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针对数据要素的独特属性所引致的市场失灵，设计有效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研究结果表明：效率最优的政策原则是，以部门偏向型补贴矫正部门间外部性，以要素偏向型补贴缓解数据部门市场势力与劳动力错配所致的资源扭曲；要素偏向型补贴和部门偏向型补贴在改善资源错配和提升效率的同时，将增加数据所有者的收入份额，扩大顶层收入不平等，因此，有必要通过健全的再分配机制，在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与统一补贴相比，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补贴方式的福利效应更为显著，且异质性的要素偏向型补贴将显著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作者：王永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研究员；周成英、谢芳（通信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摘自：《经济研究》2026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6期
研究背景
数据作为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之后的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然而，由数据基础制度不健全、数智技术发展不充分、数据要素自身具有特殊属性等因素所引致的新型市场失灵，使得数据要素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也对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通过政策与制度创新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并构建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相适配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立足数据要素的学理特性与我国数据市场的发展实际，提炼出三类典型的市场失灵，并系统评估不同政策工具在矫正各类市场失灵中的有效性。
由于数据要素和数据部门的独特属性，大数据时代的市场失灵呈现区别于工业经济时期的新特征。第一，原始数据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副产品，因此商品部门的生产过程在事实上促进了数据部门原始数据的积累，进而对数据部门的产出具有正向外部效应。然而，商品部门未能充分内部化这一部门间外部效应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导致其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第二，数据部门的“赢者通吃”现象及其高进入壁垒使得该部门形成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的缺失会造成数据要素供给不足，进而抑制商品部门企业的产出，显著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第三，劳动力跨部门的技能差异以及数字人才的匮乏引发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供需错位，且数字人才缺口近年来呈现扩大趋势。为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有效供给”，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基于此，本文立足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将大数据时代的市场失灵与政策设计引入包含中国区域间贸易的多地区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将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部门间外部效应、数据部门市场势力和劳动要素供需错位三类市场失灵，与对商品部门数据要素投入的补贴（以下简称“要素偏向型补贴”）以及对商品部门生产的补贴（以下简称“部门偏向型补贴”）两类政策设计建立起内在逻辑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数据，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失灵对资源错配和生产效率的影响，进而探讨最优的政策组合及其福利效应。
相比于既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鉴于中国数据部门呈现“寡头竞争”格局，且产业数字化进程持续深化、动态演进，本文在量化贸易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数据部门的寡头竞争结构，并引入CES生产函数以允许企业根据相对要素价格内生选择数据与劳动的投入比例，为理解数据部门市场势力以及产业数字化提供了理论参考。其次，既有研究尚未全面刻画大数据时代的市场失灵，亦未深入探讨其最优政策设计，本文通过统一框架对其进行分析，拓展了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失灵与政策设计这一研究领域，为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失灵和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支持。最后，本文将数字经济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从简约式估计拓展到一般均衡模型，并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进一步量化了最优政策组合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完善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机制、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路径。
最优政策组合及其福利效应
（一）市场势力与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
本文首先探讨了最优统一要素偏向型补贴的设计及其福利效应。结果表明，实施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能够有效弥补数据部门市场势力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对资源进行再配置的渠道如下：一方面，对商品部门进行数据要素的偏向型补贴，将改变商品部门要素投入的相对价格，降低商品部门使用加工数据要素的相对成本，从而刺激商品部门对数据要素的投入需求。这进一步推动了数据部门产出的扩张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由于总的劳动力供给有限，因此商品部门劳动力投入下降，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商品部门的产出。另一方面，当加工数据—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时，数据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降将促使该部门通过增加数据要素投入来替代劳动，在推动该部门产业数字化提升的同时，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从商品部门流入数据部门。总体来看，由于数据部门产出的扩张以及商品部门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最终居民福利得到提升。
（二）外部效应与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
本文接下来探讨了最优统一部门偏向型补贴的设计及其福利效应。结果表明，弥补由部门间外部效应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实施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的主要动机。其经济学直觉在于：原始数据作为企业销售活动的副产品，其积累量与商品部门的产出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然而，由于商品部门的生产决策未充分考虑其正外部性，其在初始均衡的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导致经济体的原始数据积累不足。因此，对商品部门生产的补贴能够刺激其产出的增长，进而带动原始数据量的增加与数据部门产出的提升。与此同时，数据部门产出的扩张将反过来刺激商品部门加大对加工数据要素的投入，从而推动商品部门产出的进一步扩张。这种正向循环机制在商品部门和数据部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效促进了两部门产出的共同增长。部门偏向型补贴正是这一正向循环机制的有力触发器。
（三）劳动力供需错位与最优政策设计
在前文两类市场失灵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存在摩擦时的最优政策设计。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随着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摩擦参数的上升，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的幅度逐渐提升，其福利提升程度也相应上升；而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的幅度及其福利效应虽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相对有限。因此，当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存在壁垒时，要素偏向型补贴在缓解资源错配方面更有效。原因在于：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摩擦导致了商品部门劳动力投入过剩，而数据部门劳动力投入不足，这种要素错配影响了资源在部门间的有效配置。要素偏向型补贴通过调整商品部门对加工数据和劳动力的投入比例，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从而减轻要素错配带来的扭曲；而部门偏向型补贴直接降低商品部门的生产成本，对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改善部门间要素再配置方面的效果有限。
