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社会主义作为隐秘主线——评章永乐教授“民国三部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28 次 更新时间:2023-05-0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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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 (进入专栏)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理论话语失去了强大政治实体的支撑,“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沦为政治上的“他者”而备受指摘,要么在政权更迭后完全西方化。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话语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学术研究也参与到这种自由主义话语的传播之中。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成为主导的学术话语,中西之别演变为古今之争,似乎线性史观足以抹平进步之中的阻碍。浸润于这种氛围之中的法学研究开始淡忘社会主义法治传统,法学知识的“去苏俄化”成为席卷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的学术风暴。一些研究者主张在政治现实面前悬置对政治维度的考虑,局限在法律条文的规范分析之中,这种“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将许多西方法治中的地方性知识当作自明的普适真理全盘接受过来,如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之基本模式,试图构建司法审查之下的“法律(人)帝国”。在历史终结的浪潮中,全球化貌似会平滑地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平的世界”,新的“世界大同”近在眼前。

然而,世界并不是平的。在美国缔造的全球秩序中,不仅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对抗,也存在着帝国与民族国家等多种国家形式,并非每一个法律上的主权国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力,真实的世界是少数大国的权力的游戏,自由主义下均质的民族国家框架仅仅是一种想象。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并未终结!近年来西方社会乱象频发,美国遵循“美国优先”原则肆意“退群”、英国脱欧成功以及其内部的苏格兰独立运动、法国总统大选背后加剧的社会撕裂等,不断撕破全球化的旗帜;而新冠疫情下的所谓民主国家救治不力,经济下滑,国内秩序始终无法恢复常态,某些国家直接选择放弃抗疫的“躺平”策略。同时,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重建困难重重,乃至放弃国际义务一撤(军)了之,自由民主的可移植性、普适性大遭质疑。相反,中国作为苏东剧变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凭借执政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勤劳努力,日益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力量,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成为世界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学习榜样。

但是,意识形态之争从未结束,中国始终遭到“他者”的质疑——西方带着东方主义的偏见给中国制造了“一党专政”“集权国家”“威权国家”等标签;崛起的中国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十数年来不断推动从国际法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宪制变迁,已经连续召开十一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就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研究,2009年第一届年会便自觉关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去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借助同人期刊《政治与法律评论》(强世功教授主编)组织了多辑“政法体制”“帝国与国际法”问题的讨论,中心推出的“帝国与国际法”译丛也推出了诸如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心还以“帝国、革命与宪制”为主题的主办了多期的法意暑期班,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也培育了一定的学术中青年骨干。这波潮流有着两个重要的学术特色,第一,坚持对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自信,关注对党领导国家所形成的政法体制的学术阐释,学术化地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第二,发掘民族国家范式之外的帝国范式,尊重真实的国际政治与实践,推动帝国与国际法研究范式的成熟。

章永乐教授这一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和重要推动者,近年来在多有原创性作品问世,他最为引人关注的可能是他的“民国三部曲”:《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版,2016年第二版)、《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2017年版)、《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2021年版)。三本书分别讨论了清末民初的宪制转型、康有为视角下的维也纳体系之衰败与国家竞争、“门罗主义”的话语与实践,在史学界、法学界等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章永乐教授的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便是有着非常强的国际意识,将近代中国的宪制百年前问题,放回到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之下。在第一版的《旧邦新造》的第一章第一段中,他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需要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来考虑,“这场革命绝不是一场普通的共和革命,它是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的结构性转型”。(章永乐,2011:16)这种视角在他近几年的很多研究中都有体现,如从“秋菊”切入关注国际体系的演变与法治战略的选择,再如强调大国协调对于辛亥革命后南北妥协的影响。这种研究范式过去我们叫做比较法视野,但章永乐的研究超越了传统比较法下简单的“比较-学习”范式,而是参与开拓了国内的“帝国与国际法研究”研究范式,致力于打破“威斯特伐利亚神话”,并从那种将国际法与主权/民族国家关联的“欧洲中心主义”中超脱出来,将欧洲国际法与殖民帝国的扩张结合起来。(章永乐,2021:16)

