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及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22-10-09 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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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摘 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概括,是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造,它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理论架构。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对此概念的讨论附着于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之上。改革开放后,其核心要义在于重新衡量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意义。关于它的理论争鸣,不仅丰富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内涵的认识,而且取得具体理论创获。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时间的淘洗,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从不同角度对此概念加以阐释、丰富,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对此概念加以发展,可能是更有建设性的方向。

   关键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

  

   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范式,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的基本向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话语之源,也是中西历史比较、中外会通研究的重要理论平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概括,是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造。这一概念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前提”,也成为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基石。此概念的形成及定型,体现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关联互动,蕴含了相当丰富的学术史信息与时代政治意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与近代史领域所谓“范式之争”纠结在一起。有学者认为,“不弄清这个根本性的概念,就谈不上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趋向、基本线索的把握,更谈不上什么架构、体系、分期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关键概念渊源流变加以全面梳理和深入解析。

   一

   强调对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判定,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有之义。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关。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源起及早期流变,大致呈现如下发展脉络。“半封建”概念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列宁沿用并加以发挥,但列宁并未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二者结合起来具体阐述中国问题。1924年9月蔡和森明确提出“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概念。此后,“半封建”一词均从阶级关系和政治角度来阐释和使用。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最早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是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发刊词。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议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1929年,中共中央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使用与阐发,背后有着独特的理论渊源。对此,李红岩做了深入考察辨析: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已有交锋。中国共产党在与托派进行的理论斗争中,继承与发展斯大林、布哈林的“封建残余优势说”, 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吸收融会社会性质论战成果,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阐述和理论论证。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而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而且概括了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基本特点。“这些总结,比社会性质讨论中任何人的认识站位都高,阐述得更完整、更准确、更科学。”至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完整定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理论基石与核心命题。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简称“两半论”),长期以来在学界获得共识。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近代中国的演进,毛泽东有经典论述:“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这一不断加深的演进历程其具体阶段如何,20世纪50年代学者对此的解释迥乎不同,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其一,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胡绳195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强调:从1840到1850年(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能挽救中国免于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坑”,从1864到1895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和政治形成的时期”。至于1895到1919年间的情形,胡绳并未予以明确界定,但据其论述逻辑,可以推论此时段应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进一步深化时期。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概念来贯串近代历史进程,进而将近代史划分为7个段落。不难看出,“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及其具体分期,均体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逐步加深的发展脉络。此外,如当时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等机构也在报刊上发表了阐发文章,支持此观点。事实上,胡绳所持观点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早在1941年陈伯达就提出:“和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差不多同时,中国近代史,经过中日战争,才完全形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

   其二,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相结合为标准。金冲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变成了的”,从1840到1864年“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是就整个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1864到1894年才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及反动统治秩序暂时稳定时期”;1895到1900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时期;1901到1914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加深”时期。此外,他将1914到1919年阐述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并将近代史划分为5个时期。

   其三,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孙守任提出:1840到1864年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形成”时期;1864到1894年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巩固和加深”时期;1894到1905年为“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形成”时期;1905到1919年为“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继续加深”时期,并以此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4个时期。

   概而言之,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中,学者分别提出以“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形式的转换”“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作为分期的标准和线索,并提出不同的分期模式,但他们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逐步加深作为思考和把握近代历史的主线。这些观点虽然各有道理,但深究起来亦均有可议之处。第一种观点将1864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的上限,1840到1864年仅为“开始转变”的时期,“开始转变”与“形成”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里?第二种观点明确表示1840到1864年虽然“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逻辑上存在矛盾。如单纯用外国商品输入数量来判定社会性质“显然是错误的”,并且对1840到1864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估计不足,由此导致将1864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的上限”,“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第三种观点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阶段演进,提出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两次“形成”,两次“加深”,也显得牵强。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1955年毛健予提出,1840至1864年为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南京条约订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1864至1895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时期”。1956年李新提出,中国近代史上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篇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1864-1895)。顾林则强调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完全形成”。他们与主流观点大同小异,只是对各历史分期的特征描述有所差异。

   不同学者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中国形成与加深历程之认识,与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主张密切相关。而在1960至1961年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讨论中,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仍然难以回避。如郭庠林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来说只“是量变的开始,而不是质变的时候”,1864年后中国社会经济才发生质的变化。黎澍则撰文强调鸦片战争在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关键意义:“封建主义的历史发展线索是无论如何在这里开始被永远斩断了,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余地了。”刘大年进而提出,封建制度发展的线索从鸦片战争开始“被永远斩断了,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线索也明显地被斩断了”。胡思庸亦强调,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起,在本质上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这是一个爆发性的、根本性的质变,决不是什么量变”。

   再看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其理论框架和章节结构多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作为关键词,但具体解释也有所出入。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等所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将1864至1895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形成时期;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一章为“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封建经济的破坏”(1840-1864年),第二章将1864至1901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毋庸置疑,章节标题必然规范,引导对史事的论述和解释。这种差异,既缘于撰著者着眼点的不同,也体现出其对于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分歧。

   概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无疑议,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逐步加深有高度共识,争论的关键在于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时间断限。但所谓“形成”“加深”,其词意本有模糊之处,不易作出明晰界定和截然分段,学者可以作出各有侧重的不同解释。赵希鼎提出,“从历史发展的史事上看,在一百零九年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的恶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易找出那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后形成’或‘完全形成’的标志。因为它一直向前深入的发展着。看来只有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质变。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而在这一百零九年中间所有一系列的过程事件,都是一步步深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量变。”这样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分歧,但也实际上回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加深过程的阶段划分。

胡绳1954年提出近代史分期问题,将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明确界定在1840至1919年。这一界定在当时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地位的社会思想氛围,且有实际操作层面的考量。不过,这种分割却未必得到史家的普遍支持,持异议者不在少数,另有不少学者也只是权宜接受。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因1840至1949年的社会形态被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打通1919年的分割,将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史,始终有更强的理论底气。李新明确提出:没有理由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现代史(1919-1949),“而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形态来标示“近代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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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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