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9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22: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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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包含了转型和发展两个维度。在转型的维度,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僵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摒弃和现代制度的创新建设;在发展的维度,现代化意味着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转型和追赶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诞生的,在一个世纪的伟大征程中,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一个后发大国实现和平转型和追赶,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历史的先河,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具有世界性意义。对后发国家来说,其执政党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关注国家整体的长期发展;应把促进社会平等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推进政治和社会转型,为实现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保证;应重视人的发展,提升普通民众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应践行务实主义,脚踏实地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道路;世界意义;后发国家;转型;追赶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当口,如何理解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后发国家现代化框架中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探讨党所开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及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意义。

   在所有国家,现代化都包含转型和发展两个维度的内容。在转型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摒弃传统社会僵化的、压迫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代之以现代社会开放的、文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发展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民众收入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然而,转型和发展两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而且可能相互牵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两者的挑战更大,因为它们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转型和发展,一方面要尽早赶上先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常面对先发国家带来的冲击、干预甚至侵略。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寻找转型和追赶的“整体”解决方案过程中诞生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启动了中国转型和追赶的历史步伐。改革开放之后,党在实践中汲取、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和制度保障。由此,党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具体而言,这条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四个方面:其一,执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相对于社会保持其先进性,关注国家整体的长期发展;其二,在一个后发大国实现和平转型和追赶,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先河;其三,重视人的发展,提升普通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其四,践行务实主义,脚踏实地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算起,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300多年;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西方现代化的终点,西方现代化也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会再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后发国家清楚地了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制定理性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在经济发展方面实施赶超战略。先发国家发展经济基本上按照经济和社会自然发育进展,用市场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但后发国家想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就要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手段。不过,赶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多年里,能够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状态发展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只有11个,其中包括日本和南欧的一些国家。当然,这其中真正从贫穷的经济体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只有所谓“亚洲四小龙”。所以,经济追赶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是个小概率事件。和经济发展挑战相互平行,甚至具有更大挑战性的,则是社会和政治变革。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上层统治阶层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传统社会还是一个思想僵化的社会,那些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位。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制度和思想却是僵化的。而现代社会重要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制度和活跃的思想,这种特征必定和传统社会产生冲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必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在欧洲历史上,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都经历过革命才艰难启动现代化进程,而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国家,往往经历其他的社会痛苦。譬如德国是19世纪经济追赶最成功的国家,但没有发生社会革命。有学者认为,德国演化出军国主义与此大有关系。20世纪经济追赶最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有类似情况。

   中国从1860年开始现代化历程。按照李鸿章的说法,19世纪末的中国正在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西方文明这样巨大的冲击。上一次外来文化的大冲击是佛教的引入,从汉代到宋代,我们花费了1000余年才彻底消化。西方文明的冲击比佛教的冲击更壮阔、更深入,是否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化?这是当时中国当权者和士大夫所恐惧的。

   从1860年到1919年,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重要标志是: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亚洲最大规模的舰队——北洋水师。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仅靠技术是不行的,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改变制度。由此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此时产生了革命和变法两股力量,前者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为核心,后者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为代表。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最终以建立民国结束。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后出现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加之列强的欺压。戊戌变法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兴起,经由严复译编的《天演论》以及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传播,这一主义成为主导中国知识界十几年的思潮之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并没有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寻求其他出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既然发展技术、改变制度都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一定是中国旧文化有问题,为此,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民心和文化的改造,其中一个主题是反传统,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五四运动大大深化了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引进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为建立强大的中国提供整体性、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开始抱持悲观看法,这些看法也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主流文化的对立面的社会主张出现的,它符合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批判态度,而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恰恰需要一种革命的学说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恰恰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指导,既有目标理性,也有工具理性,后者在实践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阶级斗争被视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只要革命需要,党就努力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阶级斗争是现代化转型的手段。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代表传统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有产者和当权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建立现代的新秩序。

   国民党之所以没有肩负起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责任,是因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和能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开始是民族主义的。后来,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来统合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的治国目标。国共合作期间,他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两者都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上去,因此,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他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服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合作。不过孙中山拒绝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试图用社会合作来求得社会进步,忽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生存活动。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三民主义最终沦为泡影。蒋介石一开始是支持“联共”的,表面上对俄国革命抱有某种同情态度,甚至率队去俄国考察。蒋介石的思想和政治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是他因为“中山舰事件”与共产党产生罅隙;二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他的权力欲急剧膨胀;三是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在城市的夺权运动触动了他作为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底线。“四一二”政变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国民党,大规模血洗共产党。但是,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蒋介石的行为也使得国民党反革命化,失去了中国社会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的支持。所以,到了延安时期,热血青年不是去投奔重庆,而是去投奔延安。去重庆是为了躲避战乱,投奔延安,则是投奔一个光明和全新的中国。在进步青年的眼中,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资格。

   有学者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的历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救亡压倒了启蒙。然而,简单地用启蒙来概括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启蒙只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而旨在发动社会转型的革命,则是更为重要的部分。

   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初心使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妇女解放,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除此之外,党还致力于普及教育和改善公共卫生条件。这些变革都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 土地改革

   有学者用局部地区的数据说明,旧中国的土地关系没有那么紧张。然而,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做的调查,全国自耕农的比例只有41.7%,南方地区更少,只有27.2%;在非自耕农当中,北方地区的雇农较多,南方地区的佃农较多。由此可见,旧中国的土地关系是非常紧张的,而通过土地改革打破旧的土地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土地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当时,有两个原因导致旧有的土地关系束缚生产力:第一,农民不掌握土地,也就不掌握自己劳动的果实,因而生产积极性逐次下降。雇农完全没有土地,靠地主给的少得可怜的工钱维持生活,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佃农一般要把50%的收成交给地主,生产积极性也相当低下。第二,佃农拥有很少的财富,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但却不得不承担天灾的风险。特别是在固定租赁合同下,佃农要承担粮食减产的所有风险,这就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实现耕者有其田,可以完全消除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效率损失,也可以大大降低第二个原因造成的效率损失。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可以改变生产关系。旧有的土地关系造就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雇农还是佃农,他们和地主之间都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现代化的破除对象之一,就是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关系决定了社会的其他关系。因此,破除旧的土地关系是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

   研究表明,土地改革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农业以大种植园经济为主,土地分配极其不均。摆脱殖民统治后,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时断时续,很不彻底,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并未解决,大庄园主等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仍很强大,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相反,中国的土地改革深入、广阔,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推动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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