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中国的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9 次 更新时间:2022-10-21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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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重新注意古典经济学优秀思想


最近,我看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东西,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概念,叫辉格主义,说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东西要比昨天的东西更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不需要看很老的东西,只要看最近发表的东西就可以了。但这个辉格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科学并不总是在直线进步,科学经常走弯路。例如,日心说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提出来了,但是一直得不到承认,托勒密的地心说却统治了世界1500多年,直到哥白尼于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说明科学进步是相对的。


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有200多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也走了好多弯路。也就是说,后来出现的经济学理论不一定比亚当·斯密那个时候的古典经济学更正确、更深刻。最近,我一直在学习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从某些方面看是进步的,但总体看可能是一个倒退。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理论,跟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相比较,也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所以,我建议,学经济学的人有时候要回过头来重新注意古典的东西,要从这些古典的东西中寻找理解我们现在问题的非常杰出的思想。我们现在仅仅关注一些数据模型,但就我所知,在现在的经济学家里边,真正突破亚当·斯密的人少之又少。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本质与原因。我们后来的经济学变成了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均衡,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进步和变革,我们把很多注意力转移到了不太重要的地方。


从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看,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年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长达15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翻了一番。而过去的200年,人类的年技术进步率平均是1.5%,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过去200年的进步比过去几千年的进步大得多?这就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想回答的问题。


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来自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样,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技术进步就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国民财富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规模……如此循环不断,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逻辑。


在远古时代,技术的传播很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则更慢。石器时代持续了200多万年,而考古发现则显示,1万多年前世界各地使用的石器没有多大区别。从石器时代步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后,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有所加快,但仍然很慢。我们知道,公元100年左右中国汉代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造纸技术是在公元751年的唐朝才传到伊斯兰世界的,又过了二三百年才传到欧洲。这种传播还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当时唐朝和大食军队发生了战争,一部分唐朝士兵被俘虏了,俘虏中一些人会造纸,于是造纸技术才传到那里。造纸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伊斯兰世界,花了650多年的时间。但在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技术传播的速度更快。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赶不上技术传播的速度,一种新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全世界马上就开始应用,给人类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无论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还是技术传播的速度,其实都是一个市场全球化的过程。


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尽管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钱”,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名”,有人认为幸福是“我有权”,还有人认为幸福是“我自得其乐”,但不论哪种说法,大家都在追求幸福。


人们所有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盗、抢劫、打仗,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然后自己变得幸福,这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就是怎么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这叫市场的逻辑。


从古到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种逻辑作用的结果。罗马帝国的征服是强盗的逻辑,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欧盟的形成则同样基于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可以说是用市场的逻辑逐步替代强盗的逻辑的过程,因为,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甚至在毁灭财富,只有市场的逻辑才能够真正创造财富。在过去200多年中,人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用市场的逻辑替代了强盗的逻辑。虽然现在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多强盗的逻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只有按照市场的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


近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企图用强盗的逻辑来改善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最终失败,几乎毁灭。“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因为他们转向了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变成了经济强国。


市场的逻辑的基础:自由和私人产权


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能够获得收入,首先必须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只有你让消费者感到幸福,你才能够获得幸福。如果你想持续地当一个老板,你的员工不幸福,你就不可能幸福。同样,老板不幸福,员工也不可能幸福。所以,市场经济是让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冲动,变成创造财富、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体制。在市场当中,好坏不是由自己说的,而是由别人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理解为为消费者创造幸福的竞争,谁能够为消费者创造更多幸福,谁就能够扩大市场,最后赢得利润。


为什么市场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呢?这需要回到更基本的问题:自由和产权。在市场当中,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人买什么,只有这个人愿意,他才会出这个价格,而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多于他所得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所以,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自由,市场不可能运行。甚至可以说,自由和市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产权制度的尊重。这个产权制度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人权、知识产权。如果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那么任何人都只有通过使别人变得更幸福,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


这个结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世界上只有一类组织,可以合法地不需要使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这就是政府。政府获取收益的办法是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因为政府有一个强制的征税权力。所以,尽管我们理论上讲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是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收的税一定不高于它为人民服务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现实中,政府收的税经常超出它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比如,政府收了100元的税,提供的服务可能只值80元。对竞争市场上的企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一个企业只能通过价格交换来获得收益。


