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罗尔斯的代际正义论:一种融贯解释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2-06-15 23: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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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柱  

  

   【摘要】:代际正义理论是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约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在当代有关代际正义理论的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罗尔斯并不主张将其差别原则直接用于处理代际问题,而是建构了一种以“正义的储存原则”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不少论者认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差别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罗尔斯在其后期著作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始终坚守“当下时间进入解释”,但放弃了其起初坚持的“家族模式的动机假设”。实际上,不少批评者误解了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能够获得一种融贯的解释。

   【关键词】:代际正义;后代人;差别原则;约翰·罗尔斯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自产生以来,已经历经了诸多世代(generations),各个世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自工业革命出现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联系变得日益密切,某一世代可以对其后世代的方方面面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譬如,当代人对核废料所采取的处理政策就可以影响到后代人的生存环境。虽然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也逐渐恶化,比如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等等。人类的诸多不良行为使得地球变成一个风险丛生的星球,这不仅会影响到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亦会影响到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代学术界,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贫瘠、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核威胁的加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态意识的增强等等,后代人的处境问题愈发获得人们的关注。后代人的处境问题是代际正义(intergenerationaljustice)理论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晚近的四十多年中,代际正义理论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理论之一。

   代际正义理论之所以在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与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巨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往往只有些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关注代际之间的储存等代际问题。在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以后,这种格局得到了改观,罗尔斯将对代际问题的讨论扩展到了哲学领域,正如戴维·海德(DavidHeyd)所言,“罗尔斯是第一位系统地探讨代际正义问题的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第44节和第45节中集中探讨了代际正义问题,对代际正义的论述也散见于《正义论》的各处,并在其《政治自由主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以下简称《正义新论》)等后期著作中稍微提及了它。虽然与《正义论》的庞大篇幅相较而言,这两节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罗尔斯在其中对代际正义理论比其以前的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关于代际正义理论所阐发的观点,属于代际正义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在罗尔斯那里,代际关系与代内关系是不同的,那种适用于处理代内关系的差别原则并不适宜于处理代际关系。然而,罗尔斯在处理代际正义问题时,延续了其处理世代之内的正义问题的契约论方法,采取建构主义的方法,构建了以“正义的储存原则”(thejustsavingsprinciple)为内核的代际正义理论。在罗尔斯的整个正义理论体系中,代际正义理论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可以通过其将“正义的储存原则”置于第二个正义原则之中,并以正义的储存原则来限制差别原则而体现出来:“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这也反映了后代人的处境问题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重要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建构的代际正义理论引起了不少人的异议,为了回应其中的一些批判,罗尔斯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1999年出版的《正义论》(修订版)和2001年出版的《正义新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自己的代际正义理论。

   众所周知,当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后,立刻获得了哲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众多学者的关注,数以百计的学者通过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阐释、批判、修正或拓展,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罗尔斯产业”,还有不少学者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理论资源或坐标,建构了自己的正义或平等理论。然而,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整个“罗尔斯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低的,这与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在其正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匹配的。在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持批评的立场,往往质疑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的两个关键部分,一是原初状态并不是前代人、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参与的原初状态,原初状态中的缔约者知道自己属于同一个世代,罗尔斯称之为“当下时间进入解释”(thepresenttimeofentryinterpretation);二是原初状态中的缔约者并不像罗尔斯起初设想的那样是相互冷淡的,而是有着关心其后代的动机。不少论者往往从上述两个方面,尤其从第二个方面出发,批评了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认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差别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譬如,克莱顿·胡宾(ClaytonHubin)认为罗尔斯的“当下时间进入解释”有点武断,“看起来罗尔斯在试图以处理代内正义的方式来处理代际正义这一方面犯了错误。这种错误类似于功利主义者错误地试图将个人的理性选择原则扩展到社会选择。正义和非正义是同一社会中同时代的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某一世代的成员与另一世代(非重叠)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类似于同一社会中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更像是一种捐赠/受益关系,而不是像后者(至少在正义的环境可以获得的情况下)所特有的合作竞争关系。”杨通进认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和他的一般正义论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反差、矛盾和冲突;这些反差、矛盾和冲突不仅限制了他对代际正义问题的探讨,而且威胁着他的正义理论大厦。”罗尔斯在《正义新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代际正义理论,放弃了原初状态中的缔约者关心其后代的动机假设。然而,史蒂芬·沃尔(StevenWall)仍然认为,虽然罗尔斯的《正义新论》有关正义的储存原则的新基础的论述要优于罗尔斯以前的论述,正确地放弃了正义的储存原则应该基于原初状态中的缔约者对后代的关心这一动机假设,但是“罗尔斯在《正义新论》中对正义储存原则的理解与其差别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当正义的储存原则获得恰当的理解时,正义的储存原则——更确切地说,是它所依赖的基础——使得我们放弃差别原则,并支持一种对分配正义的非平等主义的解释。”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差别原则之间真的存在一种张力吗?我们能够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提供一种融贯的解释吗?这将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从整体上来说,本文第一部分界定我们所研究问题的由来,第二部分在关注罗尔斯批评有关代际正义理论的功利主义阐释方式的基础上,对代际正义理论进行的契约主义解释,第三部分关注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所引起的纷争以及罗尔斯在后期著作中进行的修正,然后我们在第四部分审视罗尔斯与其对手之争,并简要回应两种试图化解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差别原则之间张力的尝试。文章的最后依照罗尔斯的“最大的最小值原则”,在强调“社会是一种世代相继的公平合作体系”以及个人作为道德存在物所拥有的“正义感”(senseofjustice)的基础上,试图为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提供一种融贯的解释。

