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喜荣:民法典对宪法秩序建构的回应及其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6 次 更新时间:2021-05-29 07: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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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喜荣  

   摘要:  民法典的编纂和颁布受到了宪法理论研究的持续关注。宪法学对于民法典表现出从立法技术、制度结构到制度精神的至少三个层面的理论关切。对此,民法典也进行了系统性回应,包括确认宪法的法律位阶秩序、巩固宪法上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及重申宪法共识等。宪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虽有显著区别,但就国家宪法秩序的建构而言,在相互尊重和保持自身法体系边界的基础上,民法典与宪法应当实现法律功能上的衔接与协调,共同致力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之终极法治目标。

   关键词:  民法典 宪法秩序 功能协调 回应性建构

  

   引言

  

   宪法秩序是近现代民主国家以宪法文本为中介对国家秩序的规范建构。考诸各国宪法,除了国家权力的配置和公民权利的确认这样传统的宪法调整领域外,何种国家秩序被确认为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取决于制宪者对于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现实条件的变化。与近代宪法相比,现代宪法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自由国向福利国的过渡,它危及了宪法对国家的约束功能;其次是宪法没有预见到的新主体、新手段和新程序的出现,这瓦解了宪法对公私的基本划分;再次是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其负面影响是‘去国家化’,而这种‘去国家化’模糊了宪法所规定的内外界限。”[1]一国宪法将调整何种社会基本秩序,只能到该国宪法的文本中去寻找和确认。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不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民族秩序、家庭秩序、文化秩序、环境秩序都可见原则和概括性表达。立宪者的宪法秩序观涵摄甚广,几乎无所不包。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显然无法逃逸宪法秩序的涵摄,从而产生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典,是“改革开放40多年民事立法的集大成者”[2]。民法典因调整对象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被称之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其以“人的保护”[3]为基础法律价值,而被视作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因确立了完备的市场交易规则,而被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在实证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使其与作为“共同体基本法秩序”[4]的宪法在调整对象上存在部分竞合。因此,无论从实证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出发,还是从民法与宪法调整社会关系领域的交叉性出发,民法典的编纂和颁布都受到了宪法理论研究的持续关注。事实上,民法典本身也通过系统回应我国的宪法秩序体现了国家的立法理性。这虽然符合实证法律体系下,民法典作为宪法的“具体化法”[5]的体系规定性,但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围绕宪法和民法如何共同约束制度建构的国家责任,如何清晰划定国家权力在民事交往中的边界,以及如何实现宪法与民法的功能协调等基础性问题,为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6]的民法典的实施提供宪法学的理论支持。

  

   一、宪法学对民事立法的理论关切

  

   长期以来宪法被视作控制政治权力的基本工具,[7]其全部内容致力于分配国家权力和确认公民权利。宪法文本被描述为实现权力与权利“微妙平衡的文件”[8],宪法中丰富的权利规范的效力也“主要限定于个人与国家或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或公共权力内部的关系,而不及于个人与个人、或私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9]。然而,现代宪法的内容正在变得日益宽泛,宪法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广泛性、体系结构的完整性、法律效力的最高性,将主权者的价值判断渗透进广泛的社会领域,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领域,从而出现了“民法与宪法之间在规范上对象互化、彼此交融”[10]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学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表现出至少三个层面的理论关切。

  

   (一)立法技术层面:立法者合宪性控制义务的履行

  

   由于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因此通常情况下“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不再是政治决定的议题,而是政治决定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11]。除非需要对宪法进行修改,否则宪法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不再是立法者判断的对象,而是做出其它判断的规范依据。这种效力的最高性既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包括维护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性、维护民主制度的持续性、保持基本国策的稳定性、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地位等。在我国,民事基本法的立法主体与修宪主体是同一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立法角度看,保持主权者意志的连续性和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不仅是民事立法的技术性要求,也是全国人大履行职权的宪法义务。

  

   民法典以7编、1260条、10万字的篇幅成为我国目前体量最大的一部法律。将制定于不同时间、调整范围广泛的民事单行法编纂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是规模浩大的立法工程。民法典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民事立法的技术性完善,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12]。可以看到,民法典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从法律政策的角度来看,民法典的政治使命在于奠定新的社会秩序。”[13]民法典的价值辐射范围如此广泛,民事立法者是否履行了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义务,必然成为宪法学上的焦点议题。

