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旧史家”与近代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1 次 更新时间:2023-03-06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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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中国近代史为新兴学科,在民国时期不被主流学界重视。如向达所言:“解放前,中国历史学工作,在研究方面以及在大学的历史教学方面一般都表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研究工作偏重于上古的商周,近代史只谈外交不及其他。大学历史教学的教和学都从兴趣出发,不顾科学体系和客观要求;有的大学历史系竟从不开中国近代史课程。” [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并无近代史组的规划,亦可窥见一斑。 [2] 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推重致用,对中国近代史给予高度重视。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地位得以大幅提升,成为“显学”。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有识史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均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有所批评。著名史家如吕思勉、金毓黻更身体力行,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且多有创获。本章以吕、金两位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中心,论述其近代史书写与研究,或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参照。吕思勉、金毓黻两位“旧史家”的近代史书写,很难以“革命叙事”“近代化叙事”予以简单界定。就政治性颇强的近代史研究领域而论,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书写亦并非截然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


一、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

吕思勉先生被香港史家严耕望推崇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 [3] ,足见其在20世纪中国史坛的重要地位。吕氏主要以研究古史名世,同时亦相当重视近代史,留下了颇为丰富的近代史著述。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著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为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为其1943年在青云、辅华中学讲课时的讲稿;《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原名《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年5月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曾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八种》,在《吕著中国近代史》基础上增添了《国耻小史》《近代史表解》。《国耻小史》为其早年所编的史地通俗读物之一种,1917年被列入“通俗教育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近代史表解》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上近代史著述,共计40余万字。此外,吕著《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中国通史》(上、下,开明书店1940、1944年版),对近代史亦有专章论述。


吕思勉的近代史著述,既有应课堂教学之需而编撰的讲义,亦有为因应时代需要而撰写的通俗史学读物,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别,或亦未能达到罗家伦所谓“科学的中国近代史”之要求 [4] ,然绝非率尔操觚之作。因吕氏学养深厚,视野宏阔,具有通贯古今的史识,这些著述非当时“抄撮选辑,仓卒成书”的一些近代史书籍可比;其近代史书写亦难以归入所谓“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的惯常划分而独具特色,值得深入探讨。


(一)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因先天不足,仍难以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有识史家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不无批评。梁启超表示,藐视近代史“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 [5] 顾颉刚也说:“以近世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有许多人从事工作。” [6] 然而呼吁与落实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当时近代史仍是较为荒凉的领域,似吕思勉这样投入近代史编撰的史家实不多见。


《中国近代史讲义》的开篇“绪论”即指出:“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 [7] 此处主要着眼于史学“致用”的功能而重视近代史。吕思勉并非遗弃世务的学者,他曾说:“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 [8] “欲知现在,必溯原于既往。明乎既往,即知现在之所以然。现在之所以然明,即事物之真相得。事物之真相得,则应付之术,不待求而自出。” [9] 在他而言,讲授、撰写中国近代史重在追索当下问题的历史远因,其中自然蕴含着书斋学者的那份现实关怀与时代担当。


“中国近代史”之兴起,源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 [10] 随着西式学术分科通过学科建制而确立,“中国近代史”作为史学分支学科渐具雏形,“‘近代’始自何时?”成了书写近代史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张玉法所言:“历史的最大特性是‘变’(Change),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turning point)。” [11] 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形成共识,不如王朝断代那么确定不移。吕思勉以明代中叶“欧人东来”作为“近代史”之起点:“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他进而将近世史又分为两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 [12]


以“欧人东来”为近代起点,民国学人郑鹤声、陈登原、柳诒徵等人亦持此见。 [13] 不过吕氏将近代以戊戌变法为界加以划分 [14] ,则颇显独特。吕氏受进化史观影响,认为“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他从文化变迁角度着眼,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时期:独立发展时期,受印度影响时期,受欧洲影响时期。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种影响亦必将“及于中国”。 [15] 他认为鸦片战争表面上因禁烟、通商而引起,实际上“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 [16] ;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革新之原动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 [17] 。


对于“近代”的起点,吕思勉有自己的定见。但他为通史大家,注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认为“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世史者,其义如此” [18] 。此处所强调者为“近代”界限之相对性、模糊性,以及划分“近代史”的权宜性,不必亦不能太过拘泥。 [19] 吕氏的近代史叙事尤具通贯的眼光。他强调:“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他论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秦汉时讲起,通贯而下;将近代士子与宋明之世的读书人加以比较,指出清代理学衰落,士子虽处从古未有之变局而“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论述民族主义,则追溯至西晋时期。 [20]


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出现了不少冠名“近百年史”、着眼于鸦片战争以来之外患的书籍,不少学校亦开设近百年史课程,吕思勉亦著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百年史补编》。不过他的“近百年史”,仍注重追溯历史的远因,以相当篇幅叙述鸦片战争之前中西交涉初期的情形。


(二)


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西关系为核心。蒋廷黻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 [21] ,认为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应,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 [22] 。金毓黻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 [23] 。在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


