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借鉴我国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着眼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视野，我们理应将以往提出的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推向“多元一体说”。这一学理推进步骤，能够充分发掘齐鲁文化研究的巨大学术潜力及其重要现实意义，深刻阐发国内外学界所关切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齐鲁大地何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齐鲁文化所孕育的儒家思想何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所富有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精神品格，何以能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产生深邃影响；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齐鲁文化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肩负起自己的学术使命；等等。
［关键词］齐鲁文化；儒家思想；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传承发展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山东大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发源地。在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谱系中，山东沃土所孕育的齐鲁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传承发展打头阵做示范，山东有基础、有条件，齐鲁文化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当前，我国学界围绕齐鲁文化、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已产生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单论其一，或兼论二者，或综述三者，呈现出丰富的研究取径。本文再论这三个关键词，不但着眼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立足于儒家文化发源地，探赜齐鲁文化、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三者的历史与逻辑契合性，而且立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以提出齐鲁文化“多元一体说”作为学理突破口，深入发掘齐鲁文化研究的巨大学术潜力及其重要现实意义。
一、学理深耕：将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推向“多元一体说”
今天的山东又称“齐鲁之邦”，山东文化亦俗称“齐鲁文化”。关于“齐鲁文化”一词，主要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解释。王志民指出，狭义的齐鲁文化一般是指西周至秦始皇统一全国的800多年间，以齐、鲁两国文化为核心内涵而形成的地域文化。这种概念解释依据翔实的地方史料文献与齐鲁文化通史研究，侧重于地域文化史考察视角，清晰地界说了齐鲁文化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时至今日，人们之所以仍把“山东文化”俗称“齐鲁文化”，是因为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来看，齐鲁文化堪称薪火相传且影响深远，故可广而言之：齐鲁文化是源远流长、承上启下的，它上承的主要是西周文化，下启的是两千多年由共同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一道传承发展、创新不已的山东优秀传统文化。本文的讨论兼容并蓄上述“狭义与广义”两种齐鲁文化概念。
若要认识一种文化形态，务须把握其内在结构。就文化结构而言，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倾向于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所谓“二元”是指，齐鲁文化原本来自渊源不同、个性分明、差异显著的齐文化与鲁文化；所谓“一体”是指，历经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本来“二元对立”的齐文化与鲁文化日渐交融，终于形成一个外观相同、内在结构仍保持“二元成分”的区域文化圈，这种二元一体结构在此后两千余年一直影响着山东文化的传承发展。上述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主要是根据过去三四十年齐鲁文化通史研究成果而提出来的，可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齐鲁文化起初是从“二元对立”而形成“一体形态”的。然而，在充分肯定这一理论启发的同时，若从地域文化史的考察视角，转向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中华文化史的开阔视野，我们却有必要在学理上深耕一步，将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推向“多元一体说”。下面，笔者试对这一学理深耕思路展开论证，先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大格局视野立论，再从中国思想史的文化视域来具体考证齐鲁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
笔者提出的齐鲁文化“多元一体说”，首先立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三重意义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因为就概念演绎逻辑而言，齐鲁文化之所以必为“多元一体”的，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大格局是“多元一体”的。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大格局及其三者的有机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做过这样两段高度概括：“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我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起初见于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笔端。