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留别赠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6 次 更新时间:2023-03-26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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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超  


八年前由清华园车站下车,随着一大班同学,步行进清华园复试,这个印象,我永远不会忘却。当初不过一个小学生,想到八年后毕业的一天,好像遥遥无期似的,那知道光阴过得真快,转瞬就要到我们与母校长别的一天了!啊!到这个时候,谁能不感到惜别的情绪呢!我现在在回顾八年的清华生活,觉得最有趣味的,还是友谊的一幕。清华真给我了许多好朋友。这些朋友,有的早已离开清华了,有的还要在清华再留一二年乃至五六年。我觉得在将别的时候,对我这些留校的朋友,不可无一言以为赠,所以便把我这几年的经验和见解,择几件要紧的,本农夫献曝的诚心,呈给我的朋友。


(一)读书


我希望我的朋友,个个都能发愤读课外书籍。清华的功课,并不十分紧迫,清华又有这样完美的图书馆,我们如不读些课外书籍,就难逃“懒惰”或“糊涂”的批评了。但是读课外书籍,应该怎样读法呢?我愿意贡献三个法子,这三个法子,可以同时并用的。

第一,以课本为中心,同时去念那与课本有关的参考书,使自己对于所探讨的学问智识格外丰富。课本中所讲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是一家之言,难免有偏执之处。我们应该在念课本的时候,便去参考一些同性质的书籍。譬如我们学校用的社会学课本是E.C.Hayes作的,善学的人,决不会以诵一家言自足,他于念Hayes的书以外,一定还要参考Giddings, Ellwood, Ross, Small, Blackman......诸家的学说。因为只有这样念法,才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各方面,才不致为一家的学说所囿。

第二,以疑问为起点,以念课外书籍为解决疑问的方法。我们正在青年时代,求知的欲望极盛,所以无论何时,心中总藏着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学生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复杂,只要多看些书,多用点思想,没有解决不了的。譬如求学方法,在许多同学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永远存在一个人的心中,假如他不去看些讲求学方法的书籍。不过假如这个问题在他的意识中浮出之后,他就去看些讲求学方法的书籍,如E.M.Memurry的How to Study, John Dewey 的How We Think(此书有刘伯明译本,名为《思维术》)。Colvin的Learning Process(此书有黄公觉译本,名为《学习心理》)。W.B Pillsbury的The Psychology of Reasoning。再看一两部逻辑,一两部心理学讲记忆、注意,……各节,这个问题便算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之后,便去解决第二个问题。只要我们时常留心,我们心中的问题,永远不会完的。这种以读书为解决疑问的办法是最好的。因为书若是这样念的,一定有统系,一定有实用。

第三,以求常识为目的,以读课外书籍为获得常识的途径。常识的范围很广,定义很杂,极难统一。但我们各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各个人所谓的常识。梁任公先生说:“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是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梁先生所说的国学常识,我们如认为的确是常识,便可把他所举的那几部书,列入课外书籍的要目中,以便诵读。此外我们如以为各种科学的大纲,也是常识的一部分,凡是读书人都要晓得的,我们也无妨在各种科学入门的书籍中,选一两本读读。

诸位同学愿意念课外书籍的,如采取上述的方法,那么进图书馆后,一定不会东张西望,感到无所适从的困难。不过读课外书籍,贵能领解,贵有心得。食而不化是无用的。关于此点我又有两层意见。

第一,我以为读课外书籍欲得实益非做笔记不可。做笔记的好处,梁任公先生在《治国学杂话》中已经讲过许多了。我个人所受到的做笔记的益处,约有三端。(1)养成读书谨慎的习惯。笔记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得下来的,你若是对于书中所说的,没有充分的了解,你就写不出来。因为如此,所以我读书很谨慎,看完一段要懂得一段的意思。(2)养成鉴别的能力。一本书有好几百页,我们做笔记的,只能花几页的地方,去包括全书的内容。所以在做笔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选择,择那要紧的记下,而把那些不要紧的忽略过去。这种工夫,初做自然烦杂,但久而久之,便会走上了路。上路的人,翻开一本要念的书,看完一节,马上便可觉得,那几句话是重要的,那几句话是不重要的。(3)参考时的便利。我们念书的时候,每每想到,以前看过某书,书中也有同样的讨论。这时节,假如我有笔记,便可把笔记翻开,一阅即得。这种融会贯通的乐趣,真可说是其乐无穷。假如我没有笔记,那我非到图书馆去找原书不可。有时花了半天,还找不到;即找到了,时间上的损失,也就很多了。此外我们作文的时候,也常想征引学者的言论,如有笔记,便利得多。

