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中国《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21-03-06 1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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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  

  

   在民法学界对民法典的主流论述中存在着明显的“19世纪想象”,未能意识到“20世纪中国”对民法典的塑造。这种时空错位不仅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传统,也片面理解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传统,更是对新时代缺乏理论自觉。如果说中国民法典具有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话,恰恰是因为它超越了自由主义的19世纪原则,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纳入其中,进而成为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典型。只有放在共产党诞生一百年、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语境中,尊重阶级政治之于民法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才能释放中国民法典的全部意义。法学界在讨论民法典时应时刻谨记“先有共和国,后有民法典”,重视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在适用中加以坚持,只有在尊重这一基本常识的基础下,才有可能发掘中国民法典对于世界的贡献。

   文章的初步思路曾在“第九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研讨会”(2020年经略年会)上做过汇报,在思考与写作过程中,常安、李斯特、萧武、步超、吴双和责编老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援引请参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2期的正式版。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生效,民法学研究将进入“民法典时代”。学术界对民法典的热烈讨论已持续多年,2020年,民法典更是中国法学界现象级的热门话题。民法典引发广泛讨论的原因与其重要性分不开。习近平指出,中国民法典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1]这一定性非常精准,体现了中国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人民性和时代特征。学术界的研究更多是围绕上述判断的后两条展开,如对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意义的升华、对民法典21世纪时代特征的提炼等。笔者认为,中国《民法典》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或似是而非的“21世纪”性质,更在于其社会主义性质。

   《民法典》在第一条两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因此民法学在研究《民法典》时也触及到“社会主义”,如对民法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的研究。研究者认识到《民法典》第一条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法典灵魂”,但后续讨论更多停留在德治与法治互动的层次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正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2]对《民法典》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解不应流于字面,更应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质规定性。但是,当下仍有学者对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命题心存疑虑,最有代表性的质疑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不少人认为《民法典》是私法,对包括“社会主义”“绿色原则”等在内的公法原则应该谨慎回应,如环境法学界主张的“绿色原则”入(民法)典就经历了曲折的历程。(①在编纂《民法总则》过程中,大家对是否要确立“绿色原则”存在争议,据吕忠梅教授等人阐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中,常委们对“绿色原则”的去留有分歧,学者中间也是如此,如有人认为绿色原则属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原理,规定为民法原则的话,对如何贯彻、如何体现还存在疑问。2016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删去了绿色原则;后来在各方要求下,2017年3月提请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又恢复了。参见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5页。)公私法之分是大陆法系的基本原理,但这一立场早已出现松动,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已是普遍现象。(①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8页。)而且我国民法学界的公私二分立场并不彻底,民法学界在反对公法原则影响私法的同时,将私法原则辐射公法领域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理解甚至是不自觉的。如有学者认为《民法典》规定“居住权”制度后,可以由政府在廉租房或公租房上为住户设置居住权,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要求;(①参见杜丽萍:《居住权的设立和完善》,《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但只要分析《民法典》相关条款就会发现,《民法典》第十四章对“居住权”的设计,乃是限定在家庭成员或其他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并不能指向政府机构所有的房屋。第二,有学者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国《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所说的任何民法都有的“一滴社会主义的油”有何区别?《民法典》作为私法基本法与社会主义能否共存?甚至有人质疑,今天提社会主义是否还有意义?这让笔者感到,有必要对《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命题做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以质疑者忽视四项基本原则等政治口号来回答,而是应该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

   经过研究后笔者发现,民法学研究中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19世纪想象”,并试图以此裁剪中国的民法典叙事。然而,中国民法典并非天然无缝对接“19世纪民法精神”,而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制基础之上的。在共和国政治传统中,重视实质平等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同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不同价值的融通提供了技术手段,也为中国民法学提供了知识整合的可能。理解新时代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必须要尊重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认真对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重要知识传统,从而才能回答《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命题。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民法典》的私法性质,而是要致力于揭示“社会主义性质”《民法典》的特殊性——这正是中国《民法典》较之法、德“民法典”的特色所在,以此尝试为主流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域下,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民法典》的社会主义特色问题,如有学者解读了原《民法总则》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民法保护制度的价值维度,但是停留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划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未能触及社会主义性质。(迟方旭:《<民法总则>第185条的核心要义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红旗文稿》,2017年第11期。)再如有学者以《民法总则》为例,提炼了中国民法在限定市场经济对抗性、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人法为中心等特色,但该文发表时《民法典》尚未颁行,且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较为泛泛,仍有提升空间。(王伦刚、冯永泰:《论中国民法典的社会主义特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

