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 :北约全球化: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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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只要打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网站,即可发现一个有关“北约2030”的专栏,打开这个网页,即可看到以极为醒目的大号字体显示着一个口号:“北约2030:将强大的联盟打造得更强大!”(MAKING A STRONG ALLIANCE EVEN STRONGER)①此口号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北约必须要更加强大。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更强大的目的是什么?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谁才是北约盯死的战略对手?这些问题尤其是极为敏感问题的答案,大都隐藏在北约话语表达的背后,我们只能通过仔细而审慎地研究并结合其一些具体外在行为才能推断出。

一、明确的目标:全球化的战略意愿表露无疑

众所周知,北约是冷战的产物,苏联及其集团和后来的俄罗斯一直是其设定的主要对手。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综合实力的不断衰落,北约也开始在世界上寻找新的对手,这是由美国主导下北约的思维逻辑习惯所致。因此,自2019年12月起,北约开始了新一轮战略规划,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让其秘书长牵头搞个具有前瞻性的“反思议程”(或称反思项目)。经过约半年时间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强大、一个路径”——军事强大、政治强大,全球化方式——的基本思路。此项目也命名为“2030议程”,该议程的整体构想于2021年获得北约成员国认可并获得批准。

2021年11月30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一个公共外交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北约下一个战略构想(也称战略概念)的五个构成要素,即“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加强我们的组织;放眼全球和将北约建设为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制度纽带。”②依据程序安排,北约领导人将在 2022 年 6 月的马德里峰会上批准这份新文件,同时,将阐明北约未来如何应对一个更加不可预测和竞争激烈的世界。联系到2022年3月24日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北约坚持对《华盛顿条约》第10条规定的开放政策承诺,并结合俄乌战争点名中国不要再帮俄罗斯说话,至此,应该说北约的发展理念、方向和目标已十分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是更大更强。即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成员国数量,强化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大政治影响力,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强化联盟的凝聚力,使其成为一个全球超级政治军事联盟体系和力量中心。

二是面向全球。即超越现有北大西洋与欧洲的地缘政治范围,向覆盖全球方向发展。也就是,北约要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其所谓的势力范围将扩展至全球,使未来的北约不再是过去和今天的北约,其触角将延伸至全球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三是定向大国。即以遏制大国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各地区主要国家。若非以应对大国为目标,作为已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毫无必要继续做大做强。事实上,这也是由美国现有军队建设的“应对大国竞争”目标所决定的。作为北约的主导者,美国必将自己的战略理念和战略目标带进北约。如此,只要稍加考虑就不难发现,北约所指向的大国,若以传统的欧洲为视野便是俄罗斯,此次俄乌战争会更强化这一点。而以放眼全球的视野看,那就非中国莫属。

由于北约的“战略构想”被认为是仅次于《华盛顿条约》的联盟支撑基础,故依据全球安全环境变化,会定期审查与更新。冷战结束迄今,大约每10年更新一次“战略构想”。目前的战略构想是2010年在里斯本峰会上确立通过的,而新提出的下一个战略构想将于2022年6月在马德里峰会上讨论。依据目前的情况看,上述战略构想的理念除了小修小补,不会有大的改变,应该不出意外地得到通过并付诸实施。

二、天赐的契机:俄乌战争提供前所未有理由

冷战后,北约之所以依然存续,其核心支撑理由就是俄罗斯存在对欧洲威胁。为了证明这种理由的正确性,美国开始谋划北约不断东扩而向俄罗斯逼近,以此试探其反应。尽管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极度不满,并一直在此问题上与北约争斗,但总体上可谓隐忍度日。同时,俄也曾一度欲加入北约,以谋求融入其中,进可消解北约的对己威胁,退可搅局使其涣散。但北约却十分清醒地一直将俄拒之门外。

事实上,尽管北约一再扩张,但就组织而言并非团结紧密,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步调也不整齐。例如在军事打击叙利亚,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建立围困伊朗巡航舰队等问题上,北约的欧洲国家即便是一直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也不追随。这是欧洲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自然反应。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与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不同,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不仅地缘贴近,更在经济上尤其是在能源供应上与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依赖,这就必然导致在战略理念上有自己的认知,不可能完全依据美国的战略利益去实施自己的国家战略。而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大算经济账,让北约国家更多地承担经济义务,此举被视为向北约国家收“保护费”,就更加引起了法德两国的不满,认为“欧洲国家不要再依赖美国,而要自己主宰命运”③,战略自主意识推升,进而再次发力推进欧洲防务一体化和欧洲军的建立进程。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在2019年多次做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论断。

质言之,就北约的基本属性而言,名义上是北美和欧洲的跨大西洋联盟,但其显然不是简单的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再加上一些欧洲国家的北约,当然也不是美国的北约,更不是欧洲的北约,而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也正是基于这种属性,在北约出现涣散迹象之时,拜登政府才会一改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一再为聚合和强化北约谋划。