我们还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某一个企业,如生产矿泉水的企业,得到政府的特许向全国人民征税。政府授予这个企业这样的权利,前提是要这个企业保证为社会供应矿泉水。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矿泉水企业每年向我们征税,但给我们提供的矿泉水却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糟,最后我们可能没水喝。企业和政府这两种组织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要创造价值,另一个不一定创造价值。如果政府有无限征税的权力,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约束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主政治,预算约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如何约束政府征税的权力,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自由放任与无为而治


人们通常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是西方人的思想,中国自古缺乏市场的理念。这个看法是有偏颇的。


看一下中国古代,我认为,老子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形成或许与老子有关。亚当·斯密在当苏格兰一位公爵的家庭老师的时候,跟主人到法国待了近两年。这期间,他遇到了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并与其有过交流。亚当·斯密的思想无疑受到了魁奈的影响,而魁奈的思想则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包括老子、孔子等人思想的影响。老子《道德经》最后一章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完全可以概括我所讲的市场的逻辑。


当然,老子并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的概念。西汉的司马迁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他的《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好的宣传市场经济的文章。这里边谈到,人的本性是在追求财富、追求幸福,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农工商虞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财富就会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滚滚而来。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好多现象,不是真正顺应市场规律的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竞争,而是政府与民争利。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过去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国有企业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组织,自从有了国家以后就有国有企业。当然,古代的企业概念跟现在的并不完全一样。


中国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多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站在全球主义的角度看,以“欧洲中心主义”方式解释现在的好多东西,是有问题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是未开放的,是野蛮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学的,是专制主义的。这些概念对我们的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重新思考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


古代连坐制与现在的连带责任


亚当·斯密讲道,市场的范围(规模)很重要,如果市场很小的话,不可能有很细的分工。比如,在农村里,很少有专业的理发师,如果有的话,理发师也会将所有与理发相关的事情一个人都做了。但在城市里,理发是一个分工细致的事情,有人专门负责洗头,有人专门负责剪发。再比如,城里的洗脚行业,端水的和洗脚的不是同一个人,与剪趾甲的也不是同一个人,掏耳朵的又是另外一个人。分工细致以后才能做得比较优秀。市场的规模越大,参与交易的人就越多,市场的分工就会越细,技术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就越快。但市场的范围越广,相互认识的人就越少,大部分交易是在相互不认识的人之间进行的。现代市场进行的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因为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信任就变得第一重要,尤其涉及人命关天的事,如果没有信任,就不敢买卖东西。比如,我喝的矿泉水,谁生产的、老板是谁、员工是谁,我都不认识,我怎么能放心地喝呢?


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许多制度,对我们思考现代市场经济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从秦朝之后,中国尽管也出现过分裂,但整体是统一的,一直到今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2000万人,汉代鼎盛的时候中国有6300万人。自汉代之后1000多年,中国人口基本上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那个时候没有发达的通信工具,不像现在有网络和电话,任何一个地方出了事情,很快就知道。当年吴三桂在云南造反,过了两个月之后康熙皇帝才知道。古代中国在当时信息传递落后的条件下,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么大的地域和这么多的人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其中,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秦孝公时商鞅设计的连坐制。连坐制,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同一家族和同一社区的人们之间要承担连带责任。在这一制度下,皇帝就不太忙了,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而是让他们相互监督。比如,一村有100人,任何一个人造反,全村人都要被杀头。所以,皇帝不着急,村民每个人着急,千万不能让任何人造反,大家互相监督得很严。这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这当然不是古代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连坐制度,变成了一个大家相互监督的体系。


在我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本质上也是靠“连坐制”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叫作“连带责任”。这是理解市场运行的关键。但这里有个根本的区别,古代的“连带责任”是借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个人没有选择,这是古代连带责任的特点。我们今天的“连带责任”则建立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你加入了一个单位之后,你就和单位里的其他人形成了一个连带责任关系,你要为单位里其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其他人也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即使不是法律上的,也是声誉上的。


