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6年1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掳走该国总统马杜罗，表明其对外政策已由所谓“规则维护”滑向以武力夺取政治成果的霸权霸凌模式，直接冲击《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在债务高企、技术优势动摇、资源争夺等结构性危机驱动下，美国大肆破坏国际规则，直接挑战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导致全球秩序陷入失序困境。美国强行掳走马杜罗事件引发全球强烈反弹，加速形成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强权政治为核心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其生成逻辑是区域安全风险溢出促使各国联合自保，权力转移背景下霸权冒险主义加剧，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多边合作重构，国际社会对正义与秩序的道义共识凝聚。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呈现防御性联合、议题导向、开放性网络与建设性力量特征，但可持续发展面临内在张力。为实现从同声谴责走向同行共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应以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构建从共识到制度的完整体系，包括坚定多边主义、重塑国际话语体系、深化发展安全合作、坚持结伴不结盟，避免阵营对抗。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全球秩序的深层变革与结构优化，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委内瑞拉危机；门罗主义；唐罗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再调整。一方面，全球性风险与跨国议题客观上要求更加紧密的多边协作；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回潮，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治与多边机制受到持续挤压。在此背景下，强权政治回归和个别国家公然蔑视国际规则，对全球治理有效性与国际体系稳定性构成了系统性冲击。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掳走民选总统马杜罗，凸显霸权对地区秩序占有式想象。委内瑞拉危机放大了各国对安全、尊严与发展权的结构性焦虑，推动反对强权、维护《联合国宪章》的道义诉求与防止风险外溢的安全关切在更大范围内汇合。
围绕上述变化，既有研究主要形成四条学术线索。第一类研究涉及霸权及其行为逻辑的再审视与强制工具的复合化运用。相关研究认为，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其行为模式正从规则的“塑造者”转变为规则的破坏者［1］；霸权强制工具箱呈现军事威慑、经济制裁、金融封锁、科技管制与法律战相互嵌套的特征［2］。此类工具已从单纯提升对手成本延伸为系统性秩序塑造，并产生显著外溢效应。第二类研究聚焦议题联盟、软平衡、安全治理的操作逻辑。“软制衡”理论解释当硬对抗代价过高、联盟承诺难以兑现时，多数国家更可能借助国际制度、外交安排与经济工具来迟滞、消解或抵消强权行动，小多边机制与议题性合作更为活跃［3］。有研究从国际法与争端解决机制切入，集中讨论单边制裁与金融制裁对国际经贸秩序、合同履行与仲裁程序的冲击，并探索反制裁法律体系、阻断机制与私人救济路径［4］。第三类研究聚焦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相关文献认为，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其群体性崛起标志着国际体系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治的深刻转型；全球南方已从规则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秩序积极塑造者，其规范诉求集中于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主权平等与发展权利，并通过金砖、G20、“77国集团+中国”等平台提升议程设置能力［5］。第四类研究涉及国际统一战线议题的理论化与议程化。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开始将统战的组织逻辑、动员逻辑与制度逻辑向国际层面延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讨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结构与实现机制，如强调要依托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6］。
既有研究揭示了当前国际秩序危机的深层根源，即霸权国家行为模式转变与现有制衡机制失灵。既有研究指出通过“软制衡”的广泛实践和全球南方集体觉醒，为重塑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动力。不过，对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影响因素、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仍需专门深入讨论。从历史谱系看，反对强权政治、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长期构成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规范资源。历史上的不结盟运动和亚非拉国家在万隆会议等场合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强权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这些运动的核心精神主要是维护主权平等、反对外部干涉，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当今时代，霸权国家对多边机制的轻视甚至绕行，不断削弱现行制度的制衡功能，促使各国开始思考如何汇聚多数国家共识与力量，形成可持续的反霸凌协同行动，探索更公正、更稳定世界秩序重构路径。这正是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和现实需求。近年来，全球南方作为政治动员词汇与研究范畴并存，内部差异与共同关切并行，意味着统一战线既可能以道义共识为黏合剂，也必须以机制设计来克服分散化困境。本文将回答在霸权强制工具多样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掣肘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和巩固反霸凌共识，并将其制度化为可持续的协同行动能力。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形成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推动全球秩序的深层变革提供系统性思想框架和实践路径。
二、美国霸权的蜕变逻辑与国际秩序危机
委内瑞拉危机以极端方式表露出美国霸权心态与行为的蜕变：从“以规则塑造秩序”转向“以武力撕裂规则”，从“地区稳定叙事”滑向“势力范围公开宣示”。该事件根源于美国拉美政策长期演进的思想基因，与冷战后战略焦虑的现实诱因叠加。特朗普政府鼓吹的新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在此交汇处总爆发，表述更直白、手段更粗暴、目标更激进、影响更恶劣。
（一）美国霸权霸凌理念的三阶段演变
回溯美国对拉美的政策谱系，可以看到一种从宣示到干预再到占有的递进逻辑，观念与工具不断升级，“合法性”话语逐步空洞化，直至趋近于赤裸的强力政治。
