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兴:智能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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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兴  

 

内容提要:相互协作是人类克服风险挑战、实现文明赓续发展的经验智慧。智能社会是人类协作能力的鲜明体现。在智能时代,人类遭遇的现代性危机仍然是资本逻辑蔓延的结果。智能社会深度发展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尽快建立与之相适配的观念体系和制度体系,进而不断丰富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形态面临颠覆性变革的历史时期,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是人类文明赓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智能社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智能社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应遵循的原则立场和普遍共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智能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向。三者相得益彰、彼此融通。

关键词:智能社会 人工智能 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发展面貌。在智能时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被人类创造出来,使得全人类过上体面的生活有了现实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本身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两回事。人工智能基于资本逻辑的应用可能给人类带来生存性风险。

一、智能社会发展亟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果把蒸汽机等“人工体能”技术塑造的社会称为工业社会,那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大规模应用所塑造的社会就是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是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性、汇聚性发展的技术存在。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延展、增强人类能力的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展现了对现有社会发展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意义。在“一球两制”格局中,智能社会大体上面临两种前途。

1.人工智能塑造两种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说,“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同理,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形式也要区别开来。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新的结构性力量。这种新的结构性力量既可以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从而客观上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化的力量,也可以赋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杠杆”。

从技术革命的历史审度,技术与资本主义一直如影随形。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形态的变迁始终伴随着技术“基座”的嬗变。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形态的变化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反而呈现这样的事实:随着智能社会深度发展,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

自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以来,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自诩的“自由、民主、平等”形象不仅没有得到加持,反而日益遭遇民粹主义肆虐、民主退步、不平等现象加剧等系统性挑战。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言,智能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虚幻的共同体”,其“资本家的共同体”本质日益暴露无遗。

数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造就“虚幻的共同体”?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工人的“活的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改变了剩余价值的创造形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愈充分,“虚幻的共同体”的虚幻性就愈充分。资本主义越智能化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非工人和工人相比数量就越多,不从事必要生活资料生产或完全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的数量就越多”。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越发展,尤瓦尔·赫拉利笔下“多余的人”就越多。作为重构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技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向全球蔓延,整个社会走向分裂、对抗,混乱和动荡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把技术革命置于社会主义形态变迁的历史中考察,同样可以发现,社会主义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面相。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事实上正在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现代社会主义是在与现代资本主义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围绕资本增殖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围绕人的解放的社会。“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所论述的共同体,指的是国家消亡后,发达的生产力被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实现社会共同所有而形成的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当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发展和普及应用,人类的一般劳动日益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类日益具有从事科学、艺术、享受、学习、交往等一切有益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这昭示了人类可能迎来实现彻底的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新文明形态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下智能社会深度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更贴近“真正的共同体”。

2.人工智能塑造两种文明形态:“资本的文明”和“劳动的文明”

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论视域中,“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这个文明指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统治劳动而形成的文明。从根本上讲,迄今为止,“资本的文明”仍然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从而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基础上的。与“资本的文明”相对立,“劳动的文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是劳动驾驭资本而形成的文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只是“死的劳动”,而创造文明永远离不开人的“活的劳动”。因此,从文明生成逻辑上审视,“资本的文明”和“劳动的文明”,归根到底都是劳动对人的“统治”。

随着智能社会深度发展,人类可能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个“劳动”实质上仍然是马克思语境中要消灭的“异化劳动”,而不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发展有望突破一般劳动对人的统治,从而为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进而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智能社会本质要求看,只有真正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发展目标的社会,才能称得上智能社会。反之,一切有悖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都不能称作智能社会。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建成智能社会。超越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建立真正的智能社会。质言之,建设智能社会,亟须人类形成新的制度框架和价值准则,最终摆脱智能社会不够智能的文明悖论式发展格局。

从阶级生成的经济基础分析,“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足够智能的社会,人工智能的应用完全可以为人类获得更多自由时间日益创造充分条件。当这个条件发展到让每个人拥有足够自由时间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类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刻出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为社会消除人类奴役自身的情形创造了现实条件。随着这些条件的日益充分发展,超越资本的文明、真正属于人的文明形态出场就成为历史必然。作为一种能够代替人劳动的新型生产资料,人工智能蕴含的“创造力”大小取决于人的创造力的大小。智能社会里人工智能普遍助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意味着生产力达到了足以消灭生产力不足而造成阶级对立、阶级统治的程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在大机器代替工人劳动的工业文明勃兴的时代,恩格斯就断言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多余。

