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宋朝最高统治者崇尚文治,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知识分子的队伍空前壮大。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大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怀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在施政中具有较强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对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科举制度的公平取士和对举人的关心照顾，以及帝王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尊重，当是形成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主要原因。由于重视知识分子，使文化软实力得到加强，从而促进了忠君爱国价值观的形成，既防止了“内乱”，又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使宋朝的国祚得以绵长。
作者简介：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对科举制度史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研究，也用力甚勤。先后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近200篇。
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指具有相当文化知识的人。但是，在实际界定“哪些人属于知识分子”时，却并不容易做到。究其原因，一是时代不同，构成知识分子的成分也不尽相同；二是人们对于应该达到怎样的文化水平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缺乏统一的标准；三是如果说以文化知识为职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那么士大夫是否也应该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对于这些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限于主题，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哪些人可以称作知识分子，本文只能作出一个较为宽泛的划定，即：各级学校的教师，在中央官学到地方州县学和书院读书的部分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或获得察举的士人，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技艺人才，富于家学教养的读书人，以及以文化知识为职业的其他人群。这些人在本文中都被列入知识分子。按照这个标准，由科举进身的士大夫，在身份上虽然与一般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但因为他们原先也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不仅可以列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可以视为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特别是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来都是国家清明与否的风向标；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足以反映一个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高低。如果这些人缺乏廉耻和担当，只会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汲汲于个人名利，那么他们所在的国家的思想道德就会全线沦陷，社会必然走向黑暗和腐朽。由于文化软实力低下，国防力量也会遭到严重削弱。反之，如果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日益壮大，士大夫们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并具有某种“共治”意识，就会带动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从宋代士大夫的总体表现来看，他们基本上属于后一种情况。
那么，宋代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的原因是什么？作为其中重要一部分的士大夫，他们的“共治”意识有着怎样的表现？产生这一意识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往史学界较少关注而在今天仍不乏某种借鉴意义的问题。笔者不揣识昧，拟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宋代知识分子队伍的空前壮大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的人数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增长。但是，从先秦到隋末，这种增长速度显得非常缓慢。只有到了唐宋，特别是宋朝，知识分子队伍才迅速壮大，人才也随之大量涌现。明人有言：“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当是宋代知识分子队伍空前壮大的结果。
宋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读书人数激增。
先秦时候，包括师资、书籍（简册）在内的教育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大小贵族及其后裔手中，有条件读书的人极少。西汉建立之初，天下兵革新定，由于简册散佚，儒生老死，能够受到教育的人仍寥寥无几。到武帝时期，由于推行了察举制，大凡被察举为秀才、明经、贤良文学者，都需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太学的建立和《五经》博士的设置，简册的逐年增加，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一些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尝到了世代做官的甜头，于是社会上出现了“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读书人数的增加，促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东汉后期产生的世家大族，到魏晋形成门阀士族。当时的政权，为累世公卿大臣所把持，寒人地主很少获得察举的机会。曹魏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从实质上来说是一种选举范围更加狭隘的察举制，士人即使学识丰富，品行端正，获得好“评”，但如果没有门阀（品）的支撑，入仕仍困难重重。因此，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重武轻文的现象相当严重，有人认为：“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义习史，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一些人还以卫青、霍去病为榜样，认为他们虽然不读书，却能成为公辅，故“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读书人数增加不多，文化发展相对迟缓，原因就在于此。