当然,现实中我们也有一些集地缘和自愿于一体的连带责任制度。在籍贯基础上成立的商会就是这样的组织。中国大陆有31个省市自治区,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人”,但在中国,我们又有“河南人”“山东人”“浙江人”等这样的称谓,“河南人”又分为“洛阳人”“驻马店人”“周口人”,等等。同一称谓下的人们之间是有连带责任的。好比我是“陕西人”,做了一件坏事,就可能会影响整个“陕西人”的名誉。由于有连带责任,每一个“陕西人”都要为其他“陕西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陕西人”之间会形成一些约束。现在在北京成立的陕西商会,你要加入,就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果你坑蒙拐骗、名声不好,是不让你进来的,生怕“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就是连带责任的意思。正是这种连带责任使得商会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利润来自责任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过连带责任建立信任的组织。企业的所有权和利润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连带责任制度,这种制度使得消费者能更有效地监督生产者,市场中的信任得以建立。


企业是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团队。为了更好地划分责任,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需要老板。所谓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问题,就都是自己的问题;所谓雇员,就是只要没找着他的问题,他就没责任。比如,饭馆发生食物中毒,可能是洗菜的人没洗干净,或者某一个环节受污染了,但饭馆的老板必须负责。尽管这个饭馆老板在中毒事件发生时,可能还在亚布力滑雪,或在海南打高尔夫。他虽不在现场,但因为他是老板,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老板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就要设计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比如,餐馆的服务员要定期体检,即使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餐馆的老板也要这么做,否则服务员身上的传染病就可能导致他破产。老板要为每个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一个老板的基本含义。这对理解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和管理体制的设计,应有所帮助。说到底,管理体制的设计,就是一个连带责任系统,目的是使得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仅如此。对一个下游的品牌企业来讲,它要为所有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假如一辆宝马轿车在行驶的时候轴承断了,出了车祸,这个时候宝马公司要负责任,尽管这个轴承不是宝马公司生产的。由于下游企业必须对上游企业负连带责任,所以,宝马公司设计了很多的质量标准,确保从供应商购得的零部件是合格的。又比如,阿里巴巴要为数千万交易者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


利润就是责任。也就是说,你要多赚钱,一定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决定你的企业能做多大,你能够赚多大的钱。比如,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不是乳业公司加进去的,而是由奶农或奶站加进去的。而我们之所以要让乳业公司承担责任,是因为乳业公司赚的钱里边一部分包含了为这些奶农、奶站承担的责任。如果乳业公司不为奶农、奶站承担责任,就不应该赚这么多钱。蒙牛公司生产的特仑苏牛奶,没有检测到三聚氰胺,是因为产奶的牛是蒙牛公司自己养的。但如果只保证自己养的奶牛产的奶里没有三聚氰胺,那么,生产的奶量由自己的养牛数量决定,你的公司规模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使得生产的全部奶都没有三聚氰胺,必须要有能力监督好所有的奶农和奶站,甚至饲料供应商。这一点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企业规模能做多大,也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文化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很低,乳业公司必须从自己生产饲料做起的话,公司规模是不可能做大的。


房地产公司也是这样。曾有一年,一家媒体披露某房地产公司建造的房子氨气超标。老板一开始不服气,认为氨气超标是施工队的事,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但经我与他交流之后,他还是心服口服了,认为我说得对。如果氨气超标是施工队的责任,你凭什么坐在办公室里赚这么多钱?又比如,在银行,顾客进了大门以后被偷,假若银行说不负责任,肯定以后没有人再敢去存钱了,因为银行大厅里一定坐着好多小偷。但是银行保证顾客进了大门丢了钱要负责任,就会有更多的人来银行存钱,银行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银行就要花钱雇保安。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市场结构也非常有帮助。一个企业要兼并另一个企业,超过了一定规模,政府就干预,这是很荒唐的。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个建立信任的组织。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所谓“完全竞争市场”,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市场结构。如果一个行业里边有无数个供应商,你可能谁都不会信任,因为受了骗你记不住谁骗了你,记住了也找不着,找着了也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所以,生产牛奶也好,生产汽车也好,生产电视机也好,竞争的结果就是仅有几个大的品牌厂家存在,这是市场结构的基本特点。存在这可数的几个品牌厂家,这些大的品牌厂家再约束多个上游供应商,如此等等,我们的社会就自然会形成很好的约束。1个沃尔玛要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市场上有100个沃尔玛,而且有不同的公司名称,那么,这个市场一定没有效率。


