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谢安“雅人深致”一说，因为蕴藏着经学与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双重张力，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诗学争议。历来学者如宋祁、刘辰翁、王士禛等多激赏谢玄而质疑谢安。事实上，“雅人”并非泛指“高人雅士”，而是特指“诗人”，具体说就是与“风人”相对的“雅诗的作者”。正确理解“雅人深致”，既要注意《诗》有《风》《雅》二体、《雅》有小大正变的大背景，又要在“赋诗言志”的意义上体察谢安与谢玄人格气象和生命境界的内在差异。王夫之认为二谢所引《毛诗》“同一达情之妙”，无形中掩盖了“风人之致”与“雅人深致”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差别，故仍有一间之未达。晚清大儒沈曾植则立足儒家诗学的风雅传统，以人学论诗学，既还原了“雅体尊，风体卑”的礼乐诗教的真实生态，又以“雅人”为“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深刻揭示了谢安风流名士背后的儒者情怀和大臣心曲，堪称谢安的隔代知音。要之，对“雅人深致”的正确解读，既是诗学问题，也是人学问题，既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谢安是《世说新语》中记载最多的魏晋名士，他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厥功至伟，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
关键词：《世说新语》;诗学价值;谢安;雅人深致;沈曾植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文学研究 栏目
大约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小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世说》不像《红楼梦》等虚构文本，只要你不打开它，其中的世界和人物对于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虚空；相反，《世说》具有两种不同的打开方式，当读者因为疲倦合上书本的时候，它依旧在时间的维度上开启着。换言之，《世说》不是一部可以人为“关闭”的物理意义上的文本，而是一条沟通着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隧道”。如果没有《世说》，我们对于汉末魏晋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无法想象的。就文学而言，《世说》的许多记载，直接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文学实况，并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对后世文学观念和诗学概念、诗学的批评方法以及诗话创作的模式等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现在看来，文章虽然粗略勾勒了《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但限于学力和闻见，还是显得粗疏生硬。尤其是，其中虽言及谢安的“雅人深致”说后来成为一种诗学观念，以及“摘句批评法”对于后世诗论的影响，但也只是浅尝辄止，未及深入。时隔多年，再来思考《世说》的诗学问题，尤其是谢安其人对于六朝人文乃至整个中国“雅文化”的影响时，深感桓温所谓“安石碎金”一语实在不可等闲视之。谢安虽以政治家立身，但其深谙经术，无论品藻人伦，还是赏鉴文艺，无不见高识卓，点铁成金，又加其主掌东晋中后期清谈坛坫，一言九鼎，其文化创造力之大及士林影响力之巨，一时无出其右者。谢安脱口而出的“雅人深致”一语，绝不可仅以“以资谈助”的闲言碎语视之，其深层意蕴，实已关涉经典诠释学、《诗经》学、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等一系列与中国古典诗学相关的“大哉问”。以往的研究和解读，虽有关注而语焉不详，尚存未发之覆，今不揣谫陋，稍作论析，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 谢安引发的诗学争议
“雅人深致”，语出《世说·文学》第52条，其文曰：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此一故事看似简单，实则关涉甚广，含蕴甚深。可以说，惯会“特作狡狯”（《世说·文学》94）的谢安无意中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诗学争议。
首先，此事可以作为《诗经》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材料。谢安不问鲁、齐、韩所谓“三家诗”，径以《毛诗》发问，足可证明东晋之时，汉代立于学官的三家诗已逐渐式微，而《毛诗》经过郑玄笺注，则后来居上，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诗经》传本。“《世说》所引《诗经》，当为南北共同遵奉的《毛诗》及郑《笺》。”而《世说·文学》开篇即是郑玄的三则故事，绝非偶然。
