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邺架轩读书沙龙第24期：踏上健全与繁荣的大路

　　 主题书目：《踏上健全与繁荣的大路：纪念潘光旦诞辰120周年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时间：2021年5月17日14：00

　　 地点：邺架轩图书体验书店

　　 实录正文内容：

　　 主持人：各位来宾、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王巍。非常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下午邺架轩读书沙龙第24期的活动。我们很高兴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来做活动。

　　 吕文浩老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及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等。周飞舟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想等。吕文浩老师在清华读研究生时期开始研究潘光旦的生平与学术，至今已经有将近30年了。透露给大家一个小秘密，吕老师是我在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当时他读研究生时期就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潘光旦的论文。那时候不太强调发文章，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发文章的都很少，吕老师那时发了文章，我们大家都很佩服，戏称他为“大师”。今天很高兴请“大师”来谈潘光旦这位清华的大师。

　　 潘光旦是清华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做过9年清华学校学生，4年清华留美学生，18年清华社会学教授，他的一生有31年与清华的直接的关联。这期间，他曾兼任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馆长，和梅贻琦校长等共同阐发通才教育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具体的治校实践之中。

　　 吕文浩：今天有机会来清华讲潘光旦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潘先生跟清华的渊源非常深，做了9年学生（当时清华完整的学制是8年，中等科和高等科完整地上完是8年。期间，潘先生因跳高受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不得不锯掉一条腿，休学了一年，这就是9年了），享受清华公费留学4年，后来回校任教18年，三个方面加起来，他和清华的直接关系长达31年。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在一个学校学习、生活了9年，留学时期的人际交往圈也离不开此前的同学圈子，而且还能回到这个学校任教并负很重要的责任长达18年，他和这个学校的感情，该有多么深厚！潘先生的成名作《冯小青考》就是在清华学习最后一学期提交给梁启超先生的作业。可以说，他毕生的事业从这里起步，他后来的主要学术成就和治校成就也都在这里取得。

　　 我最初接触潘先生的著述是在清华，那是1994年1月时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开始研究潘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思想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些年我虽然也做了一些其他题目的研究，但花的时间最多的还是对潘先生的研究。所以回到清华来讲潘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我自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潘先生是1922至1926年在美国留学的，先是插班在达特茅斯学院上本科的后两年，接着在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学习优生学一年，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他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以及在冷泉港学习的专业，都是生物学、遗传学一类的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基本是选修和自修。潘先生的生物学学得很好，从留学时期的成绩单可以看出来，本科毕业成绩是第7名，当时全级的学生大概有100多名。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潘先生从学生时期就喜欢生物学，生物学也念得很好，他并不是生物学念得不好，念不下去了才转向社会学。他运用生物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观察社会问题，提出他自己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学界属于“生物学派”。在我看来，潘先生是一位思想家，或者说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所以当时他选修了社会学、社会思想的课程，慢慢走上了研究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道路。这是他留学时期的四年。

　　 留学回国以后，在1926至1934年的八年间，潘先生在上海的一些大学里教书，比如政治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他在上海的知识界里是非常活跃的。有些同学如果对文学感兴趣，可能知道“新月派”。潘先生就是“新月派”里非常活跃的人，他在《新月》月刊、新月书店周围的知识分子圈里很活跃，很多聚会就在他家里举办。他在《新月》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做过《新月》的编辑，《新月》的后两卷的编辑里就有他。他还参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办的刊物《中国评论周报》，这是一个英文刊物，原名叫The China Critic, 潘先生也是里面重要的编辑、撰稿人。这个时期他写了很多英文社论、书评、署名文章，他的英文文章据说传诵一时，文采飞扬。

　　 潘先生1932年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个刊物叫《华年》，现在多个数据库上能看到这个刊物。这个刊物版面看起来非常疏朗，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从1932年4月一直办到1937年8月，抗战初期的“八·一三”之前的一个星期才停刊，总共出了6卷29期，一卷大概有50期，连续出了这么多年，潘先生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是做媒体的人。1934年9月到清华来任教，一直到1952年11月院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去了。

