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再论《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谢安“雅人深致”说新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 次 更新时间:2025-07-02 23:42

进入专题: 《世说新语》   谢安   “雅人深致”说  

刘强  

摘要:《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谢安“雅人深致”一说,因为蕴藏着经学与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双重张力,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诗学争议。历来学者如宋祁、刘辰翁、王士禛等多激赏谢玄而质疑谢安。事实上,“雅人”并非泛指“高人雅士”,而是特指“诗人”,具体说就是与“风人”相对的“雅诗的作者”。正确理解“雅人深致”,既要注意《诗》有《风》《雅》二体、《雅》有小大正变的大背景,又要在“赋诗言志”的意义上体察谢安与谢玄人格气象和生命境界的内在差异。王夫之认为二谢所引《毛诗》“同一达情之妙”,无形中掩盖了“风人之致”与“雅人深致”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差别,故仍有一间之未达。晚清大儒沈曾植则立足儒家诗学的风雅传统,以人学论诗学,既还原了“雅体尊,风体卑”的礼乐诗教的真实生态,又以“雅人”为“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深刻揭示了谢安风流名士背后的儒者情怀和大臣心曲,堪称谢安的隔代知音。要之,对“雅人深致”的正确解读,既是诗学问题,也是人学问题,既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谢安是《世说新语》中记载最多的魏晋名士,他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厥功至伟,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

关键词:《世说新语》;诗学价值;谢安;雅人深致;沈曾植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文学研究  栏目

 

大约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小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世说》不像《红楼梦》等虚构文本,只要你不打开它,其中的世界和人物对于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虚空;相反,《世说》具有两种不同的打开方式,当读者因为疲倦合上书本的时候,它依旧在时间的维度上开启着。换言之,《世说》不是一部可以人为“关闭”的物理意义上的文本,而是一条沟通着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隧道”。如果没有《世说》,我们对于汉末魏晋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无法想象的。就文学而言,《世说》的许多记载,直接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文学实况,并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对后世文学观念和诗学概念、诗学的批评方法以及诗话创作的模式等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现在看来,文章虽然粗略勾勒了《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但限于学力和闻见,还是显得粗疏生硬。尤其是,其中虽言及谢安的“雅人深致”说后来成为一种诗学观念,以及“摘句批评法”对于后世诗论的影响,但也只是浅尝辄止,未及深入。时隔多年,再来思考《世说》的诗学问题,尤其是谢安其人对于六朝人文乃至整个中国“雅文化”的影响时,深感桓温所谓“安石碎金”一语实在不可等闲视之。谢安虽以政治家立身,但其深谙经术,无论品藻人伦,还是赏鉴文艺,无不见高识卓,点铁成金,又加其主掌东晋中后期清谈坛坫,一言九鼎,其文化创造力之大及士林影响力之巨,一时无出其右者。谢安脱口而出的“雅人深致”一语,绝不可仅以“以资谈助”的闲言碎语视之,其深层意蕴,实已关涉经典诠释学、《诗经》学、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等一系列与中国古典诗学相关的“大哉问”。以往的研究和解读,虽有关注而语焉不详,尚存未发之覆,今不揣谫陋,稍作论析,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  谢安引发的诗学争议

“雅人深致”,语出《世说·文学》第52条,其文曰: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此一故事看似简单,实则关涉甚广,含蕴甚深。可以说,惯会“特作狡狯”(《世说·文学》94)的谢安无意中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诗学争议。

首先,此事可以作为《诗经》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材料。谢安不问鲁、齐、韩所谓“三家诗”,径以《毛诗》发问,足可证明东晋之时,汉代立于学官的三家诗已逐渐式微,而《毛诗》经过郑玄笺注,则后来居上,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诗经》传本。“《世说》所引《诗经》,当为南北共同遵奉的《毛诗》及郑《笺》。”而《世说·文学》开篇即是郑玄的三则故事,绝非偶然。