其次，谢安问《毛诗》何句最佳，亦是魏晋以来论诗注重“摘句”的新风气之反映，《世说》另有其例。如《文学》第101条记：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又如《言语》篇第90“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条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可见“摘句”已成为当时讲习经典的“规定动作”，并须专人负责。至于晋人常以《诗经》名句为清谈嘲戏应对之资，例子更多，兹不赘举。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谢玄和谢安对于“《毛诗》何句最佳”的不同观点，曾引起古人极大的困惑和争论，成为《诗经》学史乃至整个经典诠释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如宋元之际的刘辰翁评此条就说：“各性情所近，非谢公识量，此语为遝拖，谁省？”明人吴勉学亦云：“各就性情所近言之。”二人均以“性情所近”论之，显然是虚晃一枪，为谢安留点情面，骨子里似乎认为，就对《毛诗》的鉴赏而言，谢安的见识似不如其侄谢玄。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中云：“《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见整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远猷辰告’，谢安以为佳语。”宋祁所谓“颜之推爱之”，是说颜之推论及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二句时，引《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又引《毛传》“言不喧哗也”，说：“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颜氏家训·文章》）宋祁显然认为，谢玄和颜之推对《毛诗》佳句的赏爱，“物态”与“人情”相得益彰，引人入胜，而谢安竟以“远猷辰告”为“佳语”，真是大煞风景，不知所云。清代大诗人、“神韵说”的鼓吹者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颜之推爱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爱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安石以为有雅人深致。愚按：玄与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指。”王士禛和宋祁观点一致，而态度更为斩截。
当然，也有为谢安辩护、试做“解人”者。如宋人陈栎《定宇集》卷七《答问》云：“谢安石之说，固足以救风云月露、流丽绮靡之弊。”又，刘克庄《赵氏义学庄》：“昔江左门户之大，人物之盛，无出王、谢……家集之际，或雅言，或联句，以儆励之。它日于子弟言诗，则谓‘杨柳’‘风雪’未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之句，是以相业教诏之矣。及乎亲炙久，濡染熟，玄、琰志义奋发，能以八千而走百万之虏，遂为经济之彦；诸孙如康乐，如惠连，如元晖，亦叠主风骚之盟。虽道韫一女子，犹责其弟学之不进。《孟子》曰：‘人乐其有贤父兄。’余于谢傅见之。”（《后村集》卷九二）清人邓绎《藻川堂谭艺》也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八字，非才兼师相，若伊、傅、周、召者不能知……是二言者，谢安石常吟咏之，风流宰相，自应经术宏深，岂江左夷吾所敢望哉。”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左，理路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不谈《诗》，仅就“性情所近”而论，谢安和谢玄所见各有其理，无所谓优劣；反过来，如果涉及诗学问题，仅谈《毛诗》何句最佳，谢安的答案就让人觉得费解——“终不能喻其指”。问题是，以我们对谢安的了解，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对经学、玄学、诗歌、音乐、绘画、小说等都发表过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独到评点，如果说他对《毛诗》的见解突然失去水准，反而不如其侄谢玄，究竟是有些匪夷所思的。我们不禁要问：谢安的“雅人深致”究竟有何深意？除了基于“家风家教”的谆谆告诫外，还有没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呢？
二 《诗》分风、雅
要想理解“雅人深致”背后的深意，首先须探明谢安所谓的“雅人”到底何义？今查各种《世说》译注本，“雅人”多解为“高雅的人”，“高人雅士”，“志趣高尚之人”，诸如此类。乍一看，意似可通，但联系此则故事所属门类（《文学》）及上下文语境（“《毛诗》何句最佳”），问题便会凸显出来。
事实上，“雅人”在《世说》中不止一见。另一个用例见于《赏誉》第46条：“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此处“雅人”与“风概简正”相属，显然是泛指，或与“俗人”相对，可解作“高雅之人”或“心志高尚的人”；而谢安所谓“雅人深致”的“雅人”，则显属特指，意思当有不同。