入唐，门阀势力衰落，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为庶族地主打开了一条读书做官的通道。东汉时改进的造纸术此时已经普及。因此，唐朝读书人数比以前有显著增加，从而促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这也是光辉灿烂的唐文化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科举制度在唐代尚属初创，还残留着以往察举制的种种弊病，新老士族仍可凭借政治、经济优势，继续垄断取士大权。在这种形势下，读书应举仍然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有学者将《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载830名进士按其社会出身作了统计，得出的结果是：新老士族子弟占75%，没落士族和低级官员子弟占13.1%，其余子弟仅占11.9%。另一个例证是，唐代进士多出身新老士族聚居的京畿地区。荆南（湖北江陵）距长安不远，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才有一人及第，时号为“破天荒”，于此可见一斑。按照唐朝官府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子弟不能入仕的规定，在李唐一朝所取6823名进士中，没有一个是农家子弟，也就不足为怪。
到了宋朝，士族势力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官僚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社会上任何人，要想保持家业不堕，除了读书做官，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太祖赵匡胤及其继承人为巩固统治，招揽人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详见后文），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全国各地读书人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仁宗朝进士朱长文（1039—1098）云：
（苏州）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裦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古昔未有盛于今也。
同时代的诗人晁冲之，在所作《夜行》诗中，对此也有反映。其诗云：
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到了南宋，随着宋金战争的停息，读书之风更盛。如江山（今属浙江）地方，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文化十分落后，后有老儒徐存“隐居教授”，“从学者至千余人”。福建侯官古灵四先生的弟子，少者有数百人，多者达上千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刻苦读书，把自己培养成了知识分子，甚至由科举踏上仕途。
宋代读书人之多，普及程度之广，确实为汉唐以来所未见，从而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空前壮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书籍的大量流布和学校教学的发达，有利于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
要读书求知，书籍和教学两者不可或缺。到了宋代，这两个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
先看书籍的流布。
据有关专家研究和对现存实物的考证，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出现在唐朝初年。但唐时的雕版印刷还不够成熟，印刷物质量差，数量也不多。据近人孙毓秀《中国雕板源流考》载：“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难怪唐玄宗命人在弘文馆修书时，不用雕版印刷，而“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抄书”，这反映唐代典籍主要仍以手抄为主的事实。
五代干戈相寻，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严重破坏，刻书业也不例外。当时虽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九经》，但前后竟用了21年时间才完成，所以多数书籍还是有赖于手抄。
宋兴，在“文治”政策的推动下，雕版印刷获得了大发展。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参观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诗人苏轼（1037—1101）后来也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北宋建立不过半个多世纪，书籍的流布已经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
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不仅流布广，且种类繁多，从《千字文》《神童诗》之类的启蒙读物，到儒家经典、史书、文集、诗歌、笔记小说、方志舆图、书算医药、天文科技，以及事关朝代兴替、政治得失、制度沿革、军事成败乃至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书籍，无不加以刊印，流传至今的也不在少数。
总之，宋代书籍的大量流布，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
再看学校教学的发达。
宋代学校大致有四种类型：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私塾村校。
唐代中央官学名目繁多，有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学、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唐初，生员总数达3260人，到盛唐，随着高丽、日本等外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生员总数曾经达到8000余人。但“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等地遭到叛军严重蹂躏，中央官学一落千丈。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二月，据国子监奏称，两京诸馆生员总数只有650人，已今非昔比。
北宋中央官学的设置，基本上沿袭唐朝。到了南宋，上述学校或省或并，只有太学、武学和宗学最为著称。在宋代各个中央官学的生员中，以太学生的人数为最多。徽宗崇宁三年（1104），上舍、内舍、外舍生，合计达到3800人。南宋太学生人数虽有所减少，但即使到其末年，仍有1716人。尽管两宋其他官学的人数失考，但从太学生的人数推测，总数应该不会少于唐代。
地方官学指府州军县所设的学校，古称乡校。至南北朝，始有州县学之名。因为当时有条件读书的人很少，所以此类学校尚不多见。唐朝州县学有所增多，但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北宋建立之初，州县学依然不多，经过庆历（1041—1048）、熙宁（1068—1077）、崇宁（1102—1106）三次兴学高潮，加上“三舍法”的推行，州县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到南宋时，州郡普遍建起了州学，县学也逐渐得到普及。以两浙地区为例，有县学76所，占全地区80个县的95%。如果说唐代中央官学比较发达，北宋与之相比尚无明显优势，那么，宋代州县学可以说远远多于唐代。州县学培养的学生虽然不能笼统称之为知识分子，但其中的许多人以后无疑将成为知识分子。
书院之设，肇始于唐，推行于五代，至宋而大盛。唐代书院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官方收藏、修撰、整理书籍的机构，最早有玄宗朝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另一类是作为士人读书治学和备考的场所，如建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的蓝田瀛洲书院。最后一类是私人创建，具有学校规模，有多名教职员的教学场所。后世所言之书院，一般指的是第三类书院。唐、五代时，各种书院总数曾达到70所，然而后来大多毁于兵燹。