其次,谢安问《毛诗》何句最佳,亦是魏晋以来论诗注重“摘句”的新风气之反映,《世说》另有其例。如《文学》第101条记: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又如《言语》篇第90“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条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可见“摘句”已成为当时讲习经典的“规定动作”,并须专人负责。至于晋人常以《诗经》名句为清谈嘲戏应对之资,例子更多,兹不赘举。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谢玄和谢安对于“《毛诗》何句最佳”的不同观点,曾引起古人极大的困惑和争论,成为《诗经》学史乃至整个经典诠释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如宋元之际的刘辰翁评此条就说:“各性情所近,非谢公识量,此语为遝拖,谁省?”明人吴勉学亦云:“各就性情所近言之。”二人均以“性情所近”论之,显然是虚晃一枪,为谢安留点情面,骨子里似乎认为,就对《毛诗》的鉴赏而言,谢安的见识似不如其侄谢玄。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中云:“《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见整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远猷辰告’,谢安以为佳语。”宋祁所谓“颜之推爱之”,是说颜之推论及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二句时,引《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又引《毛传》“言不喧哗也”,说:“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颜氏家训·文章》)宋祁显然认为,谢玄和颜之推对《毛诗》佳句的赏爱,“物态”与“人情”相得益彰,引人入胜,而谢安竟以“远猷辰告”为“佳语”,真是大煞风景,不知所云。清代大诗人、“神韵说”的鼓吹者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颜之推爱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爱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安石以为有雅人深致。愚按:玄与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指。”王士禛和宋祁观点一致,而态度更为斩截。

当然,也有为谢安辩护、试做“解人”者。如宋人陈栎《定宇集》卷七《答问》云:“谢安石之说,固足以救风云月露、流丽绮靡之弊。”又,刘克庄《赵氏义学庄》:“昔江左门户之大,人物之盛,无出王、谢……家集之际,或雅言,或联句,以儆励之。它日于子弟言诗,则谓‘杨柳’‘风雪’未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之句,是以相业教诏之矣。及乎亲炙久,濡染熟,玄、琰志义奋发,能以八千而走百万之虏,遂为经济之彦;诸孙如康乐,如惠连,如元晖,亦叠主风骚之盟。虽道韫一女子,犹责其弟学之不进。《孟子》曰:‘人乐其有贤父兄。’余于谢傅见之。”(《后村集》卷九二)清人邓绎《藻川堂谭艺》也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八字,非才兼师相,若伊、傅、周、召者不能知……是二言者,谢安石常吟咏之,风流宰相,自应经术宏深,岂江左夷吾所敢望哉。”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左,理路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不谈《诗》,仅就“性情所近”而论,谢安和谢玄所见各有其理,无所谓优劣;反过来,如果涉及诗学问题,仅谈《毛诗》何句最佳,谢安的答案就让人觉得费解——“终不能喻其指”。问题是,以我们对谢安的了解,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对经学、玄学、诗歌、音乐、绘画、小说等都发表过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独到评点,如果说他对《毛诗》的见解突然失去水准,反而不如其侄谢玄,究竟是有些匪夷所思的。我们不禁要问:谢安的“雅人深致”究竟有何深意?除了基于“家风家教”的谆谆告诫外,还有没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呢?

二 《诗》分风、雅

要想理解“雅人深致”背后的深意,首先须探明谢安所谓的“雅人”到底何义?今查各种《世说》译注本,“雅人”多解为“高雅的人”,“高人雅士”,“志趣高尚之人”,诸如此类。乍一看,意似可通,但联系此则故事所属门类(《文学》)及上下文语境(“《毛诗》何句最佳”),问题便会凸显出来。

事实上,“雅人”在《世说》中不止一见。另一个用例见于《赏誉》第46条:“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此处“雅人”与“风概简正”相属,显然是泛指,或与“俗人”相对,可解作“高雅之人”或“心志高尚的人”;而谢安所谓“雅人深致”的“雅人”,则显属特指,意思当有不同。

“特指”者何?盖《诗经》“雅诗之作者”也。须知谢玄所称引“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采薇》,而谢安所引“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则出自《大雅·抑》。也就是说,二谢所论,都涉及《毛诗》中的“雅诗”。刘孝标于“远猷辰告”后注云:“《大雅》诗也。毛苌注曰:‘訏,大也。谟,谋也。辰,时也。’郑玄注曰:‘猷,图也。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考虑到《世说》“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截取片段、略貌取神的记述特点,谢安与子弟讨论《毛诗》何句最佳,子侄辈应答者应该不止谢玄一人。如果我们展开联想,也许当时还有人就《国风》中的名句作答,不过未得谢安回应而忽略未记罢了。于是谢玄才以“昔我往矣”四句为对,而这样的“渐入佳境”,恐怕正是谢安“循循善诱”的结果。因此,谢安所谓的“雅人”,所指其实就是“诗人”。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解读“雅人深致”说:“指诗人的深远寓意。”庶几得之。

