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人类正阔步迈向数字社会、智能社会。基辛格曾言：“网络空间挑战了所有历史经验”，而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加速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之际也伴生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国家治理带来巨大风险挑战。在时代的颠覆式变革中，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各个维度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传统地缘政治视域下大国博弈的安全叙事仍在持续展开，但新兴安全因素正在强势崛起、新的安全逻辑正在悄然生成。如何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变量新挑战，重塑安全常识，革新安全思维，厘清安全逻辑，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历史课题。
一、算法“与谋”：“个性化政治”冲击和挑战着西方国家传统安全结构
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正式脱欧，隐匿于其幕后的一个名为“剑桥数据分析公司”浮出水面，人们深切了解到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推荐等在政治选举、公共决策等中的深度“与谋”，也感受到政治日益变成“计算的政治”的风险，学界通常把其归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将智能时代的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安全挑战视为外因并将其归入非传统安全问题，那么当下在算法“与谋”的情景下，由美西方政治人物“个性化政治”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则是不折不扣的内因，且可视为传统安全问题在数智时代的演化。政治人物的个性本就是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中备受重视的研究主题，但美欧当下的“个性化政治”所带来的安全冲击，已经不是政治人物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现象。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开启新任期都被视为影响安全局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欧洲大陆极右翼的崛起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潮流。更严重的是，成为政治符号、意见符号、宗教符号多重意义合一的政治人物似乎已经变成相当一部分美欧政客的政治抱负，日益“特朗普化”的美欧政坛正成为这个时代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凡此种种求诸传统理论解释已然不够。
一种可信的解释是，智能时代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和定制化新闻是催生这一现象的关键催化剂，“病毒式传播”的社交媒体特性和“流量为王”的互联网经济形态相结合，为个性化政治人物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情绪化叙事”的媒介环境与其政党选举制度碰撞，个性化政治人物遂成为美欧政治生态中最容易赢得选票的形象设定；“信息茧房”效应和“回音壁”效应作用下政治人物对自我的认同与职业使命相混淆并最终超越了职业使命，传统政治人物的伟大志业追求更是难觅踪影，国家利益由此下沉为个人信仰与欲求的工具；内外因素综合之下，政治人物与网络情绪的直接媾和，“短路”了其他所有政治进程，美欧长期引以为傲的各种政治结构也在自下而上的网络民意狂潮和自上而下的政治人物个性高压之下被“击穿”，传统政治机制由此全面发生效用递减，传统精英政治也随之被“边缘化”。这一过程看似民众对建制的厌弃，实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与无节制的智能社交媒体算法共谋的结果。
智库深度参与美国政治是一个重要的传统，但在当下的美国，疏于数字化智能化的传统老派知识精英想要扭转这一局面恐怕难有建树。美国智库介入现实政治的能力被大为削弱，更多的只能以旁观者之姿，看着特朗普这位推崇“交易型领导”、擅长“麦克风外交”的美国总统，在国际国内屡屡引发多重安全冲击，并不断改写国际外交规则。
显然，在智能算法加持下，个性化政治人物的崛起已成为欧美社会的现实，由此引发的安全冲击和变化，又进一步彰显了个性化政治人物的影响和地位。顺之，则会使得未来的不确定性日甚；逆之，则会在当下引发直接的社会冲突和种群仇恨。
二、平权困境：人工智能时代涌现的新型不平等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智能鸿沟日益加剧，有的处于山峰之巅，有的处于山谷之底，全球可能日益分裂为“人工智能强国”和“人工智能弱国”。正如赫拉利所言，冷战期间，许多地方的铁幕真的是由金属制成的：一道铁丝网，将两个国家硬生生地隔开，现在的世界则逐渐是被硅幕分割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新型的数据殖民主义，也就是会通过数据控制遥远的殖民地。而控制了人工智能与数据，也能让这些新的帝国控制了人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研发、算力资源和数据获取、数据安全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高性能计算资源集中在少数机构或国家，限制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进而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渗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威胁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西方加快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力求打破战略平衡，持久维持自身全球霸权地位。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驱动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一些掌握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非国家行为体（超大平台、匿名黑客组织等）日益成为智能时代的重要权力主体，若控制不力，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被不当甚至非法使用，让国家安全未来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与历次科技革命均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险相类似，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也会产生各类社会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风险。马克思、凯恩斯都曾就“技术性失业”表达过担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全球近40%的就业人员面临着人工智能替代风险。就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可能导致失业潮，容易扩大贫富差距，增加社会安全风险。算法偏见可能使执法、社会福利分配等公共政策偏离公平，容易引发信任危机和公共治理政策失衡。弱势群体可能因缺乏数字技能或设备，无法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甚至被智能算法排斥。基于历史数据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固化社会偏见（如种族、性别歧视），导致就业、信贷、司法等领域的不公平结果。凡此种种，挑战着我们对不平等的时代认知，如何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不平等，未雨绸缪，提出有前瞻性的应对之策，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三、认知歧异：算法操纵下观念冲突与认同危机成为安全事件的重要诱因