宋有天下后，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等旧有书院逐渐得到恢复，新的书院不断建立。但是，庆历以后，朝廷将办学重点放到兴建地方州县学上，对于书院则较少过问。熙宁七年（1074），又下诏将书院钱粮拨入“州学已差教授处”，于是读书人大批涌向师资、廪给较为优厚的州县学读书，书院发展趋缓。整个北宋，书院总数只有45所。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形成，理学各派为占领学术阵地，扩大本学派影响力，便广泛开设书院，收徒讲学。如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一度出任主讲；张栻在岳麓书院执教；陆九渊在应天精舍和白鹿洞、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尝为丽泽书院山长；杨简在杜洲书院讲学；等等。由此，书院的兴办被推向高潮。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南宋曾先后开设了473所书院，它们与州县学一样，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
私塾村校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因为收费低廉，可以就近入学，所以深受贫寒子弟欢迎。北宋中后期，正如上文所说，私塾村校已遍及穷乡僻壤，有的乡先生弟子可达几百甚至上千。南宋则更多，如南剑州（福建南平），“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颂暮弦，洋洋盈耳”。在城里更是如此，如临安府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在私塾村校读书，虽属启蒙教学，但其中的学生后来成为名臣和学者的不在少数，如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真宗、仁宗两朝名相吕蒙正、张齐贤、王随，南宋进士第一人张孝祥和王佐、文天祥等人，皆曾受业于乡先生。由此看，说私塾村校是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也不为过。
宋代自开国起，就以“重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为了不使选举权像唐代那样为大贵族、大官僚所垄断，造成皇权旁落，朋党形成，也为了纠正唐代科举考试中的种种弊端，做到公正、公平取士，太祖太宗及其继承人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做到应试不问出身，录取不论贫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实行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此，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凡经济条件尚可，又稍具文墨之士，都希望通过科举求得一官半职。志向高远者，则希望由此踏上仕途，实现人生抱负。致使朱熹不得不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以为，“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有宋一代，读书应举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如太宗至道三年（997），有近10万人参加发解试（乡试），英宗治平元年（1064）更增加到40万人以上。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南下，赴举人数一度锐减，但随着偏安局面形成，又迅猛增加。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分别占了两州总人口的1.4%和1%左右。宁宗嘉定三年（1210），权礼部侍郎章颖在奏疏中说，当时参加发解试的士人，“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虽然由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统计出当时全国的发解人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按人口比例或绝对数，南宋都比北宋多。
以上各个途径造就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最后形成一支人数庞大的科举大军，他们通过发解试、省试和殿试的层层筛选，每隔三年，从中产生三五百名进士，踏上仕途后成了士大夫。这些来自各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既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又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坚。所谓知识分子的良知，主要也体现在他们身上。
宋代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产生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
前面说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成分十分复杂，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本文所论述的重点，只限于其主体，即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学术水平并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宋代士大夫。
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武人却处处受到抑制，这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以唐代论，知识分子往往是武人的附庸，如一代诗人杜甫，屡试科举不中，只能投靠剑南节度使严武，被奏授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潦倒终生。著名文学家韩愈虽在贞元二年（786）登进士第，却“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只得先后成为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宾佐。宋代士大夫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护封建秩序，尽到臣子对帝王和国家的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朝代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无可非议；另一方面要尽力维护黎民百姓的基本生活，努力贯彻民本思想，并与帝王的腐朽性展开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种表现，其他朝代的士大夫不是没有，但以宋代士大夫为多。
长期以来，人们受到明、清两朝极端专制主义统治的影响，推而广之，习惯于给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冠以“专制独裁”的帽子，对宋朝当然也不例外。例如，有人借唐代宰相可以与帝王“坐而论道”、在宋朝却只能站着议事这一点，作为皇权被强化了的例子。可是，只要深入分析有关史料，再对照宋代政治的实际状况，就会发现这一结论大可商榷。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载：
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范）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禀呈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
“札子”者，实为官员用文字写成的简短奏章，它与一般奏议在提交方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前者文字不长，内容比较简要，上殿时直接面呈帝王；后者内容丰富，文字大多冗长，需经通进银台司转递。唐、五代时，尚无“札子”这个名称。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首先提出以札子代替“坐而论道”的是宰相范质（911—964），不是太祖。范质之所以不愿与太祖坐着议政，是因为他作为前朝遗臣，心存形迹，为避免应对失误，才想出这个免坐之法。自此以后，一些官员仿效此法，上朝时也具札子以进。由此造成“奏御寖多”，太祖无暇与大臣从容面叙，只得取消赐座议政之制，“后遂为定式”。可见，这与加强皇帝权力并无直接关系。事实上，后来凡在宰执大臣单独觐见皇帝时，赐座、赐茶仍是常态，对年迈老臣更是允许其子弟“扶掖以进”。因此，没有必要对《长编》的这一记载作过度解读。