不过,“诗人”与“雅人”终究有一字之差,所指不可能完全重叠。通常的情况下,“诗人”可涵盖“雅人”,“雅人”却不能涵盖“诗人”。谢安强调“雅人”而非“诗人”之“深致”,应有一个隐而未彰的参照系,那就是“风人”。尽管“风人”与“诗人”有时可以互训,但特称“雅人”时,正欲与“风人”相区别。同为“诗人”,“风人”和“雅人”之不同,源于“风”“雅”二体之差异。盖风、雅虽同属《诗》之“六义”,而内涵及定义不同。《毛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可知,风关乎民之“性情”,所谓“一人之本”;雅则关乎“王政”,所谓“天下之事”。钱锺书谓“风之一名三训”,亦可参看。“风雅”并举,指的就是《诗经》所代表的风雅传统。此其一。

其二,《风》《雅》之诗,产地所出及作者阶层也不同。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则谓:“凡诗有关乎君国大体者为《雅》,出于民间怀感者为《风》。”

其三,《风》《雅》二体,体制及风格亦不同。赵岐《孟子题辞》中称赞孟子说:“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里的“风人之托物”与“二雅之正言”,正是对“风”“雅”二体表现手法及语体风格的分判。许学夷辨风、雅、颂之“体”亦云:“风者,王畿列国之诗,美刺风化者也。雅颂者,朝廷宗庙之诗,推原王业、形容盛德者也。故《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体为众;《风》则微婉而自然,《雅》《颂》则齐庄而严密;《风》则专发乎性情,而《雅》《颂》则兼主乎义理:此诗之源也。”许氏还专论“风人之诗”:“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风人之诗,不落言筌,曲而隐也。”“风人之诗,多诗人托为其言以寄美刺,而实非其人自作。”

清人刘熙载所见亦略同,其《艺概·诗概》云:“《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又说:“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上引诸家所论,可借以作为谢安“雅人深致”的注脚。因为“风”“雅”二体不同,故有“风人”“雅人”之别。谢安既然提出“雅人深致”之说,至少隐含两个预设:一是“风人之致”,一是“雅人之致”。难怪刘熙载要说:“雅人有深致,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则《风》《雅》《骚》不必在古矣。”近人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便拈出“风人之致”:“又云味外有味、色外有色、音外有音、神外有神,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此而韵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韵无穷,风人之致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亦借谢安的话头,提出“风人深致”之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当然,《风》《雅》亦有相通处:“诗有《风》而类《雅》者,如《定之方中》《淇奥》《园有桃》等篇是也。盖有关于君国之大者也。有《雅》而类《风》者,如《祈父》《黄鸟》《我行其野》等篇是也。盖皆出于羁旅之思者也。”

就我狭见所及,当代学者中较早将“雅人深致”与“风人之致”加以辨析的是徐国荣教授。早在2002年,他就在一篇书评中标举“风雅之致”,并拈出“雅人深致”的“雅传统”和“风人之致”的“风传统”之说,认为谢玄所欣赏的“杨柳依依”正是“风人之致”。时隔二十年,徐国荣及其弟子郭亚超引述大量材料,再论“风人之致”之内涵及其诗学价值,并得出结论:“尽管‘风人’的作者身份有别,但所表达的情致均为符合求中精神的温柔敦厚之情,具体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情感形式。这种内在情感是委婉含蓄的,又需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将其呈现出来。”其对“风体”的把握允称到位。

三  《雅》有小、大

不过,以为谢玄所引的“昔我往矣”四句就是所谓“风人之致”,恐怕也与其诗出于《小雅》的事实不尽相符。推敲《世说》此条上下文义,谢安所谓“偏有雅人深致”,应是基于泛论“雅人”而为说,“偏”有“特”“更”之意,或许在他看来,谢玄所称的四句诗虽然也有“雅人之致”,不过在义理、性情、思致方面尚“浅”,相比《大雅》中“訏谟定命”两句,显得不够深沉阔大罢了。有例为证。《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六载:

