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青年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于1980年代，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而逐步成长的。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青年研究迅速发展，在青年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性位置，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往往引领着青年研究的主流走向。社会学对青年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同时也反映在研究主题上。“80后”“90后”群体研究、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与社会融合、互联网与青年文化和社会参与、社会变迁冲击下的新婚恋观和行为等是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青年/ 社会变迁/ 青年社会学/ 青年研究/
作者简介：李春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青年研究。
原文出处：《青年探索》(广州)2018年第2期 第5-21页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①以来，青年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中极为重要但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态度与观念也随之改变，这导致代际现象日益突出，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成为社会新事物和新潮流的代言者，社会学家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观察社会变迁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青年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体现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最新趋势的理解。
一、青年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青年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包括了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诸学科。不过，在中国学术界，社会学在青年研究领域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往往引领青年研究的主流走向。这一特征近年来表现得更为突出，部分原因是《青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辑出版)在2009年改版之后，由原来的综合学科性的青年研究期刊转变为以青年社会学为主的学术期刊，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成为青年研究的主流取向，而这一研究取向明显提升了青年研究的学术水平。国内青年研究领域的另外三本主要学术期刊——《中国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和《青年探索》也或多或少与社会学相关。《当代青年研究》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编辑出版，现也归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其学科导向也以青年社会学为主。《中国青年研究》和《青年探索》是由共青团下属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编辑出版，偏重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相关问题，其学术取向也越来越与社会学紧密相关。青年研究学术期刊的这种走向，使社会学方法主导的实证研究成为近年来青年研究的主流取向，特别是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发展极为迅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青年研究有一个突出特征：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工作相互纠结。在1979年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并没有学术研究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官方理论家和青年工作者对于青年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把青年人看成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对青年人说“世界是你们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保持下去，教育青年人就是关键。因此，针对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及其相关的研究受到政府的极大关注，也成为当时青年研究的主旋律。
中国青年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于1980年代(吴小英，2012)，它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而逐步成长。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导致原有的意识形态受到极大冲击，被教育应该拥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人思想处于混乱之中，官方的青年教育工作受到极大挑战，这使政府决策者意识到，开展对青年人的深入研究极为迫切。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成立青少年研究所，在此同时还创办了内部发行的《青年研究》期刊，由此开始了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发展道路。然而，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研究取向的矛盾纠结使青年研究的发展道路充斥着各种争议和波折，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发生变动。最初成立的青少年研究所位于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相当于共青团中央的一个所属部门，但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双重管理。在19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一机构的研究人员及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新一代青年的开放思潮，而这种思想倾向与共青团中央的青年工作取向渐行渐远，最终导致青少年研究所被撤销，其研究人员被并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几年之后，共青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这一研究机构成为当前中国规模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青年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在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各地方团校(各省市青年政治学院)系统中，也设立院系和研究所从事青年研究，培养了一批相关研究人员。1989年之后，政府充分意识到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逐步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各高校设立教学和研究部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相关研究，同时也关注大学生的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社会科学院系统的青年研究在1990年代后期逐步式微，相关研究人员大多转向其他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机构取消或人员缩减。19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共青团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所主导的、以青年工作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青年研究占据主流地位，学术取向的青年研究不成气候。不过，一些并不专门从事青年研究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对一些青少年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社会学家风笑天等人对独生子女的长期研究(风笑天，1992、2004)；社会学家陈映芳对青年文化的研究(陈映芳，2002、2003、2007)；以及许多心理学家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研究。
