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1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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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摘要: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关键词:王船山;湘学认识论;知行观;经世致用;《实践论》

  

   引言

   我们在这里说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行观,但并没有认识论这一说。但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把认识论和知行观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在这里论述的湘学认识论,主要指湖湘历史上的知行观,特别是王船山的知行观。王船山的知行观,是其认识论思想最为重要的部分,萧萐父等人指出:“‘知行’范畴是王夫之的认识论的重心。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他扬弃了陆王及其门人与朱熹及其后学激烈论争的思想成果,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1]201

   王船山的知行观,一方面与时俱进,另一方面返本开新。他的知行观强调行动,主张变革,对近代的湖南知识分子有重要影响。从王船山之后,近代湘学注重经世致用,在认识论上有强调实践、注重实行的一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船山的知行观,还是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头之一。

   一、船山知行观的重要性及返本开新

   学界常常把王船山的思想,划分为政治、伦理、历史、哲学等方面,他的学术最突出的贡献是哲学,我们首先称之为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他的思想突破首先体现在认识论的贡献方面。两个世纪以来,王船山的认识论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经久不息的思想火炬,赋予了湖湘文化灵魂和力量。近代湖南人在历史变革中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涌现出无数中华英才,引领时代思想,追根溯源,与王船山的哲学认识论有着密切联系。

   王兴国先生在《王船山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总结,船山哲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道器观、体用观、动静观、知行观、理势观、心性观、理欲观1,在这些诸多观点中,船山的知行观最为重要,贯穿了其他所有观点,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王船山的知行观,带动而且贯穿了他所有的其他观点。因为认识论是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船山最痛切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这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开生面”的逻辑起点。

   第二,王船山的知行观,和他后来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他的价值观有两点最突出,一个是人民的观点,一个是民族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后来清末的思想家谭嗣同等人说他的学说“纯是兴民权之微旨”[2]464,侯外庐等人说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的人民的观点。民族的观点,包括民族气节、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黄书》中。王船山的价值观就有民本主义、民族主义这两个大的支撑点,而贯穿这两大支撑点的是他的知行观。

   第三,王船山以他的知行观为理学纠错、纠偏。嵇文甫对船山思想的性质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陈来先生则加上了一句“渊源濂溪”。[3]9-10这十六个字我基本认同。实际上王船山对阳明是纠错,对程朱是纠偏,他是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纠错和纠偏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认识论来的。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也有很多的批判。

   他认为朱熹的知行思想,实际上是把知和行的关系割裂开,分成两截了。贺麟曾经指出:“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并没有看出知识的感性的和实践的基础。他孤立地机械地分知行为二截,方法不辩证,没有看出知行的内在联系,知行之反复推移和矛盾发展的关系。这是很明白的。”[4]49朱熹将知和行分成两截以后,他把这两截之两个端点的距离拉得很长。所以朱熹主张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十年寒窗苦读,读破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还是没有把握能领悟到这个“天理”。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5]6-7实际上他把知看得太重了,把行看得很轻。

   王阳明把知和行的距离给缩短了,他说知和行不是分开的,而是“知行合一”。他在《传习录》里举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6]4所以王阳明仍然认为知和行是两样东西,但这两样东西同时发生,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王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评很严厉。他说明代理学“沉溺于训诂”,所以有陈白沙、王阳明等人的心学兴起,但阳明心学的实质是“阳儒阴释”, “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7]10。他认为阳明学本身就有问题,而王学的末流,在传承过程中越来越走样,流弊甚多,最后造成了明朝的覆亡。明朝的思想,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这两个思想都使明朝的学界和官场,出现了一种“虚”和“空”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虚”和“空”的倾向在官场和学界弥漫开来之后,对明朝政局形成的最大影响,就是办事的人脱离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明朝的政治、军事日渐溃败,宦官横行。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派系对立,东林、复社的党人之争,使明末的政局极为混乱。

   以上这些所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宋明理学,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失去了统合人心的力量。所以王船山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用来对程朱和陆王纠偏、纠错的。因此我们说,王船山的思想是返本开新、别开生面的。他的“开生面”的逻辑起点,就是他的认识论。

   王船山的知行观,有一个思想脉络,概括起来就是“返本开新”。“返本”就是他吸取了先秦认识论中的精华部分,“开新”就是他在批判程朱陆王的基础上开出了自己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认识论。