但是，南宋人邵博在其《闻见后录》中，根据李焘所云，结合民间传说，写下一则笔记谓：“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太祖如果真想废除赐座之制，只要一开始不设座席就可，何需借“目昏”以玩弄这种雕虫小技？这绝非作为一代明主的太祖所为，所以纯属小说家言，不可凭信。
笔者认为，宋代没有君主独裁，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至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共治”一说，最早出自太祖所谓“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一语。但是，此说容易与汉宣帝当年所谓“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这句话相提并论，引起歧义。所以，我们还需寻找更加确切的根据。这就是熙宁四年三月某日，枢密使文彦博（1006—1097）与神宗的一番对话。当时，王安石（1021—1086）与文彦博围绕变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文彦博反对新法，对神宗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道：“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那么，文彦博此语，是他的一己之见，抑或是宋代政治的状况？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两则史料作一考察。
其一，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高宗，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其中有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其二，咸淳三年（1267），监察御史刘黻上疏反对度宗的内降恩，认为帝王不能有私恩，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透过这两则史料，我们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既然天下（宋政权）为“全民”所共有，那么天下事就不能由帝王一人说了算，这与文彦博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的说法有相同之处，难怪神宗听了也不以为逆。
历史事实表明，宋朝虽然仍是一个封建社会，但表现帝王个人意志的“皇帝独裁”却受到弱化。随着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产生，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分子不仅奉公守法，勤于政治，怀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而且在政治上发挥了更多的主动性，有时甚至可以与帝王的个人意志相撷抗。士大夫的这种表现，恐怕不能仅凭实施所谓“包容政治”得以实现。
那么，宋朝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和家国情怀在政治上有哪些具体表现？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
首先，宋朝许多士大夫在施政过程中，能够较多地考虑生民的休戚利病，反映了他们的某种民本思想。
宋朝有良知士大夫，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为改善民生，维持社会安定，往往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敢于有所作为。有关例子并不少见，仅略举数例于下。
张齐贤（942—1014），曹州冤句（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二年（977），登进士第。历仕太宗、真宗两朝，是宋朝名相。张齐贤初入仕，任大理评事、通判衡州。当地法律严苛，只要被定性为“劫盗，论皆死”。他认为，这无疑是草菅人命，遂逐一复审，有五人得以免死。北宋政府从湖北到广西桂林，沿河设置了多个“水递铺”，承担水上运输差役的民户多达数千户，他们“困于邮役，衣食多不给”。后经张齐贤论奏，有一半民户得以免除这项差徭。
张齐贤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又采取多项措施解民困、济民贫。太宗朝前期，“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他发现其中多有冤情。“因力言于朝，后凡送囚至京，请委强明吏虑问，不实，则罪及原问官属，自是江南送罪人者为减大半”。其中，不知有多少人因他的提议得以免于冤死。
张齐贤给太宗的一道奏议，充分反映了其以民为本的思想，并表示自己所以这样做，也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其谓：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尅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慎择通儒，分路采访……凡前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以闻，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刑民，则远人之归可立而待也。
薛奎，绛州正平（山西新绛）人，淳化三年（992）举进士。历仕太宗、真宗、仁朝三朝，终官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薛奎在几十年的仕履生涯中，所至兴利除弊，关心民瘼，政绩颇有可观。如在仪州推官任上，命丁夫运粮至盐州。由于久雨，粟麦皆腐烂而不能食。薛奎告诉转运使卢之翰：“请纵民还州而偿所失”。起初卢之翰不同意，“欲劾奏之”。薛奎以为：“用兵久，人疲转饷，今幸兵食有余，安用此陈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薛奎改官知莆田县，奏免当地自五代以来的咸鱼、蒲草钱等苛捐杂税。在知成都府时，当地有民妇诉子不孝，其子声言因穷无力赡养。薛奎便以己俸赠予，“与之戒曰：‘若复失养，吾不贷汝矣！’其母子遂如初”。此外，他平反冤狱多起。乍看起来，薛奎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处处考虑到百姓的利益，实难能可贵。
杜衍（978—1057），越州山阴人（浙江绍兴），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第四名。历任知县、知州、都转运使等地方官。每到一地，都以澄清冤狱、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富商大贾猾吏为己任，深受百姓爱戴。同时，对于仁宗十数次的“内降恩”，都搁置不行，仁宗对他也无可奈何。杜衍后来虽官至宰相，但“清介不殖私产”，致仕后“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卒前，“戒其子努力忠孝，敛以一枕、一席、小圹庳冢以葬”。
龚茂良（1121—1178），福建莆田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出任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时，适逢江西连年大旱，高宗派其前往推行荒政。茂良首先命郡县免去农民历年积税，禁止地主追捕逃荒农户，并发廪赈赡饥民。时疫疠大作，又派医生治救，“全活数百万”。稍后，茂良对高宗道：“潢池弄兵之盗，即南亩负耒之民。今诸郡荒田极多，愿诏监司守臣条陈募人，从便请耕，民有余粟，虽驱之为寇，亦不从矣。”他认为，贫穷和饥饿是使农民变成强盗的根本原因，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以防止民变的发生，将以民为本和维护封建秩序有机结合。
林大中，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通过在太学苦读，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授官知抚州金溪县。上任不久，“郡督输赋急，大中请宽其期。不听，纳告敕投劾而归”。一个刚刚由科举踏上仕途的人，为了抗议州郡官员督赋之急，竟宁愿挂冠而去，这种情况可以说少有其匹。复职后，迁守侍御史兼侍讲，又多次为百姓沉重赋税负担请命。“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经过大中上疏，力言其弊，“朝廷以其言，为减所输者三岁”。