第一阶段是门罗主义拒止逻辑的势力范围圈定。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宣示欧洲不得在西半球扩张。就初始话语而言，它带有明显防御性与排他性，强调外部力量不得进入，同时为美国在西半球确立优先权与特殊地位奠定基础。但此后门罗主义逐渐从拒绝外来殖民演化为排除竞争者进入后院的“正当化”工具，为美国在拉美频繁干预提供观念支点。据统计，1776—2019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总量已接近400次，其中34%发生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7］。推翻或改变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拉美国家政府成为常见手段。
第二阶段是罗斯福推论监管逻辑的干预制度化。进入20世纪，美国国力迅猛上升、海外利益急剧膨胀，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所谓“推论”，赋予美国“国际警察”角色：凡拉美国家出现所谓财政失序、治理失灵或政治不稳，美国即有权单方面介入监管、纠正乃至取代其政府职能。这一推论将门罗主义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干预权，为美国深度控制拉美提供了“合法”依据。罗斯福推论标志着美国霸权从防御性排他转向主动干预，将势力范围制度化、常态化。但此阶段仍保留较强的道义包装，干预被包装为所谓“文明责任”“地区稳定义务”，强权逻辑隐藏在“秩序”与“进步”的修辞之下。
第三阶段是特朗普版唐罗主义占有逻辑的强盗化宣言。特朗普时期，新门罗主义在语义与实践上发生质变，道义辞藻大幅退场，强权逻辑赤裸登台。特朗普宣称可动用胁迫、经济制裁、军事力量等一切手段推进美国利益，并在为委内瑞拉行动辩护时高调自诩奉行门罗主义，甚至炫耀式提及“有人称我的做法为唐罗主义”［8］。特朗普政府以极端单边主义的姿态宣称，西半球事务美国皆可随意插手，必要时直接诉诸武力。该逻辑在2025年已充分显现，例如制裁哥伦比亚总统及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向巴拿马施压运河治理，加强对尼加拉瓜、古巴制裁，向阿根廷提供约200亿美元援助提振米莱政治前途，赦免在美被判涉毒罪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与前阶段相比，唐罗主义几乎消除了传统叙事中的条件与边界。门罗主义仅针对欧洲列强殖民，未授意对邻国随意动武；罗斯福推论虽扩展干预权，仍需不稳定、失序等触发条件并借“监管”维持表面合法性。特朗普则奉行需要即可获取的占有逻辑，比如宣称“我们需要格陵兰岛”，将地缘与资源诉求置于话语中心；多次威胁对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不排除军事行动”。唐罗主义在规范意义上将主权国家降格为可胁迫、可处置的对象，为干涉内政、胁迫政权更迭乃至公开动武提供舆论铺垫，加剧国际秩序危机。当强权以“需要”取代规则，国际法底线持续被侵蚀，规则秩序随之动摇。《新政治家》杂志称，特朗普已使美国堕落为“流氓超级大国”［9］。
（二）美国霸权流氓化的深层原因
其一，空前的债务压力暴露了美国深层脆弱性。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冲击后，美国依赖扩张性财政与超宽松货币维持增长，赤字货币化趋势加剧，债务规模急剧膨胀。2025年联邦债务突破38万亿美元，接近GDP的130%。高债带来双重危机：一是财政可持续性屡遭市场质疑，通胀与加息政策陷入两难；二是美元信用持续透支，安全资产叙事裂痕扩大。IMF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占比长期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前后近70%高位，回落至近年50%区间［10］。多国推动本币结算与“去美元化”，削弱美国金融红利攫取能力。尤其是2022年美欧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后，全球对美元工具化风险的警觉上升，反噬效应显著。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部分精英将内部危机向外部转嫁。传统财政金融手段边际效用递减，于是诉诸打劫式“创收”。特朗普多次流露将武力转化为经济收益的思路。他声称，美国将在“抓捕”马杜罗后接管委内瑞拉，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将进军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11］。唐罗主义将强制力产业化、主权视为可变现资产，通过资源控制、政权重塑与收益攫取，为国内财政与政治困局短期“续命”。
其二，全球技术优势动摇加剧美国霸权焦虑与强硬姿态。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依赖科技领先、知识产权体系与高端产业链获取超额收益，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综合霸权红利。但进入21世纪20年代，这一状况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持续突破，削弱了美国技术霸权安全感。在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千问等中文语境大模型展现强劲竞争力；量子通信、6G等研发进展也引发美国战略焦虑。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声称“过去对华经贸与技术外包假设失败”，要求在供应链与关键领域重建优势［12］。美国转向两类激进应对策略：一是高强度遏制与封锁，围绕先进计算与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持续升级、体系化；二是将竞争延伸至资源与供应链端，通过掌控关键矿产卡住源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超过90%电池级石墨、约77%稀土冶炼产品仍源自中国，近50%精炼环节市场价值集中于中国，供应链集中度本身构成地缘政治博弈焦点。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矿产与战略位置“必须拥有”的诉求，正是将地缘安全与资源控制直接捆绑的政策外化。美国霸权从技术自信滑向焦虑驱动的进攻性，加速了强权逻辑外溢与国际秩序动荡。
其三，能源与战略资源争夺推动美国拉美冒险主义回潮。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大国在无政府体系中必然围绕生存资源展开竞争。对美国而言，掌控能源直接关乎经济安全和石油美元体系稳定。一旦石油贸易更大范围“去美元化”，美元霸权与金融优势将同步承压。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制裁、颠覆来维护对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资源控制。2017—2020年间，全面制裁使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骤降75%，人均实际GDP下降了62%［13］，这客观上压缩了其外汇能力与国际空间。制裁也构成双刃剑：产量锐减反推高全球油价，加剧美国国内通胀与政治压力。当长期施压边际效用递减，特朗普便转向更直接、粗暴的终局手段，即将强制行动视为商业式野蛮收购。委内瑞拉资源禀赋进一步放大美国冒险冲动，除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外，其锂矿、关键矿产潜力及加勒比交通要冲位置均具战略价值。贸易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约80%石油销往中国，其余折价出售［14］。一旦外部力量接管委内瑞拉能源体系，既可为美国资本打开巨额利益通道，也能直接牵制中国能源获取与关键矿产布局。资源焦虑与地缘贪欲叠加，使美国政策语言滑向赤裸掠夺逻辑。美国霸权从规则约束滑向资源本能驱动，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动荡与全球治理赤字。
（三）美国霸权霸凌对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冲击
