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当代西方程序民主的困境与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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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摘要】经托克维尔、熊彼特、亨廷顿等人的不断发展,程序民主模式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民主模式。然而,这一程序民主不仅存在着多数主义悖论,容易造成多数暴政,而且在程序一致性等各个方面也存在着数理逻辑的内在悖论。更为重要的是,民主程序的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从而在权力滥用、权利保障、自由、平等、公共政策、国际政治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困境,在很多时候无法实现民主程序的本意。

   【关键词】程序民主  民主悖论  民主困境

  

   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界越来越倾向于将价值从民主当中剥离出去,通过程序民主的转向逐渐形成了程序民主的共识。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发现这一民主内在的困境与悖论。那么,程序民主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又存在着哪些困境与悖论呢?本文试图对当代西方程序民主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这一民主理论的过程悖论与结果困境。

   一、程序民主转向

   英国民主理论家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举凡提到民主的,无不冠以名头:诸如古典民主、自由的民主、直接民主、保护型民主、合法型民主、竞争的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诚如美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指出的那样,研究民主,我们遇到的首要困难是,“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价值与程序的两分法来看待民主。根据民主理论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将民主理论区别为两类,一类是理想主义的民主,将人类当下时代的美好价值赋予民主,带有极强的人文关怀和结果导向;一类是现实主义的民主,更重视经验与描述的实证主义,带有较强的科学精神和过程导向。正像美国政治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的那样,“理论家们越来越注重在两种民主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

   在两种民主取向之间,当代西方更倾向于程序民主,形成了一条由民主价值取向发展为民主程序取向的轨迹。程序民主在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当中的异军突起,印证了西方民主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古代的民主”和“现代的民主”。区分两种民主概念,并向后一种概念转向的过程就是由民主的价值取向转变为民主的程序取向的过程。程序民主的概念由托克维尔滥觞,经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发展到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享廷顿,并得到美国主流民主理论研究者一致赞同,形成了一以贯之的程序民主线索,基本上奠定了当代西方民主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

   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明确指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熊彼特对程序民主的界定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一致认同。在当代西方,对民主概念的界定越来越表现出“程序与价值分离”的特征:在实践中,公共领域基本上限于“程序性问题”;在理论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从程序的角度界定民主,并在此为基础上对民主政治进行研究。

   如果说熊彼特开创了程序民主的话,那么,达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成为程序民主的里程碑。达尔将政治平等、有效参与和开明理解视为狭义程序民主的基础。在达尔看来,具备了以上三个标准,就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程度民主政体了,但是,这三个标准并不是最终的,仍然存在着不完善性。有鉴于此,达尔提出了程序民主的第四个标准,即民众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也就是说,民众“必须有排他性的机会,以便决定各种事务如何置于通过民主程序加以决策的议程之中”。达尔还为程序民主规定了第五个标准,即包容。在达尔看来,程序民主必须满足包容性的标准,也就是说,参与到民主过程中的主体应该包括了民主共同体中那些接受民主决策的成年人。这一标准同程序民主的第二个假设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充分民主的重要标准。

   我们看到,通过对程序民主的不同要素的描述,达尔实际上对程序民主的不同程度做出了规定,尤其是在一定程度将权利的内涵包含进来。仅仅满足了前两个标准的政治过程可以视为一种狭义的程序民主,在此基础上同是地满足了开明理解和议程控制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种充分的民主,而同时满足了五个标准的民主则可以视为充分的民主。其示意图如下:

   事实上,不仅程序民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层级,达尔还明确了这种民主需要的条件,比如,他明确地将大国民主对应的相关条件做了一个罗列,这包括:选举的官员、自由、公平和经常的选举、表达自由、多样的信息来源、社团自治和包容的公民权等等。

   在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之间进行比较时,亨廷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成为程序民主理论发展当中助推力更为强劲的一环。在亨廷顿看来,程序民主不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对当代美国学术界的观察。他明确指出,人们几乎更倾向于认为,“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够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与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

   受达尔、亨廷顿等人的影响,在分析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学者们几乎完全同意了民主的“程序性定义”。程序民主与价值民主为民主化的巩固提供了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标准,即“巩固的民主”,它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另一个是最低标准,即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和重要政治团体对行为规则的系统性违背。这种程序性的民主定义厘清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进程,即民主制度化的进程和公民文化的嬗变。作为一种“底线定义”,程序民主区分了适用性较强的程序、制度因素和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因素,更有利于展开科学的分析和中立的判断,因而广为接受。

