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我的求学生涯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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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我生长在一个农民家里。祖父是清朝末年的一位读书人,在本地县城里教私塾,但我没有见过祖父。父亲毕业于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当中学教员。他生性耿直,得罪了人,结果丢了饭碗。我们兄弟共四人,我是行三。大哥、二哥都是农民没有上过学,父亲说,家里总要有一个读书的,于是决定让我念书。我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都没有机会上学。


由于家境贫寒,我小时候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跟随母亲到地里干活,锄地、间苗、背粪、收割这些农活我都干过,由此养成了爱劳动、不怕苦的习惯。直到上了中学,寒暑假回家,都要帮助家里劳动。


我的求学生涯,不是从正规小学开始,而是从我们村子旁边的一个半私塾性质的村校开始的。因为上正规小学要用很多钱,有很多花费,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供不起。这个村校是当地农民自己筹办的,聘请一位有文化有威信的读书人给孩子们上课,主要是读书识字。当时的教师,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丢了中学教师的饭碗以后,在家闲居,村里人认为他有学问、为人正直,就请他主持这个学校,当时,周围几个村子,凡是上不起正规小学的孩子,都可以到这里来念书。每年农民们凑点粮食(“束修”)送到老师家里作为报酬。


识字的方式,主要是背书。这是老式的传统教育方法。先从《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背起,接着应当是“四书五经”,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读“唐宋八大家”之类。我从小不喜欢背书,总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别的小孩子们玩,为此,吃了不少板子,我希望父亲能手下留情,可是情形正好相反。当时学生背书,背不下去时,老师常常提示,但轮到我背书时,父亲很少或根本不提示,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吃板子”。


但是,这样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就改变了。半私塾性质的村校改为正式初小,开始上语文、数学等课程了。从此,我得到了一次“解放”,感到轻松了许多,我对数学课很快发生了兴趣。


在学校时,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怕见到他。但回到家里,父亲从不提学校的事,一如既往,把我当孩子看。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每天晚上都要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与母亲所讲的故事完全不同,都是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或“典故”之类。开始时我对这类故事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慢慢地也就喜欢听了,而且变成了一种“知识”,到了白天,再给我的同学们讲。父亲讲起来非常投入,津津有味,我已经困倦了,在朦胧中听见父亲还在讲,有时突然问一声:“睡了吗?你在听吗?”我只能说:“没睡,我在听。”但实际上多么希望他停讲。我终于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他直到发现我入睡后,才不讲了,但是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也从来没有考问过我。


记得家里有很多线装书,放在屋顶的墙沿上,也有一些放在下边,我虽不愿意“背书”,但也好奇,有时想办法取下这些书,试试我有没有能力读懂。我自以为认识不少字了,也背过一些书了,这些书总会读懂一点。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字虽然认得一些,但读不成句子,更不用说读懂其中的意思。每一本书打开后,都像“天书”一样,不知从何读起。只有某些诗,我倒喜欢多看几遍,似乎有一点“意象”,但又是非常模糊的。


读完“初小”,应该接着读“完小”(即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而初小只读到三年级,怎样考试不记得了,总之是顺利地考进了县城唯一的一所“完小”,从四年级读起。进了完小,学生多了,老师也多了,一下子觉得“天地”宽多了。但使我不解的一件事是“完小”的校长居然也“打板子”(这在村校改为“初小”后就取消了),而且第一个“吃板子”的就是我。我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当时正是1949年夏天,校长给我们班讲第一堂“公民课”(或是“历史课”?),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下课后他把我叫到院子里,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从袖筒里拿出板子,和颜悦色地说:“伸出手来!”我不伸,他又说:“没关系的!”就这样打了好几下。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生气的样子,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打完之后又和颜悦色地走了。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刺激,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也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但从此以后,我确实知道认真学习了。