若是从这个角度推理,那么以下的这个逻辑就是成立的,即:拜登政府在俄乌关系极为紧张的关键时期诱惑鼓动乌克兰加入北约,最终导致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让欧洲人真切地看到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近在咫尺,使原本的“恐俄症”加剧蔓延,从而使涣散的北约更加团结,为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北约创造条件。

而从现实看,拜登政府的目的达到了。俄乌战争爆发后,很多欧洲国家一改平时态度,要么大幅提升军费,要么给乌克兰输送资金和武器装备,更让一些中立国家民众加入北约的意愿增强,或对俄采取制裁措施。尤其明显的是,在2022年3月24日的北约峰会上,美国还成功解决了所有成员国将军费提高到GDP占比2%这个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至少从这点看,美国利用俄乌矛盾来强化北约的套路确实成功了。说得更加明确些就是,俄乌战争给了北约团结、扩张和强化千载难逢的理由和契机,成功地使接近“脑死亡”的北约几乎满血复活。

三、清晰的趋势:指向中国的策略与路径选择

不以阴谋论而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北约全球化的主要目标显然是剑指中国,这是由美西历史经验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而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美国冷战后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有两个国家被定位为竞争对手,那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从排序上看,先是俄前中次,后是中前俄次;就性质而言,先是俄罗斯为现实竞争对手,中国是潜在竞争对手,后来两者的位置出现替换。也就是说,中国不仅从未离开过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定位的视线,且地位越来越清晰和凸显。

事实上,在美国进攻现实主义者眼中,中国一直被列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这点从其理论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名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著作和其各类演讲中即可找到答案。他虽然不断批评美国政府不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去激怒俄罗斯,但他从来不掩盖美国该剑指中国的主张。这既是“修昔底德陷阱”传统思维的反映,也是大国竞争历史经验主义的发酵使然,更是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时代美国霸权思维的必然产物。

依据前述北约的性质,作为北约的主导者,美国的战略思维对北约的影响巨大。尽管北约的欧洲国家曾一度战略自主意识趋强而使北约出现涣散,但经俄乌战争,再次凝聚的趋势已经显现。因此,无论俄乌战争的结果如何,在后乌克兰时代,无论如何乌克兰都极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沉重包袱,加之俄自身经济需要在尽可能抵消美西制裁影响中不断恢复,减缓其参与大国竞争的力度。那么,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就会大致按照美国设定的方向,把孤立起来的俄罗斯大致交给欧洲去平衡,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中国。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就明确建议,“展望未来,拜登政府不应因乌俄问题,便将其注意力从重建美国内实力与平衡中国力量这一更重要的任务上移开。”④剑指中国之意溢于言表。

鉴此,美国主导北约的下一步总体策略和路径选择极大的可能性是:

首先,在亚太地区吸纳新的成员国,完成北约全球化的初步议程。美国的战略是全球的,尤其是近些年来回归亚太,东亚地区成为其重点关注。鉴于中国快速崛起已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对中国的难度相对越来越大,必须依靠地区盟友联合制衡。从北约全球化的战略构想看,不吸收欧洲以外的国家成为成员国,就谈不上全球化。因此,其全球化的第一步极有可能从美国最为关注的亚太地区付诸实践,而最可能成为其第一批欧洲以外成员国的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然后是韩国和新西兰。

其次,进一步强化和细化美国“印太战略”,将其作为北约的主要战略任务。自2016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后,逐渐被美国接受,并开始谋划和制定“印太战略”。2022年2月12日,拜登政府公布了长达19页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首次明确了美在“印太地区”的五大政策目标和十大具体政策举措。该文件不仅首先极为明确地将中国作为首要防范对象,还将台海列为首要安全关切并将其作为战略执行的主要抓手。同时还要通过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支持印度来打造地区存在。⑤可见,美国以将“印太战略”的目标和手段路径都极为清晰地定夺下来,其后完全可能进一步以应对全球安全与挑战为由,将其尽快地强推给北约,从而使之成为北约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

再次,软硬兼施地离间中俄关系,使中俄难以首尾相接、患难与共地共同发力。尽管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毕竟不是联盟。然而,因在俄乌战争中中国一直秉持中立立场,而未与美国保持一致,中国便被美和北约认为与俄罗斯是同伙(尽管并未明确指出,但从最近一次的北约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已有显露)。而从战略层面上看,依据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战略观,认为对美国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俄罗斯、伊朗、印度和中国形成某种联盟。⑥尽管这一联盟并未出现,印度也在积极对抗中国并成为美“印太战略”拉拢的对象,但其他三国却都是美国的眼中钉,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如果实现真正的联合最为美国所担心。因为,无论是政治上(中俄均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军事上(中俄都是核国家,尤其俄可谓超级核大国),一旦联合起来,完全可以与美国和北约至少在军事安全领域形成大致的均势。同时,如果同时应对中俄两个力量中心的联合体,显然不是明智之选,也会力不从心。因此,只有不断地离间中俄,分而治之,才会彻底打破这种平衡,如以经济利益为诱惑,逐渐将一个经济虚弱的俄罗斯拉入欧洲安全秩序建设,从而使俄对华相对疏远,导致中国相对孤立。从这种逻辑出发,长远看,离间中俄必是美国和北约的不二之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对美国和北约最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应对中国也会更加得心应手。