知识产权之所以如此重要,一个原因是它是商业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地叫“沃尔玛”,沃尔玛一定没有能力,也没有积极性为那么多胡乱做的人承担责任,企业也一定会垮掉,消费者与商家之间也就不会存在真正的信任。所以,真正有效的市场,一定是在价值链上由企业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少数大的品牌企业直接面对众多消费者,一个大企业背后又有几十个企业为它提供支撑,几十个企业背后又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几万个小企业,一层一层的连带责任叠加起来,共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市场。


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西方最近200年的经济发展,超过过去5000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变革,也可能超过我们5000年的变革。1800年时,一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多大区别,他的预期寿命也不比古罗马人长,他的营养热量也不比古罗马人高。同样,30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比隋唐时期甚至秦汉时期好,吃的东西的质量甚至品种数量都和那时候差不多。如果唐太宗30年前活过来了,他对这个国家会很适应,因为跟他死的时候差不多。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个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政府说了算,人们没有基本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自由,政府制定的所谓“价格”也不过是政府获取和分配财富的工具,与税赋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伤害,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从包产到户给农民自由,到价格自由化、私人企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造,都是逐步走向市场的逻辑的过程。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源、精力和时间转向为他人创造价值,这样,社会的财富增加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认为,私有经济的财产是个人的,权利是个人的,国有经济的财产是国家的、集体的,权利属于政府。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仔细想一下,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叫什么主义,在什么制度下,权利都是通过个人行使的,只有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有思维能力的人——才可以行使这种权利。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唯一不同的是,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不一样。在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下,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是你在政府的职位,权利根据行政级别划分,级别越高的人一般来说权利就越大,所以大家都为获得职位而竞争。比如我们原来坐火车坐哪一等级,硬座还是软卧,都是依级别而定的。还比如你家能不能有车、有没有电话也是按级别规定的,处级干部给你安一个分机,局级干部有一个直拨机,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安电话的。即使看什么样的报纸,也因级别而定,大领导看大参考,老百姓看小参考、看《人民日报》。这就是说,每一种权利都是与你的职位有关的。


在计划经济下,我们不一定不幸福,但往往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而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我们的精力耗在争权夺利上面。我们在竞争,甚至你死我活地竞争,但不创造价值。华君武先生曾有一幅漫画,标题是《谁说我们不努力》,画的是两个人在拉锯,然而锯齿是向上的,木头照这样锯,是永远锯不断的。这还是好的,最怕的是锯齿对着另外一方,相互伤害,但在当时却是普遍的现象。当时我们不仅要跟活人斗,还要跟死人斗(如“批林批孔”),我们所有精力都在想着怎么去斗争。当然跟死人斗还是为了跟活人斗,死人只是我们的工具而已。


市场经济下,权利是由财产定义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身份等级制,有了个人财产,只要你有钱,也可以享受大部分过去只有有权的人才能享受的服务。只要有钱,农民也可以坐软卧、坐飞机,可以买车、装电话、上互联网看各种新闻。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也上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他跟我们是平等的,但在过去却不是这样。在计划经济下,农民种地都不由自己,地上种什么由公社干部说了算。


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司马迁说过,“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就是说有一千金的人过的生活和县太爷、诸侯差不多,有一万金的人过的生活和国王一样。他指的是当时的现象,但同样也能很好地描述我们今天的社会现象。比如,现在的一个市长,可能有好多特权,但是今天中国富裕的老板,他们过的生活并不比市长差,甚至还要好。市长如果有过度的物质享受,极有可能是通过腐败获得的。但是私人老板不一样,他的车、房子可以比市长的大,雇的保姆可以比市长的多。但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雇一个保姆,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当然,我这里说的可能有点夸张,政府官员仍然有许多特权,但至少现在我们要获得幸福,没必要非得谋得政府官员的位置不可。


正是由于这种产权制度的变革,你能够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自己也得到幸福。这样,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不断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的财富正是这样一年一年地积累起来,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有些经济学家喜欢用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增长主要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还是那么多自然资源,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0倍!资本也是人创造的。


