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成 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 次 更新时间:2021-05-29 07: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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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李佳轩  

   内容提要:信任是国际交往合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国家间信任赤字凸显,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全球信任赤字具体表现为全球信任积累不足、信任质量不高、信任发展不平衡以及信任关系不对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不足、西方传统思维的固有缺陷、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等是造成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转变思维方式,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完善危机缓冲机制,推动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信任赤字的有效治理贡献了丰富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全球信任赤字;全球普遍信任;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视角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市 100091;李佳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市 300350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0年校(院)级科研项目“百年大变局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研究”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国际竞争摩擦呈现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全球信任赤字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国际社会合作和全球有效治理。

  

   一、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研究路径

  

   信任是国内社会的内在机制,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文化保障,对于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就国家而言,出于生存需要的理性选择却是不信任,国际社会通常表现为无政府和无权威状态。

   基于不同的视角,学术界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理性选择主义和社会心理分析两条基本路径。以博弈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主义,将信任界定为施信者对自己委托的利益在将来不会受到损害的理性判断,因此理性选择主义更多地将信任关系视为一种经济关系,而非社会关系,对信任持基本的工具论态度,将其作为达成合作与保障利益的工具。由于这种信任具有工具性、契约性、利益性,因此维持信任关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外部约束机制,通过制度建设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确保参与者的利益免于受损。社会心理分析重视信任形成的社会认知过程,强调互动关系与人际文化的作用,认为信任来源于施信者对被信者的相信,而不是出于理性计算的自信,其生成有赖于双方的积极关系。社会心理分析所描述的信任,是一种情感性、伦理型和关系型信任,是基于社会关系生成的普遍信任。在这种阐释下,信任的基础被认为是内生关系而非外部约束,因此,国家间信任的建立有赖于彼此关系的优化,得益于双方的认同和彼此心理需求的互相满足。

   综上所述,在有关信任研究中,理性选择主义强调成本—收益分析与利益归因,而社会心理解释偏向心理需求满足与社会关系建构。尽管这两种研究路径对信任生成与维持的解释存在分歧,但二者并非根本对立,甚至在更深层的逻辑和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相通之处。首先,从信任生成逻辑看,尽管理性主义更关注利益而社会心理更注重关系,但二者都认为信任是具有方向性的主观评估。其次,在实践过程中理性选择主义描述的契约型信任和社会心理分析推崇的关系型信任能够相辅相成。普遍信任规范是促成关系型信任的前提,其形成有赖于信任实践的积累,而契约型信任正是当前国际社会信任实践的主要形式。此外,基于理性选择的契约型信任能够促进信任的制度化建设,对信任规范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契约型信任能够为关系型信任的生成创造条件。

   但是,信任研究的两种路径在国际关系语境下都遇到了障碍。从理性选择主义视角看,信任决策的前提是守信的收益不能小于毁约的收益。但在博弈论框架下,国际关系中信任合作与失信毁约的成本与收益赋值并不均匀,由于缺少有效的惩罚机制,很多时候背叛的获利远大于成本,因而信任决策难以有效或持续实施。从社会心理分析角度看,互动交往是关系产生的前提,而基于关系生成的信任更需要积极互动的有效刺激。国家间频繁的互动为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相互信任。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依赖只是国家间互动的客观结果而不一定是其主观愿望,但信任则完全是基于相互关系的主观相信。另一方面,相互依赖关系也可能导致双方防范的加深。随着相互依赖的深入,国家在某些方面丧失自主性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其相对劣势领域将不可避免地更多受制于人。相互依赖不代表没有冲突,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国家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以至于时常出现矛盾和分歧。例如,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依赖,但美国依然在自身利益优先的战略幌旗下不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甚至恶意围堵和打压中国。

   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关系面临的信任赤字及其形成原因,挖掘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为全球信任赤字的有效治理贡献的丰富智慧和力量。

  

   二、全球信任赤字内涵及其表现

  

   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行对信任有着强烈需求,全球有效治理也有赖于全球信任文化的形成,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全球各区域之间的信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际社会积累的信任存量或可以提供的信任供给不能满足全球信任需求,国际关系中这种信任供不应求的状况就是全球信任赤字。国际关系是讨论全球信任赤字最重要的语境。破解全球信任赤字,构建全球普遍信任,必须首先从国际关系入手。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不确定性是其内生特质。在这种文化中,自保是国家一切行为的内在逻辑,以权力界定利益成为所有国家都遵循的理性规则。国际关系这些本质特征构成了研究全球信任赤字的现实条件,也成为构建全球信任必须面对的重要难题。