初读章永乐教授的三部书,或许会觉得主题分散;尽管都是在关注民国话题,但是《旧邦新造》关注的是从晚清到民国的宪制建设,《万国竞争》关注的是康有为的思考,《此疆尔界》关注的是源自美国的“门罗主义”思潮,三本书之间有什么关系?似乎并不那么明了。但是,一旦我们去试着理解章永乐写作的本意,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中国崛起中学术成熟起来的章永乐教授,在研究民国的时候一定带有一个对1949年后共和国的关注,如果我们将这种对比、比较视角带进来就会发现,他的“民国三部曲”有一个连贯的隐秘的主题,那就是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命题:第一,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晚清内部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革命党人的辛亥革命、民初的总统制和代议制探索,甚至国民政府不彻底的党国体制都无法实现国内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才是出路。第二,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维也纳体系下弱国无出路,国际联盟依旧是强者的俱乐部,只有薄弱地带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中国的榜样。这一隐秘主线也可以从章永乐教授三本书的布局和结构中看出:《旧邦新造》一书的分析截止到1917年,当时民国法统分裂,国内对中国政治走向何方疑惑重重,但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全新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弱国变成现实,章永乐在书的最后提出了与保守主义平行的革命问题——暴力性、破坏性和建设性命题。(章永乐,2016:275)《万国竞争》的最后部分快速略过了康有为人生的最后十年,康有为带着对维也纳体系崩溃后国际秩序混沌不明、中国前途未明的深深疑问离开人世;而作者笔锋(自然)转到同样怀揣大同理想的毛泽东,年轻的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列强霸权体系的实质,自觉转到信任民众的联合,走向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该书最后对中国“全面小康”和新国际体系的论述,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对康有为“大同义”理想的接续和原初含义的超越。(章永乐,2017:190-211)而在《此疆尔界》中,对门罗主义的研究希望“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和观察角度”。(章永乐,2021:16)章永乐最后介绍了许多人对“门罗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在我看来,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回到李大钊是亮点,也是该书最重要的隐喻。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面向未来”的分析也表明章永乐对民国研究的最初结论逐渐展露:社会主义之下的民众联合和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唯一可能的道路。(章永乐,2021:326-336)对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在章永乐的写作中是一贯的,很可能也是早就埋好的线索。

一、限于上层的旧邦新造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不断被西方打败,促使这个老大帝国的觉醒和改革,不同人对国家如何改革和未来的想象显然是不同的,大家共享的理念是是中国应该是一个完整统一国家,正是在这一共识下各方试图维系国家的完整,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有了清帝逊位、南北议和,后来的袁世凯等北洋势力也有整合国家、实现一统的理想。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陷入危机的条件下,这一工作非常困难,南北议和后组建国民政府,但是各方缺少政治的审慎,使得冲突一再扩大,最终导致了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的数次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交锋,到1917年时陷入法统分裂的状态之中,这种分裂的种子在清朝灭亡之时就已经埋下,章永乐在《旧邦新造》中对这一故事有着详细的论述。

晚清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且不断加剧的,但是压倒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当时不同人有着不同看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毫无疑问信奉革命学说:晚清政府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终结的。但是清帝的退位却又呈现出主动退位的印象,且在逊位诏书中似乎并没有承认革命党人的地位,仅仅以“军民”来称呼南方的军队,而袁世凯这位晚清重臣在诏书中地位特殊,受托组织民国政府的重任,因此在袁世凯当政后,他将民国法统归结到禅让、来自皇室的让与,关于民国主权来源的上述分歧也孕育着后来的“大分裂”。(章永乐,2016:61)当然这种法统上的争议最后与实力对比混杂在一起,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而法统和实力上对比的差别使得南北大妥协变得更为复杂,也使得旧邦新造过程本身变得更为变幻不定。章永乐发现,南北和谈的结果存在法律和实力上的双重解释。从法律上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意味着南方政府在法理上吸收了北方;但是从实力的角度来说,则是南方被北方吸收,而随着袁世凯实力的增长,必然会挑战南方的法统。(章永乐,2016:89)

