及君臣纲常伦理观念,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故而博得青睐。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对古代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从制度上维护和巩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其举措之一是不断追封儒家创始人孔子,将其推上神坛。据统计,历代帝王共计17次敕封孔子,影响较大者有:汉平帝追封其为“褒成宣尼公”,隋文帝追封其为“先师尼父”,唐玄宗追封其为“文宣王”,宋真宗追封其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追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追封其为“至圣先师”,清世祖追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象征和绝对权威,其地位之尊、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史上无人能出其右。儒家经典及学说随之被神化,以致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此过程中,儒学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譬如,唐代韩愈为应对佛教、道教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创立“程朱理学”;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发展“陆王心学”;明末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和继承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儒学兼具韧性和弹性,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因此得以牢牢占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确立于隋唐的科举制以考试选拔官吏,至明清达于鼎盛,规定考试时依据“四书”“五经”命题,以八股文、试帖诗来衡文取士,考生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答题,“代圣贤立言”。皓首穷经成为令人称道的一种人生境界。事实上,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影响对象以官吏、士绅为主,也包括寻常百姓。传统中国社会崇尚知识,敬重读书人。从各地孔庙和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到民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从乡约条规、家训家规、民居楹联、以孝贞节烈为主题的牌坊,到广为流传的众多乡谚俚语,儒家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观念意识之中。

于是,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一统山河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之正统自居。只要生活在中华大地,只要是中国人,无不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由此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曾有学者将汉朝与罗马帝国相比较,认为两者从所控制区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钱穆在谈到唐代制度时亦云:“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已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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