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和探讨的问题——《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一章(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5 次 更新时间:2006-11-07 0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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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落后的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演变型式异于西方的问题,必然会连带引出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艾尔温继他的分析,进一步论说人口压力通过两条主要途径迫使中国经济的落后: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农业陷于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阱”(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

  艾尔温的分析和舒尔茨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中国的小农和西欧与美国的农场主一样,是追求最“合理地”使用资源的经营者。这样的小农把传统的农业推到高效率的“均衡”。此外,英国的经历似乎证明地租并不足以妨碍佃农资本家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前驱。因此,小农家庭式农场的生产组织方式应该保留。不应通过革命来改造它的社会结构[1] 。

  艾尔温根据他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性的结论。关于帝国主义怎样影响中国的问题,艾氏写道“近代西方的历史性使命是缓和,而后解脱中国的高水平均衡陷阱”(1973:315)。帝国主义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市场,并提供了近代科技,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科技传输如真能不受限制地发挥其作用[2] ,其结果定会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而中国小农的企业心和创造性会重新显示出来,并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艾尔温,1973:315—6,319)。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主义下的小农视为受剥削的辛劳者。其生活之外的剩余,是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榨取掉的。因此,他们认为,艾尔温那样问小农何以没有累积资本来促使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地主控制了可供投资的剩余,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针对他们提出。只要封建地主把剩余用于消费而不作生产上的投资,经济便会停滞不前。只有当一个新的积累资本的阶级兴起,才能导致新的雇佣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改造才会实现。生产方式从旧到新的过渡,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会继续到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止。而在真正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会呈现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双方面的变化。资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3] 。

  保罗·巴兰为进一步阐明资本形成的过程而区别“实际剩余”(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巴兰,1957:特别注意第二章)。维克托·利皮特把巴兰的理论应用于革命前的中国,试图以数据说明:地租、雇佣劳动、高利贷和赋税等形式,是用以榨取小农剩余的手段。以地租形式榨取“潜在剩余”的计算方法最易说明:如有1/3(利皮特数据的约数)的耕地出租,而租率一般约为农产的一半,那么收取的地租就约为农业总产量的1/6。再用此演算程序来计算支付工资后的剩余,农民付予高利贷主的利息,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对国家所交付的赋税,利皮特得出的总数约为农业总产量的30%,相当于经济整体总产值的约19%(利皮特,1974)。

  因此,利皮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并非如艾尔温所提出的剩余匮乏[4] ,而是潜在剩余被统治阶级所控制,只作奢侈性消费,而不去用作生产生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只能随社会革命而产生。中国土地的经济意义是:国家通过社会革命,从统治阶级夺取的潜在剩余,部分转用于生产性投资,部分用以提高农村社会中贫穷分子的生活水平(利皮特,1974,1978;参较里斯金,1975)。

  利皮特证明,这个小农经济中存在相当的剩余,是对艾尔温“陷阱”的前半部分的一个重要纠正。考虑到生产关系,便不会怀疑这个社会中有小部分人控制了相当的潜在剩余的事实。对华北平原的农业而言,本书的资料特别突出经营式的农场主。他们直接参与生产,而异于普通地主;他们控有剩余,而又异于一般小农。分析他们为什么没有作创新性的生产投资,可以具体地说明中国农业停滞不前的原由。

  艾氏“陷阱”论的下半部分,分析高密度人口对剩余使用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讨论。我们可以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综合起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口与生产关系,如何相互影响该经济体系中剩余的使用?这里,经营式农场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在人口压力下分化了的小农经济,怎样阻碍农业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它也可说明社会政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农业部门当然不能单独地解释整个经济体系。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工业部门的成长,例如可以为它提供用于投资生产的剩余。而农业的落后,也可以抑制工业的发展,例如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相反地,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工业部门,也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利皮特的分析,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但艾尔温主要着眼于农业。要对人口和社会结构如何在落后的中国经济中互相作用这个大问题作出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到农业部门以外的许多其它因素。在此问题上,本书只能作一些初步的分析,指出一个内卷而又分化了的小农经济,在某些方面,怎样影响到中国幼小的工业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和使用。

