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时代之问不等于已经正确地提出了时代之问。时代潮流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在对潮流的观察中看到了什么、想要什么、回避什么，更进一步想澄清什么、告诉人们什么、引导人们达成何种共识则各不相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了世界观价值观的对立，表现在反映了历史观立场的“提出问题”上。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科学世界观指导发现问题，通过正确地提出问题引导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由此，围绕“问题导向”必然存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首当其冲的是如何“提出问题”。设置伪问题是敌对意识形态欲置我于陷阱、维护其话语霸权的惯用手法。伪问题虽然也属于“如何提出问题”的讨论，但它不是一般的与我对立的思想观点和问题，而是专门为迷惑对手而设置的思想陷阱，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必须有力清除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代之问是：“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这是立足人类前途命运，从两种经济全球化前景、两个全球治理体系、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抉择出发提问。可以成为我们辨析、清理伪问题的思想切入点。

历史转折点的提问：前进还是倒退

立足“十字路口”的提问，意味着正确的提问必须着眼于推动历史进步，把前进还是后退、守正创新还是保守僵化的关键抉择鲜明地摆在世人面前。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社会进步有方向，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能够这样提出问题的历史观基础。

人类历史的进步趋势，是由通过劳动不断创造更加适合自身生存发展条件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生产力集中体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但是，现实的人类普遍利益会因生产力的状况而形成相应的社会利益格局，这种利益格局将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不断调整，直至发生革命性更替。因此，生产力是现实的人类普遍利益拓展和具体利益格局变动的统一体，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现实普遍利益的决定作用。

为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时，需要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马克思对此有个经典的论断，他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把握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益定位是正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成果，也就是现实的人类利益，而生产关系不过是以此为基础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阶级社会即剥削阶级）利益；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必定以人类现实利益的需要为依据，变革原先的利益格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现实的人类利益即人民利益才高于一切。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决定作用在以往历史过程中是被遮蔽的，显现出来的是不可一世的剥削阶级特权利益，尤其是资本逐利的权力，它们被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自然权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虽然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历史的真相，但在资本引领时代发展、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一重大的历史遮蔽还未能真正去除。

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质变，即从聚焦发不发展转向聚焦发展的协调平衡。这意味着特殊的狭隘利益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现实的人民利益引领历史发展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因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呼唤开放、包容的社会化生产力，资本引领的社会化生产力必然式微。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特征就是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历史决定作用，开始从长期的历史遮蔽中显现出来。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是否符合人类现实的普遍利益，是判别前进还是倒退的客观标准，也是正确提出问题的根据。

伪问题的重要特征是用假象掩盖真相。其欺骗性在于，它用虚构的普遍利益否定现实的普遍利益，从而误导舆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大肆渲染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把它们的冷战思维和“小院高墙”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冠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名义。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从来不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是在领导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时期，与人民的要求相契合。“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当资产阶级获得统治权并成为既得利益者，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就失去了现实利益的支撑而日益成为“虚假观念”。从虚假性出发的问题设置必定是伪问题。我国始终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反法西斯成果，不断促进世界的公平正义，这与坚定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倒行逆施毫不矛盾。

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出发，为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设置的典型伪问题就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一问题并没有科学认识论的理论依据，而只是出于迷恋西方政治制度的发问。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都是利益集团和特定阶层的代表，不是全社会的代表，故而一方面需要“投票民主”“政党轮替”彰显其“民主”，另一方面则需要一个凌驾于各政党利益之上、名之为“法”的普遍利益来凝聚社会共识。尽管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其实与民主一样，都完全受制于垄断资本利益，但“法大于党”似乎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有效地掩盖了其法的阶级本质。

正是由此出发，西方意识形态一直以“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挑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一些受西方法治观念影响的人也长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意志，我们党依法办事，这个关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这是破解此类伪命题的理论基石。

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看，西方的制度设计是以永恒不变的人性自私为前提的，它否定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否定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否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引领时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终结阶级划分的制度价值。历史充分证明，西方多党制的“政党轮替”不过是“维持现状”，即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根本无法解决权力的腐败。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根本上说，就因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

从形式上看，西方的政党制度是个人自由加入、民主表达意愿，而实际上是以“孤立的”个人方式组成的。这必然造成松散的、被控的、“沉默的”大多数，与始终是操纵者的特殊少数“个人”的两极，因而本质上是专制的。相反，中国共产党靠自我革命和服务精神，真正融入人民，了解人民，代表人民，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而是真正大众的、民主的政党。可见，中国共产党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有无一党私利，是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

历史进步性源泉的提问：过去还是未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政党是否具有自身利益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其依托的阶级利益。真正的共产党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私利，就因为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阶级”。就是说，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的划分和阶级利益的对抗，工人阶级就不能真正解放，共产党的使命就没有真正完成。因此，共产党决不固化现有的利益格局，决不停止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脚步。

把现存事物凝固化，当作不可改变的现实，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依托。资产阶级“维持现状”的本钱在“过去”，而软肋在“未来”。把过去神圣化、未来玄学化，否定过去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美好前景，是其护身符。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其价值增殖的奥秘就在于占有“直接劳动”的使用权，其力量则在于“过去支配现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把活劳动物化、死劳动（资本）活化，让“过去”变身为“现在”、“未来”幻化成“道德假设”，是资本主义维系其社会统治关系的根本特征。与之相反，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立党之本，而西方则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以“过去”吞噬“未来”，是伪问题设置的又一历史特征，“普世价值”就是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它开创了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历史终结论”，认定历史将止步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构架，是“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支撑。用“过去”吞噬“未来”不是不讲历史，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点面向过去的历史。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成为“普世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构架就成为“普世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而资本主义物化的利己主义个人就成为“普世的”现代人。“普世价值”伪造的历史制造了一个“神话”，即凡是遵循“普世价值”的就发展，凡是反对“普世价值”的就倒退；以及两个伪命题：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不可超越，另一是“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这些伪命题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恶劣的错误社会思潮的源头。