   二、罗尔斯论正义的储存原则

   在罗尔斯那里,社会是一种合作体系,这种合作体系既会使得所有人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又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同时,每个人由于天性的缘故,都喜欢较大的利益份额而非较小的利益份额。因此,在社会合作中,人们之间的利益也存在冲突的可能性,此时就需要一种分配利益和负担的正义原则。对此,我们有两个疑问,一是作为一种合作体系的社会,仅仅包括当代人吗?后代人(以及前代人)是否也应该被涵盖在内?二是正义原则仅仅能够调节某一世代之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被用于调节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关系?罗尔斯在其后期著作中不断申述社会是一种世代相继的公平合作体系:“那些我们用来组织和构造以使作为公平的正义成为一个整体的理念,我将其视为‘基本理念’(fundamentalideas)。在这种正义观中,最基本的理念是社会作为一个世代相继的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的理念。”可见,依罗尔斯之见,社会作为一种世代相继的公平合作体系,它不仅包括当代人,而且还包括后代人(以及前代人),每一代人仅仅是其中的一环。后代人是否拥有权利,当代人是否有义务要尊重后代人,正义理论应该对此作出回答。正是基于此种考量,作为代际正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推动者,罗尔斯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代与代之间的正义问题。不用说,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它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然而,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解释就是不完全的。”对于正义是否适用于代际关系这一疑问,罗尔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当然,罗尔斯此处提及的“代际正义”是一种“代际的分配正义”,这可以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第44、45节这两节主要讨论代际正义的内容置于“分配正义”这一章而体现出来,该做法显示了罗尔斯将代际正义解释为一种在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

   罗尔斯采取什么方法来述说代际正义理论呢?与其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来证成代内正义理论一样,罗尔斯在建构其代际正义理论时也同样对功利主义表达了不满,认为功利主义对代际正义理论的关注方式是错误的,将我们对代际正义问题的思考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认为人口的规模是变动的,并要求一种较高的资金边际效益和资金的长久周转的话,那么对总的功利的最大限度的追求就可能导致一种过度的积累率(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既然从道德观点来看,人们没有理由在纯粹时间偏爱的基础上轻视未来的福利,那么结论很可能是:未来各代的较大利益足以补偿现在的牺牲。假如仅仅由于更多的资金和较好的技术就可能维持一种足够大的人口,上述结论就可以证明为是正确的。”根据罗尔斯的立场,功利主义在处理代际正义问题时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极端的情形,譬如,它有可能要求较穷的世代为了以后要富得多的世代的更大利益而作出巨大牺牲,可能认为为了后代人的效用最大化,当代人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公正的,而这种对某些人的所得与他人的所失相平衡的利益计算,不仅在代内之间难以获得辩护,而且在代际之间更难获得辩护。实际上,除了罗尔斯所提及的以功利主义来证成代际正义理论有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外,还可能存在其他问题,比如,功利主义计算有可能建议当代人不生育,这种后果是极为可拍的,同时,当代人既可能无法预测后代人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又可能不知道采取何种行动以有利于后代人利益的最大化和满足后代人的需要,以及在作出针对后代人的行动时当代人需要付出何种成本。这一切往往都是悬而未知的。

作为罗尔斯代内正义理论的核心,差别原则能够适用于处理代际关系吗?倘若可以的话,这也凸显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自洽性。罗尔斯曾明确强调,差别原则不能被用于处理代际正义问题,它只适用于处理代内正义问题,这与代际关系的独特性是紧密相关的。在罗尔斯那里,代际关系是一种与时间向度有关的正义,各代分布在时间之中,就时间位置而言,当代人在时间向度上优先于后代人。由于时间是不可逆的,当代人可以为后代人做事,而后代人不能为当代人做事,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其中并不会产生正义问题,正义或者不正义在于制度如何处理这些自然限制。代际关系的独特性决定了差别原则不适宜处理代际正义问题,“后面的世代没有办法改善第一代的最不幸境遇。差别原则在此是不能运用的,若要运用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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