   一、民法研究中的“19世纪想象”

   民法学界多将我国《民法典》理解为个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书。权利保障体现了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特征,符合经典的19世纪民法典的想象:《民法典》确立的公民平等、私有财产权等,起到秩序再造的功能,使《民法典》承担起事实上的“宪法”功能。1804年,法国“民法典”将这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法权理论和世界观逐步推广到全世界,正因此拿破仑才对自己的民法典充满自信。尽管民法学者多将中国《民法典》视为一部“21世纪民法典”,但学界的基本假设依旧停留在“19世纪”,希望借助《民法典》将私权理念辐射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大家对民法典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这种时间错位既体现在一些基本认识上,也体现在对“社会主义”议题的不充分研究上。

   (一)《民法典》研究中的时间错位

   自由民主制建立在形式平等基础上,这种平等需要借助19世纪民法的基本原则去推动、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去保障。很多研究将“民法典”与市场经济进行绑定,对多年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命题做了一个不自觉的推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法治、没有民法典。民法学界诸多重量级学者都将前几次编纂民法典失败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付之阙如。还有学者提炼了制定民法典的几项必要条件,并逐个论述中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如中国缺乏平等主体,尤其是国企与私企不平等;中国的私有财产并不神圣;中国人作为最高价值的权利主体地位并未得到承认。(①参见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王志华:《论民法典的革命性——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将民法典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民主法治进行绑定后,很多民法研究者致力于完成民法典对市民社会的塑造,进而奠定自由民主制的宪制基础。如有观点认为,民法典应该发挥约束行政权、保护私权的宪法功能,而且由于“机关立法有一个天然的隐蔽的左倾思维在起作用”,所以民法典最好悄悄进入宪法秩序中,因为“在民法和宪法关系比较模糊的时候,我们民法典的制定很可能就发挥了宪法的功能。但是今天一说之后,好多事都说得那么清楚,那么直白,这个事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①参见林来梵、龙卫球、王涌、张翔:《对话一:民法典编纂的宪法问题》,《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换句话说,民法典应该像一只特洛伊木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承担起限制公权的功能。

   在编纂《民法典》之后,仍有研究指出民法典所应该秉持的主体平等、财产神圣、人权至上等理念与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条款之间存在张力,进而主张改变宪法规定以符合民法理念。该项研究认为,在民法的逻辑中应该平等保护所有财产,但是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对私有财产却没有这样的规定,由此带来公私财产在保护范围、保护条件、保护理念等多方面的不同;宪法对公私财产的不同保护妨碍了民法理念的贯彻。为解决这一冲突,不应根据宪法精神去解释民法,而是应该以民法反向影响宪法:为了彰显平等保护,应该期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我国宪法和民法典中共同确立。(①参见彭诚信:《宪法规范与理念在民法典中的体现》,《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秉持着19世纪的法治理论,民法典与市场经济、私权至上等紧密关联,两组概念互相支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法典;反过来,有了民法典就必须保证私权至上——如果宪法规定与此不符,那就修改宪法。

   实际上,民法典不仅有19世纪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范本,还有将社会主义原则贯彻落实其中的20世纪苏俄民法典。然而在有些民法学者看来,1922年《苏俄民法典》尤其是1964年纯粹社会主义类型的《苏俄民法典》都不是民法典应有面目,直到1994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才真正地恢复了民法典私法的本来面目”,因为民法典需要建立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奠定的基础。上述观点显然有问题,所谓俄罗斯“民主转型”是否成功令人怀疑,即便俄罗斯人民自己也在反思。但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反思苏联解体恰恰犯了方向性错误——应接受俄罗斯1990年代后的这种“时代变革”,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俄罗斯式的剧变、人权保护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才被美国批评。(①参见王志华:《论民法典的革命性——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无论是宪法还是民法,都不能够成为“自杀契约”,维持国家宪制秩序的稳定是第一要务;然而在接受了19世纪民法理念的学者看来,借助民法推动国家的政治改革似乎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民法学以“19世纪想象”裁剪中国事实,导致了对中国制度的极度不自信,甚至连中国法定婚龄较高都成为民法学者自我反思的原因,(①参见王志华:《论民法典的革命性——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每个国家的法定婚龄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考量,但在中国却成为对自然法则、个人权利的侵害。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民法学研究带有的强烈的“19世纪想象”,使得大家在讨论民法典的“社会主义”议题时存在很多误区,相关研究陷入“道德化”或“去政治化”之中,解构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二)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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