做笔记的重要,已如上述。附带着我愿意谈谈做笔记所用的纸张。有人主张用一张一张的片子做笔记,做完之后,便分类放在一个大小适当的盒内。这是学者所用的方法,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似乎可以不必这样精密。我最初是用坊间所售的练习簿作笔记,后来觉得这种簿子有两层缺点:(1)大小不一致,式子不一样,不易保存;(2)假如有写错的时候,不能把那张错的扯下,因为扯下便把簿子弄坏了。后来我便改用零散的纸张。这种纸张,日积月累,满了一学年,我便把他分类装订成本,前面做个目录,后面做个索引,既便保存,又易检阅,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

做笔记是自己用功的方法。但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而且没有朋友在旁边鞭策,自己每每因循不知振作,所以(二)我们读课外书籍,应当邀些同志一起努力。换言之,我们应该邀集四五个敬爱的朋友,组织一个读书会,互相研究,互相勉励。在开会的时候,可由会员把已作成的读书录,对众报告。报告之后,可以互相质疑问难。我同几个朋友在民国九年组织的“二十”,动机在此。我现在回忆从这个会社得到的最大益处有两点。(1)作文与谈话的练习。(2)读书的鞭策。因为开会要报告,所以非常念书不可,自己想偷懒也不行。我想同学中如有觉得自己意志不甚坚强的,非用这种方法逼迫自己读书不可。

读书对我实际生活上的影响也不少。我很相信,一般人的盲从或武断,都是由于念书太少的缘故。许多人以为清华恢复兵操,是一件值不得细心讨论的事,一件极容易解决的事。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中盘桓至数年之久,至今我还没有得到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结论。我因此怀疑同学们,他们赞成或反对兵操的,虽然有的是经过细心考虑而来,但大半不是盲从,就是武断罢?我个人最反对盲从或武断。我很佩服《草儿》作者的两句话:“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我常常想约束自己不做理由不充分的事,不做说不出理由的事。这种态度就是中西学者暗示于我的。你看他们的书中,每发一言、建一议必有自己信得过的理由证实他。作文如此,做事也如此。我们把书中暗示我们的态度,应用到处己接物上面,便是实际生活的受用。


(二)中文


这个问题,我在《周刊》上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希望同学注意中文,最要紧的原因有三层。第一,我们的同学,无论将来学实科或是文科,一定都是国内的智识阶级。我们受了很大的利益,就不应逃脱我们的义务。我们的义务甚多,其中有介绍西方文化一项。试问,我们做留学生的,不负这个责任,谁还来负这个责任?我们既然负了介绍西方文化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中文,就应当特别注意。否则学了满腹学问回来,只落得及身而绝,不能传给别人。我愿意在此特别提醒那些学实科的同学,请他们特别注意中文。因为据一般人的观察,学实科的人,最不注意中文了。他们如长此不注意,中国的国民,便长此得不到科学智识和应用科学的技艺。结果中国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将永远为欧美的附庸,不能自己成为大国。所以我极希望学实科的同学,有些立定著作的志愿,使西方的各种科学,也会与东方的一般民众,发生关系。第二,我们中国古籍中,不知藏着若干珍宝。这些珍宝,只是缺少开掘者,所以大家都不能看到他的丽质。开掘这些珍宝最要的工具,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只有我们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人,懂得最透澈。所以整理国故的责任,舍我们莫属。我们为将来整理国故起见,现在也应注重中文。第三,在现在这种东西交接的时代。我们不但有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的责任,同时还有介绍东方文化于西方的责任。我们从中等科一年级起,到美国大学院毕业为止,天天看英文,写英文,所以用英文发表思想不是困难的事。我们既然能用英文发表思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光辉,传播到外国去。现在的留学生,一大半不能做这种工作,不是英文不行,实在是中文太差。他们中国书看得太少,中国事懂得不多,怎能负介绍东方文化的重任呢。为救济这层缺点起见,为使我们将来介绍东方文化胜任而愉快起见,只有现在多看中文书籍。

上面所说的三种使命,我们不必全负,但我们应该不惧艰难,至少担任一种。第一种事业,只要中文通顺,便可做到;第二第三种事业,则于中文通顺之外,还要训练自己,督率自己,使自己看得懂中国古籍,多看中国历代书籍。中文通顺,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懂英文的,更可由英文中悟到中文的文理及句法章法。我觉得中国的古文家,谈文章义法,无论如何高妙,总比不上外国的修辞家言。看完一本英美人做的English Composition抵得过看中国无数古文家所说的文章义法。我们先谈造句,次谈章法,次谈文章组织,次谈修辞要理,便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通顺无疵的中文了。再多看一些古文,多读一些诗词,便可由通顺进而为优美了。何难之有!


