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特征与应对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35 次 更新时间:2023-06-08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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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本文将围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世界动荡变革期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应对战略展开讨论。为此,我们需要对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特征加以界定,并解释为何需要从新科技革命的视角来讨论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影响。然后,我们需要关注新科技革命的构成、未来走向与技术特征,对主要大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并对目前日益显著的科技政治化和西方价值观科技联盟的风险加以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世界动荡变革期的特征及其与新科技革命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世界动荡变革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的关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更多强调历史维度,其核心的政治内涵是从整体上理解百年过程中的巨大变化。在“东升西降”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因此,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表述从整体上讨论世界政治在百年过程中的巨大变化不同,“世界动荡变革期”这一表述更加强调当下的局势演进情况,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选择与应对。

另外,世界动荡变革期与之前强调的战略机遇期也有明显不同。例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提道:“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里所讲的机遇期更多意味着绝对战略机遇,而非当前的相对战略机遇,它更加强调当时的世界秩序整体上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中,或者说,世界政治进入一个相对均衡的阶段。对于处在其中的中国而言,更多需要在这样的历史机遇期韬光养晦,充分发挥现有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并在其中发展自己。因此,在战略机遇期,我们的积极主动作为是相对较少的,更多是要利用现有体系的资源充分地发展自己和积蓄力量。而目前的世界动荡变革期则与战略机遇期存在明显不同。如果说在战略机遇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还可能对中国采取相对友好或相对开放的态度,那么,在动荡变革期,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将中国明确定义为竞争对手。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动荡变革意味着世界政治权力格局的巨大变化,也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应对这种变化。世界动荡变革期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同时存在。在剧烈的变革中,会出现大量的挑战和风险,但同时,由于这是国际权力结构的重大重组,所以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巨大的机遇。因此,跟挑战相比,世界动荡变革期蕴含的机遇可能更大,而新兴国家在其中塑造国际秩序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便是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核心内涵。目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真正的大转型时代,比如,西方世界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表明,世界权力正在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因此,在这一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而言,只有掌握历史主动才能在未来获得更加有利的位置。

总体而言,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超级不确定性。目前的一个流行词汇“乌卡时代”(VUCA)便描述了这种超级不确定性。这个词所包含的易变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都描述了这种超级不稳定的状态。这种具有超级不确定性的时代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而非意图的后果可能会频繁出现,这便是人们讨论“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的基本背景。一些新的格局并不是在主要行为体的策划和组织中产生的,而可能是在一种无法被认知的过程中出现的。另外,一些小的行为体也可能会在巨大的结构性力量的推动下,占据极为显著的位置。

第二,剧烈冲突性。在动荡变革期,冲突的烈度很可能会增加,因为在具有超级不确定性的时代,行为体可能会采取边缘策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力。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为体,很可能会用极端的方式来捍卫其利益。这就使得一些极端的冲突形式会越来越变成常态,政权颠覆和战争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地区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和平赤字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斗争形式和手段的复杂性。为了维护其在传统秩序中的优势地位,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可能会采取各种复杂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这就使得斗争的复杂性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在之前相对平稳的国际秩序中,多数国家只需要专心开展经济活动,便有可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然而,在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活动可能会被政治化。在西方一些政客的煽动和叫嚣下,正常的经贸往来和科技活动都可能会被贴上“安全化”的标签,从而使得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无处不在,这增加了我们进行经济活动和科技创新的成本。这种结果并非我们所希望和期待的,然而,这种情况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学界关于世界动荡变革期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的学者主要是承接此前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关讨论,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角度来认识动荡变革期;有的学者是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角度来探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变革;还有学者从各类全球性问题与风险挑战的角度来描述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具体表现。但是,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忽略了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根本性推动力量,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具有的革命性影响。新科技革命既是世界动荡变革期的重要背景,同时也是通过影响大国间的科技经济竞争和国际力量格局的结构性变革而推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基础性力量。进言之,从新科技革命的背景入手去认识和把握世界动荡变革期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新科技革命是世界动荡变革的基本动力。恩格斯提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新科技革命恰恰是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核心驱动力。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过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表现为信息革命,而信息革命又分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三个阶段。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无疑占据着最显著的霸权地位。苏联和日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分别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国的权力优势延续至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期,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阶段,中国积累了部分优势,并因为市场巨大而在产业应用方面形成了优势。因此,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与美国共同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的机会。

第二,新科技革命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围绕着新科技革命中的核心技术及其产业应用,新的世界体系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和重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无疑成为世界的中心。因此,围绕美国的强大信息工业,世界体系结构就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体系结构。如果中国获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那么,这样的“中心—边缘”体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可以被看成新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

