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孔子的学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6 次 更新时间:2023-10-04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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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  

 

孔子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有什么学历,问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在开玩笑,其实是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可望解决孔子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自从春秋时代初期周天王举办国学、诸侯举办乡学、公卿大夫举办家学以来,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已历经两百年左右,天下的学问已经好生了得,华夏大国的贵族们,无论是“先进”(于礼乐)还是“后进”(于礼乐),几乎全都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国学教育,受到过名师的指点。孔子作为天下第一位民间设帐授徒的老师,他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已经接受过乡学教育,那么孔子受到过什么程度的教育,是否受到名师指点,自然是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学生,经常谈论的话题。我们如果知道了孔子的学历,至少可以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为什么直到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五十三岁时才真正做官,而此前一直没有做官;孔子为什么被人耻笑没有师承,为什么被迫终身自学六艺,“五十以学《易》”;为什么说孔子并没有开创六艺传统,而只是遵从了春秋时代国学的传统,汉代至今学者公认孔子开创了六艺传统的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等等。

中国的国学教育体系,不同于清末民初建成的国民教育体系。国学教育体系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虽然也有传授文化知识的作用,但主要是为了培养治理国家的官员,从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国民教育体系则主要是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并进一步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国家的发展质量。两种教育体系的培养对象、办学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

国学教育体系什么时代建成,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用考据学的方法恐怕很难弄明白。不过,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文化发生学的方法,做出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测。国学教育的发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现了可观的剩馀财富,为了争夺剩馀财富,贵族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出现弑父弑君之类现象,国家治理成了复杂的专门的学问;二是文字成熟,书写条件成熟,有书,有老师,有学生,有学问。根据这两个条件,尧舜夏商周都不可能出现国学。尧舜时代尚处在新石器时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太低,不需要国学,也办不了国学。夏商周时代进入青铜文明时代,进入阶级社会,说明社会财富积累已经相当可观,以致出现了大禹传子、商汤灭桀、周武伐纣等争夺天下利益的事件,治理国家已经很麻烦,需要举办国学,培养国家治理人才,但是书写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出现书。春秋时代中国进入钢铁文明时代,钢铁工具锋利坚韧而且便宜,能够大量制作“方(木板)策(简牍)”,简牍类的图书才能大量出现,才有老师,有学生,国学才能建设起来。春秋战国的图书都是简牍类的图书,汉代至今才是纸张类图书。

春秋时代的国学教育体系,包括华夏公卿大夫举办的家学,负责教育本家族的贵族子弟;华夏诸侯举办的乡学,负责教育本国的贵族子弟;周天王举办的国学,负责教育周王国和华夏诸国优秀的贵族子弟。一个国家,公卿大夫几十上百个,家学自然有几十上百所,而乡学只有一所,许多小贵族的庶出子弟势必难以上乡学;周天王分封诸侯几百个,乡学自然几百所,而天王的国学只有一所,许多小贵族的嫡出子弟势必难以上国学。乡学毕业,经过天王安排的考试,成绩优异者才可以上国学,不能上国学者,直接给本国诸侯做大臣,或给公卿大夫做家臣;国学毕业者,给天王做王臣,或给诸侯做大臣。家学毕业,怎样筛选上乡学者,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考虑到供需严重不平衡,想必贵族子弟的身份等级就是乡学的筛选标准。

孔子虽然是商汤苗裔,微子之后,但是家道中落已久,其父亲叔梁纥只是鲁国的一位乡邑大夫,仅仅相当于后世的县长,当时是最小的贵族。叔梁纥一妻二妾,妻生九女,无子;长妾生子孟皮,小妾生子仲尼。按照周礼,无嫡立庶立长,那么叔梁纥去世,孟皮才能嗣位,孔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很低,只比平民百姓稍好一点。

按照春秋时代建设的国学教育体系,孔子尽管是小贵族的庶出幼子,但读孔氏家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与《红楼梦》中贾政的庶子贾环也可以上家学的情况相似,但是孔子很可能无法上鲁国的乡学继续自己的学业。有几个证据,可以佐证这一推测。

其一,《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当年鲁国乡学在校生的规模为三百人,均称“国士”。由此推算,鲁国乡学每年只能招生几十人,恐怕轮不到身份卑微的孔子。

其二,家学教育主要是识字教育,初知礼乐,后世称为发蒙,所以无需名师指点。而乡学、国学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已经不再是重点,培养国家治理的官员才是重点,所以需要名师指点。孔子被人嘲笑没有师承,说明他很可能并没有上乡学,没有得到名师指点,遑论国学。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篇》19·22)

子贡是卫国人,求学鲁国,又在鲁国做官。孔子去世,守孝期满,子贡就回到卫国,做了相,位列公卿,所以与卫国大夫公孙朝同朝为官。公孙朝当着子贡,公开嘲笑孔子学历不行,没有得到名师指点。弟子子贡则为老师辩护,说自己的老师虽然学历不行,也的确没有得到名师指点,但他老人家一生无所不学,所以无需“常师”。

其三,孔子自己的话,暗示他只读了家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2·4)

