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美式选举原则在实践中出现异化并加剧了政治极化。其中，竞争原则的异化使无序竞争取代合作妥协，造成了美国两党与民众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多数原则的异化使竞选者为了获取一锤定音式的胜利，过分关注少数群体的利益而忽视多数群体的诉求，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极化倾向。资本介入下的代表原则发生异化，使美国政党与意识形态更为极化的资本集团捆绑在一起，为了迎合资本集团的需要，政党忽视了民众的根本利益，极化倾向愈发突出。这些选举原则都是为确保选举的公平与民主设计的，但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对立面，不仅没有带来真实有效的民主，反而加剧了政治极化，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割裂。

关键词：美式选举；政治极化；竞争原则；多数原则；代表原则

选举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但它却构成了美式民主的核心甚至全部。约瑟夫·熊彼特直接将民主定义为争取选票。在他看来，民主就是“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自此以后，自由民主出现了一个结论，即衡量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就是选举授权，这也构成了美国将资本主义民主装点为普遍价值的过程。然而,在美国大肆输出选举民主的同时，其国内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极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大约25%的选民愿意跨党派投票，2012年则只有约11%的人选择跨党派投票，大多数选民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己方政党。在2016年的竞选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民主党内部的支持度高达77%,而在共和党中仅有9%的人对她有好感。

那么，美国民主选举与政治极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本文以美式民主中的极化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式民主的选举原则与极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规避类似问题。

在200多年的民主历程中，美国的选举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原则、竞争原则、平等原则、自由原则、法治原则、普选原则和多数原则等。这些原则构成了美式民主的基石。在这些原则中，有一些原则与极化并不相关，比如普选原则，因为人数的增多，反而有利于缓和极化。法治原则让人们的行为有更好的确定性，也很少带来极化。但有一些原则，比如竞争原则、多数原则、代表原则却会带来严重的极化。本文将集中探讨这三个原则与极化之间的关系。

一、竞争原则与极化

竞争原则是美式选举的重要原则，尤其体现在政党竞争上，是导致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理念从孟德斯鸠一直延续到当代美国，竞争一贯是衡量民主与否的主要标准，民主更被等同于竞争选民和争取选票。萨缪尔·亨廷顿认为，竞争和参与是美国民主的主要原则。无独有偶，罗伯特·达尔也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竞争。达尔强调，不同利益集团代表着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相互竞争的同时又维持着基本统一。事实上，竞争让选民有更多的选择，也促使候选人和党派做出更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然而，美式民主成也竞争，败也竞争。激烈的竞争使竞争原则出现了异化，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极化问题。为了能在竞选中获得胜利，两党及其候选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对方，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抹黑、攻讦。无序竞争还使得两党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愈发明显的分歧与差异，社会极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选民纷纷“选边站队”，对某一政党认同增加的同时，对其他政党的敌意越来越大，民众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随着竞争和冲突的不断升级，持续的竞争与攻讦代替了妥协与合作，政党极化程度与日俱增。从选举的角度来看，“与其说美国有两大政党，倒不如准确地说美国有两大以争夺总统宝座为目的的政治联盟”。激烈的竞争使得政党内部多样的意见需要统一，以便在残酷的竞争中取胜，代表们逐渐失去代表不同选区的意愿，转而变得更加一致与极化。人们看到，今天的美国人是由政客代表的，他们在美国众议院的意识形态通常只有两种类型:共和党或民主党。随着极化程度不断加深，“共和党几乎在所有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上都朝着保守的方向发展，而民主党则始终坚持自由派的立场……两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差异日益扩大”。尤其是在社会福利、种族和文化三个领域，两党间的分歧也越来越难以弥合。“政治极化的程度加上集中的权力，意味着各党派之间任何体制上的共识都被取消了”。更有甚者，两党均不承认对方的政治行为是合法的，对任何来自另一方的立法倡议都采取抵制态度。

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政治极化尤为凸显。尽管奥巴马强调民主党与共和党应当抛开党派之争，建立更加团结的政党以应对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但美国的极化程度自2008年以来有增无减。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上台没有弥合种族偏见，反而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种族问题，撕裂着美国社会。民主党、共和党以及各自的支持者对奥巴马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这一时期政党极化的重要体现。2008年，约翰·麦凯恩、莎拉·佩林竞选团队将奥巴马描绘成一个不诚实的激进分子，这引起了大多数共和党成员和同情茶党运动的保守派多数的共鸣，他们深信这一描述，并认为奥巴马的主张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与此同时，民主党则始终将奥巴马看作一位主流民主党人，认为他推行的政策都是对党内诉求和偏好的正当反应。尽管民主党内部对奥巴马在某些具体方面的表现存在不满，但他们在总体上仍然支持奥巴马。除政党外，民众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各类国家公职人员竞选的过程中，选民都高度一致地将选票投给已方政党的候选人，无论其主张的政治议题是否满足民众实际诉求，跨党派投票现象越来越罕见。