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青年研究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步发生改变。21世纪初开始，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80后”)以特立独行、藐视权威的形象冲入公共视野，通过互联网和“青春文学”猛烈回击教育权威的说教和官方媒体对他们的批评。面对与老一代十分不同的“80后”青年，官方的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受到极大挑战，而与此相关的青年研究也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在此同时，社会学家对新一代青年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及其社会影响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巨大的代际差异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青年一代正在改变这个社会，也将引领社会的未来方向。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青年研究迅速发展，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主题往往紧扣社会公众关注热点，特别是青年人的关注热点，因而也常常引起社会反响。另外，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优势也使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更为深入和有说服力。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定量研究，可以系统分析各方面的代际差异，全面把握青年一代的态度和行为特征，并进行因果解释。基于深入的个案访谈调研，社会学家还对青年群体内部的各类小群体进行更深入的解剖，探究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动机。
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发展，也影响了共青团系统研究者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者，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减少以往的教条理论和空洞说教。由此，在当代中国青年研究领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股主要力量：社科院系统以社会学为主的青年研究；共青团系统以青年工作为主的青年研究；以及高校系统以教育学为主的青年研究。这三股研究力量组成了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多元化的格局。
社会学对青年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同时也反映在研究主题方面。青年社会学的复兴是与“80后”现象的出现相伴随的，有关“80后”“90后”群体的研究以及这两个代际群体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变迁的关系，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通常基于代际比较分析，探讨“80后”青年及“90后”青年的行为特征和态度倾向，发现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差异，解释导致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些差异预示社会发展的何种走向。不过，社会学家在关注代际差异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青年一代内部存在巨大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分化，这导致青年研究从分析对象角度区分为两大类，一类研究主题偏重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如大学生、大学毕业生、都市白领等)，比如：青年文化现象、大学生就业、网络行为、消费取向、政治态度，等等；另一类研究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分析青年农民工的生活困境、流动动机、社会融入、维权行动，等等。大学生研究和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是青年研究成果最多的两大研究领域。虽然有些研究主题涵盖了这两大群体，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如此鲜明而不能忽视。
青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现象使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视角在青年研究中十分盛行，近年来青年社会学成果最突出的两个研究主题——教育及就业的不平等和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也是主流社会学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问题。教育和就业是决定青年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关键性因素，青年的教育和就业状况是青年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与教育学和经济学取向的青年研究不同，青年社会学在这方面重点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外分割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或阶层出身等)对青年的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教育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是近几十年主流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农民工研究是近十几年主流社会学中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而近年来这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从而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成为青年社会学中最重要也是成果最多的研究主题。
青年社会学研究人员队伍十分年轻化，主要以“80后”和“70后”的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对于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社会现象最为敏感，尤其是那些与青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事物和新变化，而这些新事物和新变化也成为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互联网的兴起对青年人的影响，包括青年网络行为及网络和社交媒体对青年社会生活和青年文化的影响。另一个研究主题是婚恋和性观念及行为(包括性别关系)的变化趋势。快速的社会变迁必然引发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的变化，婚恋和性观念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而年轻人正是新的婚恋和性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