他追本溯源、旁征博引，主要做出如下历史描述与逻辑论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漫长形成过程中，其主流是由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约3000年前，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逐步汇集而融合的“核心”——华夏，它像滚雪球一样，把周围的其他民族包容进来；它在拥有黄河与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随着汉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日益壮大，同时渗入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这就构成“一大凝聚与联系的网络”，奠定了诸多民族“联合成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沿着费孝通的学术思路，袁行霈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进一步论证指出，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里，如果跟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不能算是起源最早的，但可以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今天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就是那些创造这一古老文明的先民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其自身逻辑”而演进至今。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以及其他若干分散区域。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既包括早期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许多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其演进过程并非多元文明相互灭绝，而是互相整合。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明元素，在交往交流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这一整合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最晚在西周时期就已确立起来。虽然此后历经战乱动荡，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任何一个文明分支都没有分裂出去，这种大格局一直保持着完整性。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研究：一是“诸多民族的融合”，二是“外来文化的吸收”。
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大格局的学术视野，促使我们把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推向“多元一体说”。因为就义理而言，假若不使齐鲁文化“多元一体说”跟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相契合，就无法全面阐释齐鲁文化所上承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精华“仁与礼”，更无法深刻阐明齐鲁文化对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非凡贡献，如齐鲁大地何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齐鲁文化所孕育的儒家思想何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所富有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精神品格何以能够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等等。因而，笔者着眼于中国思想史的文化视域，进一步具体考释齐鲁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
“文化结构”是文化研究所要探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内在结构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最深层或最根本的是精神文化，即内含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作为二者精神支撑的思想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基于以往齐鲁文化研究成果，以中国思想史的宽广视域，深刻阐发齐鲁文化氛围下的思想文化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堪称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真正开端，有研究者将其誉为“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第一次突破”，或称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活水”，或认为“百家争鸣正逢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成就对于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常言道“诸子百家半山东”，关于诸子百家的各自肇端，我国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诸子百家里有可靠史料记载的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其中前六家因思想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而影响更大。儒家、墨家、阴阳家的创始人孔子、墨子和邹衍均为山东人，法家两大学派之一“齐法家”起源于山东，道家黄老学派形成于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各派学人几乎都曾游学于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研究专家白奚具体指出：《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概括的六家学术，在稷下学宫皆有代表人物，如儒家有荀子、严斶等，道家有田骈、慎到等，墨家有宋钘，名家有尹文、兒说等，阴阳家有邹衍、邹奭等……更值得留意之处在于，稷下学宫的诸子学人因常在一起争鸣交流而相互影响，其思想分野已不似以前那样壁垒分明。例如，告子成为“兼治儒墨之道者”（《孟子注疏·告子章句上》），淳于髡则“学无所主”，“兼容多家之术”。由此可见，同稷下之前和稷下之外的学术思想状况相比，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多元、融合与创新”。
以上扼要考释表明，“诸子百家半山东”一说不仅仅是指诸子鼻祖和代表人物原为山东人或曾在齐鲁大地生活游学，且能用来形象印证齐鲁文化影响下的百家争鸣与思想格局堪称“多元一体”的典型。若这一结论大体上能够成立，那就不能不将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更新提升为“多元一体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克服齐鲁文化“二元一体”研讨的方法论短板，弥补解释力不足的缺憾。
例如，以往研究者大多引用《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籍说法，认为齐国开国明君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使齐文化“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形成求实、主变、革新的精神；与此同时，又引《史记·鲁周公世家》等史籍说法，断定鲁国“变其俗，革其礼”，建国伊始就沿袭周礼，使鲁文化具有尊传统、守古义、尚统一的特点。再如，为全面凸显齐鲁文化的差异，以往论著多见这样一些描述：齐人是炎帝姜姓后裔，鲁人属黄帝姬姓后裔；齐国位于滨海，鲁国地处内陆；齐国推崇霸道，鲁国崇尚王道；齐国大兴工商，鲁国固守农业；齐人看重功利，鲁国沿袭礼仪；齐人风俗奢侈，鲁国习俗俭啬；齐人注重自然崇拜，鲁国信奉祖先崇拜；齐学关注道术自然而倾向兼容并蓄，鲁学尊崇儒家伦理而趋于一统思想；等等。