   一般认为,程序民主更为简明,在研究中具有可操作化的优势,因而更容易为政治科学的研究者所接受。然而,程序民主的概念并不止于此,一贯重视价值的政治哲学界也几乎一致地认同了程序民主的界定。当代西方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几乎都从程序的角度界定民主的内涵,这中间不仅包括了弗里德利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这样来自经济学、法学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也包括了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这样一些当代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哲学大师。哈耶克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主所指涉的乃是确定政府决策的一种方法或程序……”他据此否认作为“统治目的”的民主。德沃金对民主的分析亦是以“程序”和“实质”的二分法为基础的,他自信地指出,那种以程序为基础的“纯粹的分离观更为流行”。罗尔斯亦将民主视为一种受控的竞争过程。连极其重视共识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也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来理解民主,认同程序民主的概念。

   那么,这样一个得到广泛认可,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研究主流观念的程序民主,是不是就是完美无瑕了呢?实际上,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者们在认可了程序民主的概念之外,对程序民主的困境进行广泛而内容深刻的分析,涉及到程序民主的程序本身以及这一程序带来的诸种结果。

   二、程序民主的过程悖论

   作为程序民主的核心原则,多数原则(majority rule)是人民主权的内涵具体化,解决了权力如何行使的问题。多数原则要求,在制定法律,形成决策等民主过程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程序民主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多数原则。无论从哪一角度讲,民主程序无法离开多数决定的原则运行,没有了民主程序中的多数原则,就没有民主。然而,就是这个多数原则遭到了民主理论研究者的深刻批评和反思。学术界一般的共识认为,多数原则使民主面临“多数暴政”或是“多数专制”的危险。在那些民主的批评者看来,民主的多数决定规则可能会伤害到个人权利,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到少数人身上。不仅如此,这一规则还可能导致部分集团间“互投赞成票”,为了某些人的利益,损害另一部分人,甚至是全社会的利益。

   民主的多数规则可能会损害到个人的权利。德沃金指出,“多数人组成的专制不只是一种民主制的瑕疵,而且是对民主制的否定。”在多数意见与个人权利的问题上,德沃金对最高法院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那些法官认为在个人权利问题上“服从暂时的多数人意见将使美国更加民主”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些“暂时性多数人的意见”的民主类型是“野蛮和异化的。”

   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多数原则可能会使一些特殊群体永久地成为少数,他们的要求永远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得到实现,甚至是无法得到考虑。这个时候,民主政治不是团结了这样一批民众,而是制造了分离倾向。安东尼·阿伯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在分析了北爱尔兰的情况后指出,尽管北爱尔兰在选举中总是有多数明确地支持政府,但是,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民主主义者这样的永久性少数派却被排斥在新教徒联合主义的“人民”概念之外,被称为“阿尔斯特人”。

   如果没有法治原则、权利体系等要素的制约,程序民主的多数原则很容易就会蜕变为多数至上主义,甚至是走向极端的民主。美国法学家艾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在批判卢梭式的民主时指出:“在这种民主中,多数的意志不受任何限制。除了多数的智慧和自律以外,他没有提供任何预防主权者滥用无限权力的措施,也没有提供任何保护自然法的措施”。

   事实上,对民主多数原则的批评已经不再满足于“多数暴政”这种一般类型的批评了,而是开始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在现代科学高倍的“显微镜”下,人们以精确的数理分析验证民主,几乎一致地发现,民主不止是不完美的,甚至是病态的。作为一种以多数为原则的程序,民主提供了从个体偏好到集体偏好的整合工具。然而,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一工具经不起逻辑的推衍,甚至不具备一些显而易见的理性。早在18世纪,孔多塞(Jean-Antoin Condocet)就已经证明了由选举程序导致的“投票悖论”。19世纪的南森(E. J. Nanson)则进一步证明,在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之间,民主程序“不满足通常所理解的理性条件”。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更是以严密的数学推理为工具,向程序民主的核心原则发起了挑战。

   阿罗提出了连通性、传递性两个公理以及广泛性、一致性、独立性、非强加性和非独裁性等五个条件。在此基础上,阿罗运用数学方法得出了两个备选对象的可能性定理以及一般可能性定理。其中,尤其引起人们震动的是一般可能性定理。阿罗以纯粹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结论,告诉人们:“当我们排除了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后,对于从个人嗜好过渡到社会偏好的方法,如果要求这些方法既令人满意,又在一个相当广的范围内对任何个人排序集合都有定义,那么这些方法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

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对传统民主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甚至称其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阿罗则因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尽管人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一定理提出置疑,但却无法撼动这一理论的根基。阿罗的理论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包括李特尔、萨缪尔森、肯普、黄有光和帕克斯等人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更是因挑战阿罗而获得199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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