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

——黄修己老师对我的教导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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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  

黄修己老师193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我1972年到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有幸认识黄老师。1976年冬,系里成立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成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小字辈”,名义上是给黄老师当助教,其实是由黄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督导我进修。黄老师要我下决心搞现代文学,并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有坚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守道坚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外界干扰;二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沉下心来读书研究,既要经得住“猛火熬”,也要经得住“慢火炖”;三是要有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作基础。现代文学当然有与古代文学的渊源,然而更直接给以影响的是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欧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根拐棍,才能站稳脚跟;四是要有比较,要摆脱前人和名家学说的束缚,思想要开阔,不要做井底之蛙;五是要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才能拼搏,这是最大的本钱。

除此之外,黄老师说得最多的是做学问要有真切的艺术感受力,要有气魄,敢于超越,大胆讲出自己独得的见解,并帮助我拟定必读书目。在谈到以谁为楷模时,黄老师对个别追随权势沉浮的风派人物深恶痛绝,说他们不做学问,全凭政治,“踩踏时唯恐踩踏得不狠,吹捧时唯恐吹捧得不高”,希望我把专业和学问放在第一位,做一个称职的教员。并再三叮嘱说学习是持久战,要想在学业上有成就那是一辈子的事。他举出几位四十岁左右就出了名的学者,后续无力,权威成了“明日黄花”,要我从中汲取教训,确立较高的目标和追求,自强不息,永不懈怠。

黄老师的这些教导,正是他的从教经验和科研心得。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秉持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黄老师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治学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打通现当代研究,赵树理研究就是打通现当代的范例;二是由“专”到“博”,由研究赵树理起家,扩展到整部文学史;三是走史论相结合的道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现代文学发展史》,都是论从史出的成功之作;四是从“史料”里找“文献”,从“文献”里找“史料”,《新文学史编纂史》被誉为是“专精”与“博通”的交融。黄先生灵敏睿智,极想有为,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走的是一条创业的路,《赵树理评传》《现代文学发展史》《新文学史编纂史》都极具“学术上的冲击力”。更难能可贵的是黄老师是教授中的通才,“研”“讲”俱佳,声情并茂。论著有雄辩的特点,口才也是超一流。课堂上的黄老师激情洋溢,幽默风趣,常常语出惊人,听众没有不夸赞的,说他像个演说家。

我在系里讲的第一堂课是《小说的艺术构思》,时为1976年11月29日,当时讲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备课时向黄老师请教过。讲过《小说的艺术构思》没多久,黄老师到我家商议下学期的教学计划,要我在他讲授的现代文学课上也讲一个专题,是30年代的文艺。

这个专题分两次讲。春节后我开始备课,黄老师多次登门指导,告诉我说读历史要注意年月日。又说不怕不懂不会,就怕不思不学。“学问”二字的含义就是“学”和“问”。“问”能看出一个人的思考、思维、逻辑、方法和风格,很多人怕露怯不敢“问”,希望我不要怕难为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遇到疑难问题可以随时去问他,不过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

这之后,黄老师讲文学史课总会安排我在他的课上讲一两回,希望我通过锻炼,在实践中多感悟,积累经验,尽早独当一面。见我有畏难情绪,黄老师开导说:“一堂课50分钟,只要有5分钟是你自己的,就可以了。”随后讲到他的阅读体会。他说读一篇文章,能记住一两句话就很不错。《人民日报》发表了那么多社论等文章,他能记住题目的只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61个阶级兄弟”“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用这些切身的体会激励我打起精神,确立自信。“一堂课50分钟,要有5分钟是你自己的”,这“自己的”,指的是原创性的,是自己的创造和突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可在40多年前确实成了我走上讲台的源动力。我敢于走上讲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黄老师这番话的鼓励。

黄老师的志向十分高远,对我的期望也格外殷切,这在我的日记中时有记载。1977年5月5日记:“上午讲课。”5月6日记:“黄老师留条:‘坚定信心把课讲好’。”那时我住在校内19楼,黄老师住在校外承泽园。按说黄老师亲临课堂听过我的课,有什么意见课间课后就都跟我说过了,第二天又特地赶来,一定是他又想起来什么,觉得非叮嘱不可,只因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话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系,让他扑了空。可这张纸条让我特别感动。

值得回忆的事情还有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学习多,各种观点可以畅所欲言。组织生活多,“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了常态。听到有关我的批评,黄老师总会及时告诉我,要是批评得对,会提出整改的建议;要是受了委屈,也会开导我“风物长宜放眼量”,谆谆教导只能用耳提面命来形容。生活上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大约是1984年,黄老师家买了彩电,就常常约我到他家看电视。那时彩电还是个稀罕物,我到他家看过好几次,觉得那是一种享受。看电视的间歇也谈读书和进修,因为有师母以及公子水清和女公子水婴在场,气氛十分轻松,但记忆是深刻的。有一次谈起鲁迅先生的《读书杂谈》,黄老师特别推崇这两小段: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须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2―463页)

“脑子里”不要“给别人跑马”“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黄老师用鲁迅的话教导我要有独立精神和奋斗精神,并一再强调“一堂课50分钟,要有5分钟是你自己的”。我深知远未能达到黄老师的这一要求,但黄老师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里,常念常新。

1987年黄老师调离北大,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学执教。系里的老师都感到很诧异,直到今天还在说黄老师真不该走。一些年轻的朋友知道黄老师要调离北大,都要我劝黄老师留下来,我哪里劝得了呢! 黄老师看似随和潇洒,其实是很强韧的,他认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到底。见黄老师留不住了,朋友们都为我惋惜,说黄老师这一走少了一位提携我的老师。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黄老师到中大后对我的指导从未间断过。北大仍然是黄老师的“精神家园”,黄老师仍然把我视为他的助教苦心栽培。见面少了,精神上却更亲近了。黄老师对学问怀着热爱,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尽管教学和科研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仍然不断地拓宽研究领域,攻坚挫锐,精进不懈,同时也热切地盼望我在教学和科研这两个环节都能有进步。

近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授与黄老师“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并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召开“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主办单位安排我在会上作主题发言,我把黄老师对我的教导和鼓励归结为两句话“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与朋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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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11月08日 07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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