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去风险”原是指金融机构越位管辖的经济学术语，在部分西方政客的炒作渲染下迅速成为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集体性表述。对华“去风险”表现为通过“小院高墙”“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盟岸外包”等新形式新手段，限制中国在高端制造业、关键原材料及其加工领域以及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并借助所谓“价值观同盟”，企图将中国长期束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其实质是把经贸关系政治化、安全化、工具化，将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矛盾凌驾于经济规律与市场原则之上，是更具迷惑性、鼓动性的“精准脱钩”。这种借“去风险”之名满足地缘政治私利的霸凌行径，以零和思维破坏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互利根基，以阵营对抗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运转，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异化、主体分裂、机制碎片化和效能倒退，给全球有效治理带来巨大风险。
关键词：“去风险” 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赤字； “脱钩”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全球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风险全球扩散，共同应对风险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近年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却通过政治操弄，泛化风险概念，炮制并抛售所谓对华“去风险”的虚假叙事。这一新的政治鼓动话语刻意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把美西方国家塑造成“风险承受者”“主动避险者”，为其遏制中国的霸道行径和“去中国化”“去全球化”的图谋进行辩护。究其本质，这种以“去风险”之名行分裂世界、肢解全球化之实的短视做法，既违背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也违反经济规律与市场原则，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正常经贸秩序，其负面溢出效应进一步撕裂全球合作共识，加重了全球治理赤字。
一、对华“去风险”的概念由来与实践表现
“去风险”原是指金融机构越位管辖的经济学术语，在部分西方政客的炒作渲染下成为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集体性表述。回溯“去风险”话语的产生发展，这一概念根源于部分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在对华“脱钩论”遭遇失败的现实窘境下，刻意将“去风险”概念泛化、异化和工具化，并赋予其地缘政治竞争色彩，为美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霸权行径寻求合法性依据。
1.对华“去风险”的概念由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形势低迷，西方整体实力相对下降，逆全球化与传统国家主义思潮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多发。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秉持狭隘的“美国优先”理念，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对中国极限施压，“贸易战”“科技战”成为对华“脱钩”政策的开端。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地球村”时代，企图人为脱离全球经贸合作网络，尤其是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全面“脱钩”，既无视经济全球化客观发展的历史大势，也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和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更是对自身实力与联盟体系的盲目自信。对华“脱钩”政策一经出台，便遭到美国工商界与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抵制，并在中国的坚决斗争下走向破产。面对“脱钩”政策已然失败的现实窘境，美西方国家亟须构建新的地缘政治叙事，以摆脱其遏制中国的话语与实践困境。
欧美鼓噪的对华“去风险”概念，逐渐成为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集体性表述。2023年1月1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谈到与中国的贸易与合作关系时提出“去风险而非脱钩”的新表述，后于3月30日在关于中欧关系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去风险”的概念内涵与战略设想。此后，这一概念受到欧美媒体和政界的广泛关注，部分政客迅速接受并鼓噪对华“去风险”的新说辞。2023年5月20日，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以联合公报的形式，重申以“多元化、伙伴关系和去风险而非脱钩”增强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这也标志着美西方国家在对华战略上围绕“去风险”取得较强共识，“去风险”取代“脱钩”，逐渐成为美西方对华政策的集体性表述。
对华“去风险”具有表面的温和性、模糊性和自裁决性，是更为隐蔽和更具煽动性的“脱钩”。“去风险”作为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新型话语叙事，从欧盟提出到美西方国家达成共识并在国际社会大肆炒作，美国认同并接受欧盟所提概念之快、欧美国家话语协调之快、美西方国家鼓噪散播之快，都极为罕见。这既反映出美西方国家零和思维下的霸权焦虑，也显示了“去风险”相较于“脱钩”更具话语鼓动性、迷惑性与欺骗性。从概念内涵看，相较于以割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目的的激进“脱钩”政策，对华“去风险”以其聚焦“经济安全”的温和性、风险范围的模糊性与自主界定的灵活性，成为平息内部争议、凝聚对华战略共识的新型叙事方式。一方面，对华“去风险”话语将“去中国化”的霸权思维建立在国际社会对风险规避的普遍期待之上，通过概念异化无限扩大“去风险”的概念范围和使用边界，以其迷惑性与欺骗性挑拨拉拢更多国家构建围堵中国发展的“小院高墙”；另一方面，在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的风险社会，美西方国家刻意虚构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艰难与中国经济全球贡献的联系，把正常经贸往来夸大为对中国“过度依赖”，把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污名化为“经济胁迫”，进而给中国发展扣上“风险之源”的帽子，以“风险承受”的弱者地位占据对华“去风险”的道德优势，企图为美西方国家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披上合法外衣。究其本质，不论是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还是美国霸权思维作祟的“新华盛顿共识”，隐藏在对华“去风险”话语中的都是有选择的、渐进的“脱钩”。
2.对华“去风险”的实践表现