人类迈向智能时代,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和阶级日益显得多余。在智能时代,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过时”了,而是资本主义及其雇佣劳动制度过时了。“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因此,像过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一样,随着智能社会深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就应该被放到“古物陈列馆”了。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物质和技术基础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推动真正属于人的“劳动的文明”成为人类普遍的文明形态。可以肯定,随着智能社会深度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资本的文明”将不可避免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劳动的文明”将走向繁荣。

3.智能社会深度发展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文明。劳动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劳动也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人类要消灭的不是所有劳动,而是要消灭一切强加给人的、束缚人自由和解放的“异化劳动”。

随着智能时代来临,消灭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不仅是劳动形态变革本身的要求,也是技术逻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发出的警示:“缺乏更高的社会目标的协同发展,机器体系在新生代技术阶段的发展只能增加贫困化和野蛮化的可能性。”智能社会深度发展,日益要求社会把“劳动”作为摆脱了谋生手段,从而成为丰富人的个性和自由、促进人的价值实现的活动,即作为复归人的本质的活动。显然,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才能创造这些条件。数字资本主义“冒充的共同体”无法创造这些条件。

人工智能既然是人工的,由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就必然负载设计和应用它的人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人们恐惧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恐惧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恶意应用或基于资本逻辑的过度应用。实际上,只要人工智能“劳动”与人类劳动不能等量代换,人类在社会中的劳动主体地位就不会丧失。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某些能力,“就好比推土机在奥运会中夺得举重金牌一样,没什么特殊意义可言”。数字资本主义引发资本逻辑对人类的宰制不能掩盖人工智能本身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积极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智能社会,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能赋智。

劳动蕴含着解答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问题的线索。劳动只有完全成为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的发展性活动,才能成为属于人的本质的活动。对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言,非逻辑化、非函数化的创造性劳动才具有决定性意义。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代替人的一般体力劳动,而且还能够代替人的一般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从一般劳动形态中解放出来日益具有现实性。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其他技术进步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智能社会要健康、安全、智能发展,必然要求“智”惠全社会、必然要求尊重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根本目标是智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统一理论,在智能社会深度发展背景下,如果智能化生产所形成的大量以商品为表征的财富无法由劳动者享有,生产就与消费脱节了。“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因此,只要人工智能不能像人一样“消费”,人工智能“代替”人的劳动越充分,社会就必然陷入生产和消费脱节进而危机不断的状态。摆脱混乱和危机的必由之路是社会结成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实现生产和消费智能化匹配、实现文明形态的重塑和再造。换言之,智能社会要走向光明前景,亟须建构与之适配的、真正属于“人的文明”的劳动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人工智能能代替维持一切人生存的劳动,社会建立起与之适配的所有制和劳动制度体系,就意味着属于人类的真正文明时代开始了。人类文明时代的“奇点”就要到来了。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智能社会的适配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数字资本主义不仅锻造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智能化武器,也将锻造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智能社会的发展,必将形成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情势。智能社会深度发展,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支撑,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可能性和条件。

1.数字资本主义形成不了智能社会,更不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智能社会是互利、协作、共建、共享的社会。社会只要还存在剥削就不能说进入了智能社会。归根到底,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是矛盾的、不兼容的,人工智能与劳动逻辑是融通的、契合的。

1903年,列宁在阐述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时强调,“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智能社会是智能技术赋能人类发展的美好社会,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致的,否则就不能被称作智能社会。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不可能成为列宁畅想的美好社会。“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在资本逻辑框架内,仅有智能技术逻辑驱动无法破解劳动异化、科学技术异化以及文明悖论式发展难题。全球气候、生态环境资源是人类文明赓续发展的最有公共性意义的资源。“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只能加速形成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

在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的神话和光环已经消逝和褪色。“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智能时代,人类遭遇的现代性危机仍然是资本逻辑蔓延的结果。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全球展开,资本主义文明必将遭遇系统性危机。换言之,智能资本主义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无论多隐蔽,工人的生存方式始终是奴隶式的。社会不占有全部生产力,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分化为阶级。智能时代的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仍然不可避免。在特定情势下,人类面临的阶级斗争和矛盾甚至会更加激烈。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只要社会不结成真正的共同体,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智能社会。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作为一种汇聚性技术创造的新的生产要素,当代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以“无人工厂”的方式“吞噬”人的活的劳动。当代资本主义将现代“资本的文明”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得更“文明”不能遮蔽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只要人工智能是“人工”的,就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必然存在。