董煟（？—1217），江西鄱阳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出任知温州瑞安县（今属浙江）时，适逢当地发生严重灾荒，董煟通过赈济、赈粜、赈贷等措施，使流民得到安置，灾民得以救济。稍后，又根据救荒实践，结合历代救荒经验，写成《救荒活命书》，共三卷五万余字，全面系统地提出“救荒五法”。他在本书《自序》中说：
臣闻水旱霜蝗之变，何世无之，然救荒无术，则民有流离饿莩转死沟壑之患。臣不才……困处闾阎，熟睹民间利病与夫州县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异时获预从政，愿少摅活民之志，于是编次[本书]……以备缓急观览，名曰《救荒活民书》。然半生寄蹇，晚叨一第，而忧患薫心，齿发疏落，深恐蒲柳之资，不任风雪，则臣之素志无由获伸。谨缮写进呈……傥或可备采择，乞赐睿旨，颁行州县，庶几上助九重，惠泽黎元之万一云。
《自序》字里行间，充满了董煟爱国忧民之情。这也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一旦以科举入仕后、力图实现自己早先夙愿之生动一例。
以上人物的言行，似可作为宋朝士大夫参与“共治”天下的一种表现。
其次，敢于反对帝王的腐朽性和非礼行为。
北宋建立后，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吸取汉唐以来外戚、宦官、宗室、权相、武人专权，后妃干政，帝王生活奢侈腐朽，造成社会混乱、政局更迭的历史教训，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治理国家“万世大法”（国法），以及赵宋皇室内部必须遵循的“正家之法”（家法），时人统称为“祖宗家法”或“祖宗之法”。
吕夷简（978—1044），真宗咸平三年（1000）登进士第，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擢为宰相。在监修真宗朝国史时，又从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和《德音》《圣政》等书中所载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祖宗家法”，撰成《三朝宝训》一书。后来各朝虽续有《宝训》修撰，但《三朝宝训》仍是历朝帝王在经筵讲读的主要典籍。
元祐八年（1093）正月，哲宗在迩英阁召宰臣、执政暨讲读官讲读《宝训》毕，宰相吕大防（1027—1097）等人向哲宗简略介绍了“祖宗家法”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以及“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等家法。不过，吕大防在此未提及“待宗室之法”“待宦官之法”“待武人之法”“待文臣士大夫之法”“待台谏官之法”等国法。
既然宋朝的帝王、后妃、外戚等人受到一系列“祖宗之法”约束，那么士大夫就可凭此对他们实行监督，即使帝王家事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几乎不可想象。下面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仁宗生母李宸妃，本是真宗后宫宫女。仁宗出生后不久，即被真宗刘皇后据为己子，终刘后之世，仁宗对此浑然不知。仁宗继位后，刘后成为太后，李氏则依然处于先朝嫔御之列而默默无闻。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氏病故，临死前夕，才进位宸妃，后世遂据此演绎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在如何对待李宸妃的丧礼上，宰相吕夷简与刘太后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夷简提出“礼宜从厚”。当时刘太后与年幼的仁宗并听政，一闻此言，“遽引帝起”。然后，独坐帘下再召夷简问：“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回答道：“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还想隐瞒实情，怒道：“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便大胆揭露真相，并从容说：“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遂感悟，同意以一品礼治葬李宸妃。夷简又对主管葬礼的官员罗崇勋道：“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刘太后死后，燕王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仁宗知情后大为悲痛，打开宸妃梓棺，“亲哭视之”。见妃肉色如生，服太后冠服，以水银养之，叹道：“人言其可信哉！”在夷简的干预下，皇室内部一场可能产生的内讧及时得到预防，对政治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刘太后是有宋一代权力欲最强的后妃，她听政后，处处欲以帝王自居。一日，她试探性地问进士出身、时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的鲁宗道（966—1029）：“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回答道：“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刘太后听了，一时语塞。后来，她提出要依天子礼，为刘氏立七庙，与仁宗外出时，“欲以大安辇先帝行”，以及要朝廷讳其父名等种种非礼要求，皆因臣僚反对而止。
天圣七年（1029）冬至，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受到进士出身的秘阁校理范仲淹（989—1052）的反对。他上疏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后来，随着仁宗年岁增长，范仲淹及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的滕宗谅（990—1047）等众多官员又直接上疏太后，请其“还政”。对于这些谏言，如果换成隋唐或明清，上疏之人很可能会遭到罢黜，甚至有性命不保之虑，但范仲淹等人都能泰然处之，从而进一步阻止了刘太后的非分之想。
南宋诸帝，以理宗在位时间最长，有40年之久。理宗到其晚年，昏愦腐朽日甚，重用宦官董宋臣、佞臣丁大全等人，追求奢侈享乐，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情况与北宋末年徽宗可有一比。士大夫看到这种现象，无不忧心忡忡，纷纷进谏。
理宗好色，后宫成群。淳祐年间（1241—1252），“禁中排当频数，娼妓傀儡得入供应”，有夫人号者达千人，对她们“泛赐无节”，造成国库空虚。理宗虽然有那么多嫔妃，仍然不感满足，还经常将民间妓女召入宫。进士出身工部侍郎牟子才（？—1265）上疏，以弹劾董宋臣的名义批评理宗：“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自修之操。”理宗自知理亏，命人转告子才：“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子才出知太平州，建李白祠，刻高力士脱靴图于石上，并撰赞语，言唐室之乱，始自玄宗好色，重用宦官所至，影射理宗之意非常明显。董宋臣向理宗哭诉，挑拨道：“牟某在当涂骂官家。”理宗听了虽然很不高兴，但因为找不出子才的过失，只得不了了之。进士出身监察御史吴昌裔（1183—1240）上疏理宗，以为：
（当今社会）近类宣（和）、靖（康）之时，安危乐亡，直可澟澟。臣谓药不瞑眩，不足以起沈痼，医不仓扁，不足以弭外邪。欲望陛下去谗远色，以扶植人才；克己节用，以爱养邦本；罢营缮土木之费，专以修车备器为事；省闲慢文书之务，一以备边御寇为急。而又君臣上下兢兢业业，日以小民祈天永命为心，凡中外蠧国害民之政，一切寝罢。如此，则可以回天怒而销敌祲矣。
奏疏将当时弊政说得淋漓尽致，批评矛头条条直指理宗本人。
但是，不管群臣如何上疏，理宗表面上接受，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于是，臣僚上疏纷至沓来，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尖锐。进士出身太常少卿徐侨甚至直接入宫面奏理宗。理宗见他“衣履垢敝”，同情地对他说：“卿可谓清贫。”徐侨回答道：“臣不贫，陛下乃贫耳。”理宗不解地问：“朕何为贫？”徐侨说：
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今女谒、阉宦相为囊槖，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眈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
