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义和:“文化自觉”理论是对今日中国的重要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51 次 更新时间:2023-11-10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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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义和  

费老以社会人类学为职志,终生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写出了大量的反映时代演化和自己独异思维的文章和著作。对于这些思考,费老自己也是非常珍视的。在他的晚年,以大量的精力,回到前贤那里,回到师友那里,回到乡亲那里,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反思。按照费老原有的想法,这些反思本是“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整理一下,算算账,有哪些发展,有哪些缺点”,岂料这一反思给世间带来了一颗丰硕的智慧之果——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理论是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世界的重要贡献。

人文世界的绚烂在于它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因素

1998年初夏,费老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就“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这一论题进行长谈,其中费老提到自己感觉到衰老之后,对生物性的个人同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个人之间的不同,看得比过去清楚了。他说:“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过程中,同别人打交道时真正接触和发生作用,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因素,文化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超越了人的生物性的个体存在的。人可以死,可是人所处的这个人文世界却是长存的。人文世界的延续过程不但比我们个人的寿命要长,而且它的意义也更大。一个人从进入这个世界到离开这个世界,最长不过百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已经创造的文化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事,为人文世界增添了一点东西。”费老这句话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联系到现实,这些话的意味却是深长的。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各个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巨大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先是经济的变化,次是政治的变革,新世纪以来的10年间,更有建构和谐社会和建立文化强国这两大妙手。前些天读到曹锦清的《如何建设“社会”》一文,很受启发。曹教授说,中国的社会和社会建设是近些年才有的新概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的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单位,所有的单位都依附于国家。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用单位和粮票等凭证把人管住,人口流动虽有,却极少。人们从属于单位,生老病死全由单位承担,也就是说,单位承担了全部的保障功能。如此,单位既束缚着人们,身处单位之内的个体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但单位又保护着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不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同时还是行政单位和政治单位。一言以蔽之,单位之外无个人,也就没有了社会。现在我们清楚了,若以社会学家所给的定义,即“社会”体现着民众间的自我组织和有机团结,是实现自然权利的现代性空间,是相对于国家,且抵御国家权力压迫的凭依和归宿。这样一个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人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上是很难具有对应性的。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一系列措施的推出,农村原来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和城市单位体制解体,“单位人”被推向了市场和社会,变成了“社会人”。传统的农村社区和城市单位社区是熟人的社会,社会道德约束着人们,社会失序和犯罪虽然也有,但相对较少。相比之下,现在的社会却是一个高流动的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时候,贫富出现两极分化,在自由度增加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风险。这一切皆伴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而出现。换言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带来了各种分化,这些不可避免的变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就是在中国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在官方文件中,我们是很晚才读到这样的“社会”的。改革开放初期,也可以说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时期,党中央—直提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建设(1980年代)。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十五大提出三个建设,也就是在原来的物质文明和精袖文明基础上新增了政治文明建设(1990年代)。2004年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两个新的概念,即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建设首次被官方提出来并进入文件。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也是费老这些社会学家梦寐以求的发展境界。费老说:社会是群体中分工合作体系的总称,也是代表群体维持这分工合作体系的力量。这个体系是持续的超过个人寿命的,所以有超出个人的存在、发展和兴衰。社会之成为实体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社会的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得到生活,满足他不断增长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总之,社会和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在社会建设之中,我们必须重视中和位育的故训。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族群的灵魂,是民众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凝聚,今天的中国人需要文化的滋养。可以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发布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中共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一句话,凸显了中共在复杂的发展背景下所树立起来的高度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理论启动了社会对文化力量的思考

“文化自觉”的观点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了(张岂之:《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20世纪80年代,学者许苏民也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这一提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提出,进而引发一种社会思潮,获得人们的普遍关注,则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具体而言,则是1997年前后费孝通一系列讲话引发了文化自觉这一学术乃至社会思潮。

费老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说:“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正式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此处,费老用了“正式采用”这个词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在此之前,也就是1996年末,费老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就谈到了文化自觉问题。费老说: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看完这个会议的记录稿,费老觉得要对“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作一些注释,于是,他在这篇记录稿后写下了自己的笺注,第一次对文化自觉的内涵作出说明,同时费老还描述了文化自觉的演化历程,并用16个字作了精妙的概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7年之后,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一文中,费老又一次对“文化自觉”作了界定和说明:“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对比1997年初的定义,我们可以感到费老对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和对概念表达的字斟句酌,完全可以将此视为费老“文化自觉”的标准释义。