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学校里举办过一次辩论会,由高年级学生参加,气氛很热烈。辩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武两方面哪个更重要?”这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辩论,老师们不参加意见,由辩论双方的学生代表发言。我是文方的代表,在辩论中,我很自然地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特别是刘邦和项羽的故事,可以支持我的辩论了。项羽英勇无比、天下无敌,但他不会“用人”,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善用,结果一败涂地。刘邦并不善打仗,却善于“用人”,身边有一批谋士,终于得了天下。但他得天下之后,自以为是用武力得到的,因此还要用武力维持统治,这时又有一批文人出来提建议,他采纳了,结果使汉王朝得以巩固。我自以为自己的辩论很有说服力,最后等待老师作结论。在我们看来,老师的结论是很有“权威性”的。但是,老师在总结时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只是对双方说了些鼓励的话,就结束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辩论会,能启发人的思考,印象也很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我当时的一些虽属幼稚,但有原创性的思想萌芽。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初中,而且在40里以外的水洛镇。1951年,我考进初中以后,平时就不能回家了,我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由于很多学生无钱交饭费,学校决定,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些杂粮集体“入伙”。我有一个堂兄,家里有两头毛驴,平时往返于庄浪县城与水洛镇之间,做一些小买卖。不久,县政府由庄浪南湖迁到水洛镇。他来往的次数就更多了。每个月,母亲请堂兄替我捎一袋杂粮、土豆,交到学校的伙房。堂兄为人勤劳、善良,每月都为我送口粮。从家乡到水洛镇,要翻一座大山,毛驴要驮很重的东西(堂兄主要是向水洛镇贩运粮食),他为了减轻毛驴的负担,自己将我的口粮扛到水洛镇。他每次来到学校,急急忙忙将粮袋放下,有时连一口水都不喝,就赶着做事去了。我受到极大的感动,也增加了学习的信心。3年期间,生活虽苦,但乐在其中,同学之间尚有真诚的友情,师生之间也很融洽。老师们课堂上严格要求,课堂下能和我们促膝谈心,篮球场上又互相争抢,非常开心。


1954年初中毕业,要继续求学,但面临着如何选择学校的问题。根据当时的生活状况,家里人要我考个师范学校,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我本想考高中,但家里的情况不能不考虑(主要是学费问题),于是便报考天水师范学校。当时考中考时,要到报考学校的所在地天水市去考试,我们几个同学从半夜出发,步行180里,一天便赶到天水市。考场设在市内女师,这里原来是有名的伏羲祠,古柏苍松掩映着校园,非常幽静,大庙作教室,也作考场。我对自己的考试感觉很满意,只等发榜。但是发榜那天,我在师范学校的录取榜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我看了几遍,仍然没有。我想这不可能,但事实如此,有何办法?我在满腹怀疑和无奈之中,正准备回家,突然有同学告诉我:“你的名字在天水一中的榜上。”我想这就更奇怪了,我并没有报考一中,怎么会被一中录取?我一边想,一边急急忙忙赶到一中。一看,果然被录取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想,读师范比较实际些,因此,想找招生委员会的人说明原因,改回师范,但又一想,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因为读高中正是我希望的。也正是借这个契机,我下决心要读高中:读了高中,以后就可以考大学了。实际上我所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因为进高中以后,学校没有收我的学费,而且供我伙食。事后回想起来,我很感谢负责招生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在“意外”之中进了高中的大门,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次小小的“转折”。


我们高中有一批一流的老教师,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从京、津、山西、河北等地来到大西北的,其中有一位代数老师,听说在大学里教过书,很有威望。这是我们的幸运,可以向他学到很多知识。这些老师们和初中时的老师一样,备课认真,讲课生动,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但他们和同学们的接触,不像初中时那么多了。


天水市很秀丽,被称为西北的小上海。除了著名的伏羲祠(虽然被用作学校,但里面的屋舍、建筑和树木还保留着原样),还有其他一些古迹,比如于右任先生题写牌名的“汉将军祠”,楼牌尚存,很有气魄。我从小喜好书法,父亲曾教我写毛笔字,小学时也写过“大仿”,知道于右任是当代大书法家。我每次走过将军祠时,总是流连忘返,欣赏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读书学习,我最喜欢体育活动,曾经是学校排球队的成员,此外,就是喜欢看戏——秦腔。这不仅是艺术享受,还能从中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它的一套程式和表演,都很讲究,体现出古代人的礼节、仪式和人格魅力,其唱腔更能感动人心。小时候,每到过春节,我都要跟随大人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戏”,上学后,一直有这个爱好。在10年的学校生活中,我是很遵守学校纪律的,但是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看戏”。每当学校外边唱戏时,听见锣鼓一响,我就坐不住了,千方百计离开自习课,叫几个同学一起去看,这时就不惜“违反”纪律了。