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亦极重视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讲义》是吕著近代史八种之中体例最为完备者,除绪论外,共31节,其中叙述内政者仅“清代之盛衰”“嘉道咸同光之政局”“革新之渐”“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改革政体之动机”“清之亡及民国成立”“民国以来之政局”7节,对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重大事件未曾述及。 [24] 对于列强发动的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次中外战争及议和交涉,该书均不惜笔墨详加论述;对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亦深入分析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其基本内容近乎“列强东侵史”或“中外关系史”。


值得注意的是,吕著《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基本上以近代以来中国内政之情形为主要内容。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近代史表解》,为吕思勉在经历政治学习之后而撰成的一个近代史提纲,或许他计划在此基础之上编写新的近代史著述。《近代史表解》之体例框架显然已受到当时通行的近代史叙述之影响,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大政治事件为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总体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属草创,吕思勉亦未及全面思考近代史的叙事框架。但他视近代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为相辅相成的两面,认为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有所侧重则可,若仅偏于一端则不可。


论者习惯以“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自有其见地。 [25] 这两种叙事,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倾向与立场,所着眼的不仅是已逝去的历史本身,更在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只不过以历史为载体,来表述他们对现实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应该看到,民国时期还有部分史家——如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与“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均有距离,并不能归入这两种叙事模式。


吕思勉为清贫学者,不求闻达,对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亦无偏向。他表示:“以中国情势的复杂,各党派的政见安能没有异同?异同之极,遂致演成兵争了。这便是十八年(1929)以后的国、共战争。……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抗敌、建国的宗旨,原是一样的。” [26] 他承认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所具之优势地位,认识到中国必将受欧洲文化影响之历史大趋势,因而慨叹中国近代为“伟大的转变” [27] 。但他并未将“现代化”作为衡量近代一切史事人物的准绳,同时亦站在民族立场,强调“近百年来中国所以衰弱的总根源,自不能不归咎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兴起” [28] ,认为太平天国“大业虽终于颠覆,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 [29] ,且详述列强入侵使中国丧权辱国、陷于“次殖民地”的“国耻”,以激扬民气。他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这种表述,似已初具后来所谓“冲击—反应”模式之雏形。但其实二者还是有实质区别。“压迫”二字蕴含着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所作所为的负面价值评判,与“反帝”论述有相通之处。而所谓“冲击”,则对列强所为持正面肯定态度,淡化甚至抹杀了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侵略。


“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非基于广泛的实证研究,而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为建构。二者各执一端,在对近代史事的叙述上有时适相反。吕思勉摒除这两种叙事的先入之见,力图从当时的史事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了史家的后见之明,评判近代史事、人物常有“了解之同情”。例如,其评黄爵滋关于严禁鸦片之奏折曰,“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认为鸦片战争失败“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奕山与俄签订《瑷珲条约》,“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当时“中国断非俄敌,其屈伏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弛,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 [30] 论及达洪阿、姚莹、裕谦杀俘,他认为:“自今日观之,何解于野蛮之讥?”但若回到当时,则应看到“民族隔阂之深,致有此等变态的心理,此岂可以常理论,亦惟有归诸异文化接触时,应有的现象而已”。 [31] 论及中外交涉之维艰时,吕思勉认为:“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一)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二)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三)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在于(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及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 [32] 相较于一些研究者以今日的标准来要求历史人物并对之苛责抨击,吕氏更多中允持平之论。


简言之,吕氏的近代史书写,更注重叙述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淡化了价值评判色彩。这并非意味着其书写缺乏史识。事实上,吕著近代史亦多有其画龙点睛式的精彩论断。例如,他指出:“中国初与外国交涉,恒不愿其直达政府,一则沿袭旧见,以示体制之严,一亦以交涉每多棘手,多其层次,可为延宕转圜之计,并可掩耳盗铃,以全体面也。” [33] 论及清朝之衰落,他认为“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 [34] 。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其生活情形、风俗习惯均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35] 。近年来在柯文“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的影响下,学界的“区域史”研究蔚为潮流,而“区域史”即主要基于中国各地近代以来变化迟速不一、情形各异这一特点。在对比中国、日本变法之成败时,吕思勉认为:并非中日两国民族性有优劣,“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两国强弱不同之大原因” [36] 。再如其论近代的教案,认为教案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对西人、西教的排斥;而教案每由极细微的事情,甚或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而引发,则因西教忽视对士大夫的传播,“其太注意于下层社会,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较为缺乏的人”,因而教案“发动之时,只有从旁鼓动的人,绝无劝谕禁止的人”。 [37] 这些论述均能发人所未发,颇具洞见,体现了其卓越的史识。


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以史家的冷静理性的笔触,详述近代中国在列强东侵时所遭遇的重重危机,纵论史事发生的历史远源,及中国在外力压迫时的变革应对。他不如“现代化叙事”或“革命叙事”那般对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有明晰的判定,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因目的论而导致的对历史真实的遮蔽;但他又从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明确表示:“从五口通商,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崛起抗战,亦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 [38] ;中国“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 [39] 。可见他对国族的热爱无疑仍是其近代史叙事的底色。