为什么一个没有什么实力的南方政府有可能去推翻晚清政府?为什么我们说辛亥革命的烈度、深度很有限,却能够导致晚清的灭亡由?此我们需要关注章永乐在书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晚清到民国的转变,真正压倒晚清政府的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反对。这个时候的国家挑战主要还是上层的事情,跟底层的人民其实没有多少关系的,如果真的要去从底层、从民意的角度来说,其实很难说“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章永乐也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进行了学术反思。(章永乐,2016:256-264)辛亥革命从武力上斩断君主之身体,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革命才斩断了君主文化上的根,从而为新的政党政治提供给了基础。中国“人民”在当时还没有形成,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政治观念对于国家来说也根本不重要。尽管革命派反对袁世凯从逊位诏书来解释民国的合法性,但是南方的革命本身依旧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局限于上层的革命。因为人民尚未诞生,人民主权仅仅是一种主张,现实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倚重主权在国理论。康、梁认识到不成熟的政党-议会政治是无法完成国家整合的目标的,因此希望由强大的总统及其行政机构来实现国家整合,不过这种希望最终也落空了,此是后话。

也正是因为人民尚未在政治上生成,所以也无法依靠人民来反对帝制。民初两次君主复辟的失败,其实关键还不在于某种公共观念的深入人心。纵观世界上其他从共和回到君主的实践,关键还是要有支持君主制的军事力量,民国当时没有这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军队都成为了将领私人的武装,从而加剧了地方割据,导致了军阀混战,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想要削弱地方的“削藩”都会被实力抵制。北洋之后的蒋介石时期,军队也还是私人的,军权高于政权,政权高于党权,理论上的“党政军”结构变为“军政党”,这也是王奇生批评的国民党的“弱独裁”特征。只有中国共产党采取列宁式政党的原则,将支部建在连上,真正使得军队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武装,从而为有效政府提供了可能。(章永乐,2017:192-193)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早期的孙中山,都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军阀的支持上,并没有将政治的基础放在广大民众身上。不过孙中山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看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要性,改组后国民党在理论上看到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然而,这种政策实施得不好,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葬送了这一路径,这总的来说还是阶级利益决定了国民党倚重上层的革命路线,只有共产党在先进理论指导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社会改造的成功。章永乐指出,20世纪的革命更为扁平化了,还想依靠过去那种代议制的方式实现是不可能的,革命的依靠力量不是熟读孔教理论的绅士,而是被压迫底层的广大工农。(章永乐,2016:167-168)

从我们的角度可以发现,这也正是证明主权在民还无法实现,因为人民还没有塑造出来,还没有独立的人民,所以有可能去提出主权在国,这个国也是在上的抽象概念,最终还是由上层来代表的。人民的真正出现需要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的政党完成这样的任务,即通过最激进的人民动员的方式来实现基层的重组,以此完成国家结构的转变。共产党的实践也是对“民”的重新理解,过去所理解的“人民”都是虚的,没有实质含义的,只有共产党所理解的人民才是真正塑造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党与人民的关系也不是像自由主义宪法学者担心的那样不清楚,而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本身就是中国的主权者形式。从晚清到民国,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遇到的问题经历着政治正当性的流转,主权在民成为所有人必须接受和坚持的基本原则,尽管围绕它有很多争议,但这是基本点。可以讨论的是,谁是“人民”?没有一个现成的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厉害之处在于,她不仅代表人民,还塑造了人民,这要回到社会革命的逻辑之中。

具体而言,人民如何在社会革命中被塑造出来?这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争离不开。如果不经过人民战争对人民的洗礼,不经过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发动和教育,是不可以有中国人民的。最初的战争都是少数军人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后来战争的形式转变为对全体人民的战争,但是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在当时并未完成,晚清或民初的对外战争中并没有真正发动人民群众,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中才有人民战争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使得人民觉醒了,使得人民出现了,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正当性才真正转移到人民之上,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有力量的,并再一次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不仅在国内重构的层面上重要,在国际层面上也是如此,真正能够作为弱者的武器使用的,恰恰是社会主义。总之,汪晖先生在《旧邦新造》的序言中提到了连续性问题,本书研究的1911-1917似乎是将辛亥革命的时段囊括在其中,看似是构建了一个连续性命题,其实已经孕育了断裂性和革命性命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旧邦新造”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完成的,1917年的时候并没有完成国家的新造,仅仅在上层实现了转变;上层的大传统发生了改变,但是下层的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小传统依旧如故。

