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2021-08-04 16: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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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  

  

   摘要: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关键词:《论语》编辑;战国诸子;《礼记》;《大戴礼记》;世俗政治;

  

   据《左传》、战国诸子、《礼记》、《大戴礼记》残卷等传世文献,孔子本有大量语录。【1】将这些语录与《论语》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这些语录有四大特点:其一,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全都没有被编入《论语》,说明《论语》只是孔子师徒语录的一个选编本,其编选目的、选材标准和依据,战国至今尚无学者认真关注。其二,主要内容为丧葬祭祀、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无论是篇章总数还是文字总数,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至少三倍于《论语》,说明孔子首先是一位宗教礼仪专家,然后才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也就是说,孔子原本是一位政教杂糅的古儒,这与几千年来《论语》显示的孔子形象大为不同。其三,其篇幅既有许多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零星言论,如不编辑成卷成篇,则不便传世;也有动辄上千字甚至几千字,完全无须编辑,即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的长篇大论。而《论语》留给世人的印象则是,孔子说话总是三言两语,以致当下很多学者甚至以《论语》为例,论证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就是长于领悟而短于思辨,与西方人大为不同。其四,言说方式有非常随机的现场答问,也有构思严谨、论证严密、理论体系完备、充满思辨色彩的语录。【3】而《论语》给人的印象则是,孔子的思想缺乏理论深度,就像中国乡村随处可见的白胡子老爷爷一样,以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不无讽刺地说,孔子只是一位“世俗哲学家”,而他的这一判断居然得到了中国近代以来许多哲学家的认可。战国诸子虽然经常引用孔子语录,但总是只引用零零星星的世俗政治语录,从不引用孔子的宗教语录和论述重大理论问题的长篇大论【4】,说明就连战国诸子心中的孔子形象、孔学印象,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论语》所塑造的,与真实的孔子和原汁原味的孔学相去甚远。幸好汉初学者为了抢救周代文献,大量收录了《论语》未收的孔子师徒语录,我们才有幸看到一位更加真实的孔子,体会到更加原汁原味的孔学。

   孔子师徒语录被记录的时间,前后大约八十多年。【5】这些语录的汇总编辑传世,应经历过两个节点、三个阶段。两个节点是孔子去世和曾子去世:孔子去世,弟子集中守孝三年,其间应汇总并编辑《学而篇》 等单篇语录, 如果此时不将孔子的零星语录汇总并编辑成篇,等到丧期届满,弟子云散,这些零星语录就可能亡佚;曾子去世,曾子弟子汇总选编《子张篇》【6】等单篇语录,使之传世,若干年后选取部分传世单篇语录组装《论语》。三个阶段是:孔子晚年,无须编辑的长篇大论各自独立传世阶段;孔子去世直至曾子去世,零星语录编辑成卷成篇,各自独立传世阶段;《论语》成书传世阶段。

   《论语》的编辑者只是将那些已经传世的单篇语录,选取一部分组装成书,使之更加方便地传播孔学而已,似乎并无讨论的必要。但将《论语》与上述文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论语》的选材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其一,《论语》只收录了孔子师徒的部分世俗政治语录,几乎完全剔除了他们的宗教语录,即使偶有收录,也只是表达子孙后代对鬼神祖先的孝心而已,而与灵魂不死、生命循环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完全不同;其二,《论语》完全未收孔子理论性很强、思辨色彩很浓的长篇语录,只收录了部分零星政治语录。《论语》编辑者为什么要这样选材,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此举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和孔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有何影响,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剔除宗教语录的目的和意义

   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是零星语录,在所有题材中数量最多,随手打开《礼记》就会看到。战国至今学者最熟悉的例子,是孔子请教老子丧葬祭祀礼仪细节的几章语录【7】,但学者对其他宗教语录则缺乏关注的兴趣,这显然与战国至今中国已经世俗化的大势密切相关。《论语》将这些宗教语录几乎完全剔除,其深刻原因和特殊意义,古来学者尚未留意。

   人类文明早期的思想文化,无不人神杂糅,故所有的氏族部落国家,无不实行政教一体的治理方式,各族各国早期的酋长王侯都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宗教专家,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也无不具有政教杂糅的特点。

   中国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圣贤、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代文献,就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征。如六代天王诸侯卿大夫,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也分别是天下国家家族采邑的政治领袖和大巫师。《左传》常说鲁侯“主鲁祀”、晋侯“主晋祀”之类的话,“主祀”不仅表示主持宗教活动,也表示主持政治活动。《诗经》中的祭祀乐歌,天子用什么,诸侯用什么,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会有杀头风险。每年春天只有天王方可郊祭天帝,始祖配享,诸侯无此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天王灵主的供奉之所才称“庙”,诸侯则称“宫”,而鲁侯竟称周公之“宫”为“太庙”,且郊祭天帝,所以《八佾篇》经常批评鲁侯及其权臣季孙氏僭越礼制。《尚书》《论语》均记载尧舜大禹禅让,禅让者均严肃告诫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下为公”时“禄”本指酋长天王的宗教权兼政治权,“天下为家”后则兼指政治经济利益,故有“爵禄”“禄位”之说,那么“四海困穷”就是政治经济,“天禄永终”则是宗教兼政治经济。六代文献中这类政教杂糅的例子比比皆是。