对待这个释义,我们应当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费老强调文化自觉一定要熟知本国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文化,知晓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点。费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邃而独到的见解,如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费老说,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作是一个“世界”,中国人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现代西方人所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裂”,而是一种“世界”的分崩离析和重归“大一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性的存在,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才会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辽、金、元、清的时候,统治者在不同民族、族群的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因地制宜,顺应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来进行统治,说明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对中华文化全部历史的认识。

第二,费老强调要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尊重和开放。文化是历史养育出来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求生存,为了延续下去,代代相传,创造了一套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文化。这些有着不同历史的人群创造出来的文化,经过一代一代积累,被继承了下来,因此产生了现在世界上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然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地球上的人类被捆绑在一起,那种画地自处、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同文化的人们不得不频繁发生接触。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多元的文化在一体化的经济里怎样能各自求得持续发展的问题。费老认为,人类不应该把不同文化的人分成对立的两部分,而是要创造各种条件,使世界上多元的文化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人类文化才能持续发展;我们东方文化要想能够持续发展,也同样需要各民族文化间和平共处这个条件。为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各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异民族文化的态度,要进行文化反省,要拓展我们的研究方法,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

第三,费老所说的不要复旧,也不要全盘他化,实际上就是强调要摆正对待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新的文化的态度。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革”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用了,而实际上的情况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正确的做法是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至于对待西方的新文化,费老赞赏陈寅恪、钱穆两先生的态度:“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如陈寅恪先生讲‘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先生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第四,费老强调在多样化发展的背景下要注意文化转型。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自己所处的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即使到现在,很多民族还依然生活在他们的这一特殊的传统环境中,还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到了信息时代,各方面的变化快速迅猛,这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费老以鄂伦春、赫哲等这些民族为例,在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出现重大变异,如果坚持原有的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取生路。实际上,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

第五,费老的文化观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方能天下大同。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天人”之间的最佳状态便是“和”。这样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它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关系生成和演化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更是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承认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发展和表现也是不同的,但是各种文化的相处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走向毁灭。费老说,“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观,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识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和而不同”地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

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是由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即所谓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自我证成的根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文化自主性,就是做到文化自觉,这是一个民族国家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觉既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他民族之间的共处之道,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多民族、多种文化之间的共生之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做到文化自觉,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骄矜;既拒斥“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我族中心主义”;就是要秉承“和而不同”的立场处理好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文化自觉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极其重要性,这一问题一经费老提出,立即引起了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响应,以至引领全社会对文化力量的思考。在此之后的十几年里,以“文化自觉”为主题,大陆和香港等地陆续组织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一些学术刊物开办了“文化自觉”专栏,众多学者纷纷撰写“文化自觉”的论著,可以说,关于“文化自觉”的讨论是21世纪中国学界最为重视的论题之一。经过一个时段的讨论,诸多共识已经形成,其中最为紧要之点便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不仅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性力量。

作为国策的文化自觉

正是由于全社会对文化的力量有着高度的体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自觉”上升为国策,并在费老等前贤的思想上又推进了一步,指出在文化问题上要做到三个高度自觉,即地位认识上的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的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的高度自觉。

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应该和以前大不一样了。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够。从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突出、更加强烈,解决人们的“文化饥渴”也就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讲公平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些人的思想困惑、精神焦虑有所增多,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精神抚慰的任务更加繁重,比如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等等。我们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时,应更好地用文化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满足多样化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更好地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的支柱性作用就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朝阳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过去我们常讲,经济发展一靠改革,二靠科技,现在看来还要加一条,就是也要靠文化。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不仅要靠创新驱动,还要靠文化的推力。现在有一个新提法,叫“经济文化化”,其中的内涵主要是文化与经济相融合及其所产生的竞争力。

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讲文化自觉,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有理性的认识,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否则,就会导致行动上的随意性、盲目性。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淀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涉及我们的历史认知、观念认同、理想追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长期的孕育。有人说,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也要看到长期性,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持之以恒,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今年年初的“两会”上,文化体制改革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代表委员在兴奋之余,担心的事有两点:一是怕没有文化的人去抓文化建设的事,一是怕和尚把经文念歪了,把文化发展仅仅看作文化产业的发展。曾读到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说文化自觉是谁的自觉,很受启发。他说:文化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在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党和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党和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在现实中,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文化发展要靠政府自觉去推动,并不表示政府就可以对文化大包大揽,不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政府的好恶为文化的好恶,假如这样,就不是在发展文化,而是在糟蹋文化,败坏文化。推进文化建设,政府必须继续坚持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一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中共是一个有着崇高追求、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掌好政权,带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切实承担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用先进的文化来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现在,“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等不仅仅是概念问题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

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文化自强。在国际社会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自己的文化力量。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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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群言》杂志 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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