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

这是“雅人深致”的又一出典,或以为“传闻不同”,我倒觉得可能是同一次雅集的两段对话。谢道韫称引的“吉甫作诵”四句出自《大雅·烝民》,谢安也以“雅人深致”赏之,说明同为《大雅》之诗,有“深致”者不止一例。我们虽然不能以此遽断《小雅》之诗一定缺乏“雅人深致”,但也很难把谢安许为“雅人深致”的两首诗都出自《大雅》——而谢玄称道者则出于《小雅》——完全当作一种无关宏旨的偶然事件。进而言之,谢安所谓的“雅人深致”,既体现了对“风雅之旨”的诗性区分,更蕴含着对“《雅》有小大”的《诗》学理解。

前引《诗大序》接着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结合《论语·颜渊》子曰“政者,正也”之说,可知《雅》必关乎政,政有大小,《雅》亦有大小。《荀子·王制》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这里的“不雅”,其实就是“不正”之“政”。又《荀子·大略》说:“《国风》之好色也……《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以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风》《小雅》《大雅》《颂》的价值判断,显然是根据与王道政治关系之远近而逐级提高的。《鲁诗》学派的淮南王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应该就是受到荀子的影响。而后世诗论所谓“情兼雅怨”,早已在此埋下伏线。

如上所述,二《雅》既分小大,性质自然不同。郑玄《诗谱序·小大雅谱》云:“《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小雅》自《鹿鸣》至于《鱼丽》,先其文,所以治内,后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顺之次,要于极圣贤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可见所谓《雅》有小大,与天子和国君的上下、尊卑之别以及王政所关之程度浅深大有关系。

不唯如此,二《雅》在音乐上亦不相类。朱熹《诗集传》云:“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许学夷也说:“《小雅》《大雅》,体各不同……冯元成云:‘《大雅》正经,所言受命配天,继代守成。而《小雅》正经,治内,则惟燕劳群臣朋友;治外,则惟命将出征。故《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为天子之乐也。’及其变也,《大雅》多忧闵而规刺,《小雅》多哀伤而怨诽,朱子谓‘皆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是也。”

又,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雅有大小正变之分,自来诸儒未有确论。故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声音,皆非。唯严氏粲云,雅之大小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然则大小之分究何以别之?曰,此在气体轻重,魄力厚薄,词意浅深,音节丰杀者辨之而已……知乎小雅之所以为小雅,则必知乎大雅之所以为大雅,其体固不可或杂也。大略小雅多燕飨赠答、感事述怀之作,大雅多受釐陈戒、天人奥蕴之旨。”刘熙载《艺概·诗概》也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综上可知,《雅》分小大,二者气体有轻重之别,魄力有厚薄之分,词意有浅深之异,音节有丰杀之差,在雅正、典雅、温雅的程度上,“纯乎雅之体”“必无怨诽之音”的《大雅》高于“杂乎风之体”“怨诽而不乱”的《小雅》,这在魏晋以前经学修养较高的士大夫心目中,应该是一个《诗》学的基本共识。所以,当谢安指出《大雅》中的名句比《小雅》更有“雅人深致”时,似乎并没有遭到谢玄的质疑和反驳——以谢玄的才情和天分,他恐怕是恍然大悟、心悦诚服的。要知道,“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遂不能为儒林立传”。而《晋书》本传记谢安论及时局,又有“颓风已扇,雅道日沦”之言,足见当时士大夫虚谈废务、流连光景者多,忧勤国事、人人自效者少;即以诗歌而论,也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的玄言诗大行其道,而以忧世、忧生为主调的“《诗》《骚》之体尽矣”。数百年后,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咏叹,与谢安对“大雅”精神的推重与标举,可谓遥相呼应,异曲同工。遗憾的是,时移世易,离开谢家叔侄《毛诗》论辩的语境越远,人们对“雅人深致”的“弦外之音”便越是隔膜,以至于连王渔洋这样的大诗人也要慨叹“终不能喻其指”了。

以上,是对谢安“雅人深致”的《诗》学语境的还原和诠释,重点在于对“雅人”一词的语义分判,以及“风雅”传统和“二雅”精神的诗学辨析,相信距离谢安此说之真实意涵,虽不必中,亦当不远。下面,我们再回到谢安叔侄的对话现场,看看谢安“雅人深致”说何以会对后世形成如此巨大的诗学张力。