奥巴马的离任并没有使极化问题得以缓解，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社会的极化程度。奥巴马离任后，大量民主党支持者以高度团结的态势捍卫奥巴马的政治遗产，这种拥护与对部分群体的不满被极端的竞争者利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端候选人趁势崛起。特朗普挑起不同群体民众的对立，利用了美国人反移民、反墨西哥、反穆斯林、反奥巴马和反全球化情绪，赢得大量支持者，登上总统宝座。虽然相当一部分主流共和党政客和学者对特朗普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但是这些人仍然不会将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韦纳曾公开声称“我决不会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如果没有可接受的第三方选项，我将跳过总统选举。”这种情况更加说明美国政党越来越两极分化，在以赢得竞选为目标的政客的推波助澜下，美国社会的割裂程度日益加深。

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差距逐渐延伸至民众。政党极化对选民极化造成直接影响，极化现象在民众范围内蔓延开来。精英阶层在言论、政策等方面坚持的意识形态立场越来越明显，不断改变甚至重塑着民众的意识形态，使民众逐渐变得党派化。党派偏见在大众层面的增强，主要体现在经济问题、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上。党派精英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极化，随着时间推移和民众对党派立场的感知不断增强，民众之间也呈现出极化趋势。这一现象在近年来尤其明显，民众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诉求越来越向政党精英靠拢。他们愈发倾向于将自己归入不同的政治阵营，群体内部不同的声音逐渐被湮没，立场越来越趋于一致，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此外，民众的社交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美国民众越来越不喜欢和不信任支持或来自另一个党派的人，他们都觉得彼此虚伪、自私、思想封闭，甚至不愿意与其社交。

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极化程度相互促进，共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根据消极党派理论，在所有类型的选举中，对某一政党不断累积的消极情绪会增强政党成员(包括倾向于独立的人)的政党忠诚。现如今，不同阵营间的敌视心理在普通人心中根深蒂固，并被追求权力的政治家们强化。在诸如种族、移民、妇女赋权以及性取向等相对敏感的问题上，政党的立场和选择变得越来越明确，选民能够轻易识别出政党的立场并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选边站队。民众之间的深刻分歧反过来又使极化成为政客们赢取竞选的潜在策略，他们通过及时回应选民诉求吸引选民、博取选票。

党派间无序竞争使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两党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和矛盾对民主产生了威胁。极化的政党与激烈的竞争经常让选民在民主价值和党派利益间做出选择，而这两个因素之间常常存在冲突。更具体地说，选举使民众需要在反民主但具有吸引力的在任者和坚持民主但不具吸引力的挑战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一选择通常会受党派偏好影响。随着政党与民众极化程度加剧，党派忠诚不断提升，很大一部分在任官员的支持者都愿意牺牲公平与民主，来保障己方党派实现连任。当对党派利益的追求盖过对民主的呼吁，公民便逐渐失去了通过选举制约现任者的机会。这为现任者操纵选举、破坏民主提供了可能。以特朗普为例，党派两极分化程度加剧、政党和民众不同派别间敌意和不信任的增加，使他能够获得并保持共和党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正因如此，特朗普在任期间能够通过牺牲民主规范的方式保护自己和家人。在此情况下，民主不仅受到损害，甚至呈现出倒退的趋势。

