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谈谈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0:32:21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问题意识  

秦前红 (进入专栏)  

  

   本文为秦前红教授于2021年1月22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学术成长计划之“法学研究能力建设”高端讲座第一讲的演讲记录。

  

   各位下午好,说实在的,收到王旭院长的邀请后我心情忐忑。还有一点虚荣心,因为收到王旭教授的邀请,就意味着自己被认同。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一个客观的评述。王旭教授应该在我们宪法学界、公法学界新生代里面是最有冲击力的学者。不但近几年产出颇丰,发表了很多力作,他的写作的水平和高度也是得到学界的广泛的认同。从我个人而言,收到邀请既是一种荣幸,也有一些能力之轻不堪使命之重的顾虑。当然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场合里面,能跟我们学界的同仁,尤其新生代的学者做一个交流,可以放下心中的一些执念。因为跟新进的学者交流,可以让我获得新的启迪、新的能量。

   王旭教授给我的命题是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想先得说一下问题意识为什么重要。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除了作为老师要和学生们经常有一些课程学业论文的写作交流以外,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下,我也参加很多相关的活动。比如说项目评审,与我的职业有关系的编辑工作——在编辑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去审读、选用和编辑各种各样的稿件,当然还有一个活动也是经常要去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符号的评审。在这些活动里面都需要去筛选问题。在筛选中,邀请方会给定一个标准。但是从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文章研究的问题大概是第一考量。比如就杂志而言,尽管中国的经济领域早就是高度市场化、高度自由选择的,但是中国的学术体制在我个人的认知里还是计划性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法学教学和研究队伍,但其实至今为止,我们很多学校用于评定博士毕业、职称晋升、人才符号的那些所谓的重要载体,就是法学界的期刊——过去有16本,大概是前年有一个扩容,增加了4本杂志,现在是20本左右。这形成了一种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在这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求远远大于供的情况下,杂志在做初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标准是问题意识。我们在海量的投稿里面做第一轮筛选的时候,会说你这个问题“入不入法眼”。所以问题一直是一个法律人,尤其是以法学教学和研究作为人生事业的人终身萦绕、挥之不去的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压力,甚至是焦虑。南宋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杨万里,我们知道他写过最有名的诗句是“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他有另外一首诗,可能是我的戏说或者曲解,我有时就把它引用过来做一个问题意识的形容。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还有最后一句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把这个诗词里面所说的溪水可以指涉为问题。当你这个问题意识不清楚的时候,他不但会给你制造一种困惑,甚至会让我们不断地去感受压力,而当我们日夜陷入到迷失时,当然也可能是你找到一个很好的问题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耳目为之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就是所谓这个问题意识特别重要的一种原因所在。

   那么当然讨论到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有不同视角的观察,或者说它有不同的面向。我大概是把这个问题意识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个个人主观性的解读。我觉得第一个层面的这种问题意识,因为是与学术规划有关系,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和一些私下里有过密切接触和交流的青年学者讲,其实决定一个学者他能够走多远,能够去走得多快,往往第一要素就是学术规划中的问题意识。我也经常说,从论文的写作角度来说,大概就是几篇论文构成了你的学术人生。比如说硕士本科阶段,大概很多学生要写一篇毕业论文,硕士阶段可能是要发表一篇资格论文,可能有的学校规定是两篇资格论文,一篇结业论文或毕业论文。那么博士阶段有的学校通常就是两篇资格论文,加一篇博士论文,或者有的学校要求更高一点,比如说清华这样的学校可能是三篇,甚至是说的四篇这么一个要求。但总体来说,大概是六到八篇左右的论文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学术人生。

   我们有一个经验主义的观察,有很多学子在这样一个人生阶段,他处理得特别成功,有很多原因,我觉得最关键的因素一定是问题意识。所以我经常说做一个学术规划的问题意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最好去划定一个问题域,或者我们把它做一个通俗化的表达,就是一个学术圈地。你终身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深耕,精耕细做,长出你的学术的枝叶。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次之,可能说你找到的一个问题,可以满足你在三到五年之内足够的学术容量。当然也有一些天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敏感度,还有很好的驾驭能力,他可以不断在问题里面跳跃。但在当下这种高密度的技术竞争领域里,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问题域。有了一个稳定的问题域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状况,思路决定出路;有了很好的问题域后,你就会给你的人生开出很好的境界。

   从这样一种角度,我可以拿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所接触到的我们当下法学界的一些相对比较成功的学者的例子,来印证我的观点。相对于我的同龄人,我晚八到十年左右才探入到学术领域里面,我的同学里面差不多很多在88年左右就开始了学术领域的耕耘。我只是因为一个巧合97年博士才留校,那个时候还沉迷在商业或者法律实务,满足于挣点小钱。差不多2000年左右我才真正开始学术事业直到当下。不算是一种骄傲,而是一种自我体会,我个人还稍稍能够在这个学界里面获得一种存在感的原因,可能还是跟这个问题意识稍有一点关系。我博士论文做的是宪法变迁问题,是在95年年底到97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中国法治的发展面临了这样一种状况——我们要不断地在改革中高歌猛进,但是我们很多法律人天生是保守主义的,我们希望法制具有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安定性这样规范性的品格。因而理所当然地,就会产生一个规范的稳定性和社会现实的变动不居的紧张关系,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宪法变迁的选题。