其一，国际法根基受损，宪章原则遭到深度破坏。《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平等（第2条第1款）、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第2条第4款）等战后秩序底线［15］。这些原则构成国际法权威的共识性基础，约束所有成员国行为。美国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且缺乏有效自卫要件的情形下对他国领土实施武力行动，跨境拘押现任国家元首，绕开集体安全机制，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置于事实废黜状态，对联合国宪章体系形成直接冲击。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框架下多位特别程序专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行动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甚至触及“侵略罪”范畴［16］。强权公开越界迅速侵蚀国际法权威的共识性基础，使宪章原则从对各国的共同约束滑向“对弱者有效、对强者可选”的双重标准，导致原本依赖广泛认同运转的国际法出现权威塌陷效应。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全球法律挑战中心主任奥娜·哈撒韦（Oona Hathaway）指出，如果各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推翻其认为不合法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以及更广泛的武力使用法律限制都将失效［17］。何况国家元首人身豁免等国际惯例本来承担着最低安全阀的功能，保障国家间交往不至于坠入赤裸报复与无序冲突。对现任国家元首跨境拘押触碰了国际交往底线，释放出所谓“强权即正义”的危险效应。
其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遭遇掣肘，治理缺口推高自助化倾向。委内瑞拉危机暴露出联合国安理会在常任理事国自身涉入争端时的结构性困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实质性事项需包括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决权机制）。当美国作为争端当事方或其核心利益涉入时，联合国安理会难以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实质处置，集体安全机制明显失灵。即便多数会员国明确反对，也无法转化为有效行动，能力与意愿的落差持续削弱联合国权威与威慑力。如制度失灵后果难以自动修复，各国将转向更强烈的自保与自助逻辑，提前布局替代性安全依托，强化区域与跨区域协作，分散对单一秩序供给者的依赖。集体安全制度失灵同时反噬美国的联盟体系。即使部分盟友在政治层面维持配合，西方内部舆论与社会力量也难以完全接受明显越界的行动。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后，欧洲多国出现议会争议与公众抗议，美国国内跨党派反战声音显著上升，凸显联盟内部价值黏合面临严峻压力测试。
其三，规则被粗暴改写，安全焦虑外溢并触发军备与对抗螺旋。国际秩序依赖可预期性维持稳定。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警告，当一个大国领导人成为“首席破坏者”、持续制造不稳定与不可预测性时，局势将迅速失控［18］。委内瑞拉事件中，美国公然突破底线，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无自卫要件地实施武力并跨境拘押现任元首，等于将规则粗暴改写为“强者可选”。美国的赤裸行径迅速改变各国风险评估——当侵略与绑架可能低成本甚至无后果，潜在受胁国家必然提高威慑投入，通过军备竞赛、战略结伴、前置部署降低被突袭概率。若此类行为被容忍，冲突门槛将显著降低，误判概率急剧上升，地区紧张随之抬升。大国竞争更易滑向以强制手段改写规则的高风险轨道。联合国维持规则秩序能力将遭遇持续消耗，多边机制威慑力进一步衰减。如各国为自保而强化实力对抗，国际秩序将从相对稳定滑向高度碎片化与对抗化。
三、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与驱动机制
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态度呈现鲜明两极分化。美国极少数盟友对突袭行动表示支持或保持沉默，而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则深感不安，纷纷通过声明、投票或外交渠道表达谴责与抗议。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受阻的情况下，区域与跨区域自主联合迅速兴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协同抵制霸权的清晰态势，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加速成形。国际统一战线就是统一战线理念在国际领域的延伸和应用［19］。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为反对和抵制霸道行径而形成的广泛联合阵线，核心是面对某些大国恃强凌弱、干涉内政或单边制裁等霸凌行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选择团结协作、共同发声，维护主权独立与国际公平正义。近期多起冲突中，几乎没有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支持西方单边制裁措施，反而普遍谴责强权干涉，倡导通过对话合作解决问题。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蕴含着守护主权平等、反对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当今世界多极化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共同意愿，表明了恃强凌弱不得人心、公道正义众望所归。
（一）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初露端倪
委内瑞拉危机触发的反霸共振首先在拉丁美洲集中释放。拉美国家长期承受外部干预压力，受国内政治轮替、对美依赖与历史记忆等因素影响，涉美立场难以完全统一。但在本次事件中，美国以直接粗暴强制手段向区域传递信号——任何不合美国心意的政权，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最基本安全保障。这促使“今天对委内瑞拉动手，明天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预期迅速在拉美地区形成共识，激活区域的集体安全焦虑与主权自觉。1月4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与西班牙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对美方在委内瑞拉领土上单边实施的军事行动表达深切关切并坚决反对，指出其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并将之界定为“极其危险的先例”，同时呼吁以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危机［20］。巴西总统卢拉称，轰炸委内瑞拉和抓走马杜罗“跨越了不可接受的界线”，“公然违反国际法攻击国家，是迈向暴力、混乱和不稳定世界的第一步”［21］。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美方威胁背景下公开回应并“叫阵”式表态：“来抓我啊，我等着呢！哥伦比亚人民将捍卫自己的总统和尊严。”［22］无论是古巴、巴西等左翼政府，还是政治取向更为保守的国家，都在反对域外强权干涉这一底线上形成共识。当国家生存尊严受到威胁时，意识形态光谱便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反外部干预立场。