二、多数原则与极化

多数原则是影响选举与民主的又一原则，也是促进极化的重要原因。托克维尔指出，民主政府的本质就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除此之外，乔万尼·萨托利也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解决冲突和进行决策的程序化规则，多数规则是最适合民主要求的程序和方法。”然而，这一以维护民主、体现民意为目标的原则，却在实践中发生了异化。选举民主在多数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赢者通吃规则，使选举成为一锤定音的游戏，部分少数群体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在选举过程中，政党为了吸引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少数，忽视相对多数的诉求，导致少数群体的声音盖过多数民众的诉求，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矛盾。赢者通吃规则下的选举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政治游戏，多数决定逐渐成为名义上的原则，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变得不择手段，甚至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赢者通吃逐渐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美国总统选举不是直接由普选决定的，而是由各州收集普选票，然后把它全部的选举人票投给在本州得到最多普选人票的候选人”。这种由得票数多者获得整个州的选举人票的方式被称作赢者通吃。它意味着获胜的一方，哪怕仅凭微弱的优势获得胜利，都将获得该地区的全部选举人票，而失败的一方，即便是以微弱的劣势而落败，也将输得一无所有。这种游戏规则使参选者开始意识到选举人票的落后意味着完全失去对决策过程的控制，为了赢得选举，一个阵营无视、压制甚至肆意攻击另一个阵营逐渐变得可以被接受;为了政党的利益，即便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比如在选举中恐吓反对者，也变得合理起来。现今，美国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之外，绝大多数州基本上都遵循赢者通吃规则。这种安排促使那些不断失败的党派彼此间寻求合作，以谋求联合票数超过常胜政党的所得票数。这一规则将竞争局限于两大党之中，第三党派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即便有第三党派参与竞选，获胜的概率也微乎其微，因为选民不愿意将自己的选票浪费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小党之上。在此情况下，内部政党成员越来越同质化，外部又缺少能够打破政党两极的第三方力量，政党极化程度不断增强。

赢者通吃规则与多数原则的初衷相悖，贯彻多数原则的选举体现出的却未必是多数人的意愿，多数原则发生异化。在不同的州，选举人票代表的实际人数不尽相同，甚至可能代表少数群体。据统计，人口数量第一的加利福尼亚州每张选举人票约代表71万人，人口数量最少的怀俄明州每张选举人票约代表19万人。这种情况下，“少数票总统”成为可能。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得的普选票比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少了280多万张，但在赢者通吃规则下，他凭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总统。在他当选之后，共和党缺乏考虑民主党成员及其支持者观点的动力，两党大多不愿跨越党派界限与对立政党的成员进行合作。当权者拥有的代表权几乎完全等同于本党利益代表权，代表的仅是党派及支持者而非全体民众，少数对多数的取代成为常态。选举不再是表达民意的工具，选票逐渐沦为可售卖的商品。据调查，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表示愿意出售他们的选票以换取现金:12%的受访者愿意仅为25美元而出售选票，近20%的受访者愿意为100美元而出售选票。

异化的多数原则取代了原有的少数服从多数，维护秩序与稳定的初衷逐渐被政党精英抛之脑后，两党政治极化程度居高不下。政党不惜通过鲜明且极化的立场拉拢少数关键州，赢得选举。他们的政策主张放大了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差异，甚至刻意制造冲突与矛盾，只为获得选票，赢得选举，哪怕社会割裂和极化程度不断加深。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经由激进右翼分子的加工，转变成对部分群体地位的威胁。政治和媒体话语将这种威胁引向了对精英、移民、族裔、种族和宗教等少数群体的仇恨，激活了民众间潜在的敌意，为承诺将权力和地位还给受害支持者的激进政治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上台，他们否定多元文化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极化。特朗普的言论风格和共和党政策的另类内容在特定社会群体的选民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尤其吸引了白人群体，更促使了共和党向白人身份的政党转变。“狗哨”(Dog Whistle)政治在特朗普治下更好地被描述为“牛角”(Bull Horn)政治，因为种族吸引力是特朗普许多大胆言论的前沿和中心。可以说，当今的政党领袖非但没有弥合社会的分裂与矛盾，反而以特殊性为噱头，谋求关键少数的支持，巩固自身地位。

异化后的多数原则催化了政党竞争和政党极化。科恩指出，“社会团结”是实行多数裁决的必要条件，“服从大多数的原则是民主习用的有力手段。除非大多数与少数真正构成一个整体,否则就不可能有大多数的统治”。在民主化研究中，公众通常被假定为制约在任者颠覆民主的强劲力量。然而，在多数原则与赢者通吃加持下形成的高度两极分化成为不争的事实，公众制约的效果大不如前。不同群体的民众存在不同的利益偏好，经由候选人的宣扬与放大，他们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愈发突出，对所支持政党与候选人愈发忠诚。在这种情况下，选民通常不会以投票给对立党派的候选者的方式来惩罚己方党派候选者颠覆民主的行为。选民的选择进一步被简化，只有成功或失败。社会上就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产生的敌意越来越多，迫使民主标准不断下降，选民逐渐放弃了民主制度，开始接受反对派的不自由方法。而政党恰巧利用这种现象，操纵民主进程，使民主制度的设计更有利于己方政党。换言之，在极化社会中，选民确实愿意用民主原则来换取党派利益，而且这种意愿会随着他们的党派色彩的增强而不断增强。原则上的多数决定本应维护民众的话语权与表达权，但规则上的赢者通吃在现实中却形成少数人的政治游戏。多数原则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异化，赢者通吃更导致多数悖论，多数人的声音逐渐被极化的少数群体所掩盖。