二、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学识宏博淹通,是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东北地方史及史学史领域的卓越成就,而对于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却甚少论及。 [40] 事实上,1940年以后,先生即逐步将治学重心转移至中国近代史领域。1952年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任研究员后,他更不遗余力地整理近代史料以为研究之奠基,大力倡导民国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加以探索且提出构想,对已有的近代史著作做出独到评析,对近代史研究机构建设竭尽心力。笔者以为,系统梳理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理念和实践,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旧派前辈学人对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探索及付出的艰辛努力,对于总结近代史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也不无裨益。


(一)


按照周予同的分类法,金毓黻无疑属于史料考订派学者 [41]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主要是一个史料学家” [42] 。他具有极强的史料意识,在近代史资料,尤其是民国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取得的丰硕成果泽及后来的研究者。同时,他积极倡导民国史研究,将史料整理与研究融合为一,实开民国史研究风气之先。


1940年,金毓黻受聘为国史馆顾问,即热衷于民国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他3月6日拟出《国史馆筹备处采访史料之方案(附采访纲要)》,又拟《抗战史料之征集及初步整理办法》,4月17日撰《国史馆采访战史史料之方案》,向国史馆频频建议。1947年9月30日,金毓黻向国史馆提议编辑《民国碑传集》,获得众人赞同,10月再拟《国史馆为编刊〈民国碑传集〉征稿启事》。 [43] 是年12月,他筹划“修民元至十七年史料长编,命曰《民国通纪》” [44] 。1947年12月31日,他入北平后直奔图书馆,检视所藏北洋政府公报,以之作为编辑《民国通纪》的基本资料。但政府公报“虽间载中央、地方高级官署之呈文及元首之批令,多为官样文章,无关于一世治乱之大故”,因此“非旁求于他书,仍不能寻得要领也”。他敏锐地意识到《盛京时报》极具史料价值,“虽为日人所办,其纪载含有成见,且时有颠倒黑白、淆乱观听之处,不尽可据为信史。然以异国人纪中国事,凡国人所讳言或夸大失实者,尝因此而得反证,以明真相,抑史料之可贵者。即为当日之文告,此报尝尽载而无遗。又以此报不甚满意于张雨亭将军之故,凡中国报所讳言禁载之消息,此报必反其道而尽量披露之,于是吾所欲得之史料将在此而不在彼”。 [45] 金氏遂宴请《盛京时报》所有者《和平日报》社社长赵雨时等人,“商之再四”,费尽周折,方得借用。 [46] 《盛京时报》不但用于《民国通纪》,亦且成为他撰写《民国大事日历》的基本资料。 [47] 此事足见金毓黻对近代史料独具眼识,且多方搜求,煞费苦心。1949年1月北京解放,金毓黻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其民国史料整理计划。为了得到学者们的支持,他于1949年6月4日邀请著名史家向达、王重民、罗常培、邓广铭、韩寿萱、唐兰等人参与民国史料座谈会,并将其所搜集的民国史料做了一个小型展览,以证明他的构想绝非徒托空言。 [48] 金毓黻曾一度从政,颇具实际办事才能,他托赵荫棠请中共元老徐特立商谈民国史料整理办法,力图进一步扩大其倡议的影响。 [49] 同时,他全力进行《民国史稿长编》的编纂,到1950年6月已完成70余万字,《民国碑传集》也积至千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毓黻先生以与时俱进之精神,努力学习唯物史观理论。他在读了荣孟源《史料的阶级性》一文后深有感触,对自己以前的治学路数进行了反思,称自己“只知道详细占用材料,也未尝不知道有计划的抓住要点和重点,却缺乏了一个主要方法,就是不知道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因此,虽然积累的史料非常之多,而其结果却未能发挥多大效用”,并表示要加强理论学习。 [50]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的总结中,他表示要“做一个人民史料专家” [51] 。他的学术关注范围也更广阔了,对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史料倾注了极大热情。他认为:老解放区之史料极感缺乏,“即由尔时党人疲于奔命,困于饥寒,无暇泚笔为记。借令有人为之,亦多随记随佚”;“此刻搜求老解放区史料,应用访问之法,目稽口询,自必多有所获”。 [52] 其1950年7月9日的日记载:“近两月来在北海静心斋整比抗日战争一段史料,以《新华》、《大公》二日报为主而辅之以其它各报,时时有创获焉。” [53] 9月7日,他“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向导》第一期至一百零一期全份,中间不缺,此为往者所无者,两日来披阅之。又报载湘省有人在地下发出《向导》第二百零一期,制版布于报端;又知此报发行至二百期以上,此亦珍贵文献也” [54] 。他在9月23日记:“连日诣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钞写史料,多为江西苏区文件。” [55] 以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学术视野的拓展与关注范围的延伸。