青年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成果众多的研究主题是关于青年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念研究。近年来青年问题研究者队伍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量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加入其中，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政府决策者及相关教育部门十分关注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强化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并鼓励相关教员从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有关青年思想态度的调研成果。虽然大部分这类研究学术水平不高，但这类研究也引发了一些青年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以更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政治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80后”崛起与青年文化现象
21世纪最初十年是“80后”青年群体的崛起时代，他们以夺人眼球的、甚至是横冲直撞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视野，引领文化时尚潮流，在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论坛上，形成了某种话语霸权。以往对青年人指手划脚的文化权威们对他们退避三舍，曾经指责他们是“垮掉的一代”的主流媒体转而盛赞他们是“有奉献精神的一代”。“80后”们胆大妄为的举止言行和挑战权威的偏好，使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代际差异。虽然在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和1960、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青年人也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当时的青年人是受成年人精神领袖的引领和鼓动而行动的。然而，“80后”的精神旗手是他们自己推举出来的同龄人——1982年出生的韩寒和1983年出生的郭敬明等人，这些精神旗手们既没有深刻的思想理论，也没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他们之所以成为“80后”的精神领袖，是因为他们勇于挑战权威，善于用文学艺术形式反映同代人情绪喜好。这一代人的内部凝聚力和代际认同感是如此强烈，使他们成为一种社会势力迅速崛起，在文化、艺术、大众媒体以及新兴经济领域制造了巨大震动，互联网的普及更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力，而他们也助推了互联网的发展。独特的“80后”代际现象是过去十几年青年研究最热门的话题，社会学家以及相关领域学者从各种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本研究专著是《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李春玲等，2013)。此书是在宏观社会转型与微观个人生命历程的互嵌模式下研究“80后”代际现象，作者认为“80后”群体不仅仅是年龄相同的一群人，这一批青年人因剧烈的社会变迁并共同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而成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代”。“这一代人所展现出来的，除却青年作为生命历程的一个特殊年龄阶段所具有的普遍特质之外，还有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在他们成长历程中所刻下的独特而深刻的烙印。”作者进一步指出：“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与之同时的独生子女政策，构成了‘80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且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事件。如果说‘80后’的父母们是‘新中国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史就是新中国国家建构史；那么，‘80后’们则是不折不扣的‘转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有关‘80后’的研究实质上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反思，又是对全球范围到来的现代性的反思。”此书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对“80后”一代的巨大影响。“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转型，在各世代群体的生命历程中划出了一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割线，‘历史时点’和‘个人时点’之间的不同的交错方式，构成社会转型对各个同期群的不同影响模式。”“‘80后’是第一代在完全没有计划体制保护下，需要依靠自己努力立足的一代。他们经历了改革从发轫至今逐步深化，见证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改革的一系列进程构筑了他们的‘公共生命历程’，他们经历了大学扩招及自主就业、以城市化为驱动的GDP增长带动的对消费主义的全面渗透、国家从意识形态合法性向绩效型合法性的转型及互联网全面入侵对这代人的社会政治态度带来的冲击等等，这些社会变迁设定下的公共生命历程，使个人命运带上国家结构变迁的深刻烙印。”
“80后”最初是以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化的方式而崛起，由此形成了反叛而另类的青年亚文化，“80后”青年通过这种形式的青年亚文化发出“独特且反叛的声音”，其影响力超越文化范畴而深入社会政治领域(江冰，2013)。江冰(2013)指出：“(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彻底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过程，并以青春文学与网络写作两种形式蓬勃生长，形成与主流文坛的某种对峙与挑战的态势。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消解贯穿于其成长的全部过程，而这一消解过程又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精英与草根的对峙与交流；主流与非主流的冲突与融合；边缘与另类的张扬与生长；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抵触与妥协”。江冰进一步指出：“网络成为‘80后’青年亚文化的大本营”“处于社会转型和结构重组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孕而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则初露端倪，众多依托网络而诞生、依靠互动而发展的自发性青年组织的出现，就是对此做出的回应。”方兴未艾的各类青年自组织同时得益于网络化社会动员的优势，“相较于采用行政命令和工作布置的手段开展诸如开会、群众性学习、听报告等传统形式的面对面或层层发动式的社会动员方式，青年自组织采用的网络化动员方式，利用新兴媒体双向互动的快速传播似乎更具优势。他们……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活动的空间的同时，还以一种更加时尚的方式增加了动员成效，形成了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优势，迎合了当代青年群体多元化、自主化的追求和民主参与的意识”(任园，2012)。
不过，研究者也发现，“中国大陆的青年亚文化的表现是比较温和的，没有如欧美二战以后的那种明显打出反抗主流社会旗帜的社会组织，活动范围大多限于虚拟空间，更多的还是属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部落’”，并形成松散的“亚文化部落”(江冰，2013)。
三、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
