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喆 许超: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1-03-12 15: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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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喆   许超  

   师   喆   1955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   超   1975年生,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如同其他学科知识体系一样,是该学科的基本元素和有效载体,彰显着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政治学学科自恢复以来,逐渐唤醒学术自觉,启动了与本土学科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建设。然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着眼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学建设的需要,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认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和凝练新知,以更为开阔的视野、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提升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能力;通过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产和传播能力来提升中国理论服务中国现实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国化;知识生产;知识创新

  

   众所周知,作为“源头活水”的知识是一门学科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条件,其总是以特有的形式与内容,形成一定的结构与有机整体——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逻辑结构,承载、彰显该学科的内在价值,反映该学科的本质属性。一个稳定、鲜明的知识体系,往往具体规定着本学科的相对边界和具体内容,并影响学科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和发展向度。因此,知识体系应该被视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标识,决定着该学科的意义与价值。本土化知识体系的建构,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真正体现民族智慧、具有生命力的知识与知识体系的生产与建构,从来都不能离开丰富的社会实践,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等,并集中反映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的诉求和根本主张;同时,它也会反馈到社会实践中,在经济社会结构与传统的变迁中留下自身的作用痕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遵循知识生成与创新的逻辑。一般而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知识的逻辑可分为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的外在逻辑。前者是指知识构成的逻辑,即判断一个对象构成知识应当具备何种要素;后者是指知识的生产和供给逻辑,即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并供给的。

   知识的内在逻辑是认识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为判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提供了检验标准。早在古希腊时期,何为知识就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柏拉图认为知识为“被确证的真实的信仰”,这指明了知识的三要素:信念、真和确证。在盖梯尔问题出现后,这一定义在学术争鸣中得到了更新。在近代政治学中,关于区分“知识”与“意见”问题的探讨至今仍热度不减,而且在中西方知识体系中还出现了明显的目标分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知识论的目标是求‘善’,西方知识论是求‘真’”。但无论如何,基于经验或逻辑的真实性、具有被确信和确证可能性的知识仍然是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一条重要的共识性考量标准。以此为依据,我们便可以考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是否在知识的内在逻辑维度上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供给。

   相对而言,知识的外在逻辑是认识知识的目标和归宿,构成了研究知识的起因和目的。知识并不会自动生产出来,它需要诸多外在环境条件的支持。近代以来政治学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反映出外在社会环境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正是在大众政治和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勃兴的环境下,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传播、普及和致用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从而极大地超越了此前政治学知识精英化生产—供给的局限性,并在对政治学自身“祛魅化”的进程中形成知识再生产几何级数增长的局面,极大地扩张了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产规模与影响范围。

   依据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相统一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当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它应该是“真实”的知识,即契合中国政治实践,扎根于中国政治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政治实践。所谓中国政治实践,归根到底是由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质的规定性的“政治底色”之“经”和体现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的“中国特色”之“纬”所构成的。这些知识,既不存在于任何既有的西方话语体系之中,也很难从单纯的理论推演和逻辑演绎中形成,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逻辑与经验逻辑高度统一的产物。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科受制于此前西方化阶段的影响,对于政治实践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致于出现了“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或者是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了解不够深入,或者是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习惯性地移植一堆西方的语词概念和抽象原则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往往显得盲人摸象,不得要领”。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创新间张力问题的日益凸显,我们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知识体系创新的实践性导向,就像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问题时所指出的,“作为与制度变革和现实变革关联密切的学科,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只有建构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才能持续推动转型期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需求”。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如此,学科整体更应遵循相应的规律。

   第二,它应该是被“相信”的知识,“知识是人类的知识,或者说任何知识都必须是认识主体所能够把握的,或相信的”。作为被“相信”的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得到理论自信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本土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形成“四个自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知识生产的政治语境考虑,只有当“四个自信”真正树立起来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才能成为自觉思考和认识的对象,那些被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所鸠占鹊巢的阵地也才能被有效收复。一个时期以来,“知识生产中的先占原则,使得西方学界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某些定义权,他们对中国政治进行了偏颇的定义。这些定义甚至被当成‘唯一原则’,对人们的认识长期发生着支配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理论自信使本土的政治学知识被广泛相信就显得尤为必要。毕竟,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国意识的觉醒,而中国意识的觉醒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知识供给日益丰富的自然结果。话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具有学术性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要求把这种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无缝对接在一起,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促使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规范化、条理化和系统化,使其真正成为符合本土思维方式、话语习惯,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掌握的思想理论形态和语言形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对政治实践的指导力、引领力得到较好发挥”。

   第三,它应当是被“确证”的知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当建立在科学严谨的论证基础上。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确实不可能割裂中国政治的发展而去追求所谓的“学术中立性”;另一方面,政治学与政治的理想融合也不等于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蜕化为低水平、低效果的“口号政治学”。当然,在确证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具体的研究范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基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也可以基于扎实的经验研究;既可以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方法,也可以依托本土的创新工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也应当立足中国,但绝不能将视野局限于中国,既不能将中国的民族政治问题当作普遍性的问题,把中国的知识当作普遍性的知识,也不能将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作为孤立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政治的现象”。事实上,只要紧密围绕着中国政治学知识的生成与致用这两大目标,所谓“规范与实证之争”实际上并不成为问题,完全可以兼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就其现实重要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外在逻辑生成,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它主要包括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容和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这几个方面:首先,既有的知识体系生产主体主要为高等院所和专业的政治学者。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这一主体范围大大扩张了,使得政治学知识生产—传播与“意见/观念”生产—传播的界限正日渐模糊,尽管后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确证环节,但其在引发大众情感共鸣,乃至形成具有实际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方面却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政治学知识生产。因此,要建构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继续培养高品质的传统知识生产者,而且应当直面政治学知识生产主体大众化的现实,在形形色色的意见争鸣中,为产生于中国本土并以服务于中国实践为指向的真知识抢占阵地准备必要的人才基础。其次,中国本土化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学科建设应将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提供系统性、学理化的论证作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生产的重要内容。就其具体构成而言,既包括制度层面宏大命题的研讨、政府过程的学理概括,也包括具体而微的基层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还包括政治价值与政治意识的科学阐释。此外,要实现政治学真知识生产的目标,还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支持,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就是真正遵循“实事求是”总要求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具备有效知识传播渠道,且与不断创新相适应的政治学知识传播技术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处理好知识逻辑与经验逻辑的关系、处理好知识性内涵与政治性内涵的关系,都是影响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今日中国创新生成的关键旨趣。只有处理好这样几对关系,才可能使本土知识体系的生产不再附属于既有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也不再局限于自说自话的低效影响范畴,并在学术自觉的逐渐觉醒中产生改变当今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生产版图的可能。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面对“西学东渐”的挑战曾一度陷入“失语”状态,西方政治学的知识逻辑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认识政治生活的知识范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今天中国政治学的整个知识结构、概念工具、理论逻辑、分析方法和预测方式等,都还属于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范畴。”这种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再殖民过程塑造了西方的政治学话语霸权,使得我国政治制度和实践的研究长期受缚于西方范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价值表达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究其原因,其中固然不乏意识形态斗争中话语权缺失的问题,同时也与本土政治学知识供给不足不无关系。事实上,自我国政治学学科复建以来,知识供给不足一直是阻碍中国本土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桎梏之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效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不足。现有的政治学知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欠缺、致用性缺失,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与服务现实的取向相疏离。考虑到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反思中超越的阶段,从“我们反思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应让政治学的学术繁荣与致用维度彼此疏离”。这就使得总结中思考知识生产的规律性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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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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