  (四)帝国主义的问题

  本书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中国农村在近代怎样受到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形式主义者既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前题;所以也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本方面是有利于中国的。如上所述,艾尔温坚持帝国主义赋予了中国经济唯一突破停滞陷阱的机会。但是,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能够迅速地发展。艾氏认为,这应归咎于高密度的人口。形式主义经济学中很大影响的“二元经济论”模式,同样地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商埠、城市。另一个没有受到此刺激的腹地的“传统经济”。这两个体系分道扬镳,极少互相渗透。传统经济的劳力集约和所生产的价格低廉的货物,仍吸引着传统市场的乡村消费者。在这方面,经常引用的例子是手工织的土布。它不仅幸存,而且在面临机织布的竞争下增长。现代工业产品,往往价格较为昂贵,超出收入低微的农村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所以,那些商品,正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影响一样,大多局限于城市。于是,近代的中国农村,实质上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近代城市经济多大的影响(侯继明,1965:特别是第七章;侯继明,1963;墨菲,1977)。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意帝国主义有益而无害的论说。根据西方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析,帝国主义所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是一个两层的剥削系统:在受害国内,城市榨取农村的剩余产品和原料;在国际之间,先进国家榨取后进国家的经济的剩余。“宗主国”与“附属国”,又或“中心”与“边陲”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个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帝国主义非但没有赋予第三世界以经济繁荣,它实际上强加了“附属性”,造成并延续了其经济落后状态(弗兰克,1973;197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1979)在“附属论”之上又加添了资本主义“世界系统”的观念:世界市场把各国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这个观念的优点,是有助于把剥削意图这个感情性的问题,从帝国主义问题的 讨论中摈除,而强调它的客观系统性和世界性。它也突出全世界同类现象的相关性,指出这些现象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有关(沃勒斯坦,1979;1974)。

  实体主义者从另一角度指同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根据斯科特看法:脱离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侵入农村,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此外,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机器向农村榨取更多的剩余,也会瓦解闭塞自主的前资本主义自然村。

  西方这三家学派的论说,虽然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但它们都忽视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的内在的变迁动向。本书将指出:只有把这一变迁型式分析清楚,我们才可以从几个世纪的眼光来了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二元经济论”,虽然在讨论农村手工织布业的命运时,大体上正确,但却严重地低估了农业加速商品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附属论”在分析机器纺纱对手工棉纺业的破坏,以及日本经济侵略对山东省经济的影响,虽然基本正确,但它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中国小农经济在结构和变动的方向上,基本延续着过去的趋势。最后,道义经济的论述,虽然指出了生产关系演变过程中常被人忽视的一面,它却过分夸大了道义观念在过去生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这一角度来考虑。单纯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或者把它当作一个类似实验室的试验中可以随意加入或抽出的因素,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帝国主义一旦侵入中国,即和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本书将提出理解此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即着重分析资本形成的过程,把帝国主义视为许多相关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中国的农村

  

  华北平原的村庄,如同它们的小农一样,同时具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各自分析中所突出的三种特征。小农家庭一般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别为市场生产的单位。从这一角度来看,与其说每个村庄是一个紧密内聚的整体,不如说它是一个由个别农户组合的街坊。可是,大部分的村庄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它的居民直接消费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村庄不仅划出居住的界限,也在某种程度上划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工作和居住的纽带关系,又常和宗族关系交织而互相强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村庄是一个闭塞的、或许也是紧密的共同体。同时,一般村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租佃和雇佣关系。着眼于这些关系,便会得出村庄是一个分化了的社会的缩影:其中部分人榨取其他村民生产的剩余。和分化了的小农经济一样,华北村庄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必须综合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观点,而又注意不同村庄的区别来进行分析。村庄多半具有三种特征,但其混合的比例,则随村庄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变化,也因村庄所遭受的外来势力的性质不同而变化。

  (一)过去的研究

  美国史学家心目中的中国村庄的形象,主要来源于形式主义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威廉·施坚雅的研究。施坚雅企图纠正人类学主流派只注重小社团而忽略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的实体主义倾向。他写道:

  人类学者在中国社会作实地调查时,把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村庄上,大多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况。要是说中国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我要指出的是: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施坚雅,1964—65:32)。

  根据施氏的说法,基层集市是地方市场系统的三层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在这里,“农户一般贸易需要”都可得到满足。它也是农产品和工艺品向上流动的起点,和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向下流动的终点。一个典型的基层集市,是一个约有18个村和1,500个农户的核心点。所及范围,约为50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同上:3,6)。

  根据施坚雅于1949年在成都东南25公里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三个月的实地调查的结果,当地一个小农:

  到50岁时,在基层市集赶集已达3,000次。他与该共同体的每户男子平均至少在同一街道上碰面1,000次。他在市上向来自各方面的小贩购物。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茶馆内与远处村庄的小农朋友社交往来,……上集市的人很少不在一两个茶馆内消磨至少一个钟头。在好客和联谊的礼俗下,任何进门的村民,都可以立即成为座上客。在茶馆里消磨的一个钟头,无可避免地扩大了个人的交际圈子,也加深了他对这些共同体社会其他部分的认识(同上:35)。在这样一个图象中,每个小农都“与同一个市场系统中所有的成年人有点头之交”。基层市场共同体是媒婆、秘密社会、宗教组织、方言等等的基层空间范围(同上:40—41)。一言以蔽之,它是“小农的社会生活的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同上:40—41)。

  施氏后来把早期分析市场的模式,延伸成为一个包含八层等级的“中心地”的模式,上达县城以及区域性和中央的大都市。同时,市场系统也上延而成为整体的“区域系统”,把中国分为八个“大区域”,每区围绕它的中心都市。此外,在空间之外兼顾到时间,把市场结构和区域系统上溯到它们的历经数世纪的“周期节奏”(施坚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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