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人出于对自身传统文化信心的丧失，对自己的价值系统、符号系统，则做出了一个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个否定的态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最直接的就是礼仪系统的破败。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每次变革都要改正朔，易服色。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一方面民国取代清代，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包括礼仪和服饰。比如说将中山装作为国民的政治服饰，将西历公元作为我们的纪年，去除传统的跪拜习俗，这样一个体系的变化构成了民国以来礼仪的一个基本方向。这个方向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与自身的传统相脱离。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也发现这样巨大礼仪的改变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在国民党内部一些有志之士，比方说像戴季陶，后来在重庆还曾组织了一个礼仪重建的讨论机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讨论的记录：《北泉议礼录》。我们知道由于社会的变乱，此次所制礼仪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在礼仪层面变得更为简化，提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进一步的孤立化。有一个名词叫“破四旧”，在这样口号下，很多传统的礼仪被归入到封建的、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一运动导致了三个很重要的结果：政治礼仪的西方化和苏俄化、社会礼仪的粗鄙化、私人与家族礼仪的简慢化。礼仪的这样三个变化导致社会格局的混乱，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概括的“礼崩乐坏”。那么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们的礼仪也在做一系列的恢复，我们也注意到在政治礼仪制度方面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前些年我们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中国新任的领导人要向宪法宣誓，这是一个国家礼仪的重构，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重构仍然是在西方化、苏俄化的轨道上运营，但是人们最起码已经意识到礼仪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背后所传播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为什么礼仪如此重要呢？按照现在主流社会研究的一个观点，每个社会正常运营都需要三种资本构成：一种是我们常说的经济资本，另一种是人力或者人才的资本，第三种就是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没有被中国人真正重视的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其显在的表现，比如像符号系统。另外还有一种是无形的资本，比如价值观，文化的认同感等。社会资本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礼乐文明有特别大的关系。社会资本运营机制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资本，并非仅仅关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其背后运营的机制主要有三个：一是理性的选择，理性这个词比较接近于善性，用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有没有好处，如果每个人都过着礼乐的生活，姑且不谈它的意义，首先是对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好处？比如说是大家都排队快，还是大家都不排队快？这其实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第二个方面就是制度建设，我们礼仪的，或者是其他规范的建设需要有一套形式化的系统。这套形式化的系统，就是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化的建设关涉到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怎样的礼仪系统？建立一套怎样的制度体系才是真正符合中国人生活方式的。

这个其实很简单，即使在西方人看来，任何制度都要建立在他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传统的基础上。西方人谈的比较多的是宗教的传统，而在中国没有一个类似的体制化宗教传统，中国的价值基础和最大的载体就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的社会想要持续发展，想要摆脱那种粗鄙化、简慢化的生活方式，过上一种雅致的生活，进行社会建构是必须的。这样的认识不仅是从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中来的，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人说了，我们最熟悉的荀子在讨论礼的时候说：“礼有三本：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所谓的“天地生之本”，就是我前面讲的神圣性和它的意义系统。所谓“先祖类之本”，就是家族礼仪和个人对自己祖先的态度，知道自己的来历并构建出的一套系统。所谓“君师治之本”则比较接近于社会规范和社会礼仪系统。

正因如此，中国人重建我们的礼仪系统，也理应从三个方面来建设：一是重建中国的家族礼仪。所谓重建中国的家族礼仪，其着手点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古代中国家族礼仪就呈现出南北不同的倾向。如果有机会到潮汕地区去，我们会发现宗祠在那个地方仍然是个活体，它仍然继续活动，并产生新的活体，比如说城市祠堂的产生，这是中国在进入城市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祠堂系统。中部地区，如浙江江苏一带，现在所有的祠堂也都恢复了，但这种恢复是一种文物的方式，只是存在这样一个载体但还没有相应的活动，而北方可能相对滞后一些。家族祠堂应是重建家族礼仪的重要载体。第二个载体是婚丧嫁娶的礼仪制度，近年来我们对此类礼仪进行了一些实验，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化倾向严重，如张祥龙老师，他们都是个人化的尝试。那么，如何有一个制度性的尝试呢？我们都知道，礼乐文明的建构其实是试图将个人化的尝试加以规范、加以系统化的过程。第二是社会礼仪的建构，现在看来社会礼仪的建构还比较麻烦，因为社会礼仪毁坏的是最严重的。如我们现在见面行礼都是比较乱的，有西方式的握手，有传统式的作揖、拱手礼。这种混乱的现象给我们造成困惑，就是我们的社会礼仪究竟应该怎样重整，这个不像个人和家庭礼仪可以靠私人完成。社会礼仪则要靠体制的力量，靠国家的力量。其实，社会礼仪的重要性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社会礼仪培养的是人的规则性，就是所有社会成员要遵守某种社会规则。第三是国家层面礼仪的重构，国家礼仪其实影响是最大的，在座的各位都有印象或者有过讨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举行阅兵仪式的时候，到底是要举左手还是举右手。这个讨论的重要意义是，国家领导人到底要行什么样的礼。或者说国家没有对这种礼仪做出一种解释，我们知道现在国家正对不少礼仪进行建构，包括我们明天要举行的祭孔礼仪，还有各地的祭黄帝、祭大禹等各种各样的祭礼。正如杨朝明先生前一段时间所进行的一个谈论，就是对现在价值礼仪中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比如教师节，我们为什么要选择9月10日，很多人都不知道。像端午节被韩国人申请到端午祭，是因为我们对很多传统的节日已经没有相应的礼仪和形式支撑。

最后，我讲一句，就是说曲阜要成立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我个人更希望的是礼乐文明的制作、设计和推广的中心，而不是研究的中心。因为礼乐文明更重要的是行为的准则，它的意义系统固然重要，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现状下，制作、设计和推广更为重要。那么，曲阜为什么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我也做一个简单的比附，我前一段时间去了韩国的安东，安东被称为韩国的精神首都，在我看来曲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首都。在历史上，中国的制礼作乐大多时候都是由曲阜这一带的人做的，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因为它是中国的孔子研究院，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中国的另外一种标志，所以由曲阜来制礼作乐，是名正言顺的。我希望我也能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为礼仪的制作、设计和推广奉献自己的力量。

干春松，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