委内瑞拉危机引发的反霸共振迅速扩展至非洲、亚洲、中东等广大南方国家，形成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霸凌行为的广泛抵制态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表达坚定声援。王毅外长表示：“我们从不认为哪一个国家可以充当国际警察，也不认同哪一个国家可以自诩为国际法官，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受到国际法的充分保护。我们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将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23］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方行径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24］。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称美国此举为世界秩序提供了“危险的先例”［2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迅速发表声明，谴责对委内瑞拉主权和领导人安全的侵犯，呼吁遵守《联合国宪章》。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大国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反对强权干涉。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家也以不同方式表达关切与不满。美国此次越线行为突破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心理底线，触发了第三世界联合反弹。在1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除英法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实质立场上站在委内瑞拉一边。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政治协商平台之一，不结盟运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袭击，指出美方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属于战争行为，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威胁到委内瑞拉人民的生命权。以南南合作为基础、以新兴大国支撑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雏形正在显现，潜在政治能量不容低估。
即便在西方阵营内部，美国行动同样引发明显裂痕。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及随后各方表态中，欧洲主要盟友普遍强调遵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原则，并对行动“合法性”表达保留意见或质疑声音，没有明确背书。法国公开称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原则［26］。丹麦、西班牙等国领导人公开表达强烈担忧，警告国际法体系正遭受侵蚀。欧洲舆论场也出现国际关系可能倒退到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担忧性叙事。除极少数铁杆盟友外，几乎没有西方国家公开为美国背书，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由此暴露出前所未有的内部分歧。美国国内反战与批判声音同样迅速上升，多地爆发跨党派反战示威，抗议“非法战争”和对拉美的持续干涉。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等多个美国城市爆发了反对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抗议活动［27］。一些西方战略家和知名人士同样发声指责特朗普政府决策失当。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弗里曼（Chas W.Freeman Jr.）将行动称为无端侵略，并批评西半球“只有美国主权算数”的霸权心态［28］。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美国已成为最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29］。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在搞流氓行动，把美国变成了流氓国家［30］。
（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驱动机制
第一，安全风险外溢促使国家走向联合自保。委内瑞拉危机以直观而尖锐的方式暴露出现行国际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当霸权国家本身成为国际秩序破坏者时，现行国际机制几乎无力提供有效保护。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绑架他国元首、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却能利用否决权阻止任何针对其行为的制裁决议，致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陷入尴尬境地。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从2011年利比亚政权更迭到2026年委内瑞拉危机，美国绕过联合国单边动武已形成某种惯例。每一次，国际社会除了谴责和遗憾，几乎束手无策。对于大量中小国家而言，委内瑞拉危机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明确：在关键时刻和霸权霸凌面前，规则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安全屏障，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多方合作。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单个国家孤军奋战难免沦为鱼肉。这些经验叠加的后果是把大量中小国家推向更强烈的自助逻辑，一旦它们将规则保护评估为不稳定预期，就会更早寻求区域/跨区域协作、分散对单一秩序供给者的依赖，并把政治宣示转化为更具韧性的利益与机制纽带。历史经验表明，当霸权压迫达到一定程度时，被压迫者的联合反抗就会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唇亡齿寒”的生存焦虑构成了建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最直接现实驱动力。
第二，权力转移加剧霸权冒险倾向。从国际体系演变宏观视角看，当前世界处于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转型期往往伴随更高的不稳定性与风险。从经济权重维度看，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口径计算，2025年中国占全球PPP产出约19.84%，美国约14.52%；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PPP份额合计约34.75%，主要发达经济体（G7）合计约28.22%［31］。它意味着全球经济重心持续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但同时，美国保有显著军事优势与全球投送能力，2024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球37%［32］。在相对优势收窄与硬实力仍强的张力之下，衰落预期更容易诱发以高风险行动重申支配地位的冲动。同时，新兴力量尚未形成足以制衡美国的集体力量。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国际体系处在一个混沌空窗期。这一阶段往往成为霸权冒险的温床，因为霸权国家可能以冒险方式来试探对手边界与反应，从而重新确立自身主导地位（或至少延缓衰落的势头）。历史经验表明，霸权衰落期往往伴随冲突风险上升的概率。循此逻辑，美国在“后院”展示硬实力、对其他国家发出强硬信号，旨在震慑潜在挑战者，但也会引发更广泛的反弹与不信任，促使更多国家转向联合自强的安全策略。