第三,新科技革命可能催生新一轮全球化。目前已经出现了关于全球化是否还会继续的争论。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其日益严峻,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愈发成为一种运动式浪潮。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化很可能会被逆转。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全球化中的国家韧性问题,或者说全球化过程中的再国家化或再主权化的问题。此外,另一些观点认为,有可能会出现半球化(Semiglobalization)。半球化与区域化有一定的关联,同时半球化也可能会使世界陷入冷战一样的强冲突格局。实际上,更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竞争与合作的全球化。作为新科技革命的结果,新一轮的全球化必然会发生,这是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历史所决定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形成新的全球化动力,因为在科技革命中兴起的新产品要形成全球性的影响力,就需要在全球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这是一种原生动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逆流,但这一整体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因此,在每次科技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都会形成整体性的、强大的、持续的全球化动力。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谁来领导这样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科技革命的主导权紧密相关。

二、作为世界动荡变革基本动力的大国科技竞争

新科技革命具有双重内涵,即包含智能革命和零碳革命两大内容。智能革命与零碳革命会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产生并行效果。智能革命主要是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升级版。信息革命主要通过信息手段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作问题,而智能革命则通过与智能相关的技术形成更大的生产力协作网络。根据人们相对一致的认识,四次工业革命分别是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同时每次工业革命都需要以能源为基础。在信息革命阶段,石油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能源类型。然而,在智能革命阶段,我们需要更多新的能源类型,其主要体现为非化石能源的替代。由于人们使用过量的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因此,在发生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又会叠加发生一种新的零碳革命。零碳革命是以碳中和为目标的新的能源革命和生态革命,其目标是通过更加清洁的能源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适合居住的、友好的生态环境。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比较主要大国在智能技术方面的实力。第一,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目前处于第一梯队的是美国和中国。不过,美国相对于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目前最强的人工智能公司,如OpenAI和DeepMind,都是有美国背景的公司。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GPT)的发展,而该模型便是由OpenAI研发的。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头部企业也在建立新的大模型,例如百度、华为和商汤。但是,就其原创性和整体实力而言,这些中国企业与美国的头部企业仍然存在明显差距。美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具有原创性的创新方面,即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的新进展几乎都是由美国企业或相关研究机构提出的。相比而言,中国拥有更大的市场,在规模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无论是在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还是在一些原创性的创新方面,中国都与美国存在差距。

第二,目前在区块链领域处于第一梯队的也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尽管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网络,然而,支撑区块链的一些核心参与者仍然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最早推动区块链发展的是一群密码朋克,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有在美国工作的经历。在区块链兴起之后,金融机构对其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最早向区块链表达善意的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如脸书等。此外,与区块链有关的最为重要的一些底层技术也往往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例如,作为区块链重要的底层技术之一的“超级账本”(Hyperledger)便是由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牵头组成的联盟完成了底层代码的编写。中国在区块链领域的主要进展,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商业公司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上,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一直在针对国家法定数字货币进行区块链应用的研发,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成为第一梯队的国家。中国在区块链领域同样表现出与人工智能领域类似的一些特点,即最重要的一些创新并不是由中国公司或机构完成的,然而,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较为敏捷的技术应用使得中国在应用领域表现出明显优势。

第三,美国在算力技术方面拥有明显优势。算力技术主要表现为云计算和量子计算。美国在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较大的优势。例如,全球规模最大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是亚马逊公司。另外,美国其他的一些公司如微软、谷歌等在云计算领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虽然中国在云计算领域也处在第一梯队中,但整体实力要弱于美国。量子计算是未来的高维计算,也是各国在目前竞争的重点。在量子计算领域,美国的优势是极为明显的。美国的一些超级公司已经在量子计算上进行了长期的布局。整体而言,IBM、谷歌和霍尼韦尔构成了目前量子计算工业领域的三巨头。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量子通信领域,而在量子计算领域则明显弱于美国。并且,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重要机构主要集中在大学或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同时,与美国形成了非常多的初创公司不同,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初创公司数量还非常有限。

第四,在通讯领域,中国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然而,美国却有可能在6G发展中实现“弯道超车”。就目前5G基站的铺设而言,中国已经处于前列。中国在5G技术的关键专利以及应用方面都拥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在终端芯片等领域,中国则受到美国的打压。在未来,6G主要表现为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系统,而美国借助低轨道卫星和天空互联网,则可能成为6G争夺战中的关键力量。换言之,美国力图在未来的6G应用中实现“弯道超车”。