直到高中二年级,学校生活一直是比较平静的,但到了高三时,便感觉到政治运动的气味了。当年4月,在学校的老师中开展“大鸣大放”,内容我不十分清楚,只见老师们走出走进,天天开会,个个神情严肃紧张,我就感到有事了。市委下达“指示”要高中学生出墙报专刊,组织学生发表文章,提意见。学校党支部要我写篇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不知是何用意,就随便写了一篇。登出后,有一天,我发现市委宣传部长亲自来看墙报,而且很仔细地看我那篇文章,心里便有点紧张。其实,那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内容,无非说一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之类的话。事后我才知道,高中生不再参加“大鸣大放”了。但是,那位代数老师却很快就没有再讲课了,听了解情况的同学说,那位老师当时提出,要到南山去“养蜂”。


高中快毕业了,我们开始考虑高考的问题。天水市虽是甘肃省的第二大城市,但从全国来说,还属于信息闭塞的内地城市。有一次,我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冯友兰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谈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很有兴趣地读完了这篇文章,似懂非懂,但感觉到冯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文字简洁而优美。这篇文章促使我思考一些“哲学”问题,虽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哲学。我当时只知道冯先生是中国的一位哲学家,至于他的哲学是什么,却所知甚少。在朦胧之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能向冯先生学习中国哲学,那该多有意思,但是不敢多想,也不敢深想。


高考报名时,有许多同学鼓励我报考北大,我很想报考,但又有些犹豫。一是对北大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二是考虑要不要选择一个比较实用的专业。当时在社会上和学生中,已经形成了“重理轻文”、“重工轻理”的观念,这一点对我选择专业不无影响。但我还是时时想到北大。就在这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对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他当着许多毕业生的面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还想考北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位教导主任给我们上过地理课,只记得他满嘴金牙,口若悬河,一口气能说出陇海铁路线上的一串城市的名字,以为很有“学问”。他一边说,一边洋洋自得地问我们:“你们谁能说出来?”我们确实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走过陇海线,而地图上的名字又很难一一记住。但他的这盆冷水,确实起了点作用,我倒要试试,我这个“癞蛤蟆”能不能吃上“天鹅肉”。于是,我决定第一志愿报考北大。


结果,被录取了,我当然很高兴,北大是我所向往的学校。但上大学的路费、学费怎么办?这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深知家里没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但我还是决心要上。我的决心感动了全家人,也感动了许多老师和同学,他们用各种方式支持我、支援我。特别是大哥,承担着全家人的生活担子,他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全力支持我上学。初中时给我们教过数学的朱老师,为人豪爽,自动拿出10元钱给我作路费。在当时,这10元钱就能解决从天水到北京的火车票。我参加工作后,一直打听朱老师的下落,要给他还钱,但一直没有打听到,直到很晚才知道,他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因遭到“审查”、“专政”而身亡。凑集学费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变卖家里所能变卖的东西。但家里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卖,幸好还保存了一些书画和字帖,其中有些是很有价值的“珍品”。记得其中有几幅前人的书法,还有一本汉代碑帖,上面有名人题字和印章。父亲很喜欢这些东西,但这次却决定“割爱”,统统让我拿去卖掉。在家乡农村,虽然有许多人家都喜欢在屋子里挂字画,但真正能鉴赏的人并不多,何况碑帖之类,收藏者就更少。那时并没有“文物拍卖”,真文物也不当文物看待。我又不能摆在大街上卖,只能走街串巷,到处推销。结果,这些东西总共卖了不到30元。


手里有几十元钱,就可以到北京上学了,到了大学,就有希望拿到助学金。临走时,父亲对我说:“北京大学是蔡元培当过校长的大学,你可以自由发展;但要结交忠实可靠的朋友,不要被各种诱惑所动摇。”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满怀希望,要到这所名家荟萃、学者集中的学府里寻求知识和真理,但是一进北大,碰到的第一件事却是“反右斗争”。我虽然没有赶上“大鸣大放”,但是赶上了全校正在进行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不同于以往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班的同学辩来辩去,辩到这样一个问题:“右派分子是从根子上反动,还是在大鸣大放中变成反动?”辩论越来越激烈,终于分成互不相让的两派。最后大家提议,由学生代表出面,请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同志作解答。我是学生代表的负责人。江隆基是我们所尊敬的教育家,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一天晚上,我们找到他的家里,他很和蔼、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当我陈述了双方的观点,要求他作出明确解答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即没有回答哪方观点是正确的、哪方观点是错误的(后来我想清楚了,他是不能直接回答的)。但他说了一番话,使我想了很久。大意是,广大学生是爱国的,是中国的未来,其中有极个别坏人,这是不奇怪的,有些人“血气方刚”,没有经验,或有说错话、做错事的,这也是不奇怪的。这个“极个别”和“有些人”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并不清楚,我当时要求他更具体地解释一下,好向同学们交代,但他始终没有说,尤其是所谓的“坏人”,是指政治上的“反动”,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更不清楚了。看来,他的回答,只能如此。我将江隆基同志的谈话向同学们传达之后,有的同学说:“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从此以后,辩论也就慢慢停息了。