   国际关系不同理论流派对这些条件的理解不尽相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为构建全球信任指明了方向。现实主义传统对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确信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悲观看法,使其直言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阻碍着信任的生成。自由主义虽然承认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特征,但认为在单元层面上国家间的同质性可以产生亲近倾向,从而为信任的生成留下了突破口;在重复博弈实验和合作问题研究中,自由主义还发现了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催生信任的可能。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关系对信任的冷漠。相比之下,与社会心理学联系紧密的建构主义传统则对信任赤字产生的现实条件抱有相对乐观态度。建构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的否定,也就是对国际关系中那些强调阻碍信任生成的要素是永恒状态的观点的否定。这就把信任赤字从根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源假设中解放了出来,一种基于康德文化的国际关系展望为破解信任赤字勾画了蓝图。

   用赤字来描述信任表明全球信任的现状不容乐观,其累积程度还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现行国际秩序日益脆弱,国际关系不确定性明显,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加深,全球信任赤字加重。总起来看,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任累积不充分

   1.国际贸易摩擦上升。随着国际格局的加速调整与全球化进程遭遇阻力,各国之间的经贸竞争不断升级。一些国家回归保护主义,滥设贸易壁垒,破坏全球经贸和信任环境,冲击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笼罩着贸易摩擦的阴影。

   2.国际金融信任危机加深。受资本主义逐利本性的驱使,金融资本对信任的滥用加重了国际金融信任危机。随着全球化领域的不断拓展,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金融政策极易造成危机恶果外溢,从而给全球信任造成危害。特别是美元不负责任的通胀政策,在掠夺性获取他国发展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质疑,导致国际金融的信任危机。

   3.信任领域与范围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与空间。然而,全球信任的建立未能同步开展,几乎在每个新的问题领域,传统的竞赛逻辑都被沿用。在恐怖主义、难民、传染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空间等诸多问题领域全球信任严重不足,信任赤字显著。特别是在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合作非常薄弱,应对十分乏力。

   (二)信任质量不高

   1.工具性信任损害国际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利益盘算往往是信任生成最现实的基础。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难以持久且不稳定,难以抵挡利益分歧带来的冲击,一方的失信行为很可能造成整个信任机制的崩溃,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明显。在获利难以满足期望的情况下,国家极易抛弃信任合作,重新回归孤立和自助竞争。

   2.信任关系的维系难以持久。由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行为体在自助体系中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戒备,这就使得信任通常只是国际社会暂时的不稳定的状态,国家随时准备调整信任关系,信任降级和撤销的现象十分常见。

   3.机制碎片化消解信任效果。在既往大量的外交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繁杂多样的合作机制被建构出来,构成了“机制复合体”。不同机制之间的重叠、抵牾、失调导致了“机制复合体”的碎片化。这种合作机制的碎片化造成了信任的碎片化,几乎每一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信任机制都具有排他性,即对内亲信和对外排斥,具有“亲内排外”的典型特征。因而碎片化的机制难以整合为广泛的信任,反而是“机制复合体”所编织的多重关系相互平衡,削减了已经形成的信任,造成整体上的信任匮乏和质量低下。

   (三)信任发展不平衡

   1.东西方国家间信任差距明显。在西方世界,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同源相近,国家之间信任程度相对较高,信任基础也相对较好。这种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确定性给信任策略造成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一些问题和领域表现出协调一致,但始终没有团结起来建立普遍的信任关系。欠发达地区的信任基础普遍较弱,甚至由于历史、资源、宗教、领土等原因,国家之间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尽管相互之间也达成过一些合作,但仍难以消弭这种消极的先赋性矛盾关系对信任构建造成的阻碍。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甚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将严重阻碍全球信任的构建,东西方之间的信任鸿沟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2.区域内信任与区域外排斥并存。出于贸易便利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世界各区域内部的自由贸易发展步伐加快,如北美、欧盟、中国—东盟等自贸区的建设日臻成熟,一些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涌现。这些合作交往促进了区域内部信任关系的建立,但由于这些区域合作机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相对于区域内信任,外部行为体难以分享这种区域合作带来的信任利益。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区域的信任构建状况也极不平衡,全球普遍信任与信任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3.区域间大国的地缘竞争激烈。随着世界大国在领土安全、金融贸易、战略布局等各个领域的摩擦不断加剧,地缘博弈的色彩日益显现,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严重缺失,国际政治再次回归到大国竞争时代。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美国开始抛弃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转向明确的遏制与竞争。除中美以外,美俄、俄欧、美欧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战略竞争也日趋激烈。大国之间激烈的地缘竞争严重破坏了彼此的战略互信,零和博弈、冷战思维隐隐作祟,大国之间充斥着强烈的敌对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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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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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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