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 次 更新时间:2021-12-15 10: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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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  

   苏州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文史学家王伯祥(1890—1975),社会活动家章元善(1892—1987),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1894—1988),文学家俞平伯(1900—1990),被誉为“姑苏五老”。王、章、顾、叶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俞平伯原籍浙江省德清县,但他生在苏州,在苏州一共住了十六年,苏州人也都认他是“同乡”。叶圣陶与王伯祥是中学同学,与章元善是小学同学,与顾颉刚是私塾、小学和中学同学,与俞平伯的交往则始于1918年。俞平伯与章元善两家原本是世交,与顾颉刚是北大同学,与叶圣陶和王伯祥的结缘得益于新文学。他们都是一辈子很亲密的朋友,相濡以沫,心心相通。

  

   “姑苏五老”中的叶圣陶和俞平伯

  

   俞平伯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1920年年初毕业,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到英国不久,由于英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只好回国。这年9月,经蒋梦麟推荐,俞平伯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在那里结识了北大同学朱自清。1921年10月,俞平伯辞去一师教职,准备赴美考察教育。学校委托朱自清邀请叶圣陶来一师执教,接替俞平伯。后因香港水手罢工,俞平伯出国的事耽搁了半年,直到1922年7月9日才从上海坐上赴美的远洋轮。

  

   迟迟不能出洋,俞平伯就和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一起发起创办新诗刊物。1922年1月15日,我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创刊。1922年11月中旬,俞平伯从温哥华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大学讲授《诗经》和中国小说,1924年12月中旬携眷回到北京,在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任教,后来到清宫懋勤殿整理书画。1928年到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兼课,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止。

  

   “姑苏五老”中,叶圣陶和俞平伯都是作家,相同的话题会更多。1922 年4月,俞平伯作《〈隔膜〉书后》(收入《西还》),称赞叶圣陶短篇集《隔膜》是“光,热,馨香底结晶”。5 月,在叶圣陶的鼓励和启发下,俞平伯重新写定谈人生的诗,并以叶圣陶所设譬喻《如环的》为题,发表在《文学旬刊》第42 期。6 月,叶圣陶和郑振铎编定的《雪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郑振铎、郭绍虞、徐玉诺、叶圣陶八人的新诗合集。1923 年3 月,俞平伯加入由叶圣陶和王伯祥等人发起的朴社,每人每月出十元钱,集资出版书籍。5 月12 日,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第73 期公布该刊编辑人名单,叶圣陶和俞平伯、王伯祥、顾颉刚均名列其中。1924 年4 月,叶圣陶与俞平伯、朱自清等组织“我们社”,出版同人刊物《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5 月,俞平伯主编的“霜枫丛书”由霜枫社出版。其中有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以及他和叶圣陶的散文合集《剑鞘》,这两本书的广告词则出自叶圣陶之手,现抄录于下:

  

   霜枫之一 浮生六记 沈复著 俞平伯点阅

  

   作者是个习幕经商的人,全凭直率的性情和天禀的文才,写成这部反映出身世和心灵的自传。俞平伯先后作序文两篇,就它的本质和艺术加以批评,并钩稽书中事实,编成年表,对于读者尤为便利。

  

   霜枫之四 剑鞘 叶绍钧、俞平伯著

  

   中含二人的论说美文小说札记书评等,俱经抉择,力扫浮滥,作者的才性,作品的风裁,比较观之,颇有兴趣。

  

   1925 年12 月,俞平伯的诗集《忆》在北京朴社出版,书名由叶圣陶题写。俞平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杂拌儿》(一名《梅什儿》,1928)、《燕知草》(1930)、《读词偶得》(1934)、《清真词释》(1947)等著作,也都是叶圣陶亲手编校的。俞平伯在《〈读词偶得〉缘起》中说:“三四年来频频得圣陶兄的催促与鼓励,我虽几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顶进香,爬到一重山头,回望来路,暗暗叫了声惭愧。”俞平伯为《读词偶得》写的《一九四七年新版跋语》中说:“与圣陶兄久不相见,他始终勉励我,离群天末之思固不可托诸鳞鸿毫素耳。”《读词偶得》从写作到出版,从初版到“新版”,“频频得圣陶兄”的“催促”和“勉励”。俞平伯在《〈清真词释〉序》中说叶圣陶不仅为他“校印”《清真词释》,就如何“读”和“释”《清真词》也有过许多切磋和交流。