二、维也纳体系下“大同”只能是幻想

在章永乐的第一本书中,其实已经涉及了不少康有为的研究,如第三章第四章的集中讨论;在当时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看到国际秩序对于中国的影响,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国内问题的讨论都必须要放在列强彼此关系的框架下去解释。康有为不仅深知这个道理,而且他也比同时代人更多地游历西方各国,为他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竞争提供了更强的经验感,《大同世界》一书便是在研究康有为如何在维也纳体系下去理解万国竞争,理解中国的宪制转型。更为重要的是,章永乐指出,康有为是借助中国传统的经学话语来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因此康有为视角下的万国竞争问题就具有了突出的学术价值。(章永乐,2017:1)据章永乐在该书后记中所说,学术上从旧邦新造到万国竞争,其实并不遥远,但是推动他开启这项研究的重要原因乃是当前国际局势的演变,当然读者或许也对他本人在柏林访学期间沿着康有为的路线游历十数个国家更感兴趣。(章永乐,2017:226-229)

维也纳体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国的协调体系,其核心是五大国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与此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比,维也纳体系更为关注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与协调,由此也形成了19世纪的欧洲公法体系。晚清政治家和学者对此不会很陌生,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等事件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后世概括的维也纳体系,但是他也认识到大国协调机制,希望借助这个协调,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避免中国被瓜分,早期的如联英抗日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后,康有为希望借助列强之间的均势原则,避免中国被瓜分。但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实力实现类似的合纵连横之外交战略。八国联军侵华是大国协调在中国最后一次实践,此后列强们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冲突越来越严重,终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德国处于上升趋势,加上德国实行康有为信奉的君主制政体,因此康有为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认为欧洲的国家竞争最终会统一到德国上,德国模式将是未来的方向,“他日欧洲一统必在德矣”。文明等级、列国竞争、欧洲统一,被康有为用儒家的公羊“三世说”重新叙说:世界上的低等级国家被高等级国家整合、最后达到高文明程度,在国竞中实现去国,最终达到大同世界。康有为对德国的推崇除了德国一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德国政体符合康有为的期待,在他看来君主制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内的政治整合。

在分析奥利地的失败后康有为概括了其失败教训——内部异质性太强、无法实现整合,最终势必造成国家的衰落;因此他希望借助君主立宪实现国内的统一和整合。康有为在《长安演说集》中将这一观点概括为“不能共就不能和”,当时中国缺少“共”的因素,因此不可能实现共和,莫不如借助君主制的传统和权威去维系国家统一,推进政治整合,增加国家之中“共”的因素。(章永乐,2017:145)具体如何实现“共”?康有为并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他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铁路、电话、银行等都起到基石作用,其中修铁路、建立金融体系的意义尤为突出,可以以此实现通、公、共。(章永乐,2017:160-162)当然,康有为当时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制,并不是意味着他对西方制度的不了解,其实在维也纳体系之下,当时主流的本来就是君主制,共和制反而是例外的,因为君主制在康有为看来能够塑造共的东西。在民初的国家建设中,塑造强大的中心力量的确是关键的一招,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他所学习的方向却不成功。章永乐发现了德国复杂、微妙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其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章永乐,2017:102-107)而对于中国来说,学习德国模式则还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难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弱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首先要获得国家独立,然后才有可能去进行国内政治的改革。

在国际层面上,康有为还是希望在维也纳体系下去实现,当然最后不仅中国无法在维也纳体系下独立自主,就连维也纳体系自身也崩溃了。其实,在这样有中心与边缘、有压迫的维也纳体系下,弱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强。笔者也曾发现,西方社会的“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建立在强国的前提之下,近代政治哲学所许诺的社会契约建国,只适用于西方所谓“文明国家”的范畴,无论是涂尔干发现的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还是韦伯概括的从卡理斯玛型到传统型再到法理型的统治,都有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预设。“唯独西方才有”“除了西方之外”“只有在西方”等词汇充斥在韦伯的论述中,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无法跨入所谓“文明”门槛去开启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西方“自生自发”的现代化道路是国际关系中强者的特权,对于落后国家——如俄国、中国——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固化这种“文明—野蛮”秩序,而是改造世界,为其国家转型提供契机,列宁式政党成为必选项,而党管政法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此时苏俄所探索出来的道路其实更值得关注,社会主义超越了国际上的强弱,同时也在国内发动底层。