唯物史观派学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他们致力于追求史学更高的科学性而愈加注重史料,在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主导下,中国新史学会整合新旧各派学者的力量,编撰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金毓黻在1950年曾与田余庆合编《太平天国史料》,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利用了向达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东方部抄出的珍稀史料35件,及王重民从剑桥大学抄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多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56] ,后被中华书局重版3次。金毓黻也成了遐迩闻名的太平天国史料专家。1950年10月3日,翦伯赞、范文澜宴请金毓黻,邀其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答应出版他所编纂的《民国碑传集》。 [57] 金毓黻欣然领命,并于次日撰写《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赴南开大学史学系做近代史料整理方面的演讲。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史学界对史料整理的高度重视,可以说真正契合了金毓黻的治学路径,他可以充分施展其史料编纂、考辨之所长,为学术繁荣贡献心力。


总体说来,金毓黻最为究心的仍然是民国时期的史料整理。他在《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表示:他所整理的是“介乎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一段,是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往下拖长一点就要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天,划作一个段落”;他准备“先把整理的重点放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几个标题之上”。 [59]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片面强调人民革命斗争的趋向,对人民革命对立面的研究大有被视为禁区的意味,甚至于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遭到了批判。 [60] 金毓黻对此无疑有所体认,他强调“我们整理史料是把革命史料和反革命加以分别的,就是把整理的重点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人民的身上”,而对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官僚、军阀和大资本家欺压剥夺劳动人民的种种行为也要做“极忠实、极正确的记载”。研究应以革命史料为主,但“也要和反革命史料加以严密的配合,如此分外显得人民革命史料的重要性,更不至于把革命史料陷于单调”。 [61] 这些倡议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胆识。


但是毕竟政权易代,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添砖加瓦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金毓黻的倡议应者寥寥;加之助手相继离开,这项工作一度中断。直到6年之后,他才算遇到近代史所同人荣孟源这位“气谊相孚” [62] 的知音。荣孟源联系马列学院马鸿谟等人,在1956年再度提议编纂《辛亥革命以来史料长编》。金毓黻与荣、马等人开会交换意见,在讨论基础上起草编辑凡例21条。他特别提出“不取旧史正统说,但有内外主客之分”,“凡同时有两个政府以上,以人民革命建立之政府为内、为主,反人民之统治为外、为客” [63] ,这种处置体现了对毛泽东“古今中外法” [64] 的精神实质的深刻领会。为了赢得史学界的重视,荣孟源在1957年撰文呼吁整理辛亥革命以来的史料,他在文中提及:“我知道有人整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因为这种工作不被重视,于是把工作中辍,把已经收集的材料束之高阁,使自己成为无所事事的所谓‘潜力’。” [65] 显而易见,这是在为金毓黻鸣不平。他所提建议的内容基本上未曾超越金毓黻的设想。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左”风炽烈,这篇文章竟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荣孟源的一大罪状,他因之而被定为史学界的四大“右派”之一。金毓黻也在所内讨论会上被攻击为“学术思想上属于右派” [66] ,因当时政治对他这样的旧派学人相对宽容,他并未受到冲击,但整理出版民国史料的宏图不得不中辍而成为永远的遗憾。


大略而言,金毓黻服膺罗家伦的倡导 [67] ,不遗余力地进行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并以极大毅力推动民国史料的整理,虽然出于时代环境的原因而未竟其功,但他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惠泽绵远的事业。笔者以为,他在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口述史料。他自称其近代史料收集“以得口询者为多,且咸为信史,益以知修近代史考献尤重于征文,口耳相传者十九,布在方策者仅十一也” [68] 。他在1951年撰写的《五四运动琐记》即通过采访北大同学朱尚瑞而得 [69] ;1948年9月16日他采访马占山,获得宋哲元在1936年与日本人斗争的史料 [70] 。在他的日记中保存有大量调查访问的史料,其所写的东北人物传记也多利用口述史料,他还准备通过采访搜集伪满洲国史料:“余久思伪楚伪齐二录之例,撰《伪满录》,以人事卒卒,未暇为也。今午与白君采儒谈及此事,以其备知此中委曲,实为应采访人之一。又如王君树人,亦为备知‘九·一八’事变始末之一人,足供采访。此外如臧君奉久,为伪满政权十余年中较为重要之人,不幸去冬物故。其他被羁于抚顺者,尚有多人,值其尚在,不应错过时机。稍迟几日,拟多抽时间,从事于此,诚为近代史中之一重要片段,不可以为细故而忽之也。” [71] 口述史在21世纪成为热门,50多年前的金毓黻实为其先行者。


(二)


在金毓黻看来,史料整理并非仅是史料的堆积,而可以与历史研究融合无间。他以自己整理的《民国史稿长编》为例,说明这种史料整理“把若干杂乱无章的史料经过一番整理之后,自然就有了头脑可寻,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初步工作” [72] 。辛亥革命以来之史料长编取材“不外日报、杂志及各种专记小册,其中精粗并存,真伪杂糅,必须经过洗涤提炼而后可用” [73] ,这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绝非易事,里面当然包含着研究的因素。事实上,金毓黻如此热衷于《民国史稿长编》及《民国碑传集》的整理,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抱负,那就是在充分的资料基础上编写《中华民国史记》。 [74] 1948年9月郑天挺、邓广铭邀请金毓黻到北大讲授民国史,金毓黻甚感兴趣,欣然应允,并于是年11月17日开始撰写《中华民国史稿》(或称《史纲》),“至于废寝忘食” [75] 。到1949年1月24日,他已撰写至第六章“袁世凯死后之政局及张勋复辟”。随后他又多次修改增删,是年3月将之全部用白话文重写后,《史纲》共有“叙论一篇、本论五章,约二十节”,共五六万字。他对修订后的文稿仍不满意,“改为八章,再配以起结之语,全书不过十余万言,如此则史纲名符其实矣”。 [76] 但由于1949年江山易代,这项计划遂致搁置。