青年研究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的两个主要社会性特征：突出的代际差异和强烈的阶层分化。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显示出青年一代与中年和老年代际的明显差异，即使青年群体当中，“80后”与“90年”也有差异，甚至“80后”内部也有“85前”和“85后”的差异。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化十分突出。这一点从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区分就可以反映出来，大量的青年研究成果是分别针对两大青年群体的研究，一是针对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包括城市白领)的研究，二是针对青年农民工的研究。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是青年群体中两个最大的子群体，其教育经历、就业及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机遇大为不同。大众媒体中的流行语——“富二代”和“官二代”与“穷二代”和“农二代”、“高富帅”和“白富美”与“吊丝”和“矮矬穷”，则更加明确地显现出青年群体中的贫富分化。家庭出身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它被称之为“拼爹现象”。正如李春玲、施芸卿(2013)等对“80后”一代的研究结论：“80后”是“打上代际与阶层双重烙印的一代”；“代际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阶层的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层分割”；“最重要的是城乡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在实质上影响了这一代人的受教育机会，在这代人中存在着教育分层，最终导致他们的就业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李春玲、施芸卿，2013)。
大量的有关青年职业和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导致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杨菊华(2014)根据多期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对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纵向趋势的研究，显示“社会分层的故事却依旧通过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而继续传递和再生产”。韩嘉玲(2014)等人的研究则显示社会分化在儿童期就已经开始显现，“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同儿童群体所获得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已经在制造儿童群体的分化”。他们发现，“城市儿童在三个方面均优于其他三类儿童。在教育资源可及性方面，城市儿童以及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流动儿童境况优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在健康资源的要吸性方面也呈现类似的趋势。在家庭支持方面，城市儿童和农村一般儿童则优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因为劳动力流动造成的拆分型家庭对后两者影响较大。”蒙冰峰(2014)从重点院校农村子女比例、城乡大学生就业情况和社会观念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寒门难出贵子”现象，认为这“直接体现了社会阶层流动停滞与阶层固化”。不过，张乐、张翼和芦强等人的研究注意到，在精英生成过程中，虽然精英再生产和阶层固化现象明显，但上升社会流动的渠道并未完全封闭。芦强(2014)对青年精英初职获得过程的研究显示，“管理精英的资源获得体现出一定的封闭性，而专业技术精英的资源获得体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在非精英当中资源传递的庇护性特征明显。”张乐和张翼(2012)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发现，“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的更替过程越来越强调个人能力和高等学历的作用，但这种机制并不排除精英再生产逻辑的运作，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只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模和阶层固化的程度都是有限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不是无限制扩大的。”
教育是农村子弟和劣势家庭背景青少年突破地位再生产最重要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学历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决定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吴愈晓(2013)、李春玲(2014)等人的研究证实近十几年城乡教育不平等持续扩大，农村子弟上大学和高中的机会与城市家庭子女的差距不断拉大。李春玲等(2013)针对“80后”青年教育机会的研究发现：“从小学升入初中、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从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等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有大批农民子弟被淘汰出局。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口的农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还面临着更难突破的关口——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对于农民子弟来说，的确是寒门难出贵子。”黄四林等(2014)对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各届学生的调查发现不仅城乡教育不平等在扩大，而且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也在扩大，尤其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实施之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预测作用呈现明显扩大化趋势，并且以中上阶层家庭之间的相互竞争为主；家庭所在地和户籍的巨大作用持续存在，城市和非农业户口家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高校自主招生更有利于中上阶层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
青年社会学对教育不平等的研究特别关注教育不平等环境中的最弱势的青少年群体——流动二代青少年(农民工子女)，根据流动状态，他们又被区分为两个子群体：流动儿童(父母流动到城市并在城市接受教育)和留守儿童(未随父母流动而在农村家乡接受教育)。周潇(2011)针对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的研究指出，“大规模的持续的农民流动带来了村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这对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造成了深远影响”“农村流动儿童所遭遇的生活教育障碍使得农村青少年在‘文凭竞争’中本有的不利地位愈加恶化”“所有这些因素连同日益泛滥的功利价值观，致使很多孩子在学业受阻之后很快转向打工挣钱而非继续学业”。吕利丹(2014)的研究则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进入高中学龄阶段后，教育机会急剧下降。受父母外出流动影响，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终止学业后很快就外出打工，身份过早地从‘农村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生代农民工’”。