对华“去风险”侧重以国家力量干预正常经贸合作，强调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强化对华科技围堵与市场封锁，试图重构“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总体上，美西方国家对华“去风险”表现为限制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的能力，削弱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及其加工领域的地位，对冲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借助“小院高墙”“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盟岸外包”等新形式新手段，企图将中国隔绝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的目的。
第一，限制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的能力。国家安全风险特别是所谓的“经济安全风险”是美西方国家讨论对华关系时的惯用话语。对华“去风险”首先便是赋予正常经贸和科技合作以“国家安全”的含义，鼓噪并不断强化“技术主权”“小院高墙”等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话语，限制中国在半导体、量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获取能力。一方面，通过加大战略投资强化自身科技创新力，削弱甚至切断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的对华联系。拜登政府提出“21世纪美国产业战略”，以战略性公共投资重建和维持美国在高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并将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作为判定全球合作伙伴资质的重要标尺。欧盟将“欧洲战略技术平台”作为实现“技术主权”的首要步骤，整合“投资欧洲”“创新基金”“数字欧洲计划”等多个投资基金，加速欧洲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借助“小院高墙”强化技术封锁，降低和限制中国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科技进步的可能性。2023年拜登政府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护栏”条款扩大高技术的出口管制范围，制裁了超过150个航天航空、半导体等高精尖行业的中国实体，进一步强化高技术领域的对华遏制战略。在多边层面，美西方国家拉拢盟友和所谓“友好”国家，利用“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芯片四方联盟”“四方安全对话”等多边机制，打造覆盖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国的“技术遏制统一战线”。
第二，削弱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及其加工领域的地位。以钨、锑、钴、锂、稀土、石墨为代表的关键原材料及相关制品，是现代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根据市场原则、比较优势与产业分工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关键原材料产供体系，这是市场规律的自然选择，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路径。但是，美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霸权焦虑心态，片面抓取并无限放大“中国作为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国”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以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强制要求国内市场主体“去风险”，以供应链排华联盟强化关键原材料的武器化倾向，进一步弱化了关键原材料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欧盟通过《欧盟冲突矿产条例》与《关键原材料法》不断扩大关键原材料的“去风险”清单，并强制要求欧盟企业不得采购或使用来自高风险地区的部分金属原料及其制品。拜登政府签署《关于处理美国在有关国家投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禁止或限制与关键原材料相关领域的美国对华投资。美西方国家还通过支持“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洛比托走廊”“印太经济框架”等多边机制，拉拢整合全球关键原材料的生产、加工与消费大国，企图构建和推行“去中国化”的关键原材料产供体系，削弱中国在关键原材料产供体系中的影响力。
第三，对冲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世界市场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必然结果和理性路径。但是，美西方国家通过泛化风险概念，给中国发展贴上“经济胁迫”标签，不断强化国内投资审查与对外投资管控，以“去风险”之名限制中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一方面，强化外国投资审查，以国内投资多样化降低对华市场依赖。在对华“去风险”的包装下，美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机制，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秩序风险”限制或阻止外国企业的正常经贸活动。欧盟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将受审查主体由“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为“外国投资”，并确定强制触发外商投资审查的“最低标准”，这些审查重点行业与中国对欧投资目标高度重合。截至2024年10月，欧盟27个成员国均建立了或正着手建立相应的外资审查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投资管控，通过对外投资多元化削弱中国市场影响力。在“供应链多元化”的旗号下，美西方国家以“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盟岸外包”等对外投资新形式试图重构全球贸易格局，压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存空间。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核心，力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跨大西洋关系”、“印太经济框架”、“全球门户”计划、“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不断强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七国集团、欧盟—日本高级别经济对话等多边机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中国市场的替代国家。
二、对华“去风险”的现实影响与发展动向