第三，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多边合作重构。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与债务压力、数字鸿沟等跨国挑战，规则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交织叠加，客观上要求更强的国际协调。但近年美国多边参与呈现明显工具选择性特征，直接削弱治理的可预期性与制度信誉。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2026年1月声称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等做法，严重冲击了全球治理效能。在经贸与规则治理层面，美国一方面以“301调查”等国内法工具对外加征关税并引发连锁反应；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自2019年因法官遴选受阻而陷入无法运转的事实状态。在国际金融层面，美国对外制裁与金融限制措施显著扩张，2000—2025年被纳入制裁的个人与实体数量大幅增加，制裁工具的溢出效应与第三国连带影响问题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引发争议。提升全球治理效能，需要约束单边霸凌与制度破坏行为、修复多边主义权威，并通过全球南方更紧密的制度化协作重塑规则供给。实际上，围绕本币融资与结算、发展融资自主性、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等议题倡议正在增多。例如金砖机制与相关声明持续强调扩大本币使用与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新开发银行年报披露2024年批准项目中本币融资占比约43.5%［33］，体现出降低对单一货币体系依赖的制度化尝试。这些趋势与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深层目标相互契合，即要以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对冲治理赤字，将反霸凌转化为重建治理的可持续机制。
第四，道义共识凝聚国际正义力量。道义共识是推动统一战线形成的软性纽带。若将安全困境、权力转移与治理赤字视为硬性结构性因素，道义共识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合与动员作用。它以“否定性共识”形式表现为全球南方在反对霸权问题上立场趋同，各国具体主张虽有差异，但在“反对什么”的底线问题上高度一致，反对单边武力、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双重标准，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与政治底盘。道义共识首先体现为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共同尊崇。各国普遍认同，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等准则必须普遍适用、不打折扣，不能出现“要求他国遵守、自己却肆意践踏”的双重标准。道义共识的形成还深植于共同的历史记忆。殖民主义、冷战时期的大国干预、近现代霸权干涉的系列案例，使亚非拉国家对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产生深刻认同。委内瑞拉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触发广泛民意共鸣，反霸凌、反强权逐渐成为现实政治与公共认知的核心议题，为国家层面决策提供了强大社会基础，也显著强化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在道义领域的权威性与凝聚力。
四、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主要特征与内在张力
委内瑞拉危机迅速外溢揭示，在单极优势叠加国内政治极化背景下，霸权国可能将规则工具化乃至抛弃，使国际社会陷入“有法不依、无力执法”的境地，进而显现主权与干涉、道义与现实利益、多元主体与统一行动等三组矛盾。
（一）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主要特征
第一，防御性联合为核心。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不以建立一个同盟性军事集团为目的，更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民族，核心出发点是维护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以此应对和遏制霸权主义行径。它本质上是一种自发、以规则为导向的聚合，旨在抵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对全球秩序的侵蚀。它不追求取代现有霸权以谋取自身利益，也不以政权更迭或价值观输出为手段，通过多边场域议程设置、规则动员、外交协调以及经济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系统抬升霸权越界的政治、声誉与经济成本，而不是通过共同防务条款形成自动卷入的战争承诺［34］。防御性联合内在要求广泛包容与非排他性。参与其中不设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门槛，各国只要基于对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与国际法治的共同认同，皆可成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参与者。包容性使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能够汇聚最广泛多元力量，形成最大公约数，有效制止霸权行径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捍卫国际法权威与尊严，最终维护地区与全球的稳定与和平。防御性质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带来显著道义优势与战略韧性。由于行动逻辑根植于维护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与原则，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能够获得广泛国际认同与积极参与，有效避免被污名化为“反西方集团”。
第二，议题导向保持灵活性。与要求全方位一致的传统同盟不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倾向于在反对霸权干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规范上形成共同议程，而在其他议题上允许差异共存甚至正常竞争。该机制可用“minilateralism（小多边）/议题联盟”理论来解释。当普遍多边机制因否决权与利益分化而行动受阻时，国家更倾向围绕具体问题形成目的导向的协作组合，以降低承诺成本、提高行动效率［35］。它更接近“对齐而不结盟”模式，在反对单边强制、维护主权平等与国际法等核心问题上实现协调一致，但不要求在所有问题上绑定立场或交换高风险安全承诺。“求同存异”的方式扩大了合作空间，提高参与灵活性。例如，沙特和伊朗历史上矛盾重重，却能在地区自主权议题上形成共识。议题集中模式降低了参与门槛，不要求在所有问题上步调一致，不强求放弃核心利益或改变根本立场，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或发展道路选择，只需在反对霸凌、维护主权、捍卫国际法等核心议题上协调行动、相互支持，便可让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差异、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都能找到合作基础，增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避免刚性同盟易引发的内部分裂与外部污名化风险。