金毓黻其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并不多,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学术重点和成就均在宋、辽、金史及东北地方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进入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坦言“一旦改研近代史事,便觉茫然失据,新知未立,旧闻已捐,成为妙手空空家徒四壁之人”,加之“苦于理论水平太低,几至不敢下笔”。 [77] 这无疑都影响了他才能的发挥。但他也在努力进行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并得到范文澜、刘大年等第三所同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界将《联共党史》奉为经典,金毓黻在1950年1月4日的日记中表示:“余近拟立志精读《联共党史》,期以往复十遍,庶几少有所获乎。” [78] 他写了《李大钊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高度评价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指导作用。 [79] 1950年2月5日金毓黻撰成《辛亥革命与中国的党》,该书被“作为中国近四十年课题之一” [80] 。1956年,他读到范文澜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一文,深受启发,对自己的治史理念做了深刻反思:“现在史学研究者包括我在内的毛病,就是拼命去找罕见的材料”,却由于缺乏对于历史的理论分析而对一些很宝贵的常见史料熟视无睹,材料“本身是零碎的,如同散在的珠子一般,全仗着找材料的人用针穿它,使成一串,然后才能供人使用”。 [81] 这种认识无疑是对他以往所服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治史旨趣的超越。1956年是章太炎逝世20周年,《人民日报》约范文澜写一篇纪念论文,范文澜请金毓黻代写。金毓黻极为重视,他“先阅读章先生重要著作及与先生有关的文字,次则向所内人士询访讨论,得出他一生关键性要点及主导思想所在,经过这一准备之后,才定出章先生是革命家、思想家、爱国者、国学大师四个重点,结合材料,按序论述。初稿草成之后,又向大家提出,请他们提出缺点及提修改意见,并经过细致的讨论,我又综合他们的意见予以主观上的判断,在初稿的基础上,重行安排修正” [82] 。通过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他认识到论文写作应该既重视史料,又重视史观,尤其是“写近代史或现代史文章,必须先将阶级观点弄清,即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即人民大众观点,以衡量社会,否则必犯错误”。“吾人写作历史,本为有裨于社会人群,倘因此生相反作用,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 [83]


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理论知识的同时,金毓黻在治近代史时仍然坚持着旧史学的优良传统,以实事求是为旨归,而对于当时史学界片面强调阶级观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的现象颇不以为然。苏联科学院所编《世界史》的中国部分论太平天国一段谓:“北王韦昌辉与东王杨秀清的冲突,由于北王是地主和商人的代表,这些地主和商人反对实行彻底的反封建措施,特别反对天朝田亩制度。”金毓黻在195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对此提出质疑: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其时韦昌辉唯杨秀清马首是瞻,“安有反对天朝田亩制度之事”,“既谓北王及其同派所谓地主及商人代表者果表示反对,定有流传之文献和其他记事可据,然而无有也”。 [84] 苏共二十大后,《历史问题》曾刊登文章指出《联共党史》不确之处,金毓黻在日记中指出:苏联的史学论文,“除了引证斯大林某些辞句,加以称赞,以为是天才的创造的见解之外,其余多半是空洞无物”。他以前曾向人表示过对《联共党史》之类小册子的怀疑与不满,他人告以只有信从,《历史问题》社论则证实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一类的作品和讲述,是原于书呆子习气、教条主义和引经据典的习气”。 [85] 对于阶级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上不止存在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存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与阶级矛盾并发的民族矛盾,这三种矛盾常常交错,应该加以具体分析。 [86]


(三)


范文澜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格局,经过1954年的分期问题讨论,一系列理论、原则基本确立,唯物史观体系日趋定型,并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实践产生了数十年的影响。新时期以来,传统体系的局限日益显现,并成为研究创新的制约而亟待突破。 [87] 不少学者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呼吁打破“一道而同风”的研究格局。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金毓黻这样的旧派学人就曾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进行过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异于传统范式的构想,时至今日对这些构想加以回顾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首先,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及特点,金毓黻认为:“研史以达变知今为务,以详近略远为例” [88] ,“近百年之历史遘非常之变局”,“故为进化之历史,惟持进化之见解以治近百年史,乃有实效可睹” [89] 。研究古代史,“皆以明了已往为的。尝取某一事某一人而作具体之研究,务得其真确性而不问其有用与否”;而“研治近百年史,专以明了现在及将来为的,借过去之史实,以说明现在仍循之途径,故其结局最有用”,“盖近百年事以其时近易知易明,不甚需治古史之考辩方法”。求真致用各有是处,“究以治近代史者切于人生”。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有三,“即政治、经济、文化是也”。同时,他还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史事只有置诸世界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切的描述与说明,因此不能仅限于记载本国史事,“且应附载世界各国同时发生之大事,以资印证”,“此史贵旁通之证也”。 [90]