四  “雅人深致”的诗学张力

前面说过,谢玄所引“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采薇》,后面还有四句:“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紧接着的《小雅·出车》一首,也有相同的咏叹:“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对此,清人刘熙载颇感困惑,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华,雨雪载涂’,与此又似同而异,须索解人。”其实,二诗的情感主调是相同的,不过文字略有错综而已。其他如“王事靡盬”“忧心孔疚”“我心伤悲”之类诗句,更是贯穿于包括《杕杜》在内的三首《雅》诗,形成了音乐上的“复调”效果。《毛诗序》说:“《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劝归也。”也就是说,《采薇》等三首雅诗,完全符合“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诗体风格。谢玄从《毛诗》中摘出“昔我往矣”四句,以为最佳,可谓独具只眼,体现了其不凡的诗歌鉴赏水平。

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双重的博弈和张力:从大的学术思潮来看,是经学与文学的博弈;从具体的诗学观念来说,则是“言志”说与“缘情”说的张力。正如论者所说:“在曹丕‘诗赋欲丽’、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倡导下,从文学角度赏析评价《诗经》的新风气便逐步形成……它突破了把《诗经》作为经学的束缚,突破了‘诗言志’的藩篱,突破了汉儒的美、刺说,把《诗经》三百篇主要看作是抒情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文人“又产生了一种与前代文人迥异的文化心态:即‘以玄对山水’所培育的文化赏玩心态”。而“谢安显然是从定国安邦的角度叹赏‘谟’二句的,代表了年长一辈对《诗经》较为传统的看法。而其侄谢玄,则显然已接受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代表了青年一代注重‘诗缘情’的鲜明倾向”。“在谢玄之前是经学解《诗》,从艺术角度体会妙处,他是很早的一位,因此被鉴赏家们公认为名句,千载之下,不断评说。”很显然,如果我们持有一种百年以来已成惯性的“文学进化论”立场,或者“文学与经学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恐怕大部分人都会站在谢玄一边。

然而,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谢玄身上,也就无法理解谢安的“雅人深致”究竟何所指。平心而论,谢玄的观念中的确已涉及被后代诗论家反复论及的“情景”关系,但也仅此而已,远远谈不上“雅人深致”。所以,前引刘熙载所谓“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云云,恰恰迎合了谢玄而误读了谢安,更遮蔽甚至取消了两种不同诗学旨趣的内在差异。事实上,正如先秦的赋《诗》言志,有“断章取义”之法,谢安拈出《大雅·抑》中“訏谟定命”二句,亦可谓“摘句取义”,大有深意在焉。而要想明其“深致”,还必须回到原诗的语境方可奏效。此诗前三章如下:

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毛诗序》谓此诗为“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朱熹《诗集传》认为“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方玉润则说:“此一篇座右铭也……诗首章‘靡哲不愚’一语,千古学人大病,四字说尽。盖愚人之愚,其愚也易破;哲人之愚,其愚也难明。自以为哲,则无乎不愚矣。故欲贬其愚,必先针其自哲之病而言乃可入。故发端以此为第一义也。于是特提訏谟远犹,以为人所当图。不可苟且偷安,是自勖正意……所谓‘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者,不于此益见其实欤?”透过谢安称道的这两句“雅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圣贤之情,著天道之助”的广阔而悠远的伦理政治图景和道德人文世界。这也正是《大雅》“主乎义理”“多忧悯而规刺”的地方。

清代大儒王夫之对《世说》中这则故事尤为关注,曾致意再三,反复推明。其中年所撰的《诗广传》卷三云:

往戍,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夫物其何定哉?当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当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浅人以其褊衷而捷于相取也。当吾之悲,有未尝不可愉者焉;当吾之愉,有未尝不可悲者焉;目营于一方者之所不见也。故吾以知不穷于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虽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虽然,不失愉也。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

在其晚年所撰的《诗译》中更做了如下总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是对谢玄说《诗》的进一步诠释。不唯有“情景交融”的显性阐发,更有对哀乐悲愉与天人心物之背反关系的隐性揭示,而“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其“圣道与诗心”(萧驰书名)交融之境,恐怕是谢玄所未梦见的吧?而在《诗广传》卷四中,船山又论谢安之《诗》说云:

“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谢安之所服膺也。赋诗可以见志,安也足以当之。知不及,量不远,条理不熟尝,亦恶能相触而生其欣赏哉?……谟之大,猷之长,命之豫,告之以时,所谓良马轻车,修途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节,是乐而已矣。小人不知乐此,无不戚焉。君子之知乐此,无不理焉……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玄,淝水之功,孰云幸胜哉?衿佩之下,“戎作”“蛮方”不遐遗也。得卫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相赏而不相违,得之于心迹之表矣。