第五,美国在集成电路领域处于明显的领先位置。在目前全世界的十大芯片公司中,英特尔、英伟达、高通、美光、AMD都是美国公司,三星和海力士则是韩国公司,中国台湾地区则有联发科和台积电,而只有华为海思是中国大陆的公司。美国可以利用其同盟体系,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其共同构成了美国集成电路霸权的基础。另外,在半导体设备上,美国同样有非常强的掌控能力。世界排名前五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中,有三家是美国企业。其他两家企业则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控制。相比而言,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由于起步晚和底子薄等原因,存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严重、核心技术匮乏和产能不足等问题。

第六,就当前元宇宙相关技术而言,美国明显处于优势。目前元宇宙处在发展的早期。元宇宙这一概念的火爆受到“脸书改名Meta”这一事件的影响,而Meta则是美国公司。该领域的另一家重要的参与企业是英伟达,它力图为元宇宙领域提供一整套包括硬件和软件的系统工具。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美国公司都是该领域的重要布局者。中国企业也在构建一些元宇宙的平台,但相比而言,关于元宇宙的关键定义和创新性的原创框架,基本上仍然是由美国公司所提出的。

整体而言,在智能技术领域中,中美同处于第一梯队,但美国的优势极为明显。中国在规模应用、整体规划和人才总量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原创能力较弱,并在核心能力,特别是硬件和操作系统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此外,中国在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相较于中美而言,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处于相对弱势的第二梯队,这其中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进步很快,美国会对中国进行打压,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中,美国对中国智能技术领域的科技遏制会成为其关键目标。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比较各国在零碳相关技术方面的竞争力。新用能方式主要包括光伏、风电、核电、水电、氢能等。以光伏为例,中国已拥有一批世界领先的企业。在风电领域,中国和美国处在最为领先的位置。中国近年来在风电应用方面推动力度较大,而美国在这一领域则拥有传统的技术优势。在核电领域,全球最为领先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和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加拿大等处于核能商业应用的第二梯队。在水电领域,中国毫无疑问在技术和应用上是最强的。在氢能方面,力量最强的国家是日本,中国近年来在氢能领域也在积极布局。

在新储能方式上,近年来中国在抽水蓄能电站和电化学储能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积极推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储能需求急剧上升。另外,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电化学储能和并网调峰的功能。不过,在氢储能技术上,最强的国家仍是日本。在能源互联网方面,无论是特高压技术还是能源数字化技术,中国的技术应用都处于世界前列。负碳技术目前主要还处在实验室阶段。虽然一些创业企业在推动负碳技术的产业化,然而,由于负碳技术的实施成本较高,因而并未获得大规模的应用。

就整个零碳技术而言,中国在用能、储能和能源互联网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也是中国在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的基本产业背景。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供应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而中国的应对相对较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我们在零碳技术和产业方面的整体性发展。不过,美国也正在零碳技术领域加紧布局。借助其在智能革命中的数字化优势,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重新激发其在零碳技术上的产业崛起。

三、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面临的三类主要风险

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基础是科技变革。列宁就曾提出,电气化等科技变革不仅是一场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更是一项维护政权的政治任务。同样,习近平也曾深刻指出:“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国的地位,一定会采取一切手段,如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阻止中国的科技崛起。在此背景下,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将面临如下三类主要风险。

第一,军事冲突风险。我们不能排除美国运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一战爆发的更为深刻的背景是科技革命带来的权力转换。交战双方主要是英国和德国。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表现最为亮眼。因此,英国和德国便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之中。这便是一战爆发最为深刻的原因。至于争夺殖民地则可以看成争夺科技革命主导权的一个副产品。因为要争夺科技革命的主导权,所以同样要争夺更多的殖民地,以作为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的来源地。因此,从历史经验出发,我们仍然不能排除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国的美国会用军事手段来遏制中国(甚至有可能先发制人以打击中国)的可能性。当然,与之前的历史背景相比,今天的时代背景中增加了核武器这一因素。核威慑的存在使得目前主要国家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但当前依然不能排除爆发代理人战争或者地区冲突且诱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俄乌战争就是最近的一个典型例证。俄乌战争表明,主要大国仍然有非常高的概率卷入地区冲突。尽管核威慑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发生地区性热战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对于这样的军事威胁,只能用军事力量来进行充分应对。