2.智能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建构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审度,虽然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是文明却有新旧之别。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建设智能社会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方面。中国智能社会发展越充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越具有坚实的基础。中国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既立足中国,又胸怀天下;既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智慧力量。智能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互构关系是由三者的本质决定的。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人类创造出人工智能,意味着人类对意识的创造性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意味着人类有能力把意识活动转换为电子信号(符码系统)传输和数理逻辑计算过程。人类构建的符码系统为人类协作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根本上讲,智能社会是人类协作能力发展到新高度的社会。人类的这种协作,既包括纵向的代与代之间的协作,也包括横向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协作。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观来看,正是这种存在于人类基因中的智慧协作能力创造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

在智能时代,破解包括人工智能治理在内的各种攸关全人类命运的风险挑战,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总体上,只有在平等协作、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工智能的文明应用。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工智能应用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共享。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能社会。

人工智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可以超越资本的局限和羁绊,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发展人工智能,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民生改善提供重要保障。”人工智能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充分彰显了智能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彼此增益、相互建构带来的革命性意义。“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当代中国建设智能社会、不断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底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开掘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所蕴含的协作力、集体力以造福全社会。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创造新的生产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从而摆脱自然力和资本对人的统治。当代中国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频共振,创造了巨大积极效应,从而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可以预判,智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得益彰必将极大增进社会主义根本利益,进而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智能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互构、互促、互融,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将赋予社会主义文明更加丰富的内涵。无产阶级“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这不仅是政治经济辩证统一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科学技术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撬动人类文明跃升的“历史杠杆”。

3.智能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赋能

人工智能应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对包括人自身智力在内的自然力的应用。人类要应用人工智能首先必须弄清楚自然力的运行机制。这就需要尽可能共享映射现实世界的数据资源。在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研发人员可以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数据化分析获得改造世界的新的知识。“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依靠数据和知识‘双轮驱动’的,数据越多才能越智能。”在数据资源实现超速增长的基础上,还要有共享数据资源的社会制度体系。因此,作为智能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数据资源,如果无法共享或共享不充分,就会对人工智能应用造成非技术性障碍。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合规数据资源共享程度决定了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

驱动人工智能“劳动”的算力是人类创造的新的生产力形态。当驱动人工智能的数据资源由社会公共所有时,其算力就应当属于社会集体运用的生产力。反之,如果属于私人所有,其形成的生产力就只是私人的生产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包括公共数据资源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泛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环境形成的“算力”才能完全成为社会化的生产力,人工智能才能被充分应用。

人工智能依赖算法驱动,这使得算法负载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生产”的财富归谁享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算法最终体现为资本逻辑和资本意图,人工智能应用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算法融入人民的整体意志,体现为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意图(共同体意识),因而人工智能应用必然服务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综上,随着智能社会深度发展,一切着眼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意义,也与人工智能应用而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不相适应。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迟早会引发全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颠覆性变革。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人类文明形态实现革命性重构,超越民族的、地域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的局限,从而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在智能社会,人工智能将赋能人类共创、共治、共享繁荣的物质生活、高尚的精神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智能社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底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智能社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应遵循的原则立场和普遍共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智能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向。

三、智能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形态面临颠覆性变革的时代。

1.迎接智能时代挑战要求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智能时代深度发展客观上要求人类社会尽可能快地、广泛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智能革命不一定同时引起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智能时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依靠该制度活命的资本家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和劳动的博弈仍然会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也会长期同时存在。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人类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可能诱发的人类生存性风险?“人工智能一开始是个知识论问题,在不远的未来将要升级为一个涉及终极命运的存在论问题,一个或许将危及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期,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博弈格局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风险。资本逻辑的蔓延必然造成社会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质言之,只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仍然存在,资本逻辑就仍然会宰制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

在资本逻辑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其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一方面,创造了以庞大的商品为表征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这些财富的绝大部分仅仅在资本家阶级中分配,大量因人工智能应用而出现的所谓“多余的人”无法进入社会有机体。换言之,在资本逻辑中,人工智能应用越充分,社会分化和人的异化就越严重,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越虚空和越不可实现。人工智能加持资本逻辑,极大增强了资本宰制社会的力量。二者合谋,既在客观上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趋向,又在实践上不断“做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因此,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就成为关乎人类文明能否实现赓续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实然,也是一种应然。“人工智能时代意味着机器大工业的最高阶段,它预示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与共产主义的到来。”智能时代人类面临的实际境遇是:在生产力层面,社会已经迈向智能时代;在生产关系层面,社会还处在资本逻辑和劳动逻辑博弈的时代。在当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只有充分应用人类协作的智能,共同创造绿色生产力体系和共享社会发展方式,共同按照美学要求和道德原则开展物质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人类才能拥有智能时代的美好未来。