听了徐侨这番十分尖刻的话，理宗并未动怒，而是“感动改容，咨嗟太息”。这次他总算有了一些行动，“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同时，“赐侨金帛甚厚”,但徐侨固辞不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大臣对帝王的谏言甚多，本不足道，可是像吕夷简、范仲淹、牟子才、徐侨等人不顾个人得失，敞开心扉，直言极谏，却极为罕见。究其原因，正是“共治”意识已经体现在他们身上。
最后，有着比较深厚的家国情怀。
一个朝代，是否得民心，不仅表现在和平年月人们对它的态度，更表现在亡国前后人们对它的救亡。宋代士大夫在国破家亡危急时刻的表现，既反映了宋朝是一个比较得民心的朝代，也反映出士大夫比较深厚的家国情怀，具有“君臣一体，荣辱共之”的思想感情。
综观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可以看到士大夫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种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直至杀身成仁，壮烈殉国。《宋史·忠义传》《昭忠录》和《宋史·瀛国公》等史籍所载殉难者中，仅进士出身、官知州以上士大夫就有近百名之多。民族英雄、状元丞相文天祥是其中代表人物。在国家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他率先起兵勤王。临安陷落后，又转战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坚持抗元战争。失败后，被囚禁大都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囚禁期间，不顾各种威逼和利诱，誓不出仕，最后慷慨就义。此外，还有已经致仕的左相江万里（1198—1275），面对滚滚而来的蒙古铁骑，誓不做顺民，“赴水死”。左相陆秀夫（1236—1279）和咸淳四年状元、右丞相陈文龙（1232—1276），战败后“投海死”。签书枢密院事高应松（1212—1276），“从瀛国公至燕，绝粒不语，越七日卒”。两淮安抚制置大使李庭芝（1219—1276），战败不屈而死。知池州守赵卯发夫妇自缢死，留下的遗书谓：“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此外，还有知渠州张资、知常州姚訔、知饶州唐震、知衡州尹谷、知安吉州赵良臣、知信州谢枋得（1194—1286）等多人，在抗元战争中或战死，或失败后不屈死，或自经死，或举家自焚死，或绝食死，或赴水死，表现出了与国家共存亡的气节和决心。
第二种表现是隐居山林、家乡，拒绝征召，不愿投奔元政权的士大夫，也包括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被迫弃城逃跑的一部分士大夫。他们虽然没有选择为国捐躯，但很多人转身于学术研究，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无不寄托了对故国的哀思，并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和宣扬爱国思想作出了贡献。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黄震（1213—1280）、胡三省（1230—1302）等人，可以视为其中的代表。
王应麟终官礼部尚书。元军逼近临安府时，逃归故乡庆元府鄞县（浙江宁波鄞县）。在隐居的22年间，将其平生所学全身心地浸淫于著述之中，据《宋史》本传所载，其所撰著作有23种之多，传至后世的尚有《玉海》《困学纪闻》《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四明文献集》《通鉴答问》《汉制考》等15种。多数人认为，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也出自他之手。由于王应麟的辛勤耕耘，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优秀的中华文化，也变相保存了华夏国祚。故南宋虽亡，中国并没有亡。
黄震终官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德祐二年（1276）春，临安沦陷，黄震见国事已不可为，便自绍兴府逃归，隐居于鄞县宝幢山下。为躲避元朝征召，“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图籍、器物，争掠取亦不问”。对于黄震在此后五年的隐居生活，同为遗民的谢翱赋诗记载，有云：“甬东寺里逢陈若，双袖龙钟行带索。问知黄公旧避逃，宝幢山下坐丛薄。日惟一食祷先灵，不愿拾得不死药。仰天呼号得正终，一往不复至城郭。公初著书女立旁，公死母亡家濩落。”读后令人动容。黄震一生著述较多，流传至今的有《黄氏日抄》《古今纪要》《修史传》《古今纪要逸编》四种。在《古今纪要逸编》（又名《理度二朝纪要》）中，黄震总结南宋“致变”亦即灭亡的原因，作为惨痛教训留给后人。书中不时发出“尚忍言之，痛不忍言而言之”，“国事遂有不忍言者矣” 等慨叹，表现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亡国遗恨。
胡三省终官奉议郎、知江陵尉。德祐元年正月，随贾似道北上抗元，师溃，间道归故乡宁海（今属浙江）。在胡三省的著作中，以《资治通鉴音注》（97卷）最负盛名。该书初成于南宋末年。德祐二年，浙东兵乱，书稿全失，遂发愤重新著述，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才再次撰成。书中，对故国的怀念，也与黄震一样，溢于言表。如《新注资治通鉴序》写道：“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哀矣。”反映了他对元朝的不满。序文最后，不书“至元”年号，而书“旃蒙作噩”（即乙酉年），也有深意。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或“我宋”，所释地名，皆用宋朝州名，唯在卷197对盖牟城的注释，作“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说明即使入元近10年以后，胡三省仍以宋遗民自居，拒绝承认有元为正统。
另一类，是在蒙（元）军队大规模围攻下，眼看前途无望，或城破被执，为苟且偷安，又受到高官厚禄引诱，投降并出仕元朝的士大夫。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类士大夫的人数虽比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士大夫为多，但比第二类士大夫要少得多。他们中的极大部分人，自知大节有亏，心生愧意，此后便默默无闻终身，死心塌地追随元政权的人只是少数。
当然，也不排除有主动投靠蒙（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的士大夫。不过，这种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宋代士大夫的表现，或者在施政过程中关心民瘼，或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反对帝王的腐朽性和非礼行为，或者在外族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表现出爱国言行，都值得后人敬仰。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热爱的是宋朝这个国家，不是帝皇，帝皇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才得到崇敬而已。对此，我们不妨通过一件事进一步加以印证：孝宗死时，光宗因患心病，拒不主持丧礼，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朝士有潜遁者，近倖富人，竟匿重器，都人皇皇”。在赵宋国家遇到巨大危机的时刻，乾道二年（1166）进士、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1140—1196）在征得太皇太后同意后，毅然联合外戚韩侂胄、宗室赵彦逾等官员，强迫光宗“内禅”嘉皇赵扩（宁宗）为帝。这场所谓的“内禅”，实质上是在合法外衣掩盖下的宫廷政变。当时，赵汝愚考虑的不是如何向光宗“尽忠”，而是如何维护赵宋国家的安定。这个举动，与前面监察御史方庭实所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完全相一致，都是士大夫“共治”意识的具体表现。
宋代士大夫的这种“共治”意识，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产生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使宋政权有了比较强大的向心力。