第三，开放性网络形成多层参与结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是一种低制度化、可变几何的网络化协作，维系方式不依赖硬性承诺，而是围绕共同底线（主权平等、反对武力威胁与干涉、维护国际法），通过议程协调、政策呼应，以软法、倡议、声明、项目融资、标准对接等弱约束方式，形成可叠加、可扩展的制度组合，在无单一中心组织情况下实现集体行动。在实践层面，一是以联合声明、共同提案、联署投票等方式，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域进行规则制定与合法性动员；二是依托既有南南合作平台开展议题型协作，例如以平等协商为运行原则的区域机制，为跨地区政策协调提供了组织接口与对接通道；三是以项目与制度供给作为连接器，把政治立场转化为可持续合作网络。以“一带一路”为例，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方签署共建合作文件［36］。因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更像是一个开放的合作生态系统，成员可按能力与意愿选择参与深度，避免了领导—追随的刚性等级，同时强化多节点联动，提高霸权越界行为的政治与声誉成本。
第四，建设性力量导向国际秩序演进。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要避免滑入情绪化对抗，关键是要把反对霸凌与建设秩序联结起来，在捍卫《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与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则同时，提供能够使各国广泛受益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把道义共识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绩效。多中心治理研究强调，应对跨国公共产品不足问题（气候、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往往需要多层级、多主体、多节点协同供给［37］。从可核验的制度实践看，新兴多边金融与合作平台正在形成建设性供给能力。例如，新开发银行2024年批准项目金额约45.11亿美元，其中气候融资批准额合计约24.93亿美元，显示在基础设施与气候公共品领域的真实投入。又如，亚投行（AIIB）年度报告披露，2024年获批项目中绝大多数纳入气候要素，并持续实现超过一半融资投向气候领域目标。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向世界展示，无需依赖霸权逻辑，国际合作同样可以高效运行；国家间可以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实现共赢，推动全球秩序更加公正、包容和民主化，为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内在张力
第一，主权与干涉的两难。捍卫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成立的规范底座。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确立主权平等与不得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基本规则，构成反对霸权越界共同语言；另一方面，《联合国宪章》强调联合国一般不得介入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但第七章允许强制执行措施，使不干涉与集体安全在制度设计上并置冲突。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一旦从理念共鸣走向行动协作，可能会触及不干涉边界：当某一成员遭遇外部武装侵略或强制性干预并请求支援时，是否支持、以何种方式支持成为集体决策难题。若仅停留在声明谴责，将削弱威慑力与存在意义；若采取跨境军事或安全行动，则可能被霸权方歪曲为集体干涉，损害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以宪章原则为旗帜的合法性。关键是如何获得可核验的法律与程序支撑，将行动嵌入可辩护规则轨道。从国际法操作路径看，至少存在三类稳健合法性接口：一是受害国请求下的集体自卫；二是非武力的集体反制与责任追究；三是在安理会被否决阻滞时，通过联大程序争取政治授权。因此，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需将集体支持程序化、证据化、限度化，以受害国请求、事实门槛、比例原则、透明报告和多边程序为行动边界，使援助呈现为执行宪章原则，而不是破坏原则。同时，警惕以人道保护名义的概念泛化，避免走向干涉主义。
第二，道义与利益的兼顾。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始于道义动员。霸权越界行为（如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并绑架总统）越显性化，各国越容易在价值判断上形成快速共识。但道义共识并不必然转化为稳定集体行动，因各国政策选择最终受机会成本与外部约束影响。在以美元与跨境金融为核心的全球网络中，各国对霸权国市场、金融通道的依赖，直接抬升参与反制预期成本。多数国家虽愿在原则层面谴责霸凌行径，但面对涉及金融、贸易与安全领域实质性反制时，常出现风险规避与态度分化。这种分化根源在于国家利益结构差异与理性选择：深度依赖霸权国的国家，担心经济制裁、市场丧失或安全压力；资源有限者则倾向降低参与强度。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规模大、成员异质性高，更易陷入搭便车与低贡献均衡，即成员倾向观望，让他人承担代价。特别是经贸、安全与施霸国联系紧密者，其边际成本更高，更易选择低强度参与。同时，霸权国善于运用选择性豁免、双边施压、利益交换或奖励性让步等分化策略［38］，削弱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内部协作可信度，将其锁定在高声量、低行动状态。道义动员是必要起点，但须把道义共识制度化为利益协调与成本分担机制。
第三，多样与统一的平衡。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广泛代表性源于成员国在地区位置、制度形态与发展阶段的高度异质性，赋予其包容性和潜力。但是，同一异质性也构成统一行动的内生约束。国家对威胁的主观感知受地理邻近性、历史互动与地区权力结构影响，导致不同区域形成各自安全议程与优先序：拉美更敏感于势力范围干预，中东聚焦外部介入冲突，非洲关注经济控制与新殖民，亚洲易受大国地缘竞争牵引。同指向（反霸凌）、异优先（反什么、先反谁、怎么反）的结构，决定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天然存在议程分散与政策偏好差异。从集体行动机制看，异质性越高，越容易产生两类后果：一是议程碎片化与最低公约数策略，各国为避免摩擦倾向象征性一致、实际收缩；二是行动节奏失衡，高风险承受方偏向强硬反制，低承受方选择渐进博弈，导致关键节点难以同步。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需要一定协调，但必须避免领导—追随的等级化：协调过弱，易出现方向模糊、各行其是；主导过强，则易触发对替代霸权的疑虑，削弱凝聚力。
五、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价值引领与实现路径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要从同声走向同行，必须依托跨制度、跨文明的规则底线与程序框架。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套系统性思想框架和行动方案，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构建包容性协调机制，致力于推动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从松散联合走向高效协作。