第二年,即1958年,全校又开始了对马寅初校长的批判。我只知道,在迎新大会上,马寅初校长讲话声音很宏亮,他鼓励我们说,你们考进北大来的学生都是佼佼者,希望你们有所成就。元旦团拜时,他又和全校同学见面,但这次是抱着一个暖水瓶,讲它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讲完后,有的同学议论说:“这个老头很有趣。”这次批判,来势很强,一天之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而且遍地都是,在主要马路上一张接一张。但稍稍一看,都是大同小异的几句口号,“马寅初,你姓哪个马?”“马寅初贩卖马尔萨斯人口论”之类。我知道这是造声势,表达“广大师生”的声音,想必还有更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出来,但是竟没有看到。我对经济学、人口论一无所知,但从直感上觉得马校长正是忧国忧民,为国家前途着想,这使我从内心里肃然起敬,更加尊敬这位老校长。但我毕竟不是学经济的,这事就“与我无关”,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念我的哲学了。


但是,从此以后,运动接连不断,大批判接连不断,几乎没有安静读书的时间,而且这些运动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在入学后的头3年里,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锻炼”。我们到工厂里炼过钢,到农村里翻过地,到十三陵筑过堤坝,在学校里参加过“教育革命”。这些加起来,大约有两年。所谓“教育革命”,用当时某位领导的话说,就是“拔白旗”,即拔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的一个个学术“阵地”,而不是向他们学习。这使我很恐慌:这里原来是“闹革命”的地方,而不是学习的地方。但我仍然想学习,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才是北大的光荣传统。眼看时间流过去,心里就更焦急。我利用一切机会到图书馆借书看,但很快又在学生中展开了“批白专”,我随时都有成为“白专”典型的危险。每当我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逃犯”,不知哪一天会被“揪”出来批判。在那样的气氛下,读书学习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心虚理亏”。每听到有人理直气壮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旁敲侧击,说什么“有人走白专道路”时就好像在警告我自己。但我要走自己的路。


自从我进了北大哲学系,报纸杂志上批判冯友兰的文章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开始是批判他那篇谈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文章,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接着又批判他的另一篇文章《树立一个对立面》,被称之为“对抗教育革命”。这篇文章正是在“教育革命”中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在教育实践中应遵循“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而不是“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这不就是针对当时学生下厂下乡以及“卫星上天”之类的“革命”实践吗?我在想,学生不读书学习,上大学干什么?但我只能这样想,不能这样说。


60年代初,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公布了“高校六十条”,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可以比较安心地读书了,我天天跑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要读的书,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时,也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北京大学又有了研究生。毕业前夕,哲学系的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希望你报考研究生。”我突然感到一种全身的温暖,自进校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的学习,他的这个建议使我很感动。在这以前,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考研究生这件事,在他的关心和提示下,我真的开始考虑报考研究生了。


这一年,冯友兰先生招生,我当然要报考他的研究生,结果被录取了。我又重新萌发了“做学问”、“当学者”的梦想。因为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学习、研究了。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约进行了一年左右的学习,新的运动又来临了。这次是“四清”,所有在校的研究生都要和青年教师一起,参加这场全国规模的运动,从1964年冬到1965年冬,整整一年,我跟随四清队在京郊的一个农村里度过,学习又一次中断了。但是在农村里我也有一些“感受”,其中之一是,在我们那个村里,先后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过后来的了解,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假的。这使我很担心也很害怕,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许多劳动者也学会说假话了。