2.建设智能社会要求超越资本逻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赓续发展之所以遭遇风险挑战,归根到底是资本逻辑使然。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推高了这种风险挑战发生的可能。因此,在人类还不能完全取得对资本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前,就需要创造一种区别于资本逻辑驱动而生成的文明形态,创造劳动逻辑占统治地位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经过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重构,其本质是劳动逻辑居于统治地位的文明形态。在这个文明新形态中,包括智能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是围绕人的劳动运转,而不是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

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其超越了资本逻辑,构建了劳动驾驭、统治资本的关系,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人工智能赋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随着这些条件日益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就日益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就是不断丰富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

从资本与劳动博弈的视角审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构建”。在智能社会深度发展背景下,建立科学、系统、完备的资本治理体系是其极端重要方面。要确保包括智能资本在内的各种形态的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在维护资本合理增殖和维护社会普惠发展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既要确保智能技术最大限度造福社会,又要促进智能资本创新发展,还要防止智能资本无序扩张和侵蚀社会公平正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要把提升包容性置于更突出位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这就需要努力把发展智能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机统一起来。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表征了当今人类的境遇。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影响,意味着劳动从资本的统治关系中解放出来已经有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劳动逻辑塑造的人类文明已经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进程中得到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人工智能能否真正造福人类、助力人类文明形态实现革命性重塑,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度的应用和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果”。归根到底,要把人类自己创造的“新的生产力”置于人类集体的理性支配下,从而超越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推动建设智能社会、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另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应用和治理关乎人类文明存续兴衰而言,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都毫无意义。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利益上完全背道而驰。只有始终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工智能才能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质量建设智能社会,是智能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

智能社会深度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将促进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共同体(人机共同体)的形成,从而为塑造全面发展的人和美好社会制度提供条件。这些条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要素。当这些条件足够智能地构成一个整体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就会不断丰富和发展。

建设智能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人类文明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确证了人类对自然力的应用能力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人工智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度的应用和治理体现了技术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在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工智能已经彰显出强大的“历史杠杆”作用。人工智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已经确证了这个作用。

3.当代中国实践确证智能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统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牢固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人工智能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应用赋能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不是偶然的,它是人工智能技术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发展的必然。

中国主动发起并积极践行《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始终坚持人工智能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立场认知,始终强化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而为建设真正的智能社会创造条件。中国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公平、普惠发展,是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具体行动,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主动应对智能革命浪潮挑战、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写照。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布的《中国智·惠世界(2025)》案例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已经为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赋能发展。人工智能+语言沟通+文化传承+医疗影像分析+矿山安全治理+电网安全诊断+科技发展+教育变革+农民增收+社区治理+文旅休闲等,体现了中国人工智能正以安全、普惠、包容的姿态融入人类文明创造。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协同合作促进人类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和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展现了人类美好生活的丰富图景和人类文明智能化样态的多元实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摒弃傲慢和偏见,尊重文明多样性,最大限度尊重全人类共同利益,创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文明发展格局。

当代中国能够把人类创造的发达生产力进行集体利用,从而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既存在不断夯实这一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也存在不断削弱这一共同体的消极因素,关键是要发挥人民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和伟大创造精神。

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工智能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才能形成合理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仍处在前工业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要求世界各国同时实现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提下,应该尊重每个国家和地区各自选择适配自己发展水平的人工智能应用和治理政策。只有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才可以在多样态、多元化的文明生态中实现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智能社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汇聚融通、彼此增益,本身就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潜能和广阔空间。

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必将在智能时代不断拓展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随着智能社会深度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将为人类和平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结 语

人工智能应用和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随着智能时代深度发展,资本逻辑的蔓延必须改变,资本统治劳动的状况必须改变。超越资本逻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劳动正义和历史正义的逻辑和实践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本身已经造就的新文明要素。

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必将在智能时代更加彰显。智能社会愈深入发展,愈要求整个社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愈要求人类按照共同体的方式赓续发展。智能社会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本质和实践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智能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文明赓续发展贡献的智慧方案。随着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度的治理不断完善和发展,实现劳动逻辑超越资本逻辑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新时代中国提出并践行“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体现了应对智能革命浪潮挑战的使命担当和历史自觉。当代中国持续高质量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确证,建设智能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得益彰、彼此融通。

参考文献:

[1]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

[2]林东:《智业革命:解体工业社会》,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21年。

[3]姜奇平:《新文明论概略》(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4]杨培芳:《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5]〔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魏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6]刘建军:《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7]肖峰:《基于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理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探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

 

王水兴(1974-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研究员(浙江宁波 315211)。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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