（一）从共识到机制的价值体系建构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不少国家在面对霸凌行为时态度谨慎，根源在于对经济制裁、市场受限和发展受挫的担忧。若缺乏经济韧性与自主能力，道义承诺就容易在成本压力下崩塌，导致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难以从道义联盟转化为稳定利益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普惠包容、行动导向原则，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治理核心，不附带政治条件地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绿色发展和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可感可及的发展收益。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利益共同体，提升协作黏合度：一是强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增强中小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从根本上削弱霸权分化瓦解的空间；二是夯实各国经济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为“敢说不”提供物质保障；三是推动互利共赢机制，如基础设施共建、贸易多元化，降低对霸权依赖，转向可持续合作网络。在反霸凌实践中，融入全球发展倡议可化解道义与利益冲突，各国通过联合项目积累互信，共享发展红利，将抽象共识转化为具体利益绑定。最终，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从防御性联合转向主动共建，提升整体韧性，推动全球秩序向公正、包容方向转型。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与主权保护的制度框架。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破除主权与干涉的内在张力，必须解决进行合法、有限的集体行动时不滑向新干涉主义的核心问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强调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该框架为反霸凌行动设定了基本前提，任何集体行动服务于规则修复与维护共同安全，而不是权力扩张。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直指霸权以规则之名行强权之实的本质；区分维护国际法秩序与干涉内政差异，确立行动正当性来源；在安全不可分割理念下，否定绝对安全的霸权逻辑，构建以规则共识为基础的共享安全环境，体现新型安全观与霸道的本质区别。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与多元主体的价值融合。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关键难题在于能否在制度形态、文明传统与发展阶段高度异质的条件下，形成可持续的最低共识与协同行动。全球文明倡议为此提供可操作价值框架。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反对将特定价值模式强加于人；强调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想前提，超越制度分歧、宗教信仰差异、发展阶段差异，让各国在反霸凌议题上找到交汇点。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在不触碰各国制度选择与道路自主的前提下，围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底线型价值形成思想共识与行动基座。一是提供去意识形态化的合作叙事，将反霸凌正当性锚定在《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普遍规范之上，降低霸权国家污名化空间；二是协调学界、媒体、智库与民间社会，通过多轨互动、议程交流与经验互鉴，增强共同体认同与组织韧性；三是化解多样与统一的平衡难题，推动从议程碎片化转向价值融合。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与制度化路径的创新。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要从立场呼应走向长期稳定，必须把道义共识转化为可复制、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应对权力规则失衡的制度化方案，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为支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倡议对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制度化具有方法论价值：一是将反霸凌行动正当性明确为国际法与宪章原则的普遍适用，反对单边主义与少数国家“家法外溢”，为金融、科技、制裁合规、争端解决等领域协调提供规范基线与共同语言；二是强调改革完善而非另起炉灶，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激活区域与跨区域多边机制分工优势，以网络化、分层次制度组合降低异质性成员协调成本。实践中可创新路径是：建立专题协调机制，如成立联合工作组，处理具体议题；推动规则创新，如共享数据库与透明报告，提升行动可信度；整合现有平台（如金砖、不结盟运动），形成分级治理网络，避免等级化主导。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未来秩序的价值指引。四大全球倡议在功能上分别对应各自维度，但在价值结构上共同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愿景。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直接任务是约束霸权越界、抬升政治规范成本；更深层意义是以建设性方式回答后霸权时代国际秩序走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图景，以合作共赢替代零和博弈，强调通过规则、对话与公共产品供给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不止于“反对什么”，还赋予“建设什么”的方向性要求。反霸凌正当性一方面来自对侵略行为的否定，另一方面依赖可替代秩序方案供给能力，推动发展合作、共同安全、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改革，为各国形成可持续的协作预期。
四大全球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性价值凝聚，可进一步概括为义利天下观。该理念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内核。其一，道义为魂。坚持原则底线，倡导并践行国际正义。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坚决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反对强加价值观和模式；支持小国捍卫正当权益，在多边场合为弱者仗义执言。通过这些行动，中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使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赢得道德高地。其二，实力为基。强化战略定力和斗争艺术，务求实效。深谙弱者要战胜强敌，不能光凭义愤，还需灵活谋略与坚强实力。对此，既要敢于斗争、亮明态度，又要掌握斗争火候和方式，在确保合理性的同时讲究策略；厚植力量基础，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防力量、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等。其三，义利统一。统筹道义与利益，实现双赢循环。讲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不片面追求道义而不顾自身和伙伴的合理利益需求；通过发展合作、安全合作、技术合作等实实在在的利益联结，让道义共识转化为稳定的合作框架。义利不可偏废，两者统一于合作共赢的具体实践。
（二）从理念到制度化的建构路径