另外还有大量的专题研究指出，现有的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使流动二代青少年在教育竞争中处于极端劣势地位，他们过早中止教育而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低教育水平又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也成为失败者，进一步强化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陈晨，2012)。正如曹晶(2014)所指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优先发展城市教育的原则”“以‘市场能力’和学业成绩为标准的学校选拔规则”和“重点学校制度对农村学生获得教育机会的制约”，共同导致了对农村学生的“教育排斥”，从而并未使教育促进农村子弟上升社会流动的功能得以很好发挥。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与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为当今青年群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必然成为青年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长期定居于城市，希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然而，他们成为城市人的过程(“市民化过程”)却极为复杂，社会融入障碍重重。张庆武(2014)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呈现出不同的维度，而且各维度社会融入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差序融入”。相对而言，文化适应较好，社会生活次之，政策接纳和经济整合最差，而以户籍为主所衍生的政策差异是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张陆(2014)的研究指出，青年移民群体存在城乡双重认同问题，其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低移居地认同、高原居地认同)和边缘型(低移居地认同、低原居地认同)，从而导致社会融入困难。刘建娥(2014)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融入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渠道尚未打开，政治资本匮乏，政治融入水平偏低。她认为，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滞后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例如：农民工难以加入当地的党团组织、工会组织和社区组织，从而缺乏正规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吴伟东(2014)利用上海、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参与状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发现工会组建的短缺问题以及基于工作岗位或者劳动合同签订状况的身份歧视问题，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组织参与和活动参与，而对预期收益的增加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活动参与行为。
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分割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汪国华(2012)指出，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未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现行的社会政策客观上把新生代农民工捆绑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新生代农民工想要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愿意加入农村社会保障，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都不能获得“社会保障权”，这些保障权包括“医疗保障权、养老保险权、失业保险权、生育保险权和工伤保险权”，“没有这些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就会缺少生活来源、缺少突发事故保障和缺少劳动力再生产安全”。“因此，就基本生存保障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
另外一些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持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例如，杨菊华(2013)等人的研究采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动态监测数据，推导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50.18％，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水平。他们认为经济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而个体特征、社会归属感及社区参与维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与默默忍受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经常采取激烈的抗争行动，抗议企业老板损害他们权益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对于这一群体及其抗争运动的研究引发了“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论题和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复兴，这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仇立平，2006)。这些理论家通常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作为阶级化现象的代表，他们声称一个“新工人阶级”(沈原，2006)正在产生，工人“感觉到需要一种集体的阶级力量”，“工人的抗争其实是一种政治抗争，工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一个阶级，然后走到一起，形成一种阶级力量，这便走向成熟”(潘毅等，2009)。这一研究取向也影响了青年研究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特别在2010年富士康连续出现青年员工跳楼自杀现象之后，出现了这种理论取向研究的高潮。这类研究通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以论证新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并深受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ay)的“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理论的影响，通过分析劳动场域中的劳动关系，显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剥削工人的“关系霸权”。程平源等(2011)研究了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管理体制，如何“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以及制造各种形态的血汗劳动”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张春龙(2013)的研究借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概念，通过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和对工厂的观察，发现全景敞视结构的现代工厂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工人进行监视、规训和控制。“在这种规训机制中，农民工受到监督和改造，正在形成产业工人所具有的相关特征。”