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从费孝通《江村经济》谈知识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21-01-14 23: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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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  

   摘 要: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缅怀前辈的学术风范。作为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在学术实践中敏锐地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相遇这一重大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使其真正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新的境况对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我们仍处于转型期社会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在新的形势下带着新的问题重读费先生的著作,不禁深切感受到其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思想至今仍不过时,对解读当下的现实情境仍有极其深远的启迪性,而重温费先生的学术著作也必将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如何面对“新处境”的问题产生新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理论;知识生产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委托课题“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若干问题研究”(2019WHB006)阶段性成果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之后在其指导老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推荐下,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在伦敦正式出版。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裔英国人,被当时学界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且又引人深思的序言。在序言中,他开篇就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公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该论文完成后即被评为193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优秀博士论文,次年在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后,便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必读著作,此后又相继有New York:E.P.Dutton&Company(1939),London:Kegan Paul,Trubner(1939),东京教材社[昭和14(193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2)等多个版本问世。而国际学术界对《江村经济》的引用,也跨越了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主的35个学科,波及英、美、加、澳等15个国家2。今天,在费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新深入研读《江村经济》,同样会使我们对其“里程碑”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跨越“文野”与情怀担当

   就世界人类学的发展与推进而言,《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学研究真正迈出了跨越“文野之别”的关键一步,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所期盼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3的愿望。《江村经济》的研究实践开创了人类学的新风气,标志着人类学“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往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一直从事“他者化”的“异文化”研究,将“野蛮人”作为其研究对象,人类学实际上就是“野蛮学”4。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经常使用“野蛮人”这一极具歧视性、侮辱性的词汇,在他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笔记中也充满着殖民主义色彩的人种主义认识论。那么,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会“醒悟得比别人早些”并提出人类学方法与理论的转向问题呢?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当时,马林诺夫斯基在非洲研究现代各民族的关系时,触及现代文明和土著文化之间的“文野”鸿沟,这对他原有的实地调查方法及理论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此,他想探索一条道路,为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过渡到对文明人的研究“筑好一顶楼梯”4。“以撰写民族志引起社会人类学革命的马林诺夫斯基,这一次又以人类学方法论再一次引发革命”5。所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通过“江村”否定了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方法,让马林诺夫斯基认识到,人类学真的有可能会展开一个全新的领域,也预示了在他所提出的“他者化”问题上将引发“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因此,他对《江村经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3。不知马林诺夫斯基在提出“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这一倡议时,是否想到了他自己那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饱经苦难的波兰民族,但他的这种倡导确实“没有灌入他的一些学生耳中”4。虽然也有像弗思(R.Firth)这样的学生,将马氏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特点凝练为“微型社会学”不断加以宣扬,甚至还亲身赴马来西亚的渔村去加以实践;但是,更多的马氏后学弟子们并不具有苦难民族的历史记忆,很难与马氏产生共鸣,因而也就很难深刻地理解马氏的新理路,也就更难将其付诸研究实践。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坦言:“事实是我实在还没有听说过国外的人类学家中有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人民进行过严肃的研究。”4那么,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又如何能切合马氏的思想,并在研究中初步实现其设想呢?按照韩国学者全京秀的说法,是因为“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中将自身所感受到的刻骨的爱与恨结合在一起撰写了《江村经济》”5。作为“一个年轻的爱国者”,费孝通先生时时刻刻“关心自己祖国进退维谷的处境”,是这样一种诚挚的情感使马氏同意其将研究主题放在“解答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的问题上。

   比马林诺夫斯基幸运的是,费孝通先生能将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在一起。早在1933年,面对遭受西方工业冲击、不断走向没落的中国经济现状,费孝通先生就开始探究“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种情形呢?”6。他认为,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有祖国的,“若是研究者国家灭亡了,他会和其他的国民一般受到痛苦”7。因而挽救民族的正确道路就“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他的这种充满感情的研究精神也得到了派克(R.Park)的鼓励,派克曾说:“中国的将来是将慢慢地在梦想中,在切实的成就中,及在青年们逐渐产生的习俗中,获得它的体形。”8