“特指”者何？盖《诗经》“雅诗之作者”也。须知谢玄所称引“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采薇》，而谢安所引“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则出自《大雅·抑》。也就是说，二谢所论，都涉及《毛诗》中的“雅诗”。刘孝标于“远猷辰告”后注云：“《大雅》诗也。毛苌注曰：‘訏，大也。谟，谋也。辰，时也。’郑玄注曰：‘猷，图也。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考虑到《世说》“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截取片段、略貌取神的记述特点，谢安与子弟讨论《毛诗》何句最佳，子侄辈应答者应该不止谢玄一人。如果我们展开联想，也许当时还有人就《国风》中的名句作答，不过未得谢安回应而忽略未记罢了。于是谢玄才以“昔我往矣”四句为对，而这样的“渐入佳境”，恐怕正是谢安“循循善诱”的结果。因此，谢安所谓的“雅人”，所指其实就是“诗人”。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解读“雅人深致”说：“指诗人的深远寓意。”庶几得之。
不过，“诗人”与“雅人”终究有一字之差，所指不可能完全重叠。通常的情况下，“诗人”可涵盖“雅人”，“雅人”却不能涵盖“诗人”。谢安强调“雅人”而非“诗人”之“深致”，应有一个隐而未彰的参照系，那就是“风人”。尽管“风人”与“诗人”有时可以互训，但特称“雅人”时，正欲与“风人”相区别。同为“诗人”，“风人”和“雅人”之不同，源于“风”“雅”二体之差异。盖风、雅虽同属《诗》之“六义”，而内涵及定义不同。《毛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可知，风关乎民之“性情”，所谓“一人之本”；雅则关乎“王政”，所谓“天下之事”。钱锺书谓“风之一名三训”，亦可参看。“风雅”并举，指的就是《诗经》所代表的风雅传统。此其一。
其二，《风》《雅》之诗，产地所出及作者阶层也不同。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则谓：“凡诗有关乎君国大体者为《雅》，出于民间怀感者为《风》。”
其三，《风》《雅》二体，体制及风格亦不同。赵岐《孟子题辞》中称赞孟子说：“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里的“风人之托物”与“二雅之正言”，正是对“风”“雅”二体表现手法及语体风格的分判。许学夷辨风、雅、颂之“体”亦云：“风者，王畿列国之诗，美刺风化者也。雅颂者，朝廷宗庙之诗，推原王业、形容盛德者也。故《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体为众；《风》则微婉而自然，《雅》《颂》则齐庄而严密；《风》则专发乎性情，而《雅》《颂》则兼主乎义理：此诗之源也。”许氏还专论“风人之诗”：“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风人之诗，不落言筌，曲而隐也。”“风人之诗，多诗人托为其言以寄美刺，而实非其人自作。”
清人刘熙载所见亦略同，其《艺概·诗概》云：“《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又说：“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上引诸家所论，可借以作为谢安“雅人深致”的注脚。因为“风”“雅”二体不同，故有“风人”“雅人”之别。谢安既然提出“雅人深致”之说，至少隐含两个预设：一是“风人之致”，一是“雅人之致”。难怪刘熙载要说：“雅人有深致，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则《风》《雅》《骚》不必在古矣。”近人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便拈出“风人之致”：“又云味外有味、色外有色、音外有音、神外有神，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此而韵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韵无穷，风人之致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亦借谢安的话头，提出“风人深致”之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当然，《风》《雅》亦有相通处：“诗有《风》而类《雅》者，如《定之方中》《淇奥》《园有桃》等篇是也。盖有关于君国之大者也。有《雅》而类《风》者，如《祈父》《黄鸟》《我行其野》等篇是也。盖皆出于羁旅之思者也。”
就我狭见所及，当代学者中较早将“雅人深致”与“风人之致”加以辨析的是徐国荣教授。早在2002年，他就在一篇书评中标举“风雅之致”，并拈出“雅人深致”的“雅传统”和“风人之致”的“风传统”之说，认为谢玄所欣赏的“杨柳依依”正是“风人之致”。时隔二十年，徐国荣及其弟子郭亚超引述大量材料，再论“风人之致”之内涵及其诗学价值，并得出结论：“尽管‘风人’的作者身份有别，但所表达的情致均为符合求中精神的温柔敦厚之情，具体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情感形式。这种内在情感是委婉含蓄的，又需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将其呈现出来。”其对“风体”的把握允称到位。
三 《雅》有小、大
不过，以为谢玄所引的“昔我往矣”四句就是所谓“风人之致”，恐怕也与其诗出于《小雅》的事实不尽相符。推敲《世说》此条上下文义，谢安所谓“偏有雅人深致”，应是基于泛论“雅人”而为说，“偏”有“特”“更”之意，或许在他看来，谢玄所称的四句诗虽然也有“雅人之致”，不过在义理、性情、思致方面尚“浅”，相比《大雅》中“訏谟定命”两句，显得不够深沉阔大罢了。有例为证。《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六载：
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