国家安全深受社会认知差异的影响，对此理论家们早有洞察。国家的行为不仅受权力政治的驱动，还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对外政策是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延伸，这些因素会影响国家对安全的认知和追求，不同国家的安全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其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和战略选择。实际上，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并非完全基于客观威胁，而是受其主观认知的影响，国家对威胁的感知和误解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国家无法完全信任其他国家的意图，这种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历史上，国家安全的认知差异长期被地缘政治绑定，掩盖了其在国家安全领域引发危机和冲突的独立性，也很少被视为驱动国家安全行为的主导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产业链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系将各国融合为休戚与共的一体化大市场，传统上居于中心地位的利益冲突诱发的国家间武装冲突，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被大大抑制。
事实上，21世纪爆发的数场国家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已然清楚地表明，认知差异因素正在成为国家安全中的主要挑战。智能算法加持下的社交平台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普及，使不同认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枷锁在虚拟空间相遇，在迅速消弭了部分浅表差异的同时，加速了深层次认知差异的直接对撞。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发展和快速普及，人人都可借由社交媒体将自身内隐认知外放为社会认知，社会认知差异迅速井喷，由此引发的社会偏见、意见极化、矛盾激化开始成为社会“流行病”。即便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封闭的圈层、极化的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国家安全叙事的认知误解和安全危机涌现。
从全球看，“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会形成诸多对立的数字领域……人类社会分裂成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不但会造成经济对抗与国际紧张局势，还会发展出各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基于智能算法的认知战和心理战被一些国家作为“利器”重点发展，近年来，美西方利用大数据、情感计算、算法推荐等技术方法，针对大群体目标进行大规模认知结构分析，针对具体目标进行精准心理操控，持续实施思想渗透和认知供给，对其他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对此，有人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激发安全误解、诱发安全误判、引发安全冲突的根源。其实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在千万倍加速演算和推理的同时，千万倍地放大了人类社会的认知差异而已，毕竟在“深度学习算法+海量数据+算力”的技术范式中，人类社会的各种认知差异、偏见乃至陋习无一例外地被囊括其中。因此，人工智能并不是认知差异的根源，而是其扩音器与放大器。
四、数字治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面对算法“与谋”下的个性化政治、日益被数字化智能化放大的认知歧异以及新型不平等问题等多重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创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具体操作层面，数字治理或将成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安全挑战的有效选择。所谓数字治理，一般来说是指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关事务的制度安排和持续进程。从本质上看，数字治理强调科学、透明、民主、包容、公正等原则，是通过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重塑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动态过程。
第一，以多元共治的数字治理降低“个性化政治”带来的安全风险。多元共治是数字治理的基本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创新全球数字治理机制，充分释放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手段的优势，更好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平台企业、网络社群等主体的作用，增强各主体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增加治理过程的民主性、透明性，以有效抑制政治人物个性化执政引发的安全不确定性，也可在不确定性爆发时，对其冲击力进行有效缓冲。
第二，以技术、制度与人文协同共生为原则构建算法安全治理体系。通过技术重构、制度体系重塑与协同范式升级，构建更具适应性、包容性与韧性的算法安全治理体系。研究构建算法安全影响评估体系，健全算法安全问责等工作机制，促进算法在社会认同增进、价值鸿沟弥合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进物理—数字空间治理协同，通过协商解决冲突，有效应对认知差异导致的安全事件。
第三，以数字平权理念与行动缓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型不平等安全风险。数字平权的关键在于通过包容性设计准则、数字公共产品供给、分布式技术架构，将技术红利转化为普惠发展动能，逐步弥合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一国家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智能鸿沟，进而提升数字能力，为实现公民的数字权利与数字权力提供制度性保障。这既需要技术伦理的底层约束，更离不开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协同创新。
时移世易，安全异矣。人工智能时代涌现的安全新因素、新逻辑和新挑战不只是既有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同样也是新秩序构建的“助产士”。唯有勇于突破思维桎梏，革新方法路径，才能适应时代变局，化危为机，引领和缔造人工智能时代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