宋代士大夫“共治”意识形成的原因
那么，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这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以忠君爱国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在部分士大夫中已经深入人心。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宋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最为高涨。北宋神宗朝（1068—1085），“以道德名世”的学者张载（1020—1077），针对当时的国情，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崇高的历史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在宋代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朱熹（1130—1200）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若天不欲此道复明，则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则必有复明之理。”南宋后期状元丞相文天祥（1236—1283），也不忘将此话写入其殿试策中，并表明要“以一不息之心充之”。文天祥的同榜进士、两人因气节相似而有“文谢”之称的谢枋得（1226—1289），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认为，张载的这一教导，“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文之士，皆大言无当也。”
论者或问，张载在当时既非特别著名的儒家学者，也谈不上是朝廷重臣，此话因何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响应？这当与宋朝从立国之日起就重视儒学、不断表彰忠义和孝道有关。在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中固不待言，就是在各种史书典籍、法律条文、乡规民约、治家格言、启蒙读物、话本小说、民间故事、祠堂祭祀中，也都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道德观。
地方官下车伊始，必定要将修贡院、兴学校、教化百姓、祭祀先贤作为先务。除州县官外，致仕官员、乡绅、学者和塾师，也都会投入各种教化活动之中。由于孔孟思想对知识分子的长期熏陶，使得以忠君爱国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不顾名节的行为受到鄙弃。他们在和平年代，对民生、对社会常常会竭尽其力，以不辜负平生所学；一旦国家有难，勇敢者挺身而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文天祥在就义前，作绝笔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充分表明了他所以慷慨就义，就是为了实践孔孟“成仁”“取义”的教导。懦弱者，也保持了一定的气节，他们赋诗明志，隐居不仕，誓不做“贰臣”。
二是宋代科举既选拔了人才，又收拾了士心，进一步养成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前面已经提到，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因为科场条制严密，取士公平，所以深得赞誉。故欧阳修以为：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通过科举改革，宋代不仅做到了公平取士，还于开宝二年（969）、绍兴二十七年五月，先后下诏为远方寒士提供“往来给券”或“仍给口券”的优待。凡经过一次省试的举人，可以免除个人的差役负担，并享受“公罪听赎”的法律待遇，对多次应举不第的举人，则赐予特奏名进士。从仁宗嘉祐四年（1059）起，奏名进士在殿试中不再被黜落，只是录取名次有所不同而已。至于进士出身者入仕后，比以恩荫出身的官员升迁更为快捷。如此等等，都无不为贫苦出身的优秀知识分子踏上仕途，从而改变自己命运铺平了道路。如前文提到的太宗朝名相张齐贤，自幼“孤贫”。仁宗朝名相杜衍，是个遗腹子，“其母改适河阳钱氏”，“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及第前的处境，与杜衍十分相似。《救荒活命书》作者董煟，也是个晚年才得志的穷书生。如果生活在同样以科举取士的唐代，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进士的可能，他们对国家也不会有多少感情。唐末黄巢大起义，落第进士纷纷前往投奔，就是一个明证。
孟子有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中国历史上，向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宋朝科举制度中采取的种种措施，使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子弟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和梦想，这些都有利于其“共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养成。
三是最高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强化了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最自由、最受国家尊重的时代。据史籍记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被俘虏北去的徽宗，命返回南宋的图片门宣赞舍人曹勋寄语高宗：“艺祖（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后来，陆游在《避暑漫抄》中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记载，其谓：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金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至建炎中，曹勋自北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某处，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今天某些学者对曹勋所言“誓约”的真实性，颇多怀疑，有人认为，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实为高宗和曹勋“共同编造”的谎言。但是，曹勋明确指出，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有誓碑这件事，是徽宗亲口对他说的，后来又被曹勋收入其文集当中，这与一般小说家仅凭道听途说有所不同。言其为曹勋与高宗“共同编造”的谎言，实为臆测之词。试问，两人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何在？难道高宗要借此捆绑自己的手脚不成？至于以宋代偶然也有杀戮之事发生，以证明“誓约”之伪，那是犯了绝对化的毛病。正如先师徐规教授所说：“所谓‘不杀’，决非绝对不杀，这是无毋多论。”因此，要想彻底否定“誓约”的存在，尚缺乏确凿的证据。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这块誓碑，不轻易诛杀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别的姑且不论，就以宰相而论，唐朝宰相先后被杀者达二十余人，包括谏官在内的一般士大夫，更是动辄遭到杀戮。可是在宋朝，没有一个宰相和谏官被杀（最严重的不过是流放）。即使是一般知识分子，被杀的也极为罕见。再以贬官流放而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在为数不多被流放的宰相中，太宗朝的卢多逊（943—985）是其中的一位，因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被流放到崖州（海南三亚崖城镇）。卢多逊远离京师，僻居海南一隅，从一个宰相沦为一个迁人，政治上的失落感和心理上的痛苦不难想见。但是，其流放生活却颇为自适，从卢多逊所作的《水南村》一诗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诗云：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