　　 最近我们在清华档案里发现了一个事情，我今天上午在档案馆把档案的原件核对了一下，就是潘先生差一点没能来清华。他已经应清华的聘约准备到清华来，但是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很看重潘先生，他希望潘先生把清华的聘约辞掉，在中央研究院当秘书长、文书主任。那是1934年五六月份间的事情。他说我们中央研究院特别需要一个中英文俱精的人来办，潘光旦就是最合适的人。丁文江给清华的梅贻琦校长写了信，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给梅贻琦写了信。梅贻琦当时也觉得很为难，中研院负责人希望要潘光旦的愿望很迫切，急着要清华赶快给他答复。蔡元培和丁文江的亲笔信我今天上午看了原件，蔡元培和丁文江讲了很多，说我们很需要潘光旦这样的人，说清华找一个社会科学的教授容易，但是我们找一个中英文俱精的人很难。蔡元培说潘光旦的书很多，他的书运到北平很困难，而且他是南方人，他的家眷不太习惯北平的生活，不太想去北平；如果他家人不去的话，他一个人跑到你们清华来，他的生活没人照顾。希望你们能够让他把你们的聘约辞掉，到中央研究院来。梅贻琦后来回复说我们的系主任陈达出国在即，我们这边很需要人，我们还希望潘光旦来维持社会学系，所以就把潘先生要过来了。但是他又觉得蔡元培和丁文江的面子不好驳，说就看潘光旦自己的意思吧，“惟视潘光旦个人宗旨而定”。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潘光旦没去中央研究院，还是到清华来了。一直到1952年，中间很长时间。在这期间他当过社会学系的教授；从1936年1月当教务长，当了10年教务长，一直到到1946年清华复员前夕；抗战的时候当过清华的秘书长；战后当过图书馆的馆长。应该说潘光旦对清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对清华的校务，对清华过去的通才教育思想阐发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可能有些人知道，清华的梅贻琦校长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发表在《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校庆时出版的那一期），这篇文章就是潘光旦执笔的。梅贻琦还有《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也是潘光旦执笔的，那篇文章也收在了潘光旦的文集《自由之路》里面了，题目是《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可以说潘光旦和梅贻琦共同对清华的教育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升，希望把它贯彻到清华的治校实践。应该说，潘光旦是清华校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1952年初的时候，潘光旦曾经作为清华的校级人物受到批判。当时北京的高教界有两个人受到重点批判，清华的重点人物就是潘光旦，北大的重点人物是周炳琳。大家在清华的图书馆能看到有两本批判潘光旦的小册子，有一本叫《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还有一本叫《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大家看看那两本校册子非常有意思，尤其是第二本，里面有潘先生写的一篇检讨，28000字，写得很真诚，能够看到他当时在转变时代的思想上的变化。后来潘先生到民族学院去了。

　　 1960年代潘光旦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经给政协文史资料写过一篇回忆。他原来准备把他在清华的经历完整地写下来，但是实际上最后只写成了一篇，就写了9年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叫《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有些关心清华早期历史的人可能看到过，如果没看的话也可以看看，很生动，特别能了解那个时期清华学校学生上学是什么感受，他在学校经历过什么。虽然他写作时间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些特定的时代背景，所以会有一些自我的批判的口吻，但是总体上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记录，非常有史料价值。潘先生把9年的清华学生生活写完以后，还准备写4年清华公费留学时期，还要写18年任教的时期，但是后来形势变化，后面两篇都没能写成。

　　 我简单地勾勒一下潘先生跟清华的关系。可以说他跟清华的关系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在清华受到教育，受到清华学术风气、教育思想的熏陶、影响，后来在清华任教，他又把他感受到的风气加以总结提炼，在治校实践中进一步地予以加强。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我们了解清华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很多年前我出了一本书叫《潘光旦图传》。一位也是清华毕业的朋友写了一篇书评，他就说潘光旦跟清华的关系这么密切，是典型的“清华制造”。我跟他没有交流过这个提法，我脑子里有时会想这个问题，我想以潘先生的学术思想来看，可能不太倾向用“制造”这个词。因为潘先生是学生物学的，他重视一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我想如果他说他跟清华的关系，我觉得他应该说：他是在清华这个环境下生长的。他是生长起来的，清华当年的既很自由又很严格的训练，就是他一生的基本底色。

大家知道潘先生的治学领域非常宽广，他的成名作是在清华的最后一学期写的《冯小青考》，曾经受到梁启超先生的赞扬。梁启超写了特别鼓励他的一段批语，大意是说像你这样的才能，将来可以为文学家，也可以为科学家，希望你能够集中注意力，精力不要太分散，“务成就其一”。潘先生后来在美国是学生物学，在学生物学的过程中他又对优生学感兴趣。优生学在当时那个时代，在西方世界非常流行，甚至对东方也有影响，对日本也都有影响，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思潮。潘先生还对性心理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能有些人读过潘先生翻译的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这本书也是非常火的一本书，到现在可以说是潘先生翻译的书、写的书里面读者面最广的一本书。后来潘先生还做过一些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过土家，他写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文史考证功夫非常深入，在这个基础上还做了实地的工作来加以印证。总之，他的治学范围是非常宽的，中西、古今、文理在他身上都能得到体现。潘先生还擅长书法，有人可能见过他写的字，他的书法也非常漂亮。最近110周年校庆，校史的展览里面有潘光旦1921年的一个考试的试卷。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字，那个试卷的原件在那儿展出，学生时代他的字就学黄庭坚的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