   费孝通先生等学人接触到功能学派之后,更坚定了其跨越“文野”的探索决心。费孝通先生与同学们发现,功能学派较进化学派与传播学派的历史性研究更具有科学性,更贴近现实,更适宜从现实社会中寻找问题和发现问题,也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于是,他们便逐渐接受了功能学派的方法,并不断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也正是在这一尝试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与马林诺夫斯基同样的困惑,即民族志方法是否只能用于研究简单的“野蛮”社区,而“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研究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研究“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9,但“不容易”并不等于“不可能”。正是带着这种思考,在对花篮瑶采取“他者化”方法研究之后,费孝通先生在进入“江村”之时就是抱着“要打破上述的成见”的设想,希望“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以期“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9。也许正是这种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相结合所引发的方法论上的思考与探索,才使得费孝通先生“无意”间参与到马林诺夫斯基对方法论的革命性实践之中,也同时成就了《江村经济》的“里程碑”地位。

   如果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生产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江村经济》,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先生又“无意”间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之中。虽然,费孝通先生并未将其学术精力投身于纯粹的学术理论对话之中,去刻意地追求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但在从家国情怀出发去思考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族危亡问题时,他迫不得已地不断采用“变通”性的方式,尝试着将围绕“他者”的“野蛮学”(即马林诺夫斯基开拓的功能学派方法)与着眼于工业文明社会的社会学方法(即派克开拓的城市社区研究方法)加以融合会通,从而“无意”间生产出融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论知识。有研究指出,费孝通先生不仅以其《江村经济》跨越了“文野之别”,而且运用功能观念对“文野之别”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发,体现了他将进化论和功能论联系起来的完整的历史观和文化发展观10。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孝通先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既继承了马氏的功能论又对此有了新的超越,使社会人类学和文化功能论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他的知识生产劳动,也为国际社会科学构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除了《江村经济》之外,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云南三村》《中国乡绅》等著作,这些建立在“江村”基础上的衍生性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学术界用以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知识库。

   另外,从实践论上,费孝通先生积极投身于家国事业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科学全然客观、冷静观察的学术要求,他的研究实践追求的是价值投射下的客观研究,这也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累积了宝贵的方法论知识。

  

   二、学科本土化与文化自觉

   就中国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江村经济》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是20世纪30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坚实的一步,所以被称为是“三十年代燕京社会学派的代表作”11。

   “毫不犹豫地把爱与恨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立场,是吴文藻、费孝通们“对自己进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鞭策”12。正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使命感的驱使下,“马老师赞扬的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在西方固然没有得到响应,我们中国学者却还守着他的遗训,而且有所发展”,并初步形成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特点。这按弗思的说法就是“微观社会学”13,而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以“到实地去”为口号,“社区研究”是招牌14。

   吴文藻、费孝通们之所以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忽视运用田野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初时期,“并没有对于了解中国社会及改造中国社会有过任何显著的贡献”,“至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15,因此,其合理性受到质疑。简单的引入、生硬的套用,使得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显得“肤浅空虚和没有用”,所做的研究多是“洋牌话匣子”,“在文章上可以引证一百个外国例子,而一句都没有提及问题所在的本国”14,这样的研究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无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既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有观察,有分析,有形成公律的可能和必要,而且从事实的观察,分析而得到概括性的结论,自然有给人控制未来现象的可能和用处”。要有效地进行社会建设,就“不能不从了解实情做起”15,所以,要想避开以往一些“社会学者”所走的歧路,就必须“走到实地研究的路子”,即进行“社区研究”。

而功能学派是以文化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注重文化的整体性,这就不能离开对研究对象所在地的推断。于是,注重实地工作成为功能学派的特点,或者说严谨的实地工作是功能学派兴起的根本。费孝通先生认为,“实地研究和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式’的方法是不同的”14,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可以认识事实、叙述事实,而不是“去寻找材料来证明‘哪个办法是对的’,‘哪个政见是不错的’”14。实地研究不针对这样的问题,也不解决这类问题,因而不能确定自己的“政见”。他深信“一切办法只有从实地试验中来”16。他更强调,“社会研究是要在实地里发生问题”,“贵在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别,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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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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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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