  

   俞平伯迁居北京后,面晤的机会少了,就写书信互致问候。“姑苏五老”中,王、章、顾、叶的书法均堪称一流,虽说不是书法家,但都在书法方面下过真功夫,认真临写过多种碑帖,他们的字无论从架构上考校,还是从整体布局与行气来看,都自成一体,潇洒流畅,充满了浓浓的书卷气。不过,叶圣陶对王、章、顾“三老”的书法并不太赏识,至于他自己的字则说“有时尚可,有时极难看”,而对俞平伯的字特别偏爱。在现代书法中,叶圣陶最欣赏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弘一法师的书法》b 一文中说过很多赞美的话。在李叔同之外,也很欣赏俞平伯。俞平伯的字笔度精妍、端庄典雅,叶圣陶爱不释手。他在1974 年11 月3 日给俞平伯的信中写道:“兄之书法,工笔好,随意亦好,弟真个爱之。皆贴于一道令纸订成巨册中,时时出而观玩之。”遗憾的是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书信大多在战火中和抗战“逃难”时焚毁或丢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五老”都聚到北京,開会或学习常在一起,又都住在东城,走动起来很方便,也就用不着写信了。王伯祥说“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而俞平伯则称自己是“稚弟”,“谨当追陪诸位兄长之后”,以得挈领为喜。

  

   1970 年代生活相对平静了,朋友间的正常交往也逐步恢复,可“五老”年事已高,有的还乔迁到“宣武区”和“西城区”,虽说“小聚殊有味,惜相去稍远,往返车程不甚便”(俞平伯1974 年12 月12 日致叶圣陶)。不能经常来往“促膝面对”,只好“以信代晤”,用写信来畅怀倾吐,“一书便作一相见”(叶圣陶语)。叶圣陶与俞平伯往来的书信最勤,“数日即有一信往复,甚或一日二书,彼此以书翰进行思想交流,文辞切磋,兴之所至,辄奋笔疾书,或赏析、或质疑,一无矫饰,内容丰富;国运家事,典籍字画,新撰旧作,砌草庭花,以至宇宙观,人生观,无所不臻,尔来吾往,有书必复,尝戏云:酬答如是,无异于打乒乓球”c,其思绪之敏捷、学识之渊博、兴趣之宽广、友情之弥笃,在同辈人中并不多见。两位老人谢世后,叶至善、俞润民将两位老人1974 至1985年间的书信八百余通汇集起来,依岁月之嬗递,编成一部45 万字的大书《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于2002 年1 月出版。

  

   书简往回如打乒乓球

  

   打开《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以下简称《暮年上娱》),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位老人接读来信时那种喜悦和陶醉的心情。叶圣陶1975 年8月18 日给俞平伯的信开头写道:“平伯尊兄:接复示并新稿,喜不可支。书简往回如打乒乓球。”因为快到中元节了,就在信中谈起江南过中元节的风俗。俞平伯8 月21 日的回信:“圣兄左右:诵十八日书,‘往回如打乒乓球喻妙而切”,随后说到北京有别于江南过中元节的风俗,说“江乡昔梦已远,晚节京尘重叙,足谓非胜缘得乎”。叶圣陶1976 年1 月28 日给俞平伯信的开头写道:“平伯吾兄赐鉴:上午接复示,长至四页,大餍贪食多多益好之鄙怀,于此又见兄兴致之好,腕力之益健,总之,悦怿无量。” 随后抄录了他在《人民文学》新春座谈会上吟诵的《水调歌头》,请俞平伯指教。俞平伯2 月1 日回信说:“得读新词甚佳,弟病中惮于构思,殊有望洋之感耳。” 随后说到“新词”有一字可“避”,并列出可选用的几个字,供叶圣陶斟酌,叶圣陶自然十分欣喜。俞平伯1976 年4 月1 日给叶圣陶的信开头写道:“诵上月廿八手书,内容丰富,应接不暇。”在当天写的第二封信中说:“圣陶吾兄左右:前书有三纸,语竟未说完,可笑。”叶圣陶4 月2 日回信说:“又连承两球,敢不勉还一击。”叶圣陶4 月10 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连承两球,妙绪络绎,览之放下,重复展观。”