这是“雅人深致”的又一出典，或以为“传闻不同”，我倒觉得可能是同一次雅集的两段对话。谢道韫称引的“吉甫作诵”四句出自《大雅·烝民》，谢安也以“雅人深致”赏之，说明同为《大雅》之诗，有“深致”者不止一例。我们虽然不能以此遽断《小雅》之诗一定缺乏“雅人深致”，但也很难把谢安许为“雅人深致”的两首诗都出自《大雅》——而谢玄称道者则出于《小雅》——完全当作一种无关宏旨的偶然事件。进而言之，谢安所谓的“雅人深致”，既体现了对“风雅之旨”的诗性区分，更蕴含着对“《雅》有小大”的《诗》学理解。
前引《诗大序》接着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结合《论语·颜渊》子曰“政者，正也”之说，可知《雅》必关乎政，政有大小，《雅》亦有大小。《荀子·王制》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这里的“不雅”，其实就是“不正”之“政”。又《荀子·大略》说：“《国风》之好色也……《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以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风》《小雅》《大雅》《颂》的价值判断，显然是根据与王道政治关系之远近而逐级提高的。《鲁诗》学派的淮南王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应该就是受到荀子的影响。而后世诗论所谓“情兼雅怨”，早已在此埋下伏线。
如上所述，二《雅》既分小大，性质自然不同。郑玄《诗谱序·小大雅谱》云：“《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小雅》自《鹿鸣》至于《鱼丽》，先其文，所以治内，后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顺之次，要于极圣贤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可见所谓《雅》有小大，与天子和国君的上下、尊卑之别以及王政所关之程度浅深大有关系。
不唯如此，二《雅》在音乐上亦不相类。朱熹《诗集传》云：“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许学夷也说：“《小雅》《大雅》，体各不同……冯元成云：‘《大雅》正经，所言受命配天，继代守成。而《小雅》正经，治内，则惟燕劳群臣朋友；治外，则惟命将出征。故《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为天子之乐也。’及其变也，《大雅》多忧闵而规刺，《小雅》多哀伤而怨诽，朱子谓‘皆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是也。”
又，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雅有大小正变之分，自来诸儒未有确论。故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声音，皆非。唯严氏粲云，雅之大小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然则大小之分究何以别之？曰，此在气体轻重，魄力厚薄，词意浅深，音节丰杀者辨之而已……知乎小雅之所以为小雅，则必知乎大雅之所以为大雅，其体固不可或杂也。大略小雅多燕飨赠答、感事述怀之作，大雅多受釐陈戒、天人奥蕴之旨。”刘熙载《艺概·诗概》也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综上可知，《雅》分小大，二者气体有轻重之别，魄力有厚薄之分，词意有浅深之异，音节有丰杀之差，在雅正、典雅、温雅的程度上，“纯乎雅之体”“必无怨诽之音”的《大雅》高于“杂乎风之体”“怨诽而不乱”的《小雅》，这在魏晋以前经学修养较高的士大夫心目中，应该是一个《诗》学的基本共识。所以，当谢安指出《大雅》中的名句比《小雅》更有“雅人深致”时，似乎并没有遭到谢玄的质疑和反驳——以谢玄的才情和天分，他恐怕是恍然大悟、心悦诚服的。要知道，“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遂不能为儒林立传”。而《晋书》本传记谢安论及时局，又有“颓风已扇，雅道日沦”之言，足见当时士大夫虚谈废务、流连光景者多，忧勤国事、人人自效者少；即以诗歌而论，也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的玄言诗大行其道，而以忧世、忧生为主调的“《诗》《骚》之体尽矣”。数百年后，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咏叹，与谢安对“大雅”精神的推重与标举，可谓遥相呼应，异曲同工。遗憾的是，时移世易，离开谢家叔侄《毛诗》论辩的语境越远，人们对“雅人深致”的“弦外之音”便越是隔膜，以至于连王渔洋这样的大诗人也要慨叹“终不能喻其指”了。
以上，是对谢安“雅人深致”的《诗》学语境的还原和诠释，重点在于对“雅人”一词的语义分判，以及“风雅”传统和“二雅”精神的诗学辨析，相信距离谢安此说之真实意涵，虽不必中，亦当不远。下面，我们再回到谢安叔侄的对话现场，看看谢安“雅人深致”说何以会对后世形成如此巨大的诗学张力。
四 “雅人深致”的诗学张力