第一，坚定多边主义共识，巩固国际法治的现实支点。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首先要解决的是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应明确宣示，联合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核心平台，《联合国宪章》是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任何国家不得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围绕反对武力胁迫、非法制裁、政权颠覆等典型霸凌行为，推动形成更具普遍性的政治共识，使之逐步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立场。在操作层面，积极地运用联合国大会舞台，把多数国家意志转化为持续的政治与规范压力，由联大就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建议性集体措施与政治性否定。同时，鼓励成员国在联大框架下发起专题辩论或特别会议，扩大共识基础。而就国际法的价值塑造而言，多边主义更是能够为国际法治提供不可替代的正当性和道义力量［39］。为巩固法治支点，要推动多边机制创新：强化区域平台（如非盟、拉共体）与联合国联动，形成分层治理网络；建立监测机制，定期报告霸凌案例，推动形成法律咨询意见；整合全球倡议，将多边主义嵌入发展、安全等领域。
第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回应“不安国家”的真实心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取决于对各国真实风险结构的理解与回应。要重塑国际话语体系，降低认知不确定性，提高政策可预期性，并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合作议程。通过融入全球倡议框架，构建正面叙事，提升成员国参与信心。一是持续揭示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现实中如何被选择性适用与工具化，例如通过案例分析暴露单边制裁的伪合法性，使国际社会把问题重新拉回到规则被谁破坏、如何修复的可检验议题上，削弱霸权道德包装。二是构建能回应多数国家现实关切的替代性概念工具包，把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展权优先、文明多样性、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概念与具体政策供给相连接，清晰传达反霸凌是为了维护各国基本生存、安全与发展空间。三是通过媒体合作、智库研究与多语种传播，把上述概念转化为国际公共讨论可传播议题，并以数据、案例与可核验事实增强可信度，让全球南方国家的经验与关切成为可见的国际叙事。四是面向西方社会内部的理性力量开展多轨沟通，扩大对单边主义与霸权越界的批判性论证，推动在霸权体系内部形成更持续的合法性反思压力，削弱霸权国对外行动的叙事垄断与道德遮蔽。
第三，深化发展与安全合作，为“敢说不”提供现实底气。深化发展与安全合作是提升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底气的关键路径。要通过融入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互利共赢机制，增强成员国韧性。一是加强南南合作、区域一体化与多边金融机制建设，如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亚投行扩容，逐步降低对单一霸权体系的依赖，提升金融、能源和产业链自主性。二是提供替代市场、应急融资和物资支持，例如在关键时刻通过双边或多边基金援助受制裁国家，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政治信号，使成员国“敢说不”时能承受经济反制代价。三是把安全合作定位为防御性、非同盟化的能力合作，重点投向非传统安全、风险预警与危机应对，强调以协同治理提升共同安全能力。四是加强情报共享、危机预警、人道救援等实际能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基础。五是建立透明、可核验的相互支持协议，确保各国在承受霸权压力时有明确预期，把道义宣示转化为可预期、可依赖的现实选择。
第四，坚持不结盟原则，在王道与霸道之间把握分寸。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避免滑向以同盟对同盟的阵营政治复刻，在王道（合作共赢）与霸道（零和对抗）之间把握好分寸。万隆会议所形成的十项原则（如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为当代以规则为导向的联合行动提供了重要历史与规范资源，强调和平共处与非对抗性合作。可行的制度路径是在坚持不干涉与开放包容的前提下，发展低排他性、高韧性的合作形态。一方面，为伙伴国提供制度协调、发展融资、供应链互济与风险对冲等公共产品，但不以加入某一阵营、承担对外战略承诺为前置条件，例如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项目（如基础设施共建）积累互信。另一方面，明确反对冷战思维与集团对抗，把合作限定为规则修复、风险管控与共同发展导向的协同行动，从而降低外界将其污名化为“新阵营”的空间。同时，融入全球治理倡议，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改革，激活区域机制（如东盟、非盟）分工优势，形成网络化协作。具体做法可以包括：设立专题对话平台，促进跨区域经验分享；强调比例原则，确保行动基于受害国请求与国际法；防范概念泛化，避免以“民主”或“安全”名义干涉内政。
六、结语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是一个从共识到机制、从呼应到协同、从道义到制度的渐进过程。实践中，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保持高度灵活性的同时增强行动的协调一致性，如何在倡导不结盟原则的同时有效应对霸权主义的分化瓦解？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持续深化。四大全球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完整的价值指引，四条建构路径呈现清晰的实施框架。关键是要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其中，不追逐支配性地位，当然也不缺席关键议程塑造；以稳定、可信、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各方在规则框架内形成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中国基于全球视野，深化对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认识，为积极应对当前美西方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提供独特智慧［40］。从更宏大的视角审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全球秩序的深层变革与结构优化，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它将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繁荣的未来，真正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如此，世界才有望走出“强权即公理”的阴影，让主权平等、多边主义、合作共赢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可靠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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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三期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戴维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