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动荡与变革，一些西方国家固守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考量，将中国视为西方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从提出“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到宣布“印太经济框架”行动方案，从全面升级“五眼联盟”“四边机制”到不断深化“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蓝太平洋伙伴”，美西方国家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小圈子”越织越密。在美西方国家对华认知竞争色彩增强的背景下，“去风险”的实质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将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争夺凌驾于经济规律与市场原则之上，是更具迷惑性和鼓动性的“精准脱钩”。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政府以更激进的“对等关税”和“公平贸易”替代“去风险”叙事，进一步暴露其经济胁迫与单边霸凌本质，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1.对华“去风险”的现实影响
对华“去风险”话语由欧盟提出，在部分西方政客的操弄与鼓动下，迅速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外交领域，从商业行为转变为政策行为，发展成为被美西方国家接受的集体性表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时代，美西方国家的“去风险”叙事刻意将正常经贸活动政治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全球相互依存现实与主观臆想的所谓“风险”之间建立片面虚假联系。这种以“去风险”之名满足地缘政治目标的私利行径，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通畅运转，破坏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互利根基，势必给相关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世界经济的复苏回暖、全球科技的整体进步带来巨大风险。
第一，给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短期刺激，但其反噬作用将造成严重的发展阴影。美西方国家以“去风险”为名违背经济规律与市场原则，强制干预国内外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不断加大本国科技创新补贴、限制国外投资，在短期内可能给相关国家的科技发展带来一定机遇。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将提供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以支持本土芯片制造业，欧盟《芯片法案》提出到2030年向芯片产业累计投资430亿欧元，这些大规模投资计划增强了企业研发能力，也将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是，这种利用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手段干预正常经贸活动的短视行为，不仅是对欧美标榜的“自由经济”“市场原则”的现实讽刺，也将进一步扰乱相关国家的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的投资意愿，加剧资本流动困境。同时，虽然美西方国家就“去风险”议题达成基本一致，但不同国家对所谓的“经济胁迫”仍存在较大认知差异，并且在应对无限泛化风险的大国竞争逻辑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差异。从长期看，这种借“去风险”之名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伎俩，必将破坏本国正常经济生态，引发联盟内部更为激烈的撕裂竞争，给原本就复苏缓慢的经济蒙上更大阴影。
第二，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短期波动，但撼动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整体态势。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是中国与世界相互成就的共赢史。在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中，尤其是在美西方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的霸权行径必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短期不利影响。这种以“去风险”之名企图将中国压制在全球产供体系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区域，甚至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做法，对中国发展的外部大环境、科技进步、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大局都将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政策重回极限施压的老路，双方经贸与科技竞争博弈将更为明显。但是，明确相互依存背景下的不利影响，并不意味着美西方国家对华“去风险”政策能够改变中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去中国化”就意味着去机遇、去发展、去进步。所谓对华“去风险”撼动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改变不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
第三，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拖慢人类科技进步步伐。近年来，世界经济背负下行压力艰难前行，特别是经历新冠疫情的冲击后，国际社会期待凝聚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合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回暖。但是，美西方国家刻意将中国发展与所谓的“风险”挂钩，在世界范围内渲染以“经济胁迫”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撕裂全球发展共识，加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冲突摩擦风险，阻碍了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进程。这种“精准脱钩”的反市场行径，在强行重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过程中势必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削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将世界经济拖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危险境地。同时，美西方国家的对华“去风险”聚焦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以价值观划线拉拢更多国家构建排华“小圈子”，不断加高限制中国发展的“小院高墙”，严重阻碍全球科技交流合作，加剧科技研发产业的碎片化倾向，阻碍人类科技的整体优化升级。
2.对华“去风险”的发展动向
对华“去风险”话语提出以来，美西方国家围绕高技术领域、关键原材料及其制品、对内对外投资等核心内容出台相关限制性举措，拉拢盟友搭建多个排他性双多边机制，对华经贸合作的限制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企图借助所谓“价值观同盟”将中国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仍然延续其鲜明的“美国优先”外交风格，以“对等关税”“公平贸易”等话语替换“去风险”表述，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关税战、科技战与贸易战。纵观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从“脱钩断链”到“小院高墙”“去风险”再到“对等关税”“公平贸易”，隐藏在话语表述变化之中的是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延续。