尽管如此种种说法均有一定的史料文献依据，但其也存在明显的方法论问题：所援引的史料文献主要是前人分别而论齐太公世家、炎帝姜姓后裔和鲁周公世家、黄帝姬姓后裔的，这便导致后世学者以帝王、政制、血统为主要或决定性因素，先把“齐文化”与“鲁文化”截然分开，再来全面描绘二者的显著差异。这就意味着，今人若论齐鲁文化是“一体”的，务必要超越这种“二元截然对立”的观念，重新将“齐文化”与“鲁文化”圆融起来，深析齐鲁文化结构的精神层面亦即思想文化成就，从学理上深刻回答齐鲁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重点问题。如齐、鲁两支彼此影响的地方文化何以能够和而不同且融为一体；若无齐鲁文化融为一体所营造的多元思想文化氛围，何以可能出现“诸子百家半山东”“百家争鸣在稷下”“儒家思想脱颖而出于百家争鸣”的局面；等等。
当然，若将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论”推向“多元一体说”，尚有诸多研讨余地。譬如，与其说稷下学宫是齐国官办的，不如强调齐鲁文化多元一体氛围对于稷下学宫成功创办的支撑作用；与其囿于考释稷下百家人物思想，不如拓展考察其承前启后的思想影响。例如，孔子和子弟周游列国期间，是怎样跟齐、卫、宋、郑、晋、陈、蔡、楚等地方文人交流互鉴的？身处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家代表孟子、荀子等人，是怎样跟不同的思想学派交锋、对话与会通的？又如，儒家思想出类拔萃于百家争鸣，其思想精华是否必为博采诸子百家学说合理因素的产物？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品格，是否必定萌发于齐鲁多元一体的文化氛围？以常被后人誉为儒家思想精华的“和而不同”为例，关于其出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出自《论语·子路》，一说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那么，孔子当年是否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晏婴专就“和”之观念有过交流对话，或者说孔门弟子子路等是否对晏婴等人的相关思想有所借鉴？如此种种富有研讨潜力的问题，恐怕还有不少。这就需要研究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广泛发掘各类史料文献，不断拓展与深化齐鲁文化研究。
二、兼容并蓄：齐鲁文化所孕育的儒家思想精神
宋明理学家、儒家思想集大成者朱熹引《唐子西文录》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讲道：“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一文有言：“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钱穆著《中国历史精神》强调：“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衡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
上引诸位名家观点，多见于齐鲁文化研究论著，且在近些年齐鲁文化研究中得以借鉴、阐释和发挥。例如，程奇立提出一个命题：“齐鲁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参照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对我国古代哲学的两个分期——“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他主要做出两点论证：首先，“子学时代”的百家诸子多出身于齐鲁大地，绝大多数人是齐鲁籍学者，即便个别人的籍贯并非齐鲁，其学术渊源也必然与齐鲁密切相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所谓诸子百家实际上主要为十家，而其学派思想传之后世且代表人物可考者主要有六家，按汉代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即儒、墨、道、法、阴阳、名家，它们都跟齐鲁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其次，“经学”奠基于两汉时期，齐鲁文化乃是两汉经学的基础和主干，这一重要地位是其他地域文化无可比拟的，整个西汉时期的儒家经学传授谱系，几乎都为齐鲁学者所垄断。上述命题及其论证，可令人感悟齐鲁学人、儒家经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又如，王志民论证指出：诸子百家多出齐鲁，儒墨“显学”皆出齐鲁，百家争鸣汇聚稷下，先秦兵学最盛于齐，先秦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多出齐鲁，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多出齐鲁。一言以蔽之，“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地域文明所不能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概览齐鲁文化史而做出的总结性判断，可启发研究者更全面、更具体地考证齐鲁文化多元一体氛围下的诸子百家争鸣、文化经典迭出，尤其是作为主干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久远影响。
儒家经典思想一般被视为中国哲学史上的核心或主流思想。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开篇就表明：“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启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的这段开场白显然是在中外文明比较意义上强调，以儒家经典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传统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的显著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其名著《中国文化要义》里也刻意强调：以“周孔（周公和孔子）教化兴起”为标志，中国文化便以其理性精神而早熟了，走上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化之路”。因而，中国文化流传至今，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实际受用的就是周孔所开创的道德教化传统。这段论述不但可以实证前文广义的齐鲁文化概念的主要内涵，即齐鲁文化上承的主要是西周文化，尤其是儒家综合“仁与礼”而形成的道德伦理思想，且能令人深思“中国特色的道德之路”（或简称“德治中国”）对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普遍价值。
关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首要地位，或许没有人比山东籍康德哲学研究专家、我国港台地区新儒家领军人物牟宗三阐释得更直截了当、更有理论自信。他在讲演录《中国哲学的特质》两版序言里一再强调：唯有儒家思想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尽管中国哲学包含内容甚广，大体来说，是以儒、道、释三教为中心内容，但是他只以“中国土生的主流——儒家思想”作为讲述对象，通过与西方哲学比较来阐明中国哲学特质。他认为，即使不加上道、释二教内容，也不会对听众了解中国哲学有实质性影响。