   到了99年左右,中国法制的发展,要完成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到依法治国的转型,从“法制”之治,到“法治”之治,,接着又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个时候我们对中国法治进入了另外一个场域的思考——当有了法律规范,尤其是有了宪法的规范以后,如何去寻求秩序。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个话语——宪政,当然现在不用这个话语了。当我们进入到宪政领域去思考的时候会发现,那些所谓的西风东渐的西方关于法治的知识,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场域里面便遇到了很多中国性或者中国下、中国内的问题。那么这里又形成另外一种紧张关系——宪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如何形成一种既有互斥,又有互通,即所谓的融通、融合和亲和性的制度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就做了关于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

   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我觉得局限于自己的单门学科做井底之蛙式研究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法科未来发展的要求,于是我开始思考学科之间的打通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几个博士生说——当然这几个博士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写博士论文或者你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宪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说实在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部门宪法的概念,后来去读苏永钦和其他台湾学者的著作才知道有部门宪法之说。但那个时候我就强烈地意识到,宪法和刑法的关系,宪法和民法的关系,宪法和诉讼法的关系等等,应该引起我们宪法学人的关注。

   再过了几年,我们都知道基本法的领域里面又呈现出很多问题,需要理论的关照。我还记得韩大元教授所说的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的学者要拿出什么样的学问,是能得到世界认同的,可以世界化的,既是中国又是世界的,基本法领域的研究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期待。因此差不多有好多年,我就让我的学生去做基本法的研究。

   再后面我们大家刚才提到的监察法的问题和党规学的问题。最近这两年,我自己和学生也去关注检察制度里面的行政检察问题。我们有四大检察,行政检察、民事检察、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民事诉讼在检察制度改革之后,中国的检察制度面临着新一轮定型化和成熟化的问题。行政检察当然是跟公法领域和宪法领域有最深度相互交涉的领域,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所以我又让我的一些硕士和博士去做相关研究。因为检察制度的研究其实是关涉整个司法体制的问题。因为有监察制度的改革,它其实又超出了司法的领域,进入了一个政法的领域,甚至是关涉到政治学、党规学和其他的一些领域的问题。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不同时期围绕问题域所做的学术规划,也是指导不同时期的研究生所做的学术规划。我以为至少在基本法、监察法、党规学领域,我的很多学生的学术表现都是不错的。

   中国的法学创新网每年要公布高产作者的名录。高产的作者名录里面,除了有些保持高度稳定性产出的学者,比如说王利明教授、张明楷教授、陈兴良教授等等,还有很多新进的学者取得了令我们瞩目的成果。总体而言,一个学者因为问题意识掌握得好,所以他要么异军突起,要么焕发出学术的新春天。比如说人民大学的高圣平教授,最近很多年来,他保持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力。因为他做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就是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的问题,主要是跟农村改革相关联,当然也是关系到民法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做深耕的不光是圣平教授,包括我们宪法的程雪阳教授,还包括中国政法的易军教授。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治的发展其实永远不是缺乏问题供给的。中国的法治实践,用朱熹的话说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丰富的法治实践不断去为我们贡献问题,比如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监察体制改革问题。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运用到新的人工智能、AI技术。AI技术发展之迅猛,在我们法学领域渗透之深,已经是让人讶异了。可能今天在线的很多学界的朋友不大去关心什么围棋或者国际象棋。人工智能首先去攻破人类智慧领域的一个高地就是国际象棋。我们知道深蓝战胜了前苏联后来是俄罗斯顶尖的国际象棋高手。后来有很多人预言说围棋一定是人类智慧的最后一个高地,是人工智能多少年都不可能突破的领域,后来我们看到AlphaGo战胜了地球上最厉害的棋手韩国的李世石、中国的柯洁。而现在人工智能如何去运用到司法的一种实践之中,运用到具体审判或者检察的一种场域。很多学者在这个方面也去做了深耕,比如说马长山教授,过去做法社会学的,现在也进行学术转向的季卫东教授,还有包括从香港大学法学院“北迁”上海的郑戈教授,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了很好的学术贡献。他们学术贡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问题域。所以学术规划要跟问题域做一个很好的衔接,问题域有足够的增量和容量,是学者产生累积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在当下学术高频度竞争的态势下,我们做刊物的稿件审查的时候,通常会借助一个搜索引擎,去查查来稿作者过去的研究发表状况。如果通过搜索的软件一查,来稿的作者过去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过发表,而且是有高品质的刊物发表,那么在心理的层面上,我们会增加对稿件质量的信心。我想我这么做,其他的主编和编辑大概也会去做。报社科基金、教育部的基金或者其他类型的基金,要求申报者必须有前期的成果。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对某个问题。你得有累积有思考,才有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的佐证。上述是我讲的问题意识的第一种类型。

问题意识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关系到学术发表的。有很多学者都说过,当下中国的这种学术生态面临着不发表即出局的这样一种处境。过去中国的先贤讲“文章千古事”,讲五十岁之前要“述而不作”,讲写文章的,首先是“板凳坐得十年冷”。这种先贤的认知和经验,似乎已不适合我们当下学术的生态情况。当下的学术人面临了很多严峻的考核,这种考核通常是跟你的发表指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学校包括好的法学院,都采取了拉长学者的一种成长周期的办法,用各种各样很严格的考核,逼到我们很多青年的学者,甚至觉得生无可恋是吧?我们过去都知道有很多学者,30多岁可能去做的正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很多同仁比如说肖永平教授、秦天宝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问题意识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268.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