第一，限制性措施范围扩大。“去风险”是在“脱钩论”遭遇现实破产背景下的新的话语陷阱，欧美部分政客多次宣称“去风险”是以事关国家安全的多元化战略区别于传统的全面脱钩政策。但是，纵观美西方国家在对华“去风险”旗号下的一系列举措，概念认知的模糊性和自裁决性导致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倾向不断加剧，遏制中国发展的霸凌意图日益明确。从5G通信、高端芯片到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从贸易战到金融战，从审查“外国直接投资”到涵盖“境外控制的欧盟投资”的“外国投资”，以“小院高墙”为主要形式的限制性措施范围进一步扩大，不断侵蚀“院内院外”“墙内墙外”本就模糊不清的概念边界，日益暴露出美西方国家对华“去风险”的欺骗性与虚伪性。
第二，限制性措施程度加深。对华“去风险”提出以来，美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芯片等高技术领域修订和加码限制性措施，从管制尖端技术成品的对华出口升级到对芯片制造的全流程限制，从干预本国企业的正常对华贸易到通过“长臂管辖”管制他国企业，以加征关税、出口管制、安全审查为主要方式的限制网络越织越密。在芯片领域，欧盟发布《芯片法案》后，荷兰政府在2023年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光刻设备及芯片的对华出口限制。日本加强对6大类23种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商务部数次更新“实施额外出口管制”的出口限制，从图形处理器、人工智能芯片产品到超级计算机，全面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在对外投资领域，美西方国家不断收紧外资审查机制，中国企业与中企子公司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并购行为被迫终止，甚至要求已完成并购的企业恢复到原有股权状态，这充分反映了美西方国家所谓对华“去风险”论调的本质就是“精准脱钩”和“去中国化”，意在阻滞中国高科技产业和综合国力发展。
第三，合作性对抗范围扩大。“去风险”论调试图以温和性话语与模糊性概念协调美西方国家的对华立场，通过虚假性联系和煽动性宣传构建遏制中国发展的“小圈子”。西方一些国家在欧美部分政客的鼓噪和喧闹下被迫推进“去中国化”进程，以“去风险”为旗号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构建遏制中国发展的排他性多边机制。通过政治鼓动与威胁拉拢凝聚遏制中国发展的多边合力，成为美西方国家对华“去风险”的重要特征。在欧洲，鼓噪“风险承受者”的话语，利用七国集团、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多边机制进行所谓的“被动防御”；在亚洲，构建“芯片四方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企图以多边方式将中国排除出区域产供体系；在非洲，支持“洛比托走廊”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试图将非洲关键原材料纳入美西方主导的产供体系；在美洲，发起“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企图限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剥离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
三、对华“去风险”加剧全球治理危机
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以合作方式应对普遍性问题的理性选择，也是共建人类美好世界的重要载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美西方国家深陷“大国竞争”的权力陷阱，以“去风险”为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企图将国际关系拉回阵营对抗的冷战泥潭。在全球相互依存已成客观事实的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冲突为核心的话语叙事既推高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治理的理念异化、主体分裂与机制碎片化，其负面溢出效应也将严重削弱其他议题领域的治理效果。
第一，煽动对立情绪，加剧全球治理理念的异化。全球治理的初衷是以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应对全球性问题，立足人类共同命运的共生理念是全球治理生成的理念基础，也是有效推进全球治理的关键。但是，美西方国家以价值观优先取代问题导向，以泛化安全扭曲治理目标，将各国相互依存和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与“风险”挂钩，将地缘政治竞争隐藏在泛化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将资本无限获利置于人类公共利益之上，企图以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将共生共存的治理理念异化为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近年来，部分欧美政客不断将正常的经贸竞合关系渲染为“民主和威权”之争，以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技术专制国家”污名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科技进步，以所谓“友好国家”而非经济运行规律作为判定国际合作的标尺，借助经贸问题的泛意识形态化实现“去中国化”的目的愈加明显。在全球发展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的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互动张力，国际社会更加需要以增进全球公利的合作行为护持人类集体行动的治理理念。但是，这种“去风险”叙事固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借“民主”“人权”之名渲染对立冲突，不断泛化和放大中西价值观差异，以撕裂全球治理体系的巨大代价满足霸权护持的私利目标，不断将共生共存理念异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全球治理异化为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半球治理、霸权治理。
第二，加剧大国博弈紧张局势，削弱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识。全球治理依赖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配合，尤其是大国合作。当前，国际社会变乱交织，从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巴以黎以冲突不断外溢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核战争威胁加剧，从地表温度接近警戒阈值到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远未达标，从网络安全、金融风险加剧到人工智能失控性危险，不同领域治理议程的有效推进都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但是，美西方国家的对华“去风险”叙事盲目从地缘政治竞争视角理解国际关系，企图将拉帮结派、集团对抗的冷战模式移植到全球化时代，将零和博弈的丛林逻辑移植到全球治理领域，不同治理议题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倾向更加明显，全球多边治理的主体间共识进一步弱化。“‘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或者‘去风险’，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违背市场规律、科技发展规律，也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对等贸易”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大搞“关税讹诈”，不仅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损害国家互信基础，其负面溢出效应给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重冲击，也削弱了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的集体行动能力。
