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主权区块链与全球区块链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1-05-21 15: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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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内容提要:区块链的核心要义应被定义为多中心而非去中心。主权区块链是主权国家对区块链发展的整合性回应。中国发展区块链的深层逻辑是国家先行模式,即在强大国家能力的基础上形成主权区块链。中国倾向于以国家主导模式对待私权数字货币,对未来的背景预期是强信任社会。而在企业先行思路下,美国则鼓励大公司先行推动区块链发展然后再将其整合。美国倾向于以先私后公模式对待私权数字货币,并基于弱信任社会的背景预期搭建未来区块链的发展架构。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需要以全球数字货币和全球区块链为中心,重新构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经济来源和权威。作为具体应用领域,全球科技治理同样可以根据以上思路展开,既在联合国层面强化正式组织的权威,又在全球区块链基础上构建以发明者为中心的知识产权模式。短期内,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呈现常态化特征。只有在中国整体实力大幅超过美国之后,未来全球治理的需求才会大幅增加。中国可以在自身国家数字货币的实践以及“新基建”中储备更多经验和基础能力,为未来的全球区块链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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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界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革命,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革命。区块链是智能革命的重要支撑技术。围绕区块链技术,近年来中美等国都在积极推进相关技术创新。中国启动了国家数字货币的发行,而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创新则更多体现为脸书(Facebook)等大公司推动的天秤币(Libra)。同时,全球治理体系也在剧烈变动。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区块链对于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究竟有何影响?本文将目前已经处于实践中的主权区块链以及未来对全球治理体系将有重大重构性影响的全球区块链作为讨论的重心。

  

   一 科层区块链与主权区块链

  

   在区块链的早期发展中,许多区块链的研究者都主张将区块链的核心特征定义为去中心。例如,劳里·休斯(Laurie Hughes)等认为,从结构来看,区块链是围绕分布式数据库和去中心化的不可变机制构建起来的。①另一些学者从金融开放与包容的角度出发,认为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开放可以实现金融中心的去权力化与边缘化。②笔者则认为,将区块链的核心要义定位为去中心是不准确的,具体理由有五点。

   第一,在现实运作中,中心和去中心是相互辩证的关系。绝对的去中心是乌托邦式的理想。马尔科姆·坎贝尔—韦杜因(Malcolm Campbell-Verduyn)认为,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机制特色在重新配置人类活动中具有非凡潜力,但与此同时,区块链的应用又必须加入必要的治理机制。③中心的优点是节省个体与权威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使得协调好的命令得到快速高效的执行。缺点是中心可能会对其他个体的意愿形成一定的压制。换言之,中心可以带来规模效应,但也容易导致对个体多样化意愿的限制。

   第二,绝对的去中心无法实现治理目标。马塞拉·阿佐利(Marcella Atzori)指出,区块链分散式的治理模式确实消除了传统的中心化平台,但却容易导致公民丧失普遍权利,④并且在完全去中心的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比特币被定义为公有链,是去中心化的代表。但实际上,在比特币的运营当中,早期的去中心化产生了巨大问题。在2013年出现的“硬分叉(hard fork)”便是由于缺乏中心化的运营团队,导致新的区块格式无法兼容旧的数据格式。⑤

   第三,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消失是为了支撑人们对比特币去中心特征的印象,然而作为个体而言,中本聪是实际存在的。无论是早期比特币白皮书的撰写,还是对创世比特币的掌握,都赋予了中本聪类似上帝的角色。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被中本聪掌握,这一区块被称为创世区块,这也是中本聪将自己类比于上帝的一种隐喻。但是为什么中本聪在之后的邮件交流列表中消失了呢?⑥谁是中本聪便成了比特币领域的一个经典疑问。⑦笔者用“中本聪是谁”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中本聪本人是客观存在的,他之所以不愿意出现,就是希望维持参与者对比特币去中心化的认识。

   第四,在实际运营中,比特币仍然存在一个寡头结构。比特币的分布式账本看似是由全体“矿工”来维持。比如说比特币协议是规则的集合,任何计算机加入或退出这一规则都是自由的,这被认为是去中心化的一个重要例证。⑧但是从比特币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来看,在涉及版本更新、比特币扩容与交易暂停等重大问题时,仍然是由少数社区管理者来决策。⑨目前的比特币交易还存在很大的延迟问题,这也需要中心化的运营团队来解决。⑩另一个例子是基于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自治组织(The DAO)”在开始运营后就由于遭到攻击而被迫回到中心化的管理体系。(11)

   因此,在笔者看来,去中心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念。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比特币的特征也往往被称为去中心化。这里之所以强调“化”,说明去中心仍然是一个过程。笔者认为,从理念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区块链的核心特征应该是多中心而不是去中心。