三、代表原则与极化

代表原则对美国选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并未发挥应有的功能，反而加剧了政治极化。代表原则强调，选举出的政治精英应代表民众利益，在制定政策时应以民众利益为基础。孟德斯鸠指出“人民应该让他们的代表来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约翰·密尔更是主张应该用代议制来解决人民无法直接行使权力的问题。美国先贤在制定宪法时，为了防止暴民统治，设计了相互制衡的代议制，主张通过政治精英来代表人民的意见。但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代表原则在竞选过程中发生了异化。随着竞选成本日益增长，候选人需要大量资金和资源支持，某些具有经济优势且意识形态更为极化的资本集团以提供竞选捐款的方式，在政党之间创造出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甚至通过裙带关系来加强权力不对称。候选人往往通过更加鲜明且极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迎合甚至讨好资本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产生的代表更容易被资本集团裹挟，民众的利益和诉求难以得到保障，政治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随着竞选成本的不断增加，资本逐渐左右选举。有政策需求的资本集团试图组建并控制有相同利益需要且致力于共同议程的政党。早在1896年，利益集团就开始影响总统选举。克利夫兰的百万富翁马克·翰纳捐赠给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约10万美元(合现在100多万美元)。这一举动引起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并被看做是金钱政治的开端。自此之后，资本集团提供的选举捐款有增无减，总统和国会中的多数共和党成员逐渐成为亲资本集团的一方，甚至组成了保守派同盟。尽管《逖尔曼法案》与《联邦选举法》对美国总统竞选资助资金做出了严格限定，意图以此来减少金钱对总统选举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金钱的负面影响不但未能消失，还有变大之趋势。1991年，小石城的许多商业机构为杰斐逊·克林顿募集到了1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在当时克林顿仅是州长。而199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开发商唐纳德·布伦和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亨利·克拉维斯为乔治·布什连任募集了100万美元以上的竞选资金。这一现象延续至今甚至愈演愈烈，资本对选举的操控和对政策的影响不断加深。

代表原则发生异化，政党政策不再以民众利益为主导，反而更倾向于满足利益集团诉求。政党筹集竞选资金的行为削弱了参选者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增加捐款者对政策的影响。资本集团通常会对其真实诉求进行包装，尤其通过一系列宣传手段对民意进行修改与重塑，力图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伪装成民意。在此过程中，舆论塑造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使人们对符合民众利益、原本条例清晰的政策变化产生疑虑和困惑。在异化的代表原则影响下，政党与政治精英代表的往往是对其竞选有所助力的少数群体利益。这使得“选民权利被稀释，规则被操控，一些任期长达二三十年的议员不再能代表大众反映民意，相反，他们成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样他们和民众的利益就越发脱节”。面对这一情况，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无奈地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寿终正寝，沦为受到庞大资金左右的寡头政治。”

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通常更为极化。给予两党竞选支持的资本集团分别代表不同群体，有着迥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实际需要与意识形态立场高度极化。有研究表明，在每个国会选区，民主党捐助者都比普通的民主党人更加自由，而在60%的地区，共和党捐赠者比普通共和党人更保守。这其中，支持共和党的多为公司富豪，他们不主张政府给予太多帮扶。例如，他们反对为失业人员创造政府工作、改善医疗保险、增加失业补贴及社会保障待遇，因为这些政策会提高他们控制职员的难度，并且使人们不愿意接受私营领域低薪或高风险的职位。而支持民主党的多为自由派一劳工联盟，其中不乏资金丰厚的商业集团和工会，他们通常主张税务减免、政策补贴、权利保障。