在康有为的思考中,社会主义并不是他的选择,尽管他已经看到了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他的“三世说”理论中,当时中国尚未进入“大同”阶段。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康有为一直抱有不信任的警惕心理,甚至担心苏俄独吞中国,这种警惕心态建立在他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上。在他看来中国还需要大理发展实业,而不是引入劳资争议来限制发展,苏俄所做的事情,在康有为看来是超越了历史阶段的“大同”之义,康有为主张行“小康”之义。欧洲对财产的保护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代议制,是康有为更为推崇的。康有为希望中国也能够在万国竞争中成为强国,然后振兴实业,发展国内的代议制政治。但是正如章永乐所说的,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列强们希望的是一个松散、无力、必须依赖他们的没落政府,分而治之是西方列强的如意算盘,晚清政府的图强事业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旧的维也纳体系下,这些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就会有人问了,为什么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能够做到,中国却做不到?这里面的关键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弱国还能够利用欧美列强忙于彼此战争无暇东顾的间隙实现富国强兵;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的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世界已经被瓜分完,不可能有哪个地方还外在于这套世界体系之外。

章永乐写到,康有为晚年也在反思自己的思想,但是并未找到解惑的药方。在康有为面对维也纳体系的失败,充满困惑的时候,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已经认识清楚了维也纳体系虚伪的本质,他看到了列强国际秩序压迫性的本质,寄希望于民众联合的力量以实现强大。“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不是一句虚言。就中国国内的民众发动来说,不过中国比俄国更为进步的是,俄国革命是一场在城市发生的,更多依靠工人就够了;但是中国却进一步发动起来了更为基层和广泛的农民。正是这维也纳体系的薄弱地带,孕育了新的可能性。(章永乐,2017:192-194)康有为后来在现实面前慢慢觉醒,在自己的政治理想被现实教育后,从他的大同世界理想收缩到小康社会理想,以康有为从大同到小康的转变而言,其实这种回归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也有体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过高的政治理想退却后,退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小康社会,也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康有为在后来又具有了一定的意义。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所追求的先富带后富和共同富裕,将经济问题摆在了国家重心上来,这似乎是从政治到经济的后退,也有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伦理的消退。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共同富裕一方面超越了先富的逻辑,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这也是一种远大理想;第二,共同富裕背后有非常明显的限制资本的含义,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其实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制约。中国政府不断地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小康向大同的复归。

三、门罗主义能助美国却不能救中国

如果说一战结束意味着维也纳体系的崩溃,那么这种崩溃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种子,门罗主义就是划定自身活动范围、排斥外在大国干预的一种理论。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相关主张时,主要是为例避免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同时也是为了确立美国例外主义,避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或负担,这是一种看似防御性的话语体系。当然门罗主义是一种关于内外的世界关系的话语,不同国家在使用门罗主义论述时,会因为其战略目标和实力的不同,调整门罗主义的边界,可以是一个防御性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扩张性的概念,以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为例,逐渐扩张为美国对美洲的独占,最后全球都成为美国的帝国管治的范畴。美国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一个弱国寻求强大的思路:先划定自己的核心利益圈,然后逐渐蚕食他国的利益范围,最后门罗主义扩展到所有自己有实力控制的地方。

随着美国娴熟自如地使用门罗主义话语实现自己的意图,进退有据地灵活调整自己的战略,其他国家也开始采用这种话束,施米特从德国境况出发做出了重要的引申;日本也积极使用门罗主义为自己的大亚洲主义做铺垫,而且其主张在一定时期还得到美国的默许。中国第一次进入门罗主义框架,是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之时,中国被美国界定为所有列强的平等进入的领地,此时中国是一个客体并不具有主体性。中国人最早接触门罗主义更多也是从日本转来的,李鸿章、孙中山等人最先希望借助日本阐述的亚洲主义话语来共同抗击欧美列强的侵略;当意识到亚洲主义背后的侵略实质后,大家纷纷转向对其的批评,开始萌生中国自己的门罗主义,即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要求排除外国的侵略。