(三)功课与分数


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功课?我们对于分数应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个个学生心中都有的问题。我以为第二个问题是连着第一个问题而来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便不成问题。让我大略说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同学中对于功课的态度,有两种是不好的。第一种是到处敷衍,能够及格毕业,就算了事。第二种是死念功课,以得超等上等为目的。这两种态度的不对,就是他们都是为分数而念书:第一种人是怕不及格才去念书,第二种人想得好分数才去念书。这样念书,真是苦不可言,一点趣味也没有。念书原是一件有味的事,可惜这种人永远尝不到!

我从高一以后,对于功课的态度,可以说是一贯的,没有什么变更。我对于性之所近的功课,以及对于我益处较多的功课,便多花一点时间在上面;对于性不甚近,以及于我益处较少的功课,便少花一点时间在上面。社会学是我喜欢念的功课,所以我对于他,不但课本念得很熟,就是关于这门的课外书籍,教员没有教我们去念,我自己也要自动的去念。至如那些我不喜欢的功课,我就不大热心了。对于这种功课,我做到能够得到中等的样子,就算满足。

我既这样对付功课,所以分数对我不成问题。分数是你用功的成绩,你怎样用功自然会得怎样的分数。我自己的分数,在每学期的(开)始,自己便有点把握,说的痛快一点,在选科的时候,自己便有点把握,用不着朝朝夕夕,劳心思,勤耳目。这样,自己便不会作分数的奴隶,便不会陷溺为分数迷。这样,自己读书才能得到一点乐趣。

中等科的功课不必细谈了;高等科及大学的功课,有几十门之多,我们应该注重那几门呢?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答案,我愿意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作大家的参考。

英文与国文,为研究各种学问以及发表思想的工具,自然要特别注重。此外在高一的时候,应该注意第二外国语、几何、逻辑(中文的)等科,第二外国语,在初学那几个月,非得特别用功不可,否则越学越糊涂。逻辑教人训练思想,是个个学生应当做的工夫。在高一学逻辑的时候,如能参考几本外国学者的著作,自己切实研究一番,以后读书和研究问题,自然有秩序、有条理、不武断、不盲从。几何在数学中,我最喜欢了。他的好处,在能给我们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我们平日说话,最喜随便乱说。几何告诉我们说:你们说话要有证据,不要乱说。没有证据没有理由的话,只算是白说,没有价值。假如我们能把在几何课室中所得的训练,在实地上应用,受益一定不小。在高二的时候,可以在历史上用点功夫。历史是讲因果的学问。他指示我们,有什么原因,可以生什么结果。我们念历史如念得得法,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因果的观念。历史又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胡适之先生所谓“祖孙的方法”。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得到这个方法,受用真是无穷。念历史应在这两点上注意,假如专记事实,没有多少用处。在高三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学一门自然科学。这门功课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便是科学的方法。到了大一,便可在自己预备专门的学问上用功了。

上面所说,多从西文功课上立言。中文功课,下学期以阅书为主体。我们应该早早计划,把梁任公先生所定的最低书目,略加修改,预备于毕业前读完。我们以前因为没有人指导,所以现在后悔也来不及。诸君现在既然有明灯在前照路,还不努力奔驰吗?