黄志辉(2013)的研究则关注“工厂政体”之外的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们，他将那些没有劳资关系的工人的生产方式称作“自我生产政体”。通过对珠三角、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的观察，以及对济南家装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的观察，他认为，自我生产政体受整个资本市场体系的调控，它与“工厂政体”甚至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之间存在关联。“自我生产政体的‘自我性’或曰独立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论是其劳动过程还是劳动价格的制定，都要受到……企业生产制度、包工劳动体制的调控……都是由整个工业市场说了算，‘自我生产政体’中的劳工没有发言权……整个市场体系已经在‘世界工厂’中形成了一种指挥棒式的霸权”。上述两个研究都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出发来研究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吴玉彬(2013)则从消费视角分析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他以富士康工人为案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认同感、阶级对抗感和对本阶级总体性的把握，发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大部分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侧重于蓝领体力工人，但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到白领工人，他们被称之为城市“新移民”，这些城市新移民一部分来自农村，一部分来自小城市和小城镇，他们大多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廉思(2014)的研究注意到，在特大型城市“内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兴群体——城市新移民”。“城市新移民”是这样一个群体：没有所在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城市福利；高度流动性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因流动导致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他们具有双重边缘人的特征：既难融入城市，也难重回乡土。高生活成本与低生活水平使得新移民有别于城市市民，在他们内部有着共同的底层群体认同。廉思的调查显示，即使大多数“新移民”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过得去”，甚至“还不错”，但多数都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甚至“底层”，如有81.5％的白领、85.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这些共性特征既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的原因也恰恰是其形成文化共性的基础。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丛玉飞(2014)系统考察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状况及其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后发现：白领新移民内部分化为根植型、边缘型和漂泊型三种不同的群体类型；身份疏离致使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呈现差异化，每一类白领新移民内部的差异较小，而各类白领新移民间的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表明，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失根”和身份认同失调是提升该群体社会信心必须重视的因素。
五、互联网与青年文化和社会参与
当代青年被称之为“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是网络参与最活跃的人群，青年研究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对青年人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李文革和陈立红(2012)认为在互联网上形成了青少年的网络社区，这些虚拟社区具有媒体化、娱乐化和社交化的功能，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成员的低龄化、行为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功能的实用化。青少年通过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情感和思想，形成独特的文化。邓志强(2014)则指出，网络时代的青年认同出现了困境：青年的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之间存在张力；青年的社会认同处于不确定性中；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的阻力增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场域的转换。聂伟(2014)的研究则发现，互联网已全面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消费、网络交往、网络闲暇娱乐、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少年生活方式的新时尚和新主流。新型的生活方式给青少年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同时给青少年行为带来异化等问题。”路向军(2012)探讨了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互联网的出现及迅猛发展，社会信息获取和处理手段的变革使青少年社会化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网络文化现象，吸引了许多青年学者的眼球，研究者特别关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的影响。王璐(2014)的文章以淘宝网为例，具体分析商业对于光棍节这一青年亚文化的“收编”过程。她发现商业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全面收编使“网购狂欢节”逐步取代“光棍节”成为11月11日的符号意指，而节日本身的特殊性、文化内核的一致性、群体的相似性和媒介的共通性，为电子商务收编光棍节创造了绝佳条件。她总结道：“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光棍节逃不开网络和商业的力量终将会被支配文化收编和消解”。王秀艳(2014)也指出，光棍节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休闲的特殊矛盾，表现为休闲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互为助推，演变为前者对后者的入侵和殖民。“光棍节”由反传统的青年亚文化演变为商业盛宴的“购物节”只是青年文化受到商业化侵蚀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在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表现出明显反叛性特征的“80后”文化，在最近十年则迅速而全面地被商业化，作为“80后”文化载体的“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如此，作为“80后”文化的旗手们(如韩寒、郭敬明等人)也是如此，昔日的“80后”反叛文化代言人如今都是文化商人和时尚名流。
