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玉民:论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从正名方法的角度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23: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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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玉民  

  

   内容提要:作为孔门的哲学方法,正名具有校定语义与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胡适将正名的两种功能渗透于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建构中:(一)生生变化之“易”包含由简至繁的发展秩序,为易学中的效法、类推提供逻辑基础;(二)效法自然之“象”的卦爻“象”,是圣人效法、类推从而创造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的根据;(三)揭示卦爻象吉凶善恶以指引人类行动的“辞”,作为逻辑判断命题,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语义的校定。然而,胡适以正名方法进行的逻辑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他进一步将易学推扩到人生与政治领域,使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成为其易学的延伸。最终,孔子哲学成为囊括自然、人生、政治诸领域的广义的易学哲学。

   关键词:胡适/正名/孔子/易学/逻辑建

   标题注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逻辑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建构研究”(2019M650109)。

  

   20世纪以来,在“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①的背景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展开系统诠释,撰写了《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建构的序幕。其中,他对孔子易学的建构可谓别具一格,值得特别注意。

   胡适抛开传统易学的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种种说法,从正名的角度展开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胡适提出“《易经》里最重要的逻辑学说是象的学说”②,他以“象”为核心,以“易”“辞”为辅翼,建构出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进而,胡适将孔子易学推扩到其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方面,他表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③在胡适眼中,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实为其易学在人生与政治领域的延伸,也就是说,孔子哲学是囊括自然、人生与政治诸方面的广义的易学哲学,而这种广义的易学哲学的成立有赖于正名方法。

  

   一、孔子的正名

   “正名”是孔子哲学的方法论,亦是先秦逻辑学的重要内容。那么,“正名”涵义如何呢?在胡适看来,孔子的正名主要有两义:

   (一)正名是一种校定语义的逻辑方法

   从字面上看,“正名”即是对名词、概念等语言文字的校定,这种校定主要涉及名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论语》为例: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四书章句集注》,第137页)

   “觚”本是有角的酒器之名,但后来“觚”之名的使用泛化,不论有无角,凡可盛酒三升的酒器都叫做“觚”,这是“觚”的“名不正”;又如“政”字本义是“正”,为政之道在于使人端正,若为政者不能做到“正”,则与“政”的身份不符,此为“政”的“名不正”。胡适指出:“‘言’是‘名’组合成的。名字的意义若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8页)也就是说,“名不正”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评价标准的混乱,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若要整顿这种语言文字层面的混乱状况,需要运用正名的逻辑方法。以“觚”与“政”为例,“觚”之名的内涵是有角的酒器,按正名的逻辑,有角的酒器才是觚,没有角的酒器不能称作觚。这样“觚”的内涵与外延才能对应,此为“觚”的正名;“政”之名的内涵是君主端正的政治行为,君主不端正的政治行为,便不能称作“政”,此为“政”的正名,如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21页)的说法,即是对“政”在正名意义上的一种应用。这表明,正名方法注重在语义层面厘清名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定名词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真实的对应关系,此即“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⑤。这样,通过对名词概念的内涵、外延的校定,可以使“名正”,“名正”有助于语言的准确使用与交流,从而达到“言顺”乃至“事成”的效果。由此可见,校定语义是孔子正名方法的基本向度。

   (二)正名是一种效法、类推的逻辑方法

   正名方法的效法、类推功能在孔门“忠恕”思想有所体现,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一以贯之”“忠恕”常被视为孔子人生哲学的内容,胡适却指出这种看法的局限性,他说:“自从曾子把‘一以贯之’解作‘忠恕’,后人误解曾子的意义,以为忠恕乃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所以把‘一以贯之’也解作‘尽己之心,推己及人’,这就错了。‘忠恕’两字,本有更广的意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第77页)那么,“忠恕”的更广的意义是什么呢?胡适做了如下分析:

   恕字本训“如”。《声类》说:“以心度物曰恕。”恕即是推论(Inference),推论总以类似为根据。如《中庸》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这是因手里的斧柄与要砍的斧柄同类,故可由这个推到那个。闻一知十,举一反三,都是用类似之点,作推论的根据。恕字训“如”,即含此意。忠字太炎解作亲身观察的知识,《周语》说:“考中度衷为忠。”又说:“中能应外,忠也。”中能应外为忠,与《三朝记》的“中以应实,曰知恕”同意。可见忠恕两字意义本相近,不易分别。《中庸》有一章上文说“忠恕违道不远”,是忠恕两字并举。下文紧接“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下文又说“所求乎子以事父”一大段,说的都只是一个“恕”字。

   此可见“忠恕”两字,与“恕”字同意。(《中国哲学史大纲》,第77-78页)