春秋时代的贵族子弟,八岁开始上家学,十五岁正是家学毕业,要上乡学的年龄,可是孔子因为出身卑微,上不了乡学,故立志自学,印象深刻,终生难忘,七十多岁即将去世时,还提及此事,总结自己一生的自学经历。

其四,孔子一生做官的经历,证明孔子只读了家学。

春秋礼制,乡学毕业生给诸侯做大臣或给公卿大夫做家臣,国学毕业生给天王做王臣或给诸侯做大臣,但是孔子五十三岁以前却什么“臣”都不是,他给齐国上卿高昭子做家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家臣,并没有贵族的身份。按照春秋礼制,华夏大国上卿的“宰”即总管,才算下大夫,才是贵族,而孔子不是高昭子的“宰”,不算真正的官员。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篇》9·6)

如果孔子读了乡学,至少可以给华夏大国的公卿做一个总管,有爵位,有俸禄,也不至于为了生计去做“鄙事”。

孔子能够设帐,可能与周天王举办的国学在鲁昭公时代被迫停办,致使华夏大国公卿的子弟都无法继续接受教育有关,当时王朝实在太贫困,常常连安葬天王和王后的钱都没有,被迫向鲁国讨要丧葬费,不可能有钱继续举办国学。孔子设帐,还因为先有鲁国公卿孟僖子(《左传·昭公七年》),后有齐国公卿高昭子做孔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赞助人(《史记·孔子世家》)。当然,孔子自己做官以后继续设帐,政治上经济上就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即使辞职以后,其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孔子曾经让弟子原宪做总管(《论语·雍也篇》6·5);公西华到齐国出差,弟子甚至给他母亲许多年都吃不完的粮食(《论语·雍也篇》6·4)。这些都说明,孔子辞职以后,俸禄变化不大,可以自费办学,养弟子。

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可以推定,孔子只读了家学,明白这一点,若干历史悬疑问题就可望解决了。

其一,孔子开始设帐授徒的时间。太史公《孔子世家》认为,孔子于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设帐。即使完全不考虑别的因素,只要知道孔子的学历,我们就可推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春秋君子一般十五岁家学毕业,只是认了几个字,初步知道一点礼乐知识而已,怎么可能设帐授徒,去教那些乡学毕业生?太史公的依据是《左传·昭公七年》,找来原文一看就明白,《左传》作者用“探后之语”说,孟僖子临终,叮嘱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本年二月,孟僖子去世。春秋礼制,公卿大夫丧期为三个月,丧期四月底届满,孟懿子五月嗣位为卿,南容五月拜孔子为师。那么孔子应该在鲁昭公二十四年五月设帐,这年孔子三十五岁。这是迄今为止,对孔子开始设帐的时间最准确的推论。

其二,为什么孔子晚年弟子才有学问,早期弟子只能做官,都没有像样的学问。

不管接受多么高级的教育,都需要终身自学,今天如此,古代也是如此。但是,接受了高等教育再自学,显然要容易得多。孔子只接受了蒙学教育,十五岁开始发奋自学,其自学的道路自然要艰苦许多,漫长许多。

孔子认为自己七十岁学问才到家。孔子早期弟子几乎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其入室弟子如颜回、子贡、子夏、子张、子游、宰我、曾子,都是晚期弟子,名震吴国的澹台灭明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这就与孔子晚年学问才老有所成有关。孔子的徒孙辈,凡是有大成就者,也都是孔子晚年弟子的门徒。子路是孔子早期弟子,但几乎终身追随孔子,是个特例。

其三,孔子有无可能开创六艺传统。

春秋末期昭公、定公、哀公时代的君子和孔子师徒,都经常讲《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六艺”有可能在战国末期就被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引孔子、老子语录,就称“六经”。春秋时代称“六艺”为“六经”,这是个孤证,可能庄子一派人在引文时,无意之中用后世“六经”之语称“六艺”,这类情况在古今文献中案例都很多。《尚书·尧曰篇》有“四时”,而“四时”源于周初,等等。汉代至今的学者总是说,孔子开创了六经传统。这个可能性恐怕没有。

孔子只读了家学,发蒙而已,当时国学教育体系,恐怕还没有将《易》《春秋》作为课程,孔子发蒙时,只是初学《诗》《书》《礼》《乐》而已。当时《易》的价值恐怕还没有被发现。《春秋》的西周史部分,其最重要的历史被《尚书》收录,列国《春秋》的重要性下降,很可能就没有被纳入国学序列的教材和课程。等到春秋时代末期,大约在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代,《易》的重要性被发现;列国《春秋》的春秋史部分积累也已经比较深厚,这才被补充进入国学序列的教材和课程。所以我推测,孔子发蒙时,根本没有学习《易》《春秋》。《春秋》是史书,时间与《尚书》衔接,自学可能方便一点。《易》非常特殊,无人指点,自学可能比较麻烦,所以孔子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自学《易》。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7· 17)

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设帐,当时大约三十五岁;五十多岁才可能教弟子《易》,其间相距大约二十年。孔子设帐期间,华夏列国的乡学、家学,均以六经授徒,而孔子设帐的开头二十年至少不能以六经授徒,这一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六经传统始于春秋时代的国学,而并非始于孔子。

要讨论孔子的学历问题,好像是个玩笑话,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孔子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可以解决若干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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