前面说过，谢玄所引“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采薇》，后面还有四句：“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紧接着的《小雅·出车》一首，也有相同的咏叹：“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对此，清人刘熙载颇感困惑，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华，雨雪载涂’，与此又似同而异，须索解人。”其实，二诗的情感主调是相同的，不过文字略有错综而已。其他如“王事靡盬”“忧心孔疚”“我心伤悲”之类诗句，更是贯穿于包括《杕杜》在内的三首《雅》诗，形成了音乐上的“复调”效果。《毛诗序》说：“《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劝归也。”也就是说，《采薇》等三首雅诗，完全符合“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诗体风格。谢玄从《毛诗》中摘出“昔我往矣”四句，以为最佳，可谓独具只眼，体现了其不凡的诗歌鉴赏水平。
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双重的博弈和张力：从大的学术思潮来看，是经学与文学的博弈；从具体的诗学观念来说，则是“言志”说与“缘情”说的张力。正如论者所说：“在曹丕‘诗赋欲丽’、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倡导下，从文学角度赏析评价《诗经》的新风气便逐步形成……它突破了把《诗经》作为经学的束缚，突破了‘诗言志’的藩篱，突破了汉儒的美、刺说，把《诗经》三百篇主要看作是抒情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文人“又产生了一种与前代文人迥异的文化心态：即‘以玄对山水’所培育的文化赏玩心态”。而“谢安显然是从定国安邦的角度叹赏‘谟’二句的，代表了年长一辈对《诗经》较为传统的看法。而其侄谢玄，则显然已接受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代表了青年一代注重‘诗缘情’的鲜明倾向”。“在谢玄之前是经学解《诗》，从艺术角度体会妙处，他是很早的一位，因此被鉴赏家们公认为名句，千载之下，不断评说。”很显然，如果我们持有一种百年以来已成惯性的“文学进化论”立场，或者“文学与经学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恐怕大部分人都会站在谢玄一边。
然而，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谢玄身上，也就无法理解谢安的“雅人深致”究竟何所指。平心而论，谢玄的观念中的确已涉及被后代诗论家反复论及的“情景”关系，但也仅此而已，远远谈不上“雅人深致”。所以，前引刘熙载所谓“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云云，恰恰迎合了谢玄而误读了谢安，更遮蔽甚至取消了两种不同诗学旨趣的内在差异。事实上，正如先秦的赋《诗》言志，有“断章取义”之法，谢安拈出《大雅·抑》中“訏谟定命”二句，亦可谓“摘句取义”，大有深意在焉。而要想明其“深致”，还必须回到原诗的语境方可奏效。此诗前三章如下：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毛诗序》谓此诗为“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朱熹《诗集传》认为“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方玉润则说：“此一篇座右铭也……诗首章‘靡哲不愚’一语，千古学人大病，四字说尽。盖愚人之愚，其愚也易破；哲人之愚，其愚也难明。自以为哲，则无乎不愚矣。故欲贬其愚，必先针其自哲之病而言乃可入。故发端以此为第一义也。于是特提訏谟远犹，以为人所当图。不可苟且偷安，是自勖正意……所谓‘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者，不于此益见其实欤？”透过谢安称道的这两句“雅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圣贤之情，著天道之助”的广阔而悠远的伦理政治图景和道德人文世界。这也正是《大雅》“主乎义理”“多忧悯而规刺”的地方。
清代大儒王夫之对《世说》中这则故事尤为关注，曾致意再三，反复推明。其中年所撰的《诗广传》卷三云：
往戍，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夫物其何定哉？当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当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浅人以其褊衷而捷于相取也。当吾之悲，有未尝不可愉者焉；当吾之愉，有未尝不可悲者焉；目营于一方者之所不见也。故吾以知不穷于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虽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虽然，不失愉也。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
在其晚年所撰的《诗译》中更做了如下总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是对谢玄说《诗》的进一步诠释。不唯有“情景交融”的显性阐发，更有对哀乐悲愉与天人心物之背反关系的隐性揭示，而“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其“圣道与诗心”（萧驰书名）交融之境，恐怕是谢玄所未梦见的吧？而在《诗广传》卷四中，船山又论谢安之《诗》说云：