   经考据,胡适得出两个结论:1.“恕”字训“如”,具有“以心度物”的效法、类推之义;2.“忠”字与“恕”字意义相同,故“忠恕”二字连用,表示一种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这样,与“忠恕”类似,孔子的“一以贯之”,乃至《大学》的“絜矩之道”(《四书章句集注》,第10页)、《中庸》的“忠恕违道不远”(《四书章句集注》,第23页)等均具有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可见效法、类推是孔门的重要方法论。那么,这种效法、类推与“正名”有何关系呢?对此,胡适指出:

   “恕”字只是要认得我与人的“共相”。这个“共相”即是“名”所表示。孔子的人生哲学,是和他的正名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80页)

   如前所述,“忠恕”“一以贯之”“絜矩之道”等方法,在胡适看来,本是以效法、类推为功能的逻辑方法,它们因在儒家人生哲学中得以广泛应用,而被广泛认为是儒家的人生哲学方法。从逻辑角度看,这种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发现“共相”,即孔子正名学说中的“名”。“共相”与“名”相当于逻辑学中的“类”概念,是使逻辑推论得以成立的依据。当“名”作为一种“共相”或“类”时,“正名”便不只是一种校定语义的逻辑方法,它进而成为一种以“共相”或“类”为根据的推论方法。作为推论方法,“正名”与儒家人生哲学中关系密切,并在其中有广泛应用。例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北辰是不动的北极之星,其余众星环绕而归向此星,朱熹解释说,“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当君主或君子能够做到“正”,则其余人可以发现自我与榜样之间的“共相”之“名”,以此类推,可以使自己自然效法作为榜样之人。这种“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的伦理,恰是效法、类推的正名逻辑在儒家人生哲学中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的正名方法既是一种校定语义的逻辑方法,亦是一种效法、类推的逻辑方法。接下来,我们以正名方法为视角,来看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

  

   二、正名视域下的孔子易学

   在建构孔子哲学时,胡适极为强调易学的重要性,他表示: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6页)

   我讲《易》,以为一部《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7页)

   作为孔子哲学之本,《易经》被胡适建构为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现代易学体系。具体言之:

   (一)以“易”为基础

   《易经》之“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种理解,胡适以“变易”为孔子之“易”的基本涵义。他指出:

   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孔子有一天在一条小河上,看那滚滚不绝的河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者”便是“过去种种”。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意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7页)

   所谓“变易”,即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等,都是变易的体现。在胡适看来,生生变易是宇宙实相,孔子易学旨在体现这种宇宙自然的真理,这样,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叹便是这种生生变易的易学精神的自然流露。故此,孔子易学以变易为基础。

   天地万物皆处于生生不息的变易过程中,但这种变易并不是无秩序、无规律的变化,而是受阴阳力量推动的由简至繁的渐进变化。对此,胡适表示“万物变化,既然都从极简易的原起渐渐变出来,若能知道那简易的远因,便可以推知后来那些复杂的后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8页)这种由简至繁的渐进变化,使正名方法有了应用的可能性。因为正名方法除校定名词概念外,还具有效法、相推的逻辑功能。易学中这种由简至繁的变化,可使人在了解简易的初始阶段后,便可推知事物未来的发展,胡适认为,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所以能‘温故而知新’”(《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8页)。这样,“易”成为正名方法应用的基础。

   (二)以“象”为核心

   对于“象”,胡适提出“《易经》里最重要的逻辑学说是象的学说”(《先秦名学史》,第38页)。从正名的角度看,“象”有名词义与动词义之分。

   一方面,作为名词的“象”有两种涵义,胡适指出“一种是天然界的种种‘现象’(如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一种是物象所引起的‘意象’,又名‘观念’。”(《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9-60页)可见,“象”的名词义即自然之“现象”与观念之“意象”。生生不息的渐进变化产生的是自然之“现象”,此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圣人在观察自然现象,发明了种种观念之“意象”,用卦爻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即“圣人设卦观象”。

另一方面,作为动词的“象”具有象征、模拟、效法、类推等涵义。胡适表示“孔子对于‘象’的根本学说,依我看来,是极明白无可疑的了。这个根本学说是人类种种的器物制度都起于种种的‘意象’。”(《中国哲学史大纲》,第62页)例如,涣卦坎下巽上,呈“风行水上”之象,圣人模拟这种意象而类推,制造了船;师卦坎下乾上,呈“地中有水”之象,圣人模拟这种意象而类推,创造了“君子以容民畜众”的道德教化。这些都是“象”模拟、类推义的体现。⑥这也表明,“《周易》中卦爻符号不单是筮占的记号,更是表征动态宇宙结构图式和穷理尽性、改造世界的工具”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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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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