第二,“科技冷战”风险。目前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科技冷战”格局。当前美国在科技竞争领域对华进行全方位遏制,采用了多条“战线”并进的统合性压制与“小院高墙”的战略。纵观历史,大国常常制定平衡策略来遏制竞争大国,并为此与次要国家建立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针对中国进行“科技冷战”的整体政治文化。当然,目前中国并不接受“冷战”这样的概念。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种“科技冷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具有不可避免的现实性。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对这种“科技冷战”的风险进行系统的梳理。当前美国已经对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如加强技术封锁、限制中美科技交流、对在美的华裔科学家进行审查或意识形态打击、限制美国公民为中国企业工作等。另外,通过梳理后可以发现,美国正在全球逐步构建针对中国的“遏制”联盟网络,这一网络联盟在国际上被称作“三四五包围圈”(即美英澳三边安保联盟协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五眼联盟)。美方新举措的重点将放在科技领域,比如,拜登政府尝试利用联合盟国及伙伴来构建“技术联盟”的手段,不断编织对华技术遏制网络,进一步强化美国在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及半导体产业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观察目前的这些手段是否有加码的可能,同时还要研判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手段。

第三,价值观科技联盟风险。科技联盟本身是松散的,主要体现为在某些技术的发展中可能形成的一些深度合作框架。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以民主价值观的名义联合盟友及其伙伴国强化对华科技封锁,借以维护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形成价值观科技联盟,这将给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巨大的风险,中国将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科技竞争。并且,这样的联盟会使得技术突破与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共振效果。例如,西方在一些技术领域的突破会被其描述为“民主世界或自由世界的胜利”,等等。同样,近段时间美西方战略界炮制出“数字威权主义”理论,将非西方的数字技术新兴国家贴上“数字威权主义”的标签。究其实质,“数字威权主义”理论是美西方国家把数字技术“泛意识形态化”的体现。进言之,这种西方价值观科技联盟的形成,无疑会加大中国科技创新的难度,甚至可能会逆转中国在某一领域的优势,因为这样的联盟往往会与其产业政策、行业标准等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假设最坏的情况是,如果形成这样的价值观科技联盟,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变得非常紧密,它们可能会联合起来对华进行技术封锁,中国与部分国家较为深度的科技交流也会中断,产业合作同样会受到影响。中国会丧失原先占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具有标识效应,因为其对产业的要求较高,会有助于整个产业往价值链的上端前进,同时也有助于优势企业形成相关的行业标准。此外,西方价值观科技联盟还可能会建立其半边缘区域。例如,美西方国家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中选择一些半边缘国家进行深度合作。美国可能会拉拢墨西哥和印度作为其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国。西方价值观科技联盟建立的半边缘区域,会使得原本处于中立的中间地带逐渐变小,甚至可能导致大量的中间地带向美西方靠近。当然,这是我们假设的一种最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技创新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一些核心技术难以实现突破,同时边缘区域不断缩小,最终会形成分别以美西方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两个半球化的世界。同时,按照美西方的预期,其希望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结果最好也成为中国最终发展的结局。这是我们最为担心的结果,也是在未来的互动中一定要避免的结果。

四、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的应对战略

在讨论中国的应对之策前,首先需要对中国在当前世界动荡变革期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基本定位。全面地看,中国需要发挥如下三种角色的作用。一是原始创新的驱动者。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进一步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以原始创新来驱动整个世界科技体系的发展。二是内生体系的改革者。世界动荡变革期实际上给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然而,这样的改革并不能以一种外在替换的方式发生,因为这样的外在替换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会陷入西方语境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需要以一种内生体系的方式,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部发挥作用,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是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在新的智能革命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会为整个世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然而,如果按照西方目前采取的霸权逻辑和狭隘思维,这样的全球性发展很难实现。而中国需要利用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为全世界的整体性发展创造机会。特别是对于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都可以从智能革命中寻找到一些重要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中国可以在如下方面进一步发力。

(一)以内生动力争取新科技革命主导权。在未来的复杂动荡变革期,中国的关键目标是要进一步争取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权,甚至是领导权,以占据优势位置,即“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这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推动整个世界秩序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权是重中之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努力。

其一,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目前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已经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然而,这样的技术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在与智能革命相关的领域,我们仅仅在通讯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算力、集成电路和元宇宙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处于明显的弱势状况。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引领,就需要在这些领域实现自己的原创性创新,因为“我们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因此,激发中国科研工作者以及企业家的创新性行为就变得至关重要。