“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谢安之所服膺也。赋诗可以见志，安也足以当之。知不及，量不远，条理不熟尝，亦恶能相触而生其欣赏哉？……谟之大，猷之长，命之豫，告之以时，所谓良马轻车，修途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节，是乐而已矣。小人不知乐此，无不戚焉。君子之知乐此，无不理焉……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玄，淝水之功，孰云幸胜哉？衿佩之下，“戎作”“蛮方”不遐遗也。得卫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相赏而不相违，得之于心迹之表矣。
这里，王夫之两次提到“理”，正与其“《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的判断若合符节。“赋诗可以见志”，本是“言志”说的老生常谈，而“志”又怎么与“情”相为挂搭呢？这也许是王夫之终生念兹在兹的一个诗学问题。他用了一个“乐”字作为触媒，以联通彼我之“心”——“得卫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情”字虽未现身，却已遥遥可见。而在《诗译》中，王夫之终于通过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诗学突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王夫之以“情”字勾连“兴观群怨”，且美其名曰“四情”，并将“訏谟定命”二句解为“兴观群怨”之“观”，说“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这就把谢安的“赋诗以见志”，也视为“游于四情之中”的情感体验了，于是“缘情”与“言志”妙合无间，下面的结论也就水到渠成：
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傅于《毛诗》取“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
王夫之似乎一直致力于沟通“言志”与“缘情”之壁垒的诗学建构，“同一达情之妙”一语，与其“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的诗歌本质论打通一气，弥缝了“情”与“志”的理论罅隙，不可不谓戛戛独造，气象万千。
然而，话又说回来，王夫之的这种调和论的致思理路，无形之中掩盖了“风人之致”与“雅人深致”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区别，似乎是“强拉谢安以就谢玄”，依旧算不得“雅人深致”的真正“解人”。晚清大儒王闿运就对王夫之不以为然，他说：“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又何以赏‘远猷辰告’之句？”又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云：“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谢安赏其语，有大臣之风度耳，然可撰而成之。”王闿运似乎认为，写诗“不离乎空灵妙寂”的王夫之，实在难以体察谢安的“大臣心曲”，不过是“强作解人”而已。
五 诗学与人学之间
与王夫之不同，晚清大儒沈曾植对“雅人深致”的解读，基于儒家诗教与诗道视角，显然更为切中肯綮。其所撰《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云：
昔者曾植与涛园（沈瑜庆——引者注，下同）论诗于公（瞿鸿禨），植标举谢文靖之“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其所谓“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事，形之事变，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诗与礼乐俱，准迹熄王降之义，《雅》体尊，《风》体卑，正乐《雅》《颂》得所，不言《风》，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磵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自四家师说略同。诗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汉魏之交，清言于晋，新变于梁陈，《风》降歌谣，镂画者殆不知“雅”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声义胥湮，而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诗终为小道也已。
沈氏不唯借用佛家话语，宣布谢安所引“訏谟定命”代表的“雅人深致”为“诗家第一义谛”，谢玄所称“昔我往矣”四句为“胜义谛”，对二谢之诗学做了价值层级上的高下判断；而且对“雅人”和“深致”分别做了解读，尤其“诗与礼乐俱”，“《雅》体尊，《风》体卑”，“诗教衰而五言作”，“镂画者殆不知‘雅’为何字”诸说，更言人之未及言，发人之未曾发，真可谓谢安的千古知音！紧接着，沈曾植又说：
世何自而有人，人何自而有知，寥廓宇宙间，复将焉置此四始六义之绪何等也？公（指瞿鸿禨）诗集手自写定，银钩之敏，墨渖未干，删择至精严，编年完具。平生于《选》学最深，故其风骨声采，于唐若权文公，于宋若周益公，遭际怀抱，盖亦略同……夫唯《大雅》，卓尔不群，公其近之。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公允蹈之。惟此一编，其于谢傅称诗，异世相发者乎？若夫文外之旨，《诗》义与《春秋》相表里，所昔尝接绪论于燕间，诚当有若谢公所谓深致然者。