与以往海内外新儒家代表人物不同，在新近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我国专家学者大多不再一味或单独地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而是更注重全面阐释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性作用或主干性影响。楼宇烈深耕中国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等领域六十余载，精通儒、释、道等经典思想，他在近著《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里阐释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同时还“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但产生了众多本土学派，而且传入了诸种外来文化，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彼此吸收、相互融合，有的丰富、发展、壮大，有的则被吸收、改造或淘汰。约从东晋至隋唐，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标旗帜又合力互补，共同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基本格局。其鲜明特点就在于，这三教在思想观念上“和而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整体会通”。因而可以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鼎足而立、相辅相成的多元文化形态。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大体上可以喻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特征。
新编《中国道教通史》“导论”指出，道家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宗教文化传统，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流行一种片面看法，似乎只有儒家思想可以代表中华传统文化。这种看法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有碍于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专家洪修平指出，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始终跟儒、道代表的思想文化构成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这便使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相互融合、在融合中共同发展”，从而构成汉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思想内容。由此可见，一部中国佛教史其实就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既冲突又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日渐深植中华文化沃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便使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递嬗，最终形成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而三教融为一体的基本文化格局。笔者就此补充一个论点：汉代以降，不但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如此，我国原生态的儒家和道家（包括道教）亦是在“三教合流”中不断传承发展的。这就在方法论上提醒我们，要超越以往一味强调儒家、单独诠释佛教或独立研究道家道教的学术倾向，因为其中任何一者，唯有置于三教鼎立、三教合流的客观背景下，方能阐明各自特性及其嬗变过程。
牟钟鉴精通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宗教史，他更为全面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基本结构上呈现出“一、二、三、多”的嬗变态势：“一”是指以儒学思想为主干；“二”是指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三”是指以儒、道、佛三教为核心；“多”则是指兼容并蓄其他外来宗教文化因素，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总体而言，在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演变趋势下，儒、道、佛三教合流大致经历了求同、会同、创新、扩散等阶段，对我国各民族文化和外来宗教文化皆有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
笔者之所以评述上述一系列代表性成果，不仅是为了博采众长，充分论证儒家思想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深邃联系及其相互影响，更是想借此深入推进齐鲁文化研究。如前所述，既然现有研究成果证实，诸子百家多出齐鲁、百家争鸣汇聚稷下、儒墨显学均出齐鲁、先秦兵学最盛于齐、道家黄老学派形成于稷下、道教全真派兴起于山东、齐法家也发源于山东，那么如果把这些成果整合起来，进而考察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在山东大地相遇、冲突与融合的典型例证，深刻诠释它们得以共生共存的文化渊源，亦即儒家思想历经会通百家学说而发扬光大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精神，我们又能在学理探索上迈进一步，把前文已论证的齐鲁文化“多元一体说”跟儒家思想精神相匹配，致力发掘齐鲁文化研究的大有可为之处。
三、传承发展：齐鲁文化研究所肩负的学术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将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齐鲁大地所富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必备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要求山东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强调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再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于孔子研究、儒家研究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深刻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接着这段重要论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指出，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弘扬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同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让人类文明更加绚丽多彩。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要尊重多元、和而不同，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选择。要兼容并蓄、互学互鉴，以开放胸怀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要赓续传统、守正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与时代主题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要明体达用、共创未来，让古老文明更好造福当今、造福人类。