但是门罗主义是要建立在实力之上的,必须有实力来维持门罗主义塑造的边界,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来推进自己的门罗主义主张。为什么美国可以,日本德国学习可以,当然最终德国和日本的扩张性的门罗主义主张都被抑制住了,但是毕竟他们借此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成为区域的强国。为什么中国直接不可以?从国际上来说,乃是因为后发劣势,弱国绝无可能;从国内来说,乃是因为央地关系上的中央孱弱、地方强势。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总共得到地方250大洋的税收。不仅如此,门罗主义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阻碍了中国的国家建设:一方面,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与后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实际上是在模仿美国对美洲的主导,将中国纳入日本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只能成为日本的资源来源地和倾销市场,中国要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在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反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战略。另一方面,从国内整合来说,门罗主义刚开始用在中国的省域门罗主义的时候,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主要用来支持地方的平民政治参与;但是由于中央政权的孱弱,门罗主义话语的在中国演变成省域门罗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碎片化,比如在军队里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必须要打破这种门罗主义。面对这种地方主义,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试图以及超级总统制来塑造国家整合的中心。(章永乐,2016:165-168)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都找到了全国革命建国的思路后,省域门罗主义更多与地方割据、封闭联系起来,更多是消极意义了,而国家的政治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反对省域门罗主义,突出各个地方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湖南人的湖南、广东人的广东。

中国的“旧邦新造”就需要建立在对门罗主义的打破上,在国际层面上,就是要对抗列强利用门罗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是反对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在国内层面就是要反对次国家层面的省域门罗主义,避免其成为加剧地方割据的力量。(章永乐,2021:278)中国人应该如何回应门罗主义的主张?章永乐指出,中国人抗击日本人“亚洲门罗主义”的斗争,是“旧邦新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战争中锻造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的整合;而克服“省域门罗主义”的“延安道路”也在抗战中不断成熟,因此他指出革命者对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改造,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在国际层面上反对帝国主义式的门罗主义,在国内层面上反对封建格局式的门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推进。(章永乐,2021:43)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还可以阐释一下,即为什么门罗主义在美国可以实现,在实力较弱的时候可以保证自己本土,在稍强时可以扩展到美洲,而之后能够将全球纳入美国的实力范围?而德国的门罗主义仅仅能够短暂成功,日本的门罗主义最终也被打败,而中国想要保证中国人的中国的理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根本没有成功过?笔者觉得关键是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各国还有可能凭借地理的优势,利用政治的干预或主动选择确定自己的活动范围,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全球都已经被瓜分完毕,任何一块地方在资本的视野中都有自己的价值,全球资本不可能放任一个无主的地方,因此再推行门罗主义基本不太可能,那就要与全球资本对抗。列宁就非常精准地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此时德国或日本都不可能有自己的门罗主义的空间,这时候的门罗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全球主义的门罗主义,将全球都纳入到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范围之中,就像后来的美国所做的那样。而中国就更无这种可能了,不仅无法借助门罗主义对外扩张,就连保证自己的独立都无可能,德国日本至少还能维持本国的独立。

康有为试图通过分析维也纳体系去理解中国与世界,在自己的大同世界的梦想与维也纳民族国家体系之间架起桥梁,但最终失败了,这表明了欧陆道路的失败。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希望学习美国,如蒋介石虽然知道“门罗主义”不好,但依旧寄希望于借助“门罗主义”实现独立和自主,因此有意区别美国版“门罗主义”与日本版“门罗主义”的区别,以此试图获得美国的支持;但是这套话语德国学得、日本学得,偏偏中国学不得——不仅无法实现扩张还加剧了内部的碎片化,这证明了美国道路的失败,最终不得不回到苏联道路上来。维也纳体系并不能提供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世界图景,大同世界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国家,而这在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下,即便大国之间在划分势力范围上有分歧,但是在遏制中国发展上却异口同声。门罗主义也不能提供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世界想象,因为门罗主义也是一个强者的武器,弱者无法挥动门罗主义的大旗。作为边缘国家怎么办?只有寻求社会主义。章永乐在《此疆尔界》中引述的李大钊也发现了这一点。在该书最后一章,章永乐指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都逐渐意识到门罗主义的侵略性本质。如果说陈独秀等人的发现,仅仅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的;李大钊则有着国际视野,在李大钊看来,门罗主义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还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下,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有一个大而无外的秩序。李大钊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门罗主义迷惑,而且他提出的亚洲解放、世界解放的事业,正是20世纪反帝反殖民的重要途径,李大钊重新阐发的新亚细亚主义,在章永乐看来,是后来的“亚非拉人民大团结”和天安门城楼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先声。(章永乐,2021:336)这种对人民的期待,对世界人民的呼唤和信任,与今天我们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探索,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些延续。