至此，我们惊讶地发现，关于“雅人深致”的争论，不仅是一诗学问题，更是一人学问题，不仅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所谓“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诗品出于人品”，正此意也。王夫之能看到谢安“得卫武公之心”和“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两端，已经触及“雅人深致”的核心。但他以为二谢所引《毛诗》“同一达情之妙”，仅从诗学和诗品角度评判，未能触及人教与人品，就仍有一间之未达。盖谢玄以“昔我往矣”四句为最佳，固然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移情”式审美体验，然谢玄之生命与《诗》中人之生命终究有“隔”；而谢安以“訏谟定命”二句为“雅人深致”，则是将一己之性情怀抱完全融入诗的理境、意境和道境之中，因而实现了与《诗》中人（卫武公）的“同频共振”，“异世相发”。王夫之以为二者“同一达情之妙”，固然弥合了“言志”与“缘情”的诗学张力，却也把“风雅”传统所承载的诗教与人教、诗品与人品的伦理价值和德性品位降低了。
清人魏源在《诗比兴笺》的《序》中说：“自昭明《文选》专取翰藻，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敝。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如果我们把“雅人深致”当作一句诗，仅仅执着于诗句之翰藻名象、音节风调，而不问诗人谢安“所言何志”，甚至不论谢安究竟何许人，又怎能做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呢？事实上，“谢安称许‘訏谟定命’二句，与先秦借诗喻志相似，乃表其心曲而已……谢安子弟集聚评《毛诗》，或在谢万黜废前后。‘訏谟’二句正写出谢安之心事：确定远谋大略而不改易，到时布政于邦国都鄙以施行之。此殆所谓‘雅人深致’也”。也就是说，谢安从“訏谟定命”二句中，读出的不仅是诗中境界，更是他自己的心跳！所谓“雅人深致”，正其“夫子自道”也。
可以说，谢安才是魏晋六朝首屈一指的真正“雅人”，他不仅是《世说》中“出镜率”最高的名士，更是“雅量”人格的最佳代表。更有意味的是，《晋书·谢安传》中多次出现“雅”字：述其所处时世，有“颓风已扇，雅道日沦”之语；记其泛舟海上，风起浪涌时，有“安吟啸自若……众咸服其雅量”之谈；言其德政，有“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之誉；及其死亡，又有“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之说。可见在唐代史家心目中，谢安之“雅”，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我甚至怀疑，今天流行的“雅致”一词，很可能就是“雅人深致”的浓缩，足见谢安对于中国“雅文化”“雅传统”的确立，经营备至，厥功至伟，完全称得上“风流儒雅是吾师”！
沈曾植所以对谢安的“雅人深致”体悟更深，正因为他能立足于“四始六义”的儒家诗教，以“雅人”为“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并以“《诗》义与《春秋》相表里”，他看出谢安不仅是“大臣”和“名士”，更是一位将“风流”与“儒雅”集于一身的“儒者”。相比之下，王夫之虽也承认谢安乃“晋社稷之臣也”，却又被《老子》中“功成身退，天之道”一语所惑，认为“安，学于老氏者也”，泄露出其对谢安内在人格精神的认识不足甚至判断失误。须知“雅”文化之追求，绝非佛、老二氏之所关心，实与儒家礼乐传统、家国天下关怀与圣贤志节在在攸关，看不到这一点，则谢安之“雅人深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六 结语：“诗心”与“道心”
多年前，我曾对《世说》“雅人深致”条做过如下评点：“谢公此语，盖不欲子弟专注于文人雅趣，而当心怀天下，志存修齐。雅人深致云云，实亦儒者情怀也。谢公体道希圣之人，故家教中不取风花雪月，以免子弟玩物丧志也。”今天看来，除了“文人雅趣”云云或与本文之论旨略有舛互外，其他判断尚有可取之处。
明人许学夷论诗，有“诗家”“圣门”之分别，他说：“风人之诗，诗家与圣门，其说稍异。圣门论得失，诗家论体制。至论性情声气，则诗家与圣门同也。若搜剔字义，贯穿章旨，不惟与诗家大异，亦与圣门不合矣。”准此，则谢玄说《诗》，更近于“诗家”，而谢安说《诗》，则庶几已造“圣门”。别忘了，谢安曾说过“贤圣去人，其间亦迩”，而这句袒露心扉、义理精深的话，“子侄未之许”。（《世说·言语》75）对此，我又有评点云：“此则道出玄家主脑，即学道至高明处，便见圣人在焉。老庄谈无，圣人体无，源头处，儒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谢公妙达此旨，可谓‘会心处不必在远’。”观谢公一生，无论出将入相，运筹帷幄，还是坐而论道，论诗衡文，无不拔新领异，超迈时流；而其“足以镇安朝野”的雅量人格，实亦从千难万险中磨砺而来，虽不能说已优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圣域，毕竟已在周敦颐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求道之路上。
综上所述，谢安的“雅人深致”，因为取境高远，忧患深广，而常常被时人、后人乃至今人所误解。他的内在的“儒雅”常常被外在的“风流”所遮蔽，他的沟通着“雅道”与“圣门”的“诗心”与“道心”，尘封已久，千年未彰。作为《世说新语》中最具显示度的魏晋名士，谢安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不容忽视，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有着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