(四)运动


同班的许多同学,每每告诉我说:“你的身体,比来清华的时候强得多了!”我现在想起清华给我身体的益处,心中的感激真是无穷。

我在中等科的时候,对于运动,并不十分注意。当时校中没有体育馆,运动的器械不完全,每星期又无体育课,所以像我们这种文弱的人,竟感不到运动的趣味。到高等科以后,我才渐渐知道运动,渐渐觉得运动有味,渐渐有点每天非运动不可了。这种经验于我是新的。我在十几岁以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跑过跳过。小时我在家里,父兄总教我们规行矩步,学大人的模样。我在八九岁的时候,人家每每赞我有大人之风。小时没有练过的跑跳,现在却来补习,所以在运动一方面,我的确可以说是“返老还童”了。

我们都是活泼泼的青年,当然要天天运动。运动的趣味,和运动对于身体的益处,我的同学知道得也许比我还多,所以我也不必赘言,我只希望同学们,要常常保存这个好习惯,(天天运动的习惯)不要丧失。

我们读书固然不要忘记运动,但运动也不要忘记读书。读书忘记运动的危险,在清华这种环境里,大约以后可以不致发生。因为清华学生的运动,已经相习成风了,不运动的人,加入清华,没有不被同化的。而且运动本身的魔力就大,一上了瘾,没有人肯抛弃的。然而运动忘记读书的危险,现在可以看得到,将来也许还有。陷入这种危险的人,应该时自警励。本来运动是为强健身体,使自己现在和将来,可以担任我们的事业。运动的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目的。所以在学生的时代,假如运动忘记读书,实在可以说是轻重倒置了。

许多人有一种迷信,以为喜欢运动的人,脑经比别人活泼;又有许多人迷信,以为喜欢运动的人,脑经比别人迟钝。其实这都不对。喜欢运动的人,身体强健,用功起来,可以不致一下就觉得疲倦,那是真的。但脑经的活泼与迟钝,与运动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若想脑经活泼,非多运用,多训练不可。运动家的脑经,并不特别比人活泼,也不特别比人迟钝。运动家如肯虚心念书和研究,脑经自然可以和别人一样好,或者比常人还要好一点;但是如在运动上用力太多,把应读书的时间都占去了,脑经自然会逐渐迟钝。所以结尾我愿意劝那些喜欢运动过甚的同学一句话,就是:运动不忘读书。


(五)课外作业与团体精神


课外作业的范围是很广,自当评议员以至教西柳村的小孩儿,都包括在内。我的意见,以为我们应该择性之所近,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作自了汉是最不对的。清华的自了派,实在太多了。而且我由朋友那儿听到的谈论,觉得这种自了的趋向,一天胜似一天。这种心理,实在是要不得。假如清华的学生,一个个都抱起头来念书,别事一概不管,那么清华岂不是要变成一所僧院么?还有什么生机可说?

许多人以为清华的团体精神太坏,我也作如是观。团体精神颓废最大的原因就是自了派加多的缘故。假如自了派都一扫以前的陋习,人人都挺身出来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我敢说清华的团体精神,马上就会蓬蓬勃勃。原来团体精神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的具体表现,便是各种形形色色的活动。活动的方面增广,参入活动的人加多,便可说是有团体精神。譬如下半年一开学:《周刊》出版了;学报也出版了;白话报也有人办了;演说辩论也有人练习了;评议会也个个星期开会,开会时个个评议员都出席了;校役夜学的教员有人担任,天天晚上看见学生在课室中教书了;西柳村的小孩子有人教导了;三旗营的图书室重行开张了;......我们还能说清华没有团体的精神么?要达到这个地步,非大家都起来做点课外事业不可。反是,《周刊》无人投稿;学报欲办不成;评议部开会不足法定人数,一开会只听到这个人辞职,那个人不干;校役夜学无人担任,走过教室门口,只看见黑漆漆的;......满目凄凉,毫无生气。我们只有摇首长叹,说一声清华的团体精神衰落!

一方面我极提倡每人出来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一方面我又极反对那些办事太多到处插足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力有限,假如身兼数职必定妨害学业。而且校中的职务有限,一人身兼数职,便把别人服务的机会都占去了。所以即使他们鞠躬尽瘁,勤于职务,结果只有使团体精神衰弱,不能使之兴盛。其故有二。第一,团体精神,要多数参加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假如少数人参加,多数人袖手,结果只看得见少数人忙来忙去,看不出多数人活动的成绩来。第二,课外事务,既都在少数人的手中,这少数人一走,事业便立见停顿。有此两因,所以我很反对那些“一身兼数职,把一切总干事的名目都堆在一起”的人。


(六)献文


我最敬爱的朋友及一切相知,别了,留赠你们这些,作我们数载同窗的记念。


原载《清华周刊》第285期(赠言号),1923年6月8日。收入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23年3月第一版



吴景超文,葛飞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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