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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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梁启超是现代中国用心讨论过“文化”概念及其历史的思想家。与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相似,梁启超也有“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的思想转折。仅仅从进步-革命政治的角度评论这一转向是不够的,其中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涉及到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的危机和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等问题。如果说,从“文化失败”经“文化革命”到“文化复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那么,这些领时代风潮的人物从激进到保守的思想过程,表达的正是如何综合平衡古今中西这一至今仍困扰我们的难题。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进化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以西化取向,梁启超在人文-科学、文化-自然、中国-西方的辨析中完成了他的“文化自觉”。

  

   始于19世纪的现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普遍历史”扩展的过程。尽管中国人对西方世界及其所实践的现代性价值观怀有非常复杂的情感、态度与理解,甚至是批判与拒绝,但从建设“民国”的不成功尝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到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中国总是努力进入“普遍历史”。中国现代性的主流叙事却是普遍主义。首先是由西方而来的进化/进步论的时间叙事:世界必定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进展,人类也将随之而不断完善。然而,现代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对普遍性的质疑也始终回荡在现代中国的进程之中。继章太炎基于多元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质疑进进化论之后,梁启超(1873—1929)后期也从文化个性的角度质疑进化论并从中形成“文化自觉”和“中国自觉”。

  

   1、历史不是科学

  

   现代性论说的典范是“进化论”和“进步论”。这一信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但只在现代西方才成为中心概念。一个几乎成为共识的观点是:“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或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换言之,在于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所谓“进步”的广义是“指变化是累积的观念(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肩上),或指变化是不可逆的观念(体现在‘你不能使钟倒转’这一俗语中)。”[1]率先把进化论引进中国的严复也认为,中西文明的根本区别即在进化观:“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进化/进步论蕴涵着历史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并非内在于历史过程,即并非同某个时代,同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某个时期联系,而要超越于时代的前进方向。惟其如此,它才能断定那种隐藏于历史过程的东西有意义。进化/进步论在中国,不仅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还包含着一种使中国人惊醒的宿命论和催人奋进的激进主义。引领时代潮流的重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鲁迅等等均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进化/进步论。1898年严复译《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几成口头禅。据胡适回忆:“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和祸害。”[3]进化/进步论处理的是古/今关系,它一旦成为指导中国自强保种的价值观和行动纲领,也就被认为是涵盖中西的普遍规律,并合理地通向黑格尔/马克思的普遍历史理论。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种历史观上。一为进化史观,发生在20世纪初,以梁启超的《新史学》(1902)为代表;一为唯物史观,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为代表。这两种史观有内在的联系,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曾受到过进化论的影响。因而,进化史观的引进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4]尽管章太炎发表过“俱分进化论”的言论,梁漱溟以意欲向前、意欲持中、意欲向后概括西、中、印文化,批评那种认为世界各种文化都按一条直线进化的“独系演进论”,但这种声音较少被人倾听。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梁漱溟的反进化论主要取资于庄子、佛教等东方思想。在这种背景下,曾经信仰过进化/进步论,后期又对进化/进步论作出深入反思的梁启超,就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梁启超的反思源于对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吸收。1920年代,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所论及的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理论的价值联系及其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制约等问题,开始引起中国史学家们的关注与思考,并部分地促进派成了中国历史意识的变化。史学家何炳松(1890—1946)指出:“故历史者,研究人类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5]另一位史家朱谦之(1899—1972)则开始介绍新康德主义史学观,认为“历史论理学”(Logic der Geschicht)这一概念是从德国西南学派Rickert才开始使用的,“要从根本上理解历史科学之论理的本质,恐怕在 Windelband以前,也实在是没有罢。”[6]1933年,朱又在《历史哲学大纲》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948—1915)、李恺尔特的历史哲学。何、朱均是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史学原理的框架中宣讲新康德主义,重在探讨史学的性质和方法,并无直接有现实文化关怀。把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转化为文化论述的理论工作,主要是由梁启超来完成的。