  

   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有的信长达4000 字。俞平伯1976 年6 月25 日给叶圣陶信的开头写道:“圣陶吾兄尊鉴:每得赐书,均要言不烦,意切而情真,辄低徊三复之。弟妇亦言,圣翁之书必须读两遍。层楼兀居,倥偬中有岑寂。庚(1930)辛(1931)归京,即住建外,如客异地,不觉其在北京——自前乙卯(1915)来京六十一年矣——曾有句云,‘一似迷方感,归来懒出门。至近日两人都病,更极少出门,出则必多劳人力,不喜为之。雒诵来书,如清风披拂,涤我烦襟,是为不可缺之俦侣,又不仅是‘上娱已也。又闻将宠弟等以新篇,不胜欣企之情,惟只宜从容以之遣兴耳。”(《暮年上娱》,第147 页)叶圣陶6 月27 日回信说:“平伯兄赐鉴:昨接大札,反复观之数遍。兄言弟书‘为不可缺之俦侣,此正弟之所欲言,弟于兄书亦复如是。打乒乓虽是戏言,而往复心通,殊非易得。得之则惯之,发出一书,即计来书之时日。邮递同志每日来二次,其到达之时刻萦绕于心,苟来时无所盼之书,则有失望之感矣。”(《暮年上娱》,第148 页)可喜的是推测的“来书之时日”,从未让他们“失望”过,“语少而意富且旨”,全是“真情实话”,“展诵之欣,如饮醇醪”。

  

   叶圣陶人脉较广,性情敦厚谦和。俞平伯性格内敛,我行我素。他俩能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得缘于他们的为人处世都极其认真,又都能真心诚意地为对方考虑,奉行一种最典型的“利他主义”。1976 年3 月15 日,叶圣陶听说朱自清夫人陈竹隐病了,就写信告诉俞平伯,说一定要去看望她,“期于‘五一以后”,“届时兄能出门,弟当致一小车同载往返”。当时叶圣陶的待遇已经恢复,出门可由教育部配车,可真到要车的时候又觉得因私要车不合适,决定改乘公共汽车。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俞平伯住在永安南里,陈竹隐住在清华大学,途中要换几次车,叶圣陶担心俞平伯的身体吃不消,就给他写信說:“弟可以要教部之车,而清华道远。耗油量多,不欲以私事而享此‘法权。至于雇车,其事不易,费亦不少。考虑久之,是否容弟先往,缓日再为偕访。”(叶圣陶1976 年5 月22 日致俞平伯)

  

   俞平伯回信说:“诣清华访陈夫人尊意至妥。弟近尚不宜远行,俟迟日体健再拟同往。”拜托叶圣陶“晤朱夫人时,祈为我等代候”。叶圣陶5 月31 日给俞平伯写信报告陈竹隐的近况。俞平伯6 月2 日回信对“竹隐夫人晚岁独处一室”深感忧虑,而对叶圣陶的“郊行愉健”,则深感欣慰。

  

其实,叶圣陶的“郊行愉健”,全是报喜不报忧。叶圣陶5 月30 日记:“晨间偕至善出门往清华园。本当到平安里乘出城之汽车,而至善误记,以为须到和平里再乘车。以此之故,多走了好些路,耽搁了时间,十点乃到朱夫人所居之宿舍”,“坐约一小时而辞出”,“到家时已十二点二十分”,十分疲惫,毕竟已是82 岁高龄的老人了。陈竹隐告诉叶圣陶,说新中国初期放在朱自清书房供人参观的二册《犹贤博弈斋诗抄》丢失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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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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