   第一, 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知行观里面的合理成分。孔子之前,中国基本没有系统的知行观。商代信天命,信神,那是个神治的时代。周代开始信礼。礼本身是一个形式,这个时期的“知”就是“知礼”,而“行”就是“行礼”。所以《论语》中就有人问过孔子,“管仲知礼乎?” 这依然是周代的风气。所以这个时候谈不到一个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讲知和行的关系,开始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孔子。孔子很重视知。《论语》里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达德”,最大的道德涵养是智、仁、勇,这个智就相当于知。他本身是个教育家,所以他将知和学联系在一起。这给了中国人很大影响,中国人善于学习,历史上的所有进步都从学习而来,这个思想根源就在孔子那里。

   儒家思想在其诞生之初,就包含着知的思想。知仁、知礼,这是孔子讲的最重要的知。但是孔子的这个知,还处在道德范围之内。孔子那个时代也有行的思想观念。因为孔门所教,除了“六经”之外,还有“六艺”。“六艺”是实践性的知识,礼、乐、射、御、书、数,包括射箭、驾车之类的实践操作。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成为君子,除了必须要读书之外,还要会操作很多具体的事情,同时还要能够在礼和音乐的熏陶下,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论语》中孔子讲了很多“乐”,他的弟子颜回居住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之乐,这对宋明理学有很深刻的影响。周敦颐教导二程,让他们“寻孔颜乐处”;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子重视知,也重视行,还提倡“乐”,这就涉及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儒家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从生产中来的。所以《论语》中说,“吾(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对生活、生产有丰富的知识,对脱离现实生活的“天道”存而不论。所以儒家的生活、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行的理论。

   先秦时期还有两个人,对行特别重视。其中一个是荀子,他在《劝学篇》里面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其实就是说行动胜过空想。另一个人是墨子,墨家学派是重视行动的,有很多技术发明,后期的《墨经》还出现了中国本土的自然科学思想。

   先秦时的这些思想,知和行是平衡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视行。宋代以后,理学的知行观慢慢出现了偏差,重知轻行,知行分裂。王船山以孔子为例证,说“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圣言决矣。”[8]312所谓“圣言”,就是《论语》中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行比知更重要。王船山的返本开新,就是要回到孔子那里,他要重新吸收先秦时期最初的、最原本的知行观。先秦时期的知行观是健康活泼而充满生命力的,对此进行吸收,能够真正正本清源。

   第二,王船山的知行观,扬弃了程、朱、陆、王理学知行观中的历史局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家,用古人的话来说,是破千年之暗。汉唐以来的一千年历史中,战乱不止,唐朝稍微稳定一点,但也仅有安史之乱前的百年左右,宋朝没有大的内乱,但是外族不断地入侵。其次,在这一千年中,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之中,东晋时北方的“五胡”,南北朝时的鲜卑政权,一直到唐代,西北、东北一直还有游牧民族源源不断进入。唐朝的皇室血统,就有少数民族的成分。这个时期,民族在融合,文化也在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滋长蔓延,儒家的思想反而往后退,退到了边缘化的地位。所以晚唐的时候,韩愈这些人发动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思潮。晚唐古文运动是北宋理学兴起的背景,理学继承了儒家的基本的思想,慢慢又以“四书”取代“五经”,打破了汉唐经学的限制,这样就强化了儒家的精神内涵,巩固了儒家的地位。

   理学与湖湘文化有极为深厚的关系,郭嵩焘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中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9]538这个阶段,是中国思想深化的时候,理学有积极的历史贡献。

   但是到王船山这个时候,程朱的思想出了问题。程朱思想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北宋时期和南宋之初,理学还是民间学术,二程和朱熹都在民间讲学,南宋“庆元党禁”时,朱熹的理学还被朝廷以“伪学”的名义取缔过。理学在民间很有活力,社会影响力也很大。从南宋末年开始,理学成了官方学术,进入了高层的意识形态。理学一旦进入高层的意识形态,生命力就受到限制,不再生动活泼,还有就是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实际。

   阳明心学在明朝很流行,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理”,是针对朱熹的“格物穷理”,他是有心为朱熹理学纠偏的。他在贵州龙场悟道,最后就悟出了“心外无理”,宇宙万物都在心里,所以学问的要点在于“正心”,而不是向外“格物”。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包括他们的认识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有很重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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