   在西方进化论中,无论是18世纪的孔多塞(Condorcet)还是19世纪的孔德(A. Comte)斯宾塞(H. Spencer),进化的“主语”都是不分种族/民族的整体的“人类”,进化论从根本上是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在康有为的“三世”论及严复译《天演论》的影响下,梁启超接受了进化论。戊戌变法前后,梁将进化论与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三世六别”之说,强调人类历史也和宇宙万物一样,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万物递变递进之理。”比如“由莓苔之世界变而进为海绒螺蛤之世界,由海绒螺蛤之世界,变而进为大草大木之世界,飞鱼飞鼍之世界,由彼世界变而进为骨节脊袋动物之世界,由彼世界变而进为立兽之世界,由彼世界变而进为人类之世界,此其中有三世之理焉。以莓苔为据乱,则海绒其升平,草木其太平也;以草木为据乱,则禽兽其升平,人类其太平也。如是演之不可纪极。……要之,天地万物之情状虽繁虽赜,而惟三世可以驭之。”[7]流亡日本后,梁进一步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使人们懂得“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竞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8]人类普遍进化,历史永远向前,各个国家、各种文明都在同一条发展路线上,所异者只是发展的快慢而已。

  

   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9]

  

   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瑶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10]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级曰野蛮之人,二曰半开化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生,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其轨度与事实,有确然不可假借者。[11]

  

   流亡日本期间,梁的进化论又得到日本思潮的支援。比如福泽谕吉就认为,文明乃是一种全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由于文明是进化的,其发展是有阶段的,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出“文明”、“半开”、“野蛮”三种状况。[12]受其普遍主义的影响,梁启超不但以“世界主义”、“超国家主义”说中国文化,[13]而且在大倡破坏主义和革命的激进期,以“破坏”为古今万国进化的普遍规律:“破坏主义,又名突飞主义,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饮冰子曰: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14]“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撕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15]改良、破坏等等手段不同,要皆为一种“普遍主义”。

   20世纪初,梁启超与夏曾佑等人率先把进化/进步论引进历史学,发动了中国“史界革命”。梁认为,进化论不但是历史演变的规则,也是史学得以成立的根据。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梁认定中国数千年之所以没有“良史”,就在不明“进化之现象”。中国虽有数千年灿烂的史学传统,但一方面“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究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16]另一方面则是循环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为螺旋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17]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梁进而指出以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此六弊而生三难:一是难读,二是难以选择,三是“无感触”。[18]

   对于梁启超的这些批评意见,许冠三指出:“六病三难的评析虽不无道理,‘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一节尤具卓识,但大体说来,总嫌‘卤莽疏阔’。旧史家又何尝完全‘不知有群体’?或只知有古而不知有今?又何尝但知述事实而不知辨因果?传统史学的优劣得失,固然不是‘新思想界的陈涉’所能见,更不是短短数百字议论所易明。任公日后亦渐有所觉并时作修正与补充。太史公的‘全史’概念,刘知几的实录史义与批评门径,以及章实斋的方志之学,都受到他的重视与推扬,确认他们的成就远在西方同行之上,其论学要旨亦多与近代欧洲史学思潮不谋而合。然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倒不是任公见解的得失正误,而是这些指责所衬托出的‘新史学’雏形。”[19]这个“雏形”就是以进化的“公例”组织中国史料,把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普遍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在1901年到1905年的若干史学论著中,无论是述国家兴衰还是传英雄业绩,梁总是频繁使用“人群学之公例”、“世界进化之大理”、“天演日进之公理”、“天演之公理”、“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进化之哲学”、“进化之大理”等概念。“新史学”之“新”,在其进化论。

梁的进化论史观大体有三个方面。首先,史学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1902年,梁为“新史学”下了三个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第一个界说意在区分循环和进化,因为有些自然现象包括人的生命是循环发展的,但这些不是史学的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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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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