（四）最优政策组合及其福利效应
在现实中，三类市场失灵往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织叠加、相互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要素偏向型补贴和部门偏向型补贴的最优组合设计，并分析其在应对多重市场失灵时的福利效应。具体地，在模型初始均衡的基础上，本文采取双重补贴策略：不仅对各地区商品部门各行业的生产成本实施统一补贴，同时还对其投入的加工数据要素进行补贴，以实现总体福利最大化。结果表明：第一，在多重市场失灵情形下，最优政策组合为同时实施要素偏向型补贴和部门偏向型补贴。第二，随着市场竞争程度减弱、外部效应增强以及劳动要素错配加剧，两类补贴的最优幅度均呈上升趋势，且福利改善幅度亦相应扩大，进一步验证了政策组合在应对多重市场失灵时的协同效应。因此，当面临多重市场失灵时，要素偏向型补贴和部门偏向型补贴的政策组合能在更大程度上改善资源配置扭曲，实现社会总福利“1+1>2”的增长效应。
行业异质性补贴与内生产业数字化
（一）行业异质性与最优政策设计
本文假设不同行业的补贴程度与其产业数字化水平呈正相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多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且当存在低外部效应和低要素错位时，求解行业异质性的最优补贴方案。结果表明：第一，随着行业初始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所实施的要素偏向型补贴幅度应上升。第二，随着行业初始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所实施的部门偏向型补贴幅度应上升。第三，当实施行业异质性的要素偏向型补贴时，总体福利提升程度略高于统一要素偏向型补贴的情形；当实施行业异质性的部门偏向型补贴时，总体福利提升程度远高于统一部门偏向型补贴情形。第四，实施异质性要素偏向型补贴将显著促进各行业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特别是那些初始产业数字化水平越高的行业，在接受补贴后，其产业数字化水平得到更为明显的提升；相比之下，实施异质性部门偏向型补贴对各行业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则较为有限。
（二）内生产业数字化与最优政策设计
本部分聚焦于当市场势力、部门间外部性和劳动要素供需错位引发的三重市场失灵同时存在时，商品部门加工数据—劳动替代弹性对最优政策设计及其福利效应的影响。本文具体分析无内生产业数字化、低内生产业数字化和高内生产业数字化这三种情形，从而探讨企业生产柔性对于最优政策设计的影响。
结果表明，替代弹性的提升对实施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高替代弹性将放大补贴的福利效果。具体而言，当面临市场势力、部门间外部效应和劳动要素错位等多重市场失灵时，实施要素偏向型补贴能够产生以下效果：一是降低加工数据的相对价格，从而推动商品部门对加工数据的需求，提升该部门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同时，要素间的高替代弹性将放大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加速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二是通过扩大商品部门的生产，刺激对加工数据和劳动的需求。在劳动力总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工资水平会上升。然而，当加工数据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大时，商品部门将增加对加工数据的投入以替代劳动，从而有效纾解因工资上涨而增加的生产成本负担。
然而，与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相比，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在推动产业数字化提升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原因在于：部门偏向型补贴直接作用于商品生产者的成本，而对要素间的相对价格影响较小。因此，即使面临较高的替代弹性，部门偏向型补贴在改善部门内部劳动力和加工数据间的要素错配，进而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方面的效果相对有限。
拓展研究：数据部门利润
与顶层收入差距
（一）要素偏向型补贴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本文考察了在不同程度的要素供需错位背景下，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对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所有者收入份额以及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面对三类市场失灵时，不同程度的内生产业数字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数据所有者收入份额，进而加剧顶层收入不平等；数据部门的竞争不足将进一步扩大这一收入差距。第二，要素供需错位的增加和加工数据—劳动替代弹性的上升，进一步放大了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二）部门偏向型补贴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在不同要素供需错位和内生产业数字化程度背景下，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对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所有者收入份额以及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何？结果表明：第一，当加工数据和劳动满足替代关系时，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数据所有者收入份额上升，从而扩大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这一差距随着劳动要素供需错位的加剧以及要素替代弹性的提高而进一步扩大。第三，当加工数据和劳动要素满足单位替代弹性时，最优部门偏向型补贴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较小，但降低了数据所有者收入份额，进而缩小了两者的收入差距。第四，相较于要素偏向型补贴，部门偏向型补贴不仅在提升福利方面的效果相对有限，而且其对顶层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小。
结语
基于中国数据部门市场结构以及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不断加深的现实背景，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国区域间贸易与数据要素供给的多地区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部门间外部效应、数据部门市场势力、劳动要素供需错位三类市场失灵，与要素偏向型补贴、部门偏向型补贴两类政策设计之间的底层逻辑，并进一步考虑了不同程度的内生产业数字化的影响以及最优政策设计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对商品部门的生产实施部门偏向型补贴可有效缓解部门间外部效应引致的市场失灵；而针对数据部门市场势力和劳动要素供需错位导致的资源错配，可对商品部门的数据要素投入实施要素偏向型补贴；当面临多重市场失灵时，同时实施这两种补贴的政策组合可带来更为显著的福利效果。第二，对产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提供差异化补贴，其福利效应优于统一补贴，且要素偏向型补贴能有效提升各行业的数字化水平。第三，部门偏向型补贴和要素偏向型补贴的最优水平分别随要素替代弹性的上升而提高，其中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将进一步加速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第四，最优要素偏向型补贴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数据所有者收入份额，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此时，可通过对数据所有者征收累进税的收入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
本文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优势互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以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首先，根据不同阶段、地域和行业的市场失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组合设计。其次，利用教育和就业等相关政策，降低劳动力流动摩擦，增加数字人才供给。最后，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以部门偏向型补贴和要素偏向型补贴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收入分配政策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协同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