这里,王夫之两次提到“理”,正与其“《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的判断若合符节。“赋诗可以见志”,本是“言志”说的老生常谈,而“志”又怎么与“情”相为挂搭呢?这也许是王夫之终生念兹在兹的一个诗学问题。他用了一个“乐”字作为触媒,以联通彼我之“心”——“得卫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情”字虽未现身,却已遥遥可见。而在《诗译》中,王夫之终于通过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诗学突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王夫之以“情”字勾连“兴观群怨”,且美其名曰“四情”,并将“訏谟定命”二句解为“兴观群怨”之“观”,说“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这就把谢安的“赋诗以见志”,也视为“游于四情之中”的情感体验了,于是“缘情”与“言志”妙合无间,下面的结论也就水到渠成:

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傅于《毛诗》取“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

王夫之似乎一直致力于沟通“言志”与“缘情”之壁垒的诗学建构,“同一达情之妙”一语,与其“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的诗歌本质论打通一气,弥缝了“情”与“志”的理论罅隙,不可不谓戛戛独造,气象万千。

然而,话又说回来,王夫之的这种调和论的致思理路,无形之中掩盖了“风人之致”与“雅人深致”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区别,似乎是“强拉谢安以就谢玄”,依旧算不得“雅人深致”的真正“解人”。晚清大儒王闿运就对王夫之不以为然,他说:“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又何以赏‘远猷辰告’之句?”又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云:“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谢安赏其语,有大臣之风度耳,然可撰而成之。”王闿运似乎认为,写诗“不离乎空灵妙寂”的王夫之,实在难以体察谢安的“大臣心曲”,不过是“强作解人”而已。

五  诗学与人学之间

与王夫之不同,晚清大儒沈曾植对“雅人深致”的解读,基于儒家诗教与诗道视角,显然更为切中肯綮。其所撰《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云:

昔者曾植与涛园(沈瑜庆——引者注,下同)论诗于公(瞿鸿禨),植标举谢文靖之“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其所谓“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事,形之事变,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诗与礼乐俱,准迹熄王降之义,《雅》体尊,《风》体卑,正乐《雅》《颂》得所,不言《风》,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磵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自四家师说略同。诗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汉魏之交,清言于晋,新变于梁陈,《风》降歌谣,镂画者殆不知“雅”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声义胥湮,而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诗终为小道也已。

沈氏不唯借用佛家话语,宣布谢安所引“訏谟定命”代表的“雅人深致”为“诗家第一义谛”,谢玄所称“昔我往矣”四句为“胜义谛”,对二谢之诗学做了价值层级上的高下判断;而且对“雅人”和“深致”分别做了解读,尤其“诗与礼乐俱”,“《雅》体尊,《风》体卑”,“诗教衰而五言作”,“镂画者殆不知‘雅’为何字”诸说,更言人之未及言,发人之未曾发,真可谓谢安的千古知音!紧接着,沈曾植又说:

世何自而有人,人何自而有知,寥廓宇宙间,复将焉置此四始六义之绪何等也?公(指瞿鸿禨)诗集手自写定,银钩之敏,墨渖未干,删择至精严,编年完具。平生于《选》学最深,故其风骨声采,于唐若权文公,于宋若周益公,遭际怀抱,盖亦略同……夫唯《大雅》,卓尔不群,公其近之。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公允蹈之。惟此一编,其于谢傅称诗,异世相发者乎?若夫文外之旨,《诗》义与《春秋》相表里,所昔尝接绪论于燕间,诚当有若谢公所谓深致然者。

至此,我们惊讶地发现,关于“雅人深致”的争论,不仅是一诗学问题,更是一人学问题,不仅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所谓“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诗品出于人品”,正此意也。王夫之能看到谢安“得卫武公之心”和“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两端,已经触及“雅人深致”的核心。但他以为二谢所引《毛诗》“同一达情之妙”,仅从诗学和诗品角度评判,未能触及人教与人品,就仍有一间之未达。盖谢玄以“昔我往矣”四句为最佳,固然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移情”式审美体验,然谢玄之生命与《诗》中人之生命终究有“隔”;而谢安以“訏谟定命”二句为“雅人深致”,则是将一己之性情怀抱完全融入诗的理境、意境和道境之中,因而实现了与《诗》中人(卫武公)的“同频共振”,“异世相发”。王夫之以为二者“同一达情之妙”,固然弥合了“言志”与“缘情”的诗学张力,却也把“风雅”传统所承载的诗教与人教、诗品与人品的伦理价值和德性品位降低了。