   从现实运行角度来看,未来区块链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从社会治理结构来看,科层区块链会成为主权国家内部治理的重要区块链形态。科层区块链的实质是将科层制和区块链的双重特征结合在一起,在科层制的垂直结构和区块链的扁平结构之间寻找平衡点。科层制主要有两点优势:其一,可以通过层级传递相对高效地完成任务。其二,科层制会建立起金字塔式的责任体系,下一层级需要对上一层级负责,最高层则向整个治理对象负责。这样一种强执行和广泛负责的体系能够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传染病暴发的紧急状态下,科层制就会发挥重要功能。自发的扁平治理形态往往会增加协调难度,容易导致治理失效。(12)然而,科层制很容易压制个体的创新努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层制也开始出现信息失真、低效和体制僵化等问题。(13)

   区块链的特点是多中心和扁平化。扁平化容易产生长尾效应,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扁平化结构有利于扩大个体的自由空间,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扁平化也存在两个缺点:其一,与科层化的大型组织相比,扁平化的结构很难发挥规模效应。(14)其二,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很容易导致责任真空,而在紧急状态下责任主体的缺失会导致治理低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批评美国当下正在演变成为否决型政体,其本质就是由于存在过多的否决者而导致责任主体难以确定。(15)因此,社会治理往往需要在科层制和区块链之间加以平衡,而科层区块链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案。

   第二,从区块链的整体形态来看,主权区块链将成为未来主权国家推动区块链发展的主流形态。科层区块链是将科层制的垂直结构与区块链的扁平结构整合后的新型区块链形态。科层区块链的提出主要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主权区块链则体现了主权国家对区块链发展的整合性回应。两者功能相似,只是出发点有所不同。科层区块链主要基于政府的科层制结构,主权区块链则主要基于国家的主权结构。以比特币为代表、并非基于主权国家的虚拟数字货币都可以称为私权区块链。私权区块链是没有经过公权力确认、在公民个体或企业间形成的区块链形态。私权区块链最大的特点是自发性,在公民个体之间围绕私权利的转移和让渡发挥一定功能。私权区块链扩展至公权力范围就会出现诸多问题。私权区块链在开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第三方和中介服务,因此开发人员和用户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16)一些人号称自己拥有“发币”能力并发行各种虚拟货币。(17)然而,货币的发行权本来应该在国家。因为货币本身具备公共属性,所以才能在人们之间实现交易中介功能。因此,这种所谓的“发币”就是试图把私权区块链扩展到公共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合法的行为。

   与私权区块链对应的是公权区块链,这种区块链的发行和应用均基于公共权力。公权区块链分为不同层级,主权区块链是基于主权国家这一层级的公权区块链。换言之,主权区块链就是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法律监管,实现共识、共治、共享的治理统一体。(18)国家法定货币的数字化便是主权区块链实践的最初形态之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权区块链之所以流行与活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权国家在数字货币领域的缺位。主权区块链的出现会极大地限制私权区块链的价值和意义。英国学者凯伦·杨(Karen Yeung)指出,比特币如果仅仅在民间交易,其影响力与跳蚤市场并无差别,但是由于区块链技术附带的匿名性导致其容易变成逃避监管的工具。(19)目前不少私权区块链集中在暗网或跨国地下交易等不被国家权力认可的领域。私权区块链依靠加密算法提供不同程度的匿名,来保证自己的违法活动可以逃避公权力的监管。为了避免区块链成为逃避监管的工具,主权国家需要积极推动主权区块链的创新,以避免区块链向错误的方向创新。

   主权区块链是主权国家在制度设计中以分布式账本为基础建立的多中心架构的区块链形态。多中心的主权区块链设计不仅需要政府的参与,还应该邀请企业、民间社团和公民个人参与其中,利用多方力量监督政府行为。主权区块链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通过多方共同参与形成的整体性架构,可以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功能。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开展主权区块链的探索与实践。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法定数字货币(DCEP)已经展开布局。基于阿里和腾讯的移动支付经验以及华为、中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提供的通信基础设施,DCEP的实践随之展开。DCEP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重大区别在于两点:第一,DCEP由国家发行,属于主权区块链的应用。第二,DCEP可以离线支付。之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移动支付仍然要依托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这两个应用可以看成私权辅助公权。这种私权辅助公权的模式在未来DCEP的实践中仍然会发挥作用。

   DCEP的发展还可以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在一起。人民币国际化在先前推进时面临多重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如果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更多持有人民币,就要相应减少对美元的持有。在传统金融领域中,二者的此消彼长是客观事实。人民币国际化就意味着人民币不断替代美元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同时美元的国际影响力就会一定程度地下降。(20)因此,此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巨大阻碍是如何促使其他国家放弃美元转向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的传统途径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21)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货币数字化的赛道上首先发力。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基建”政策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凭借在移动支付领域的经验率先开展全球数字支付,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的渠道。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限制是缺乏相应的全球结算支付体系。全球跨境结算支付体系主要建立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的基础上。这两大机构共同构成美元体系跨境支付的重要手段,并且美国可以通过它们干预其他国家的跨境支付。(22)换言之,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可以通过约定形式以人民币进行支付和结算,但是在多边贸易中的跨境支付则必须通过SWIFT和CHIPS结算,而通过这些系统就不得不受到美国的监管,从而弱化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中国的主权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自身的货币制度、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逐步实现国际货币的“去美元化”。(23)

  

   二 中美发展区块链的不同思路

  

就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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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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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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