其次,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史学界曾众说纷纭。(1)自中国近代史学科诞生以来,多数学者主张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金毓黻则认为,罗家伦、蒋廷黻从对外关系着眼,将鸦片战争作为开端“正无不可”,“可予学者以研究之便利”;但如果要贯通中国整个历史的脉络,则“近代西力东渐实始于明季清初”,“此可谓近世史之前期,且可补救此期过短之病”。 [91] (2)今天,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至1949年已经成为学界共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有荣孟源、刘大年、李新等人力倡此议,却遭到强烈反对,终致以1919年为界,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分为近代史、现代史。张海鹏先生指出,这种人为的隔断“对历史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 [92] 。在金毓黻看来,中国近代史当然不能止于1919年,“一言及近代史,亦无不包括现代史在内” [93] ,意即应该延至1949年。他在1957年就学术讨论会论文组织工作向近代史所提出的建议中,拟订的第一个讨论题目就是“近代史、现代史二者如何划分及可否改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史的问题” [94] 。显而易见,他是倾向于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出发,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3)中华民国史是否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围,这在今天当然已不成问题,民国史骎骎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民革命斗争史,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民国史研究的空间极狭窄。虽然1956年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年规划”曾将民国史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却由于并不具备对其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而未得实效。这无疑是时代造成的局限。金毓黻倡议进行民国史料整理、推进民国史研究,在当时不但和者盖寡,还因此受到批评。对于批评者的观点,他内心是难以信服的,在今天看来,他的认识的确较当时的很多学者更为高明。他在日记中表白:“大凡一个革命阶级,有正革命,亦必有反革命。如北洋军阀时代之政府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蒋介石为代表之初期政府,即反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对待政府也”,则“以中华民国史一题,包括民主主义革命与反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而并谈之,则又有何不可”? [95] 因此,“过去之统治者及士大夫阶级,为某一时期之重心,亦应作殚见洽闻之记载,不宜略而不数也。惟于纪录之顷,应尽量揭发其有害于人民,实为人民之公敌,乃合乎史家之正则” [96] 。他这里阐发的已不限于民国史的范围,实则关系到整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史学界后来将统治阶级一概骂倒、从历史中驱除的极端做法,恰印证了金毓黻的卓识。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通史性著作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和“三大高潮”的分期标准,采用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编写模式进行书写的,因编写体例的单调而在新时期为人诟病。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分“叙论”“纪年”“表”“志”“传记”五部分,融合中国传统史学编写体裁和近代章节体而形成一种综合性体例,颇受学界好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编写体例上的探索取得突破,获得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实际上,金毓黻当年在近代史编写体例方面的构想与罗、白二人颇有相似之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称:簿记式的编年体与记事体,易流于机械枯涩,而社评式的史论体与评议体,易蹈于浮泛肤浅,因此应叙事与分析并重。金毓黻认为:就撰历史简明教程而言,李鼎声所论有理,“若作专门史或通史为参考比较之用者,则簿记式之编年体正不可废。吾人为保存史料,整理史料着想,自应先从簿记式之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入手。宁繁勿略,本为史法之一,持论过高亦足以误事” [97] 。他计划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记》,即拟“本纪、列传、录、志、表五体” [98] 。金毓黻还提出,政治史即为正史,而政治史应该以探求历史制度文物的因革损益为中心,并通贯包括治乱大事在内的史事。 [99] 诚然,他的这些构想受传统史学影响较深,但试想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允许他自由地研究探索,形成别开生面的近代史编写体例并非难事。他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的近代通史编纂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100]


(四)


对于多种中国近代史论著,金毓黻都有所品评臧否,并且颇具卓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于1938年发行初版,金毓黻在1939年7月12日“疾读一过,必终卷而后快”,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蒋氏以研究近代外交史擅名,而外交实为近代史之中心,故其识解及所运用之史材,俱能自出手眼,别辟溪町。” [101] 由此可以大略看出,蒋氏之作虽然有些持论未免偏颇,但基本上获得了当时学界的肯定,其分析框架颇受时人认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于1934年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金毓黻评之曰:“中间讹误甚夥,文笔不流利,又好作不重要之议论。然取材綦富,叙述尤详”,“凡他人纪近百年史事,鲜有翔实如此书者”。 [102] 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蒙文通评为“最佳” [103] ,金毓黻亦认为此书“叙述甚佳,可引人入胜” [104] 。对于刘彦所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及《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两书,金毓黻将之与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及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加以对照,发现“异同之处甚多”,且“大抵张、王二氏所说皆有依据,而刘氏往往失之武断”。 [105] 而对于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由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知之甚少,因此对其予以苛评:“此书命名已不可通,内籀尤不足观”,“徒见引证连篇,喧宾夺主,间下己意,不过顺文敷衍,初无精言奥义寓乎其中,以此而云著义,不过浪费笔墨而已”。 [106] 对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讲话》,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评价是“记叙极简明有法” [107] 。黎澍的代表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被他评为“内容极佳” [108] 。而常城等所撰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对于农民起义叙述详尽,他认为这是“为编写近代东北人民史开辟一条康庄大路也”,并以自己以往未能注意此类人民活动之事为愧。 [109] 前后对照,可见随着对唯物史观学习理解的深入,金毓黻对唯物史观学派的近代史论著的评价也有变化。