互联网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近几年青年研究的一个热点，这类研究通常也试图为政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便于政府对青年在网络上的政治表达加以引导和管控，避免诱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王雁等(2013)通过对浙江省高校近500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调查，分析探讨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认知和行为的现状和相关特征，他们发现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参与的“缺位”问题，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尚需进一步培育，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知行落差大和实际效果欠缺等问题。“在现实政治参与中，大学生的认知与行为存在脱节现象。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具备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实际参与行为确实存在欠缺；就是在网络上参与政治活动比较活跃的大学生在现实政治参与中，对实际的政治活动也相当消极。”王雁(2014)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四大困境：局限于围观式政治参与的层次；以动机精神为主，但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外在政治效能感存在较大落差；有相当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存在参政行为的无序。一些学者担忧青年政治参与行为与互联网的结合易于引发群体事件，特别是在某些“网络大V”的鼓动下，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胡献忠，2011；刘倩，2014)。这些学者认为，“我国青年参与网络政治活动表现出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务必要调动国家与政府、社会、高校等多方面的力量，引领与督导广大青年群体健康、科学地参与网络政治活动，推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和国家政治稳定形成良性的共赢发展态势，促使其可持续发展”(李兵，2014)。孟利艳(2014)通过对218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总结，深入分析了其发起方式、引起关注方式、运作路径、运作时间、政府应对方式等运作逻辑。她发现：“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理性计算因素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认同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动力系统，而且最主要的动力是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和民众的群体冲突。”
在讨论青年互联网行为及其社会影响时，网络“愤青”现象是许多研究者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1996年出版的一本代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书籍——《中国可以说不》，使“愤青”群体逐渐为世人所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愤青”群体迅速崛起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一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的网络论坛(如“爱国论坛”“铁血论坛”等)集聚了大量的青年支持者，从而形成了一些虚拟的社群组织，并且以一种慷慨激昂的民主主义者姿态挺立于风口浪尖之上。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次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一次是“九一八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到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在网络“愤青”最初崛起的阶段，多数媒体和青年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给予正面的评价，许多研究者把这看成是公民参与政治的表现，是有利于推进民主进程(顾宁，2006；林晓珊，2004)。当然，许多研究者注意到网络“愤青”极端情绪和“非理性”表达，特别是“愤青”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梁昕(2011)指出，“愤青”的“愤怒”和“非理性”主要针对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对美欧的‘非理性’愤怒。‘愤青’对于西方世界对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干涉行为始终抱持着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度。他们认为标榜着自由、独立和民主的美欧等西方国家实际上经常‘捞过界’地横加干涉他国内政。……其次，对于他国篡改历史的愤怒。……对于日本的态度，各种类型的愤青都拥有同一种类似于‘仇恨’的情感。……再次，对国内不平等、非正义事件的愤怒。”梁昕认为，“愤青所谓‘非理性’行为的背后实际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性’诉求，而这种诉求同时也折射了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国际和国内性的各种问题”。郑唯(2016)的研究则发现“愤青群体的成员构成都极其复杂，公众对其评价也呈现两极化态势”，他指出，“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在愤青现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赋权作用。通过对愤青参与的热点社会议题的分析表明，政府在相关议题所引发的冲突中是否拥有制度化的解决能力是愤青表现为网络暴民还是积极公民的关键，而政府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差异也决定着作为愤青自我赋权场域的网络社会成为发酵场还是安全阀。”
六、社会变迁冲击下的新婚恋观和行为
急速的社会经济变迁导致的代际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在婚恋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也成为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新的婚恋现象，更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一些学者注意到“父母逼婚”和“剩女现象”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杨佳佳(2014)指出：“‘父母逼婚’现象的产生有文化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是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理想预期与现实中子女婚姻实践存在出入而出现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和分析发现，‘父母逼婚’现象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代际关于婚姻问题的一种冲突，是一种‘中国式的婚姻焦虑’”。张巍(2014)注意到单身青年在适婚青年中的比例日益上升，“从1997年到2005年，30～34岁的未婚男女比率激增，大龄青年的‘不婚’情况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加突出，“剩女”和“剩男”数量都很庞大。张巍发现“剩女”和“剩男”现象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并且“婚恋焦虑呈现低龄化趋势”“女性的婚恋焦虑心态更为突出”。他认为，“婚恋焦虑”现象的出现背后存在着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社会观念、交际方式、家庭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父母逼婚”和“剩女剩男现象”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父母替子女相亲盛行，在都市青年的父母们当中也存在“集体性焦虑”。