第三，加剧机制碎片化，损害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多边机制是推进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机制碎片化虽不是全球治理赤字的唯一原因，但其带来的治理复杂性却是体系失灵的关键诱因。美西方国家以“去风险”为旗号打造集团性、排他性、对抗性的机制，企图通过所谓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小圈子多边主义”“俱乐部式的多边主义”强化经济霸凌的集团力量。这种“伪多边主义”行径将多边机制视为霸权护持的工具与武器，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多边治理的效能根基。具体来说，随着全球性问题加剧与不同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提升，多元主体试图以特定区域和具体议题的小规模治理机制增强治理有效性。这种分层级分领域的治理路径生成了大量无明显等级关系且交叉重叠的治理机制，提升了国际机制的跨问题灵活性、动态适应性与约束性。但是，机制碎片化客观上也赋予资源占有者以更多选择筹码，强势行为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决定遵守何种规则、何种规范。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滥用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偏见安排多边机制，将多边合作视为权力斗争平台的武器化倾向加剧，构建“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芯片四方联盟”“四方安全对话”等形形色色的伪多边机制，不断侵蚀全球治理根基，导致全球多边治理面临合法性危机。伴随民粹主义浪潮在西方国家泛起，面对各类“伪多边主义”的冲击，全球治理也将经历合作与对抗、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的重大考验。
第四，剥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降低全球治理效能。开放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实践经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应有权利。纵观经济全球化演进历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税约束义务，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公平发展权利的重要保障。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围绕减贫、卫生与基础设施等发展议题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但是，在民粹主义和传统国家主义思潮影响下，美西方国家出于霸权护持的私利目的，内顾保守倾向加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多发，不惜裹挟他国、引发动荡，由全球发展“贡献者”变为全球祸端“制造者”。特别是美国政府奉行“本国利益至上”，试图以所谓“脱钩断链”“去风险”“对等关税”“公平竞争”等单边霸凌行径转移自身经济矛盾，以重塑全球化规则与全球经济格局实现美西方利益最大化，这本质上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发展权利的粗暴侵犯和剥夺。根据世贸组织数据分析，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将可能导致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萎缩约1%，比之前的预期增速下调近4个百分点，严重冲击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加深全球发展鸿沟。这种无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事实的霸权行径，不仅给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阴影，也严重损害发展治理和气候治理领域的既有成果，阻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顺利推进。
四、结语
当今时代，动荡变革的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伴随国际权力流散所带来的霸权衰退焦虑，部分西方国家仍然沉溺于阵营对抗的零和思维，企图通过重启“妖魔化对手—拉帮结派—阵营对抗—极限施压”的冷战模式，以阵营对抗的政治伎俩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但是，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时代，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早已不得人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历史大势，固守冷战思维只能两败俱伤。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赤字加重的严峻局势下，任何国家发展都必须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实现，思索如何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远比自困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重要且必要得多。
应对全球性问题是全球治理发展的实践根基，全球治理效能不彰也是全球治理备受质疑的重要原因。对华“去风险”是通过操弄概念和虚构联系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短视行径，其实质是借助自定义的风险来推进“去中国化”、“去全球化”与“精准脱钩”。这种以“去风险”之名行分裂世界经济、肢解经济全球化之实的做法，违背经济全球化大势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发展面临的严重危机，而且会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遏制拥有全链条工业体系的中国的地缘政治伎俩必然失败，以价值观划线挑拨阵营对抗的冷战行径注定破产，对华“去风险”的政治操弄撼动不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大势，也改变不了中国式现代化接续推进的光明前景。面对人类社会依存共生的时代特征，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实现世界长治久安，必须摈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二元对立的冲突认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思想、指导行动，以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
刘培东，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430070；
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00091。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