其二,知识生态系统的建立。创新不仅是点式突破,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生态系统”的建立。例如,元宇宙不仅仅涉及扩展现有设备作为入口的问题,还涉及一系列软件、硬件以及大量以此为基础的规模化应用问题,这需要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构建一个巨大的知识生态系统,以整体性的方式推动整个创新活动的展开。一方面,一些重要的头部企业可以在基础架构和底层框架上多做努力;另一方面,其他的开发者或科研团队则可以在这些基础架构上再做二次创新,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且庞大的创新型“生态系统”。

其三,产业转化的深度与韧性。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仅仅在一些科技领域有重大创新突破还远远不够,而要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就需要将领先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应用并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效益。这些效益可以反哺科技创新,从而使科技创新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向前推进。因此,目前我们在推动新型举国体制时,一定要强调产学研的整体推动,要让那些有价值的科技创新真正为产业发展服务。

(二)以内在定力化解三类主要风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国际体系中更多处于边缘位置。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半边缘区域,目前正在向中心区域靠近,即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这种地位的提升与中国的科技创新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要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则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加以注意。

其一,有理有利有节地避免直接军事冲突。这里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与美国霸权的关系。美国非常善于运用边缘策略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同时也经常会利用一些边缘性战争来诱使主要大国陷入局部冲突。乌克兰危机就是典型例证,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即我们要更多从新科技革命和整体发展的大局来考虑一些区域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与美国霸权的关系,即尽量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卷入区域性冲突。因为只有处在长期和平与友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获得新科技革命主导权这一战略目标。

其二,以非替代性协作化解“科技冷战”风险。无论是在对外表达,还是在内部战略中,我们都要避免使用“完全替代”或“取代”美国主导权的说法。我们要认识到美国霸权的韧性和长期性,要考虑到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两种主导权可能并存的事实。中国在获得更多国际事务参与权以及新科技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并非主张一种替代逻辑,而是一种共存逻辑。共存的逻辑可以避免美国的“绝望战争”。罗伯特·吉尔平曾提到,像美国这样的主导性或霸权性大国,常被描述为倾向于帝国的过度扩张,而其衰落将促使美国发起预防性战争,以维持系统性的主导地位。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是一种替代逻辑的话,那么,其在权力下降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绝望战争”,并有可能产生使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这对于中国进一步获得新科技革命主导权的大战略同样是不利的。

其三,以全球朋友体系破解价值观科技联盟。这主要涉及中国与其他亲密伙伴的关系。如同当年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一样,未来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同样需要以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认同为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中国在科技革命主导权的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的产业利益以及共同价值的分享,使得各国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过程中,逐步对中国产生深度认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闭门造车”。创新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不仅要在国内形成上下游的合作关系,同样也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种跨国家、跨行业、跨界别的整体性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社会文化活动打破西方的所谓“价值观科技联盟”。在国际上构建的朋友体系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发展更多的科技合作伙伴,使之加入我们的整体性科技创新系统。这样就可以在平等伙伴关系和整体发展的基础上,使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从内部发生深刻变化。

(三)以内化驱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如前所述,新的一次科技革命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是由科技革命内生的全球化属性所决定的。尽管目前出现了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一些小逆流,但全球化的整体浪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因此,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中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推动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发生。

其一,在发展中推动全球性增益。为何一定要推动全球化?因为全球化代表了一种更加整体性的资源配置。通过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参与全球化的各国及其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新增益。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中国要充分发挥新技术在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巨大潜能,并通过中国的新发展来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新的机遇。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各国人民的利益将进一步得到实现。

其二,构建开放性的全球智能发展倡议。全球化的发生意味着更多的全球性伙伴要参与进来,共同为新一轮全球发展提供可能性。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这些倡议可以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上得到更加有效的推动。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新科技革命将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众多新的机遇。然而,如果西方的霸权逻辑和思维仍然发挥强大作用的话,智能技术则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在进一步开放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全球智能发展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中的长期难题提供新的方案。

其三,在体系内创造内生性变革。全球化的进一步发生自然会带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戴维·赫尔德与安东尼·麦克格鲁就曾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全球化政治。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种内生性变革,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缓慢过程。这种变革发生的基础是,实现内部的观念协调和制度建设,并逐步调整全球治理框架。我们不能用一种断裂的方式来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因此,仍然要在联合国、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基础框架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渐进发生。

其四,在价值性认同中领导全球化新浪潮。新科技革命将给人类社会的众多思考方式带来重大挑战。例如,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可能会导致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而通用人工智能将会对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形成颠覆性挑战。通用人工智能对人类产生的威胁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会大于核武器。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0—20年间,伴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世界各国需要在全球性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来探讨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最关键的是,人们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尽管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但人们都有追求和平、发展等人类基本价值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这些全球性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内生性变革。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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