笔者之所以详尽地引用以上重要论述及其权威解读，一方面是为传递有关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与孔子研究、儒学研究的“顶层设计精神”，一方面是为落实“顶层设计精神”，推动齐鲁文化研究。下面，择要引介部分值得借鉴、可供发挥的相关研究成果。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巨变，世界格局重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可谓甚嚣尘上，其影响与争论延续至今。为回应这种流行理论，《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倾力探讨儒家古典哲学观念，积极为化解人类文明冲突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汤一介的阐释是从1993年发掘的郭店楚墓竹简入手的。《郭店楚简》讲：“道始于情。”此“道”是指“人道”，即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原则。按孔子说法，“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仁”就是“爱人”，“仁爱”精神是人所具有的，要由“亲亲”推至“仁民”，亦即“推己及人”。“推己及人”，须以“忠恕之道”作为“仁爱”准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是人的内在品德，“礼”指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出于自觉，发自“爱人”之心，如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论语·颜渊》）。一旦具有“仁”的自觉要求，按照礼仪予以实现，整个社会便会和谐安宁，人类文明便能和平相处。由此可见，“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行‘仁政’、‘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行‘霸道’将引起文明的冲突，而使文化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霸权主义。如果把孔子的‘仁学’理论用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不同文明之间就不会引起冲突，以至于战争，而实现‘文明的共存’”。
近些年来，围绕儒家思想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我国学界聚焦“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逐渐形成一个研讨热点。陈来集数十年专攻儒学的心得指出，从中华传统文化来看，儒家是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儒家所传承的以“五经”或“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并非一家一派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因而，萌发于轴心时代的儒家文化，传承发展夏、商文明与西周以降人文思潮，系统提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其主要内容可凝练为以下四个命题：一是“责任先于自由”。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自然负有责任。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思想的德行理论已形成体系，其中提倡的德行如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皆跟个人、他人与社会直接关联，这些德行的价值取向就是要承担对他人、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之心是儒家思想文化陶冶形成的人的普遍价值心理。二是“义务先于权利”。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则强调义务的优先性。因此，中国人的伦理尤为注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这种义务取向的德行不是声张个人的权利，而是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实现对他人的义务。三是“社群高于个人”。中华文化自西周后期兴起人本主义思潮，春秋时期已提出“以人为本”观念。近代西方也倡导以人为本，但主要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则更强调“以群体为本”。四是“和谐高于冲突”。人类文化史充满冲突斗争，东西方文化皆是如此。但比起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强调包容和谐、以和为贵，中华文明所追求的是多样性的和谐，如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和谐等。
牟钟鉴认为，如何在中外文化哲学比较中把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见仁见智，他倾向于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归结为“仁、恕、通、和、刚、毅”。中华文化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追求。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仁者爱人”，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中华文化“仁者爱人”的最大特色在于，落实为“忠恕之道”且植入平等互尊要素，超越了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性，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提供了合理途径。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用“恕道”来保证仁爱实现。仁爱情怀的落实之处就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文化模式为“多元通和”。究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内核；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以和谐为主旋律，矛盾冲突易于化解，中华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传承发展。总而言之，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可用《易传》三言表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代代仁人志士，他们有操守有担当，能够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开辟出民族复兴之新路。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中庸》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富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些名言所表达的品格正是“刚健中正”。今日中华民族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对外实行“睦邻安邦、协和万邦”政策，对内实施“民族平等、人民至上”方略，正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精神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