四、显著的威胁:中国战略安全环境严重恶化

如果上述的主要推断结论是成立的,那么美国和全球化的北约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结果将是战略安全环境的严重恶化和安全威胁显著上升。主要表现至少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台湾问题上对我施加更大压力,打乱我解决台湾问题节奏,导致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深痛,实现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内容。但多年来台湾问题也成为美西制衡中国的一张“好牌”,通过对台军售等手段,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牵制并消耗中国大陆的众多资源。从前述美国《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将台湾问题作为实现其战略目的的重要抓手不难看出,美必施压其北约成员,一起以台湾问题为抓手,共同制衡中国大陆。并会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干涉搅局。这无疑将给两岸统一制造巨大障碍,打乱我解决台湾问题的节奏,进而影响我统一大业,更有可能导致与美或北约发生军事冲突。

二是在南海加大联合舰队“自由航行”频度,寻机制造各类事端,导致南海局势进一步紧张。南海是美国近年来牵制中国的另一个支点,且不断加大挑衅力度,空中、海上和海下多路联动,不断试探中国底线。自2009年以来,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逐年增加,无论是抵近侦察,还是演习训练,从频次到规模均有所增加。仅2021年,据公开数据统计,美军在南海周边的军演就接近百次,其中大规模军演近14次。参加的国家除美国外,涉及南海沿岸国家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这其中,美、加、英、法就是北约成员国。尽管其演习的假想敌采取了模糊处理,但明眼人都知道是中国。相信未来,美国会拉更多北约成员国进入南海地区进行所谓“自由航行”,还有可能组成联合舰队进行巡航,甚至可能组织以北约名义的联合军演,并寻机制造事端,考验中国的耐心,消耗中国的资源。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政治尤其是军事冲突风险。

三是以中印问题为突破口协印制华,导致中印关系趋紧,进而使中印边界地区局势复杂化。尽管印度对美态度相对理性,例如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并未与美同步,但美不会坐看中印关系龃龉给其带来的良机。其中不乏联合北约国家一起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拉拢印,增强印度实力,使之形成策应力量来牵制中国,进而使印度在边境问题上更加强硬,进而时常制造事端,导致地区局势复杂化。

四是进一步加强在中国周边军事部署,构建对华军事优势,增加可能爆发冲突中的胜算。美国目前在中国周边至少有10个军事基地,已基本形成对华军事威慑力量。既然已将未来的主要竞争对手锁定中国,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这就包括扩建和新建军事基地和移入更多先进武器装备,其中就可能会将美国现有军事基地改变成北约联合基地,或新建北约军事基地,以此构成对中国的军事优势而形成战略威慑态势。这将对我军事力量走出去,尤其是突破两个岛链带来严重压迫感,也给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平添巨大挑战。

总之,上文所述,均基于常识和逻辑的基本判断和推理而成,但上述所有推断是否最终变为现实,还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重要变量,即:一是美国会否紧紧咬住中国不放。二是北约是否会因为将目标对准中国而产生巨大分歧。三是中俄是否会彻底形成军事战略同盟。上述情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未来北约的基本走向,值得进一步跟踪观察和持续研判。如果一切变量都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那么北约就难以形成合力而对中国下手,中国与北约的战略均势也基本形成,从而迫使北约不敢轻易挑战中国。当然,最希望的是,但愿笔者对于北约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总体推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种推断一旦是正确的,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环境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如果按照中国古老的居安思危战略思维传统,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并未雨绸缪,那么,就该尽早在做好军事建设与经济发展平衡总体规划设计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一切应对危机与挑战的战略、策略、精神和物质准备并付诸实施,将可能到来的危机化解于爆发之前。


注释:

① NATO2030,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website, https://www.nato.int/nato2030/index.html.

② Secretary General shares ideas on NATO’s next Strategic Concept,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websit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9092.htm.

③“北约已经‘脑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啥一再这样说?”,凤凰网,https://ishare.ifeng.com/c/s/7s02kpwBOIf。

④ Anne-Marie Slaughter, Kishore Mahbubani, Stephen M. Walt, Toshihiro Nakayama, Shannon K. O'Neil, C. Raja Mohan, and Robin Niblett.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Ukraine. Foreign Policy, March 21, 2022 Issue.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1/us-geopolitics-security-strategy-war-russia-ukraine-china-indo-pacific-europe/.

⑤ 参见“美最新‘印太战略’文件有何深意?原文来了!”,凤凰网,https://mil.ifeng.com/c/8DcvLtsOmwo。

⑥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刘强博士,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研究员。从军43载,专业技术4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大校。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军优秀教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军事外交和国际安全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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