渔盐家给无虚市，禾黍年登有酒尊。
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卢多逊一人身上，一般被贬官员也大多如此。著名文学家王禹偁（954—1001）曾贬居商州（陕西商县），苏轼（1037—1101）曾贬居黄州（湖北黄冈）。从两人在谪居期间所作的诗篇，同样可以看出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也称得上悠闲自得，否则哪里会有“数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等诗篇和自称“东坡居士”的雅号。
元祐八年正月，宰相吕大防及有关官员告诉哲宗：“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言虽与事实稍有不合，但罪止流放以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不施徒刑和肉刑却是事实。据侯延庆《退斋笔录》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来未有杀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朝不仅对士大夫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就是对一般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也能“待之以礼”。据朱熹从父朱弁回忆：
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
以上所举例子，可能比较极端，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整个宋朝，朝廷不仅对士大夫而且对一般知识分子基本上做到不杀不辱，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却是事实。例如，建炎元年八月，太学生陈东和乡贡进士欧阳澈因上书言事而惨遭杀害。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下诏为两人平反赠官，并对臣僚言：“始罪东等，出于仓卒，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诏求言，当令中外皆知此意。”绍兴四年十月，高宗再次下诏：“故赠承事郎陈东、欧阳澈并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资，赐官田十顷。”他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可更赠官、赐田。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作为一个帝王，因为杀了两名知识分子，一再进行自责，使用“朕甚悔之”“昧于治体”“至今痛恨之”等用语，并努力加以补救，也可谓是史无前例。元代史臣以为：“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赵宋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无疑强化了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结 语
宋朝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其军事力量弱小，因而在与辽、金、蒙（元）战争中屡遭失败，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最后为元朝所灭亡。今天的宋史研究者，由此多将宋朝军事力量不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长期推行“重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所致。这个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有些偏颇。因为这仅仅看到宋朝自身的原因，而没有看到众多的外部原因。
那么，宋朝军事力量不强的外因是什么？
第一，五代时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北宋一开始便失去了阻挡“胡马南牧”的屏障，不断产生边患。
第二，终宋之世，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四川西部的大片土地，皆落入吐蕃和西夏之手，从而断绝了西北方战马的主要来源。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弱，往往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宋朝多次被辽、金、西夏等国打得大败，无不与骑兵弱小有关。
第三， 宋朝先后遇到的对手契丹、女真和蒙古，与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比较，有很大不同：一是匈奴、突厥皆为草原民族，他们入侵汉人聚居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子女玉帛和粮食，所以汉、唐可以借“和亲”和赠送财物阻止其深入。可是契丹和女真在崛起以后，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已部分走向定居。蒙古在征战金朝的过程中，也汉化日深。所以这三个民族的统治者都怀有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雄心，仅靠“和亲”和赠送财物，已经起不到使其退兵的作用。
第四，匈奴、突厥上层后来都发生严重分裂和内乱，给汉、唐政府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但契丹、女真和蒙古贵族内部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对全局有影响的分裂，故宋朝对他们始终无隙可乘，这也是宋朝的不幸。
宋朝军事力量不强，外部环境恶劣，边患又特别严重，但立国时间却长达320年之久，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靖康之变”，宋朝虽然失去了淮河到大山关以北的大片土地，但仍然控制着两浙、两淮、江东西、福建、江西、四川、荆湖南北、两广诸路的200余个州郡，使那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继续得到发展。蒙（元）铁骑南下后，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先后灭亡了军事上曾对宋朝构成严重威胁的西夏和金，并不断对宋进行挑衅。端平元年（1234），南宋入洛收复三京之师遭到蒙古军队的伏击而失败，从此蒙军断断续续地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南宋军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与这个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令西方人也“谈蒙色变”的蒙古铁骑进行了长达45年之久英勇顽强的战斗，直至崖山之战失败，才最终落下帷幕。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上面这段历史，就是要说明一点：从历史上看，尽管宋朝在军事上内外不利因素很多，却能长期抵御外族入侵，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和众多知识分子深厚的家国情怀密不可分。这种“共治”意识和家国情怀，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又化作南宋军民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他们为了保卫国家甚至最终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然，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宋朝知识分子也有优劣之分，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也存在着知识分子最容易产生的毛病，即能说不能做的“清谈”作风、党同伐异的朋党习气，口是心非的恶劣行径。至于贪污腐败、徇私枉法者，也不在少数。虽然这些并非宋朝知识分子的主流，但在此也必须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