清人魏源在《诗比兴笺》的《序》中说:“自昭明《文选》专取翰藻,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敝。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如果我们把“雅人深致”当作一句诗,仅仅执着于诗句之翰藻名象、音节风调,而不问诗人谢安“所言何志”,甚至不论谢安究竟何许人,又怎能做到“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呢?事实上,“谢安称许‘訏谟定命’二句,与先秦借诗喻志相似,乃表其心曲而已……谢安子弟集聚评《毛诗》,或在谢万黜废前后。‘訏谟’二句正写出谢安之心事:确定远谋大略而不改易,到时布政于邦国都鄙以施行之。此殆所谓‘雅人深致’也”。也就是说,谢安从“訏谟定命”二句中,读出的不仅是诗中境界,更是他自己的心跳!所谓“雅人深致”,正其“夫子自道”也。

可以说,谢安才是魏晋六朝首屈一指的真正“雅人”,他不仅是《世说》中“出镜率”最高的名士,更是“雅量”人格的最佳代表。更有意味的是,《晋书·谢安传》中多次出现“雅”字:述其所处时世,有“颓风已扇,雅道日沦”之语;记其泛舟海上,风起浪涌时,有“安吟啸自若……众咸服其雅量”之谈;言其德政,有“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之誉;及其死亡,又有“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之说。可见在唐代史家心目中,谢安之“雅”,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我甚至怀疑,今天流行的“雅致”一词,很可能就是“雅人深致”的浓缩,足见谢安对于中国“雅文化”“雅传统”的确立,经营备至,厥功至伟,完全称得上“风流儒雅是吾师”!

沈曾植所以对谢安的“雅人深致”体悟更深,正因为他能立足于“四始六义”的儒家诗教,以“雅人”为“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并以“《诗》义与《春秋》相表里”,他看出谢安不仅是“大臣”和“名士”,更是一位将“风流”与“儒雅”集于一身的“儒者”。相比之下,王夫之虽也承认谢安乃“晋社稷之臣也”,却又被《老子》中“功成身退,天之道”一语所惑,认为“安,学于老氏者也”,泄露出其对谢安内在人格精神的认识不足甚至判断失误。须知“雅”文化之追求,绝非佛、老二氏之所关心,实与儒家礼乐传统、家国天下关怀与圣贤志节在在攸关,看不到这一点,则谢安之“雅人深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六  结语:“诗心”与“道心”

多年前,我曾对《世说》“雅人深致”条做过如下评点:“谢公此语,盖不欲子弟专注于文人雅趣,而当心怀天下,志存修齐。雅人深致云云,实亦儒者情怀也。谢公体道希圣之人,故家教中不取风花雪月,以免子弟玩物丧志也。”今天看来,除了“文人雅趣”云云或与本文之论旨略有舛互外,其他判断尚有可取之处。

明人许学夷论诗,有“诗家”“圣门”之分别,他说:“风人之诗,诗家与圣门,其说稍异。圣门论得失,诗家论体制。至论性情声气,则诗家与圣门同也。若搜剔字义,贯穿章旨,不惟与诗家大异,亦与圣门不合矣。”准此,则谢玄说《诗》,更近于“诗家”,而谢安说《诗》,则庶几已造“圣门”。别忘了,谢安曾说过“贤圣去人,其间亦迩”,而这句袒露心扉、义理精深的话,“子侄未之许”。(《世说·言语》75)对此,我又有评点云:“此则道出玄家主脑,即学道至高明处,便见圣人在焉。老庄谈无,圣人体无,源头处,儒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谢公妙达此旨,可谓‘会心处不必在远’。”观谢公一生,无论出将入相,运筹帷幄,还是坐而论道,论诗衡文,无不拔新领异,超迈时流;而其“足以镇安朝野”的雅量人格,实亦从千难万险中磨砺而来,虽不能说已优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圣域,毕竟已在周敦颐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求道之路上。

综上所述,谢安的“雅人深致”,因为取境高远,忧患深广,而常常被时人、后人乃至今人所误解。他的内在的“儒雅”常常被外在的“风流”所遮蔽,他的沟通着“雅道”与“圣门”的“诗心”与“道心”,尘封已久,千年未彰。作为《世说新语》中最具显示度的魏晋名士,谢安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不容忽视,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有着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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