  

   立法的合宪性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以下要素:其一,立法主体合宪,即立法主体是否为宪定的立法权主体;其二,立法权限合宪,即立法内容是否在宪定的立法权限范围内;其三,立法程序合宪,即立法本身是否遵循宪定的立法程序;其四,立法过程的合宪性控制。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第3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遵循宪法立法是立法者的法定义务,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合宪性控制,也是合宪性的判断依据。民事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是否主动根据上述形式要件衡量自身的立法行为,即是否进行主动的合宪性控制,必然受到宪法学的关注。

  

   (二)制度结构层面:法律制度的体系协调

  

   对于宪法和部门法共同调整的制度领域,宪法实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确保相关法律制度的体系协调。各国宪法均不同程度调整经济关系,建构或确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根据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对于宪法介入经济领域的程度,可以依详尽、确定、富弹性的程度分为三种类型,即高度介入与确定之经济宪法、中度介入与确定之经济宪法以及低度介入与确定之经济宪法。[14]尽管宪法对经济领域的介入程度不同,但势必对民事交往发挥或大或小的影响,如宪法对经济体制、所有权制度、土地制度等加以规定会直接影响具体民事制度的设计。另外,宪法还会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将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写入宪法,从而间接影响民事交往中私人自治的领域和界限。

  

   现代宪法也会不同程度将家庭制度写入宪法文本,为家庭生活领域提供宪法规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制度的出现远早于宪法。家庭既是培养人伦、延续传统、照料生活的核心场域,也是经济交往、政治参与的社会单元。家庭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特质,家庭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续和发展的“遗传密码”。对于家庭,宪法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的,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其次,宪法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以及人权的保护理念,对家庭关系也做了相应的制度建构。如《宪法》第48条规定,妇女在“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等。可以说,宪法在将家庭作为一个制度整体加以保障的同时,对家庭关系也进行了基础性的建构和引导,确保家庭符合现代国家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如果对我国宪法中家庭条款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宪法“规定了公共生活和家庭关系的三个维度:参与公共生活的家庭、与公共生活隔离的家庭和被公共生活规训的家庭。”[15]宪法对家庭的规定表现为多个面相,宪法对家庭关系的介入势必影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内容。

  

   宪法基于何种理由将某一制度写入宪法需要具体分析。但是,民事法律制度一旦拥有宪法规范依据,则势必受到宪法规范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应当予以具体化;其二,具体制度安排应当符合宪法的原则和规则。总之,宪法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民事法律制度安排在宪法和民法之间的体系协调。

  

   (三)宪法精神层面:制度精神的内在统一

  

   一国宪法通常蕴含了国家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和精神诉求。我们可以从民主、法治、人权、公共生活、后代人利益等角度理解宪法的基本价值。[16]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在法律体系中一以贯之,不仅有助于在不同的社会领域确立统一的宪法秩序,而且在关键问题上能够促进社会共识(即宪法共识)之达成。所谓宪法共识,是指通过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治程序而形成的社会共识,此时的宪法主要发挥解决社会冲突的程序功能;另外,宪法共识也是一种彰显宪法精神和原则的社会共识,在此意义上,宪法本身就是社会共识的凝练。可以说,宪法共识是实现宪法秩序的观念和体制基础。由于宪法本身并不试图建构全部社会关系,而只是对立宪者认为重要和关键的社会领域进行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规范,因此,部门法是否在立法中贯彻了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宪法不仅为国家公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确立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引,也为其他社会领域提供共识性的价值准则。正如德国学者指出的,“在德国,基本法发挥着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源泉的功能,甚至在社会生活的各种讨论中,基本法也会在有争议时被理解为‘公正的源泉’”。[17]在中国,宪法同样发挥着核心价值源泉的功能。民法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否落实宪法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诉求,备受关注。

  

   2018年我国现行宪法在进行第五次修正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写入宪法。对此,草案说明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1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其内容的体系性和复杂性,而被划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加以阐释,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19],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解决了如何用精炼的语言概括我国宪法精神的理论难题。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规范效力如何发挥仍需理论探讨,但其作为立法的基本价值准则,通过部门法加以具体化则已成为基本方向,即“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20]

  

   二、民法典对宪法秩序的回应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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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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