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之所以无法借助维也纳体系下的国际助力,也无法调用门罗主义的力量,关键还是在于国家实力不足,只有真正实现旧邦新造之后才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相应的地位。如果说上述两本关于国际的书阐明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话,那么具体如何实现中国的旧邦新造?这是章永乐第一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在《旧邦新造》中这一主线比较隐蔽,在旧邦新造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国际层面的影响,日本、其他列强的影响很大,但是章永乐老师对民国宪制核心——革命与延续——的关注还是集中在国内政治上,后来章永乐老师后来在学术月刊等上面的文章又对这个观点有一些引申和继续,关注到南北妥协背后的列强之间的大国协调问题。在讨论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变和各派势力的努力后,逐渐将这个线索提供给读者。

章永乐在《旧邦新造》中关注的是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政治正当性从君主转移到人民之上,但是这个新造本身还是不彻底的,最关键的是这个主权在民的“人民”还是虚幻的、流沙一般的。《旧邦新造》中我们听得到“民”,但是看不到“人民”在哪里,这里面涉及的几乎所有探索,其实都与人民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人民在哪,这本书将分析的时间点截止到1917年,不可能给我们答案,但是他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同年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苏俄道路并不能直接在中国套用,因为苏俄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其所需要调动的主要是工人阶级;但是中国革命环境更差,需要调动的是更为基层、也更大的力量,中国需要发动更为底层的民众的联合,章永乐发现,中国学习到的列宁主义建党逻辑,在中国发挥着比在苏联更大的威力。这关键是我们彻底的社会革命,从而解放了基层,带来了民众的联合,孕育了革命的伟力,新中国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际地位的提高,实现了康有为设想但无法实现的目标。(章永乐,2017:192-200)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理想无法救中国,“门罗主义”也不是良方,必须走向社会主义,这是章老师书中最重要的,但是没有完全展开的观点,我想章老师最后在李大钊处结束,已经开放出这样一个意思。不仅如此,旧邦新造本身也需要借助社会主义的思路,1911虽然开启了从君主到宪制、到民治的探索,但1917年的民国依旧是失败的国家——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整合国内。

章永乐在《万国竞争》最后部分,还特别指出了中国的世界想象和所要构建的世界秩序,应该不同于美国的世界秩序,否则即便能够模仿美国成功,也只能体验瞬间的“巅峰”时刻,这种全球霸主地位不可能持续,一定会不断遭到体系内的反抗者的反抗——反抗不仅是国内政治中的动力,也是国际体系演变的动力。因此只有想象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世界图景,才有可能保证中国的持久的伟大复兴。当然,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并非简单地超越自由主义就能够发现实践中的出路,因为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应该局限于经典做着的阐述。章永乐在最后提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提到中国官方现在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来想象新时代的“大同”,以此延续康有为的思考。不过我们的世界秩序到底包括哪些内容,还需要思考。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我们在70年代后期就已经放弃了。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共同努力去做的事情。具体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理论上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但现实中该怎么去做?中国自70年代后收缩国际战略,不再输出革命,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援助并非没有成果,正是前期积累的友谊使得我们现在很快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局面。(章永乐,2017:210)

“民国三部曲”的主基调似乎带有些许悲凉,万国竞争留下列强瓜分下的晚清,旧邦新造留下一个法统分裂的民国,而不管是美国的门罗主义还是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国都是客体而非主体。在《旧邦新造》的最后部分,章永乐从1917年民国法统的分裂,写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这既是一个黑暗时刻,但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混乱与秩序混杂,道路逐渐清晰。其实,在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章永乐的研究底色其实是喜剧的,是充满希望的。就我们通常认为的失败了的、被偷走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而言,章永乐最后将辛亥之后国人的努力及其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逐步实现,理解为是在真正意义上延续辛亥革命,指出“辛亥革命并未因其自身的建设成就而获得显赫的当世荣耀,但却可以因为其后继者杰出的建设成就,最终获得不朽的追谥。”(章永乐,2016:275)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事业及其成功,是赋予辛亥革命以意义的关键,“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面目。”在“八二宪法”序言中,二十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的第一件就是,“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当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延续的便是这个伟大的事业,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实现了落后中国的旧邦新造,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才有可能实现真正中国主导的大同世界的设想。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用两篇社论的题目来结尾: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或许,章永乐教授的第四本书就会来处理这个隐秘主线,将社会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的核心议题来处理。

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本文原载于《法律史评论》2022年第2卷(总第19卷),注释略,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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