许多研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婚恋模式出现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新趋势。刘爽和梁海艳(2014)基于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妇婚龄差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男大女小”的婚姻比例明显下降；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比例明显升高，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张巍(2014)则发现青年人“闪婚、闪离”现象增多，“试婚”成为单身青年追求理想婚姻的一股“潜流”。他还发现，经济条件在青年择偶因素中的重要性上升，财产公证成为青年防范婚恋风险的无奈选择。王进鑫(2012)的研究证实当代青少年具有更加开放的性观念，他基于全国17～25岁4565名青少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代青少年的性观念呈现以下特点：注重个体的权利，肯定性的价值，追求性爱婚的统一，其性爱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性观念的日益开放，使青少年对传统意义上禁忌的性爱行为(如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的容忍度越来越高，这些另类性行为也成为青年研究者感兴趣的研究主题。王颖怡(2014)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男女同性恋的合作婚姻的动机，她的研究发现，男女同志有着复杂的进入合作婚姻的原因，包括家庭主义、个人主义、务实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的倾向，任何一个倾向都不能独立解释或者概括他们的生活现实。王颖怡认为，“进入合作婚姻的男女同志不能被片面描述为服从传统的妥协者，相反，从他们的具体婚姻实践和策略中，可以看出他们积极地调解家庭、个人以及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且采取策略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包括寻找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和生活方式。”景军等(2014)对同性恋出柜的研究也显示出同性恋行为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他们指出：“在一个对性少数人群排斥程度严重的社会，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的纠结折射出同性恋者和各自的家庭对社会歧视、社会边缘化、甚至有可能遭受迫害的极度恐惧。因而，中国同性恋社群仍然需要一个将性权利与公民权互相结合的政治化过程以及持续的反歧视努力。”与王颖怡和景军等人观点不同，郭晓飞(2014)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社会及其公众可能会对同性婚姻的接纳度更高。他在对变性人婚姻权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内地变性人婚姻权的实现体现为‘无声无息的变迁’：没有变性人组织的法律倡导，没有立法机构的辩论、听证，也没有司法机关对里程碑案件的审理。”“变性人婚姻权是间接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论述也已经出现，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焦虑。”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大陆，同性婚姻议题上的宗教反对力量不像在西方那么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基督教原教旨力量对传统婚姻的捍卫和‘一男一女’纯净化的强调也还没有可能被积极动员。”尽管青年人的婚恋模式和观念出现了异于传统的趋势，但在生育观念等方面仍保留一些传统意识。张亮(2012)利用多国终生未育妇女的统计数据和中国的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自愿不育态度和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终生未育的比例一直处于极低水平，丁克家庭规模没有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另一些青年研究者注意到社会和人口变迁对农村青年婚恋的影响，尤其是性别比例失衡和人口流动对农村男性青年婚姻的挤压。靳小怡等(2011)利用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他们的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张群林和杨博(2014)对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与家庭生活”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渴望结婚却难以结婚，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孤独感，婚姻状况和年龄是性实践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贫穷则是把双刃剑，既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排除在婚姻之外，又把最贫困的人排除在性实践之外。邢成举(2011)、陶自强(2011)和李艳等(2014)对农村光棍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邢成举认为，“性别比的失衡和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快造成了婚姻市场资源的不均衡配置”，是导致农村光棍现象的主要原因，但地区性因素也极为重要。陶自强则提出“代内剥削”概念来解释农村光棍现象，他发现“兄弟之间对家庭有限资源和机会的争夺”也是光棍成因之一，“在兄弟多的家庭里，长子囿于‘长兄如父’责任伦理限制没有机会外出务工获得经济资源和女性资源而沦为光棍”。李艳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分家制度造成农村多子家庭中排行靠后的儿子在婚姻机会以及发展方面持续地被剥夺，并且发现习俗文化使各阶段的剥夺均被合法化。因而无论是光棍本人还是其他社会群体均对此默认和接受。”
上述几方面是近几年青年社会学的热点主题，同时也是研究进展较快、分析较为深入的领域。除此之外，在有关独生子女问题、青年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近10年来青年社会学的学科化水平有所提高，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改善，许多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不过，与社会学其他一些领域相比，中国的青年社会学在学术规范程度和理论分析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推进。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学术规范程度较高、理论分析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缺少青年社会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另一种是聚焦青年问题并具有学科视角的研究，却缺乏理论分析深度或研究方法不够严谨。这一问题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两本青年研究学术期刊(《青年研究》和《中国青年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青年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大多属于前者，《中国青年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多数属于后者。如何突出青年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角并提升学术规范水平，是促进青年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注释：
①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1952年被取消，直到1980年才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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