之所以把支撑这些伪命题的历史称为“伪历史”，就在于它用历史的片断虚构人类历史，掩盖了真实的历史。它不能说明盛极一时为什么不等于强盛不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被西方作为“历史终结”的根据，大肆炒作“社会主义试验的兴起及其失败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大肆炒作“共产主义幽灵已被逐出了欧洲”。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注定了企图“千秋万代”不过是它的一枕黄粱。2007年美国突然爆发的次贷危机，及其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表明世界力量的对比已经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对这一历史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这一论断实质上揭示了美国百年霸权、资本主义数百年的优势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衰落。

这种把历史凝固化的伪造，从方法论上看，就是以“自然”掩盖其社会本性。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富分化等问题，都视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的自然过程，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需要看到，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划界就了事，而是要深入探讨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把“社会的”归结为“自然的”。其实，资本主义作为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其最大特色就是私有制社会基本矛盾得到了充分发展，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提供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揭示这一矛盾，就可以认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打破自然和社会的鸿沟，证明社会和自然一样，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客观原因。但是，也正是这种客观必然性，使得资本主义把自身的社会性质描绘成“自然本性”成为可能。

因此，分歧并不在于“社会的”能否成为“自然的”，而在于两者是否都具有“历史”，即矛盾运动。矛盾运动只有转化，没有停止，故而历史不能终结；矛盾运动有对抗和非对抗之分，故而历史发展有阶段。“自然的”并不排斥运动、否定质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必须完成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分离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使得“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血腥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表现为剥夺农民等小生产者，而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则表现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疯狂掠夺，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正是其阶段性规律的表现形式。

可见，试图以“自然”拒斥“历史”，达到利益固化、历史僵化之目的，只能暴露其“非历史”的思想僵化。而超越现状、创新发展，则正是着眼于未来的思想方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思想依据。“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数量上一时的多少，而是历史过程的生命力。新事物总是从小变大、由弱变强，而旧事物则必然由盛转衰、继而灭亡，这就是新陈代谢。

历史真实性判断的提问：科学还是迷信

资本主义利用“客观性”消解“历史性”，用“自发”偷换“自然”，通过“自发自然”“自发自由”，把资本主义属性曲解为人类的自然属性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客观性不能停留于表象和片段，而必须上升到世界观上作整体的把握，才能有“历史的自然”。所以，正确提出问题需要坚持彻底的唯物论立场，以确保提出问题的客观真实。

因此，正确提出问题就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作为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尽管有以理性化形式出现的“精致”品种，和以“怪力乱神”一类荒诞形式表现的“粗俗”品种，但其本质都是偏离客观真实的虚幻观念。而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两者不仅合流，而且粗俗的唯心主义往往独占鳌头，暴露其完全脱离了人类理性的根基、极其荒谬的本性。其所以如此，就是要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推倒唯物论的物质本体论和唯物反映论。因此，“物质消失了”是每次科学重大发现后唯心论的各个变种永远不变的“问题设置”。

从20世纪初发现电子、X射线的“物理学革命”，到今天以量子微观世界衍生的诸多发现为对象的“微观物理学”，都引发了我们认识的并非“客观世界”而是“意念世界”或“幽灵空间”的唯心论躁动。而把科学发现的新成果作神秘主义的诱导则是其惯用的手法。破除唯心论魔法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彻底的唯物论方式“提问”：“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有外在于意识的客观实在，才有客观的认识对象，正确的认识才是客观真理，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才得以奠定。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科学新发现的去唯物论曲解，最大的危害在于企图动摇科学信仰的根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科技的发展而发展，因而特别关注科技的新进展并从中不断汲取丰富自己的营养。但是，实践、科技的任何进步都只会丰富而不是推倒唯物主义世界观，因为运动变化才是真实的物质世界。彻底的唯物论是科学信仰的基础，它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跨越了已知和未知、经验和超验的鸿沟，确立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认识论依据。这样，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就不再只是主观的动机，而是有着充分历史根据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吸收科技创新成果以丰富自身的同时，也为我们防止形形色色伪科学的误导、正确阐发科技新进展的成果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西方意识形态要不遗余力地否定唯物论？一般说来，它也不敢公然丢弃“客观性”“科学性”，因而必然出于利益需要曲解客观性。这就是将其仅限于统计学、“现象学”层面，而将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污称为宿命论性质的“决定论”加以拒斥。从实证主义观点规范“客观性”“科学性”，不但从中排除了对于未来的科学认知，而且从根本上清除了“客观历史”。自康德始，这一问题就被归结为人的认知能力所限，成为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划界问题。而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否定其被超越可能性的需要。

西方意识形态在否定物质本体论的问题设置的同时，虚构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伪问题，即将两者的对立歪曲为追求美好理想信念的唯心论与追求物质享乐的唯物论间的对立。恩格斯曾指出：“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这种理解不仅是极其浅薄的望文生义，而且是极端卑劣的污蔑诋毁。历史完全推翻了这种伪造：无数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都是为了人类理想而勇于牺牲的战士。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现在我们要问：如此扭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意欲何为？答案就是在颠覆唯物论的同时颠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心，认可资本主义对历史的“终结”。随着资本主义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今天其使用的辩护工具已经不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而是否定一切实质性变革的“择恶主义”，即不能选择“更好”，只能选择“恶小”。这向我们提出了今天如何“冲破思想牢笼”问题。开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觉。

作者：侯惠勤（1949- ），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732）

来源：摘自《从世界观方法论把握坚持“问题导向”》，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