金毓黻自1952年调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4—1959年称“历史第三所”)任研究员,为近代史研究机构的建设贡献了心力,体现了旧派学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促进学术繁荣的拳拳之心。


金毓黻对中科院近代史所的挚爱在他的日记中时时有所流露。他认为,“本所学术空气及环境甚佳” [110] ,使自己静心学术的夙愿得偿,因而“视所为家” [111] 。近代史所无疑是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但由于研究人员缺乏,及政治活动过于频繁,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理想,一些计划未能落到实处,甚至有人批评近代史所“远不如某大学”,“今日之研学方法亦不如旧日”。金毓黻指出,“此为强调片面而不顾全体,只看现象而不寻本质,只以孤立事实作衡量而不求内在联系”;“就某一事实来看,固有往昔胜于今日者,但结合许多事实来看,并寻其本质及内部联系,则今昔之异,是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不能毫无原则的两两相比”。 [112] 他为第三所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1)从所外引进研究力量。毋庸讳言,“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我国现阶段最薄弱的一环,其人数之少,本所及各高等学校均不能例外。至于本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主,由于高级研究员太少,因而力量薄弱显得更为突出” [113] 。他建议“多请兼任研究员,并作将来改为专任的准备”。而“请兼任研究员,要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想:一、本所学术委员,如胡绳、黎澍、于光远等研究近代史有素者;二、各高等学校(如中国人大、北大、高等党校)近代史革命史教授,如胡华、何干之等之于现代史;三、其他方面包括外城的高等学校的教授,亦可考虑聘任,以先建立联系”。“尤其是现代史组,倘能请胡、何二教授来作兼任,即可负起一部分指导责任,加强了研究阵容,并鼓舞了该组各青年同志。” [114] 在他看来,第三所的优势在于“极大多数同志的年青”,“全所将〔近〕一百人只有三十岁的平均年龄”。 [115] 因此,引进研究人员仍只是“初步克服困难之法”,还须以此为基础,培养所内新生研究力量。 [116] (2)促进学术刊物建设。他提出,历史论文没有充分发表的园地,是学术发展的障碍,“现在属于历史科学和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刊物至多不过十种,而且都是地位不大”,因此,“此后如何增加历史科学刊物数量的问题,是现在必须提出考虑的项目之一”。 [117] 此外,“百家争鸣的关键在学术性刊物上,而学术刊物的编辑人责任尤重,可以说他是高级创作”,应当予以加倍重视。 [118] (3)重视学术讨论会。金毓黻提出,对于1957年的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作好准备,我们要以组织者自居认为责无旁贷,我们要看作是一次具有考验性学术竞赛,我们要发挥富有朝气的力量以表现青年的一代” [119] 。对于此次学术讨论会准备工作之一的论文组织工作,他向所领导提出建议:应在1957年度开始之日就着手准备各项工作,尤其是论文组织工作,必须尽早准备。“论文的来源,有内外之分”,“我先把所内论文组织工作提出来谈,具有以下的理由:一、本所是此次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居于主人翁的地位,就需要多提几篇论文,以奠定讨论的基础,即使外边来的论文少些,也可以有备无患。二、本所每一个工作者,尤其是助理研究员以上的干部,对于论文必须要写,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因而这次讨论会就是〔对〕大家的一次考验,也就是说,我们有提出论文的义务,以获得到会同志的批评。三、本所多数同志要以这次讨论会为近代史或现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要把平日所要写的题目选择一个,聚精会神地写出来,作为正常业务的一部分”。 [120]


概而言之,以上所举仅其荦荦大者,金毓黻所提建议远远不止这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第三所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热忱,所提建议多经过深思熟虑而切中肯綮。笔者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期,我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政策还是较为得当的,尤其是在1956—1957年,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界得以贯彻,更使各派学人均深受鼓舞。所领导范文澜、刘大年和金毓黻这类旧派学人之间较为融洽,在新的政权下,金毓黻无疑充分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主人翁责任感。


金毓黻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旧派学者,能够不囿于“书不读三代以下”的陈腐观念,而将学术关注聚焦于中国近代史,这本身已经体现了他超迈的眼光。无须讳言,他没有留下中国近代史的鸿篇巨制,他撰写民国史的宏伟计划也壮志未酬,这是时代环境造成的遗憾。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做出的可贵探索。重温他关于近代史学科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实践,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 方回:《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载《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