除了资本集团与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选民也成了加剧政治极化的第三方力量。大多数公民很少参与选举与提名，这一点在初选中尤为明显，而最密切关注竞选结果的往往是较为极化的资本集团及政党积极分子。选民间存在的这种政治冷漠现象，为政党采取极化立场以吸引资本集团创造了可能，因为这意味着政党不再需要关注选民的实际需要。同时，选民的政治冷漠在无形中也提高了极化的积极分子与资本集团对竞选的影响力，他们的呼声和诉求更为突出也更容易被政党捕获，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愈发极化。此外，两党间的敌对情绪蔓延至积极的选民中，使他们将自己与所支持的政党归为同类，并将敌对党派视为异端，这种对党派产生的强烈的认同与支持感加剧了政党忠诚。进步时代的批评者认为，这种高度忠诚助长了“老板统治”，使政党优先考虑富人的要求而不是人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会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产生出强烈的支持和拥护。政党为了能够在竞选中获得胜利，格外重视资本集团更为极端的诉求，使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也变得愈发极化，这种转变受到忠诚选民的强烈拥护，并不断被巩固。在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政治极化程度愈发严重。

异化的代表原则使资本介入选举，政党极化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使选举逐渐偏离人民、违背民主。“所有代议制民主国家的一个固有风险是，每当集中财富持有者的权力过大，以至于代表机制不足以作为有效行使权力的渠道时，就会出现倒退的寡头政治趋势”。更有甚者，集中的财富持有者除了通过控制大众媒体影响公众舆论之外，更能通过腐败手段控制司法机构，从而对反对者进行阻挠迫害。经过近30年的发展，美国社会中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已经将相对于穷人阶层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一个明显偏袒富人阶层的“财阀政治”格局业已形成。在资本影响下，竞选者仅在选举时少量代表人民的意愿与诉求。选举结束后，随着资本力量的不断渗透，赢得选举的政党领袖便会违背自己的承诺，忽视民众诉求，转而代表以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少数群体的实际需要。唯选举主义的民主是一种间歇性、阶段性的民主。在美国，民主被局限在选举阶段，一旦选举结束，民主也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充其量成为精英轮换的平庸选举游戏;最坏的情况是，它变得更寡头化而非民主化。”

四、结论与讨论

在美国200多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得以延续的选举原则加剧了政治极化。选举催生了政党，并在美国独特的政治土壤中形成了长期存在的两党。两党为争夺选举胜利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使得原本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两党竞争起初仅是指出对立党派的问题，发表己方党派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即使在竞选中失利也会承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但随着竞争的愈演愈烈，竞争原则发生了异化。政党之间无休止无底线的攻击、抹黑和谩骂取代了合作与妥协，竞选失败的一方甚至试图通过质疑选举的公平性等方式来逆转选举结果。两党之间的矛盾尤其体现在移民、种族、堕胎、社会保障、对外关系等方面，并逐渐延伸到民众身上。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极化程度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异化后的竞争原则使政党与民众越来越趋向于意识形态的两端，分歧与差异越来越明显，极化程度不断加深。

多数原则的异化是加剧政治极化的又一重要因素。多数原则本应维护秩序与稳定，维护多数利益、尊重少数需要。但随着选举竞争的不断加剧，多数原则的设定开始附加上赢者通吃的规则，赢者通吃逐渐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选择坚持更加极端的态度立场，甚至刻意放大不同群体利益诉求间的差异，以吸引不同信仰和价值的选民的支持，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割裂和政治极化。在选举过程中，少数群体的声音盖过了多数民众的诉求。最终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领导人在就任后往往只关注支持自己的少数群体的诉求。赢者通吃规则下的选举实际上运行的是少数人的政治游戏，多数决定逐渐成为名义上的原则，政党和民众的极化倾向与矛盾也进一步加强。

选举出的政党代表按照代表原则的要求，本应代表人民利益，但它并未发挥理想功能，反而促进了政治极化。贯彻代表原则的政党本应代表人民，却在资本的介入下背离人民，违背民主。尤其在意识形态更为极端的资本集团介入选举之后，候选人为了获得资本集团的青睐，通常会更加鲜明和极端地表现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以迎合与讨好资本集团。加之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日益加深，在选民的高度拥护下，政党沿着极化的道路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集团将私利包装成公意，政党领导人被裹挟并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人民的根本诉求与利益需要容易被忽略。

纵观美国选举进程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诸多原则，其本意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选举的公平与民主。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在以两党制为背景的总统竞选过程中，激烈的政党竞争使两党之间的意识差距越来越明显，多数原则下的赢者通吃规则使两党变得零容忍、零妥协，在资本入侵的影响下，政党代表的不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资本集团。美式民主将民主一词解读为选举，但选举中的每一个步骤体现出的民主都只是形式和程序上的民主。这种被局限的民主更体现出政党间的敌意、群体间的矛盾与社会中的撕裂。民主不应该被普世性的定义所局限，而应当以多元化的方式发展。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佳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