   六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从传世文献来看,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当西方刚刚开始进入宗教化时代时,中国就已超越了宗教化阶段,基本完成了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那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已与今人无异。如孟子曾煞费苦心,反复论证舜帝大孝,说父母兄弟杀他时,他就赶紧逃开,不杀他就马上回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好像谋杀之事从未发生一样,所以舜帝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孝子仁兄。这类故事早期口耳相传时,必与生命循环信仰密切相关,不然舜帝不可能如此。但因孟子的时代已无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可言,他不得不从世俗伦理道德上来论证,所以即使再辛苦也无法说服战国至今的任何一位读者。【8】又如春秋时代的巫祝多少还有点鬼神信仰,战国时代的巫祝则只是利用世人残存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拿鬼神糊弄活人,也就是行骗而已,只要把《左传》与《战国策》对读一下,任何人都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战国时代,这类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孔子生活在六代末期即春秋时代末期,孔子一去世,六代就结束了,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战国时代就到来了。也就是说,孔子生活在人神杂糅、政教一体的时代即将结束,人神两分、世俗政治治理天下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因此,他的身上既有旧时代读书人即古儒政教杂糅的痕迹,也有新时代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世俗化的鲜明特点。这是我们研究《论语》剔除孔子师徒宗教语录这一现象时,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时代背景。

   中国六代的读书人,古史笼统称为“儒”【9】;六代古书,古史笼统称为“儒书”【10】。本文将孔子之前的儒,统统称为政教杂糅的古儒;将孔子之后的儒,统统称为世俗政治新儒。【11】古儒的成分非常复杂,但大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色,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天王诸侯卿大夫,用政治宗教两种手段治理一方,是中国最古老的乡绅兼教士。【12】古儒很可能更多地集中在鲁卫齐宋等东夷故地【13】,应与以殷人为代表的东夷文化水平最高有关【14】;古儒开始褪却宗教色彩,可能始于西周时代,这应与商末统治者过度倚重鬼神、过分藐视苍生,以致被蕞尔小国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有关;春秋时代天下加快了世俗化进程,则可能与当时铁器得到广泛使用、经济高速发展、世人更加自信、人的意识被唤醒、没有必要继续过度倚重鬼神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教杂糅的古儒向世俗政治新儒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所以孔子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杂糅的古儒,又是春秋末期至今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新时代最早的政治新儒,其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都非常频繁,两个方面的传世语录都非常多。

   但孔子不可能不明白,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这是历史大势和正确方向,政教合一不可能治理天下,只有正确的世俗政治,才可能解决天下混乱无序的问题,使天下重新安宁,苍生休养生息。所以孔子一边经常参与丧葬祭祀的宗教活动,一边开始做改造门下古儒的工作,并最终将自己和门徒都改造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世俗政治新儒。【15】

   孔子的徒子徒孙既忠实地记录了孔子师徒的世俗政治语录,也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宗教语录,这是秉笔直书,是中国极其古老的史家传统。但是,《论语》的编辑者们自然也明白,宗教鬼神不可能治理天下、帮助苍生,只有世俗政治才能治理天下,这就是《论语》最终剔除孔子师徒大量宗教语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传世文献在客观上显示,孔子师徒既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教士,与政教杂糅的六代古儒似乎并无不同。但这样的原始记录,却掩盖了孔子师徒作为最早的世俗政治新儒的本质特征,所以《论语》的编辑者最终剔除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只收录了他们的世俗政治语录,这就突出了孔子新时代新政治家新思想家的本质特点。《论语》是战国至今所有读书人的必读书,它完全剔除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从而重塑了孔子政治家思想家的新形象,以致后世两千多年,子孙只知道孔子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很少有人还知道,孔子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教士。这就是《论语》编辑者剔除孔子宗教语录要达到的目的,也是编辑者们为塑造孔子形象、确立孔学地位所做的独特而宝贵的历史贡献。

   二、长篇语录与《论语》短章的学术分工

从篇幅上讲,孔子师徒的所有宗教语录和绝大部分政治语录,都是零零星星的短小语录,都需要先一次性或分若干次汇总原始记录【16】,将其编成若干卷若干篇,方可使之先以单卷单篇语录的形式流传于世,最后再决定将哪些单卷单篇语录收入《论语》,使之成书,以更加方便传播孔学。但《礼记》《大戴礼记》还收有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古代历史问题的许多长篇语录,这些长篇语录,全都记录于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17】,论题重大,体系严谨,论证严密,思想深邃,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理论价值,《论语》为什么完全不收录呢?我的学习心得,这很可能与《论语》编辑者对孔子语录的分类和分工有关:《论语》有意识地只收录部分短小易记、通俗易懂的零星世俗政治语录,使之成为孔学的“普及本”,其设定的读者为普通读者,其主要的职责是普及孔学、推广孔学,从而影响天下的普通贵族和一般读书人;而那些理论性特别强、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论证非常严密、篇幅又很长、普通读者不会读也读不懂、即使读懂了也记不住的长篇政治研究语录和历史研究语录,可能才是孔学的“学术本”,其设定的读者应是天下的顶尖高手,其主要职责是,与《论语》一起,共同体现世俗孔学的全貌,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创造性总结,后世百代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崇高历史地位。读者只有合读“普及本”和“学术本”,才能看出世俗孔学的全貌,真正了解孔子,理解孔学。可惜战国至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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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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