[2] 朱家骅于抗战时期多次希望史语所加设近代史组,傅斯年以“人才延揽不易”,以及史语所过去重心未放在近代史料的搜集上为由加以拒绝。刘龙心认为,这并不表示傅斯年轻视近代史。(参见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史学·时代·世变: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4。)傅氏之真实态度姑且不论,然由去台后“中央研究院”设立近史所所遇阻力与波折,主流学界对近代史的轻视诚为不争之事实。他们“认为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理,真理是要下定论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尤其现代史更不可能”。因此郭廷以陷入在“中央研究院”的“孤立窘境”。参见陈仪深、黄克武、游alt 明等访问,王景玲、简佳慧、潘彦蓉等记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36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3] 另三位为陈寅恪、陈垣、钱穆。参见严耕望:《治史三书》,21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参见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3月。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82、28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6] 《顾颉刚致罗家伦函》(1930年7月31日),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396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6。


[7]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见《中国近代史八种》,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见《吕思勉遗文集》(上),4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 吕思勉:《本国史答问》,见《吕思勉遗文集》(下),315页。


[10] 中国传统史学中,以王朝更迭为分期标准似成天经地义。到20世纪初年,以时代分期渐成时趋。如许之衡指出:“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借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6期,1905年5月。)


[11] 张玉法:《现代中国史的分期问题》,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辑《总论》,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2]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见《中国近代史八种》,4页。


[13] 参见郑鹤声:《中国近世史》,前编第1分册,“编纂凡例”,重庆,南方印书馆,1944;陈登原:《中国文化史》,59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下册,64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14] 在《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又有:“从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战,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自甲午之战以后,可谓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变革之时代。”(吕思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44页。)表述有所出入,而实质含义基本一致。


[15]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43、145~146页。


[16]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73、147页。


[17] 吕思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44页。


[18]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见《中国近代史八种》,3页。


[19] 罗家伦也曾指出,“时间空间的本质,原来是不可以割裂的”,“近代史的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见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1册《史料与史学》,52页,台北,正中书局,1959。)


[20]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48~151、157~158、201页。


[21] 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见《蒋廷黻选集》,第3册,43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22] 王聿均:《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倡导》,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23]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346页。


[24] 在光华大学的另一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则列有“汉族的光复运动”一节,论述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参见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43~221页。


[25] 参见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但这种截然二分也可能遮蔽“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也过于强化“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差异。详参赵庆云:《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评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6] 吕思勉:《中国近百年史补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64页。


[27]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43页。


[28] 吕思勉:《中国近百年史补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59页。


[29]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17页。


[30]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8、35~36、53页。


[31]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78~179页。


[32]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88页。


[33]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见《中国近代史八种》,80页。


[34]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9页。


[35]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61页。


[36] 吕思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50页。


[37]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97~198页。


[38] 吕思勉:《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179页。


[39] 吕思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228页。


[40] 丛佩远先生在《金毓黻史学研究评述》(载《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中对此有所论列,却未能深入阐述。


[41] 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上海,学林社,1941。这种分类观点影响深远,另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2] 丛佩远:《金毓黻史学研究述评》,载《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43] 参见《学术研究丛刊》编辑部编:《金毓黻学术年谱(初稿)》(《学术研究丛刊》增刊),108~109、151页,1987年5月。


[4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482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4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501页。


[4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501、6687页。


[47]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796页。


[48]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22~6823页。


[49]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72~6874页。


[5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18~6919页。


[5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567页。


[5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23页。


[5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29页。


[5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35页。


[5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39页。


[56]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583~7584页。


[57]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41页。


[58]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41页。


[59] 金毓黻:《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载《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


[60] 参见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61] 金毓黻:《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载《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


[6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15页。


[6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574页。


[64]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4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5] 荣孟源:《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载《新建设》1957年第7期。


[6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693页。


[67] 罗家伦曾提出:“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与方法》,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3月。)


[6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346页。


[69] 参见金毓黻:《五四运动琐记》,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6期。


[70]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697~6698页。


[7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407页。


[72] 金毓黻:《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载《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


[7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296页。


[74]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535页。


[7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729页。


[7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20页。


[7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129页。


[7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11页。


[79] 参见金毓黻:《李大钊先生与五四运动》,载《观察》第6卷第13期,1950年。


[8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25页。


[8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189~7190页,个别字词有改动。


[8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02页。


[8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623页。


[8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98页。


[8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214~7215页。


[86]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18~6919页。


[87] 参见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8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4834页。


[8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764页。


[9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763~6764页。


[91]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344~346页。


[92] 关于中国近代史下限问题的相关讨论,参见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9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694页。


[9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66页。


[9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694~7695页。


[9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18页。


[9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900页。


[9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296页。


[99]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4739页。


[100] 如桑兵对金毓黻的主张就颇推重,参见桑兵:《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0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4349~4350页。


[10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4351页。


[10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717页。


[104] 《学术研究丛刊》编辑部编:《金毓黻学术年谱(初稿)》(《学术研究丛刊》增刊),129页,1987年5月。


[10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761页。


[10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5942~5943页。


[10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03页。


[10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6804页。


[10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626~7627页。


[11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54页。


[11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537页。


[11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54页。


[11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54页。


[11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58页。


[11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45页。


[11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54页。


[117]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187页。


[118]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161页。


[11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45页。


[12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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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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