在大学期间,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洗礼”,但我还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了一些书(有些是偷偷地读的),尤其对中国哲学史很有兴趣,随着老师讲课的进度尽可能多地读一点原著。与此同时,也念了一些西方哲学的著作。北大毕竟有一个老传统:可以自由听课。60年代以后,开放了一些“唯心主义”的课,如郑昕先生的康德课、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贺麟先生的黑格尔逻辑学、洪谦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熊伟先生的海德格尔,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等。这些课我都听过了。本科毕业后,自以为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可以进行研究了。但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刚一开始,冯先生就提出要“打基础”,而且制定了学习计划,列出一长串读书目录,要我从头读起,还配备了辅导讲解课。我对此有点不以为然,认为本科生阶段打过基础了,怎么还要打基础?但是计划是不能改变的。就这样读下来,到快毕业时,总算从古到今“通”了一遍,但仍然是选读。再回头一想,感到冯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原来本科时所学的东西,实在是有限的,而且学过的东西是否完全理解,都成问题。因为理解力和学习过程不是同步的。这时,我对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才有比较深切的体会。


还没有进行论文答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都一下子被裹了进去,无一例外,谁要是“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书是当然不能读了,就是写论文时收集的一大堆材料,其中有很多是我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一夜之间也都不见了(武斗时我的宿舍被占)。这时,我也是一名“圣战者”,虽然没有抄过家,没有参加过武斗,但“革命”的队伍是不能不参加的。


工宣队进校后,学校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负责“冯友兰专案”,我不接受,但负责人说,这是“政治任务”。我当时想,冯友兰是学者,不是“走资派”,怎么也要立“专案”;况且,冯先生的东西都在他的著作里,是“明”的不是“暗”的,该“批判”的早就批判了,有何可搞?我倒是利用搞“专案”的机会,重新阅读了冯先生的很多著作,包括未曾读过的和未公开发表的。后来,有关方面要我把“专案材料”交上来,我说“还没有完”。他们先后催过好多次,但我只有一句话:“还没有完。”我想,我的唯一办法就是“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反正下定决心,不交材料。就这样,一直“拖”到毕业分配,离开北大,始终没有交出“专案材料”。所以,在北大“文革”的“专案”材料中,“冯友兰专案”始终是空缺的。


毕业分配开始了,但最难分配的是我们这批研究生。“读书越多越反动”,在这时果然起作用了。负责分配的人说,“你们研究生没人要”,但“没人要”也得分配。结果,我被分配到外市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员,刚一到学校报到,就有人说,这是个“修正主义苗子”,没过多久,校工宣队队长又说:“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当时的中学生,是在半无政府状态中生活,教员们备了半天课,一到课堂上,一切都变了,根本无法讲。后来我被抽调到党校,专门讲“文件”和“社论”,学员的组织纪律问题倒是没有了,但怎么讲可就犯难了。我记得,我准备的讲稿似乎很难被满意地通过,但是大家倒很客气。我可以不断“修改”。


这是又一个10年。在这10年里,我苦闷过,但“本性”不改,倒是利用时间,真正读了些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大学与研究生学习的“继续”,也是一次“补课”。刚分配时,我意识到,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搞学术研究了,但我在上学时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些书,其中有一部分线装书,幸好没有丢失。读研究生期间,我每个月都要到王府井、西单的旧书店里去买书。那时书店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书架很高,要爬上梯子才能看到上面的书。这些书都很便宜,几毛钱一本,有些成套的书也只有几元钱。我每次去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先是看,然后挑选一些最便宜最适用的书买回来。几年下来,已有一架的书。但是,现在留这些书有何用?当时我已结婚,并有一个孩子,一间平房,还要生火做饭,连放书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些书,我既伤心又悲痛,下决心忍痛卖掉。我用一个大包捆好这些书,体积很大,但重量倒很轻。我坐上公共汽车,扛到西单古旧书籍收购站去卖,一问价钱,每斤5分钱!我太不知行情了,以为线装书再不值钱,也不至于连废品都不如吧!我犹豫了一会,一气之下,又决定扛回去,不卖了。这些书本来是我心爱之物,即使用不上,我也要放在床底下,伴我终生。


没想到,这倒做对了。到中学适应了一段之后,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可以读书了,后来到了党校,不仅晚上,白天也能坐在我的屋里读书。这次真正是十年如一日,从头读起,从未间断,可谓收获大矣,如果说,10年后回到专业研究上,能够较快地出版学术著作,首先应当归功于这“十年面壁”。真正说来,我的知识基础既不是大学本科,也不是研究生期间打下的,而是在这最后l0年的苦读中打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准备,这10年的读书也不会有真收获。这就好比上台阶,没有第一、第二个台阶,后面的台阶就无法上,所以,大学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虽然“损失严重”,还是非常令我怀念的。


* 原载《安身立命之道——为学与为人》,中国致公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84页。此文作于199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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