改革开放后权利的基础在变,人的观念如果没有及时改变,就会产生许多不适应。20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对改革不满,就与此有关。比如,原来坐火车,只要在软卧车厢,即使对面坐的人不认识,但级别是相当的,然后两个人一聊就成了朋友。改革开放之后,则发生了根本改变,坐在软卧里边的可能是一个个体户,这使原来有特权的人心里感到不舒服。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基于政府职位的等级差别,不习惯于基于市场竞争的收入差别,习惯于用强盗的逻辑思考问题,不习惯于用市场的逻辑思考问题。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做什么,在当官、当干部,还是做生意,这对一个国家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落后的国家,最优秀的人一定都在当官。一个发达的国家,优秀的人一定大部分在做企业。我们社会盛行官本位,在职权经济情况下,优秀的人都去政府做官,优秀的人聪明,才智又高,权力斗争的技能也相对高一点。所以我们的政府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最聪明的脑瓜都集中在政府里边,但他们不从事生产性活动。有一部分人没有这种机会,那就是农民,他们进不了城,当不了兵,当不了工人,当不了干部。所以,过去农村优秀的人分两类:一类是当生产队长、大队革委会主任,享有一些特权;另一类是搞投机倒把,最后可能被关起来坐牢。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人都走了出来,农村中的私有经济、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些人搞起来的。


好多事情,是坏事还是好事,我们很难说。比如,户口制度,现在看来是很不好的制度,但是从改革的过程来讲,恰恰是户口制度为我们保留了改革的火种、企业家的火种。如果我们当年把农村的优秀人才都吸引到政府的话,中国改革的起步就会更艰难。因为农村的优秀人才没有进入政府,所以,第一代企业家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随着经济制度更加自由开放,私有企业获得合法地位,一部分城市人、政府官员才开始下海,成为第二代企业家。后来,我们又进一步吸引了身在海外的优秀人才,像李彦宏、张朝阳等海归企业家,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代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队伍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发展壮大的。


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现在出现的好多问题,都与两种权力并存有关:一方面是职权经济,另一方面是产权经济。这两种经济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腐败问题。有职权的人把职权换成产权,有产权的人用产权购买职权,然后像资本一样,再转换成为产权,这样腐败就出来了。这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代企业家,人们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对第一代企业家,许多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大老粗,光有几个钱,没文化,不文明。这样的人富了,我们心里当然不舒服,尽管他们生产了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为我们带来了幸福。


对第二代企业家,因为他们是从政府出来的,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经常凭借政府关系获得资源,所以,我们觉得他们不是靠能力和勤奋致富的。


对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人们的评价相对正面一点。他们投资用的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他们搞的“高科技”我们也不明白,有种神秘感,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出国留学拿了硕士、博士学位,中国人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较尊重一点。所以,他们成了拥有几亿、几十亿身家的老板,多数人觉得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但是对于前两类企业家,人们还不是太习惯,甚至仇恨满腔。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想,理解整个中国变革的过程,无论是对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这个角度看都可以使我们更理性一些。


改革就是减少政府的权力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过去几年,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未来是否可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来,取决于法治和民主化进程是否能真正取得进步。


未来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怎么减少职权经济的领域范围,扩大产权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安全。政府存在就有职权经济,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比例太大,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政府官员的权力太大,结果是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不仅得不到有效保护,反而受到严重威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法治建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够有效推行的话,甚至我们已取得的很多进步也有可能丢失。


非常遗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政府的权力重新加大。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放松,私有财产的扩大。当时的领导人很担心,害怕国有企业持续亏损下去,整个国家金融体系要崩溃,所以进行国有企业转制。但这次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做法却倒过来了,认为只有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一些私有企业动不动就被国有企业合并了。当然有些私有企业是主动投奔国有企业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做私有企业时常感觉不安全,私企老板想跟国有企业绑在一起,就是戴“红帽子”,但背后起作用的都是强盗的逻辑。这样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思考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长期的角度,不要被短期的问题所迷惑。2009年为了把GDP拉到8%以上,政府出台了那么多的国家投资。从长远的角度看,危害可能是非常大的。过度刺激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又开始干预本已自由化的价格,强化各种各样的行政管制措施,导致了经济体制的倒退。


我希望,市场的逻辑能变成每一个人的理念。我们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甚至全人类的未来,都依赖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到30年前,我们相信了计划经济,结果带来巨大灾难。如果继续寄希望于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做大国有企业的办法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只有走向市场的逻辑,中国才有光明的前景!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12月10日在上海社科联会议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删节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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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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