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6年25岁博士毕业后就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成为助理教授，并根据美国的教学制度开始带博士生。记得第一位是年龄比我大9岁的Anthony Garavente,他当时已在本领域顶尖学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了关于长征的一篇文章（1965年）。可以说，他当时的学术发表成就在我之上，只是还没有博士学位和博士教学职位。好在我当时虽然年轻，也没有重量级的学术成就，但还算对自己的学术斤两比较有限有点认识，而且由于自己本性比较倾向叛逆，以心比心，不太会凭借“导师”的地位对学生作出任何指令, 特别是压抑性的指示。

作为一名青年“助理教授”，我理智上认为自己“指导”学生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应该是以其自身的意志为主，友好支持，虽然，同时也会认真细读学生的文章，指出不清楚或矛盾或被忽视的地方，并直白诚挚地给出自己的意见、建议。起码用意如此。年龄大了，尤其是63岁退休之后，更加如此。但担心的是，二三十岁时的我，甚至是进入不惑之年后的我，恐怕时而会过分倾向自以为是，或在说明自己之所以这么想时，有意无意地无视、压抑对方的意见。

在第一位研究生Garavente之后，我还带了好几位年龄比我大的、和多位与我年龄相当的博士生。（美国刚拿到博士学位——无论多大年龄——的助理教授便可以带博士生的高校教学制度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如今回顾，感到诚惶诚恐。固然，当时的自己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份量有限，面对比自己年龄大不少或年龄相当的博士“学生”，会比较谨慎，但恐怕仍然时而会年轻气盛地过分申明一己的、不一定是对的意见。思之惭愧，只能希望自己没有犯过太多那样的错误，并在这里诚惶诚恐地向可能受到当时的我压抑的学生（们）表达深层的歉意。

进入中年之后的我，相对二三十岁的我来说，应该是个比较成熟宽容的我，但即便如此，仍然担心有可能会没有充分的耐心去更好地认识、理解不同的意见，充分尊重学生自身的思考和意向。以“导师”的身份相对学生，很容易过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充分考虑学生的思路。即便在理，也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学生观点的依据，或没有足够心平气和地向学生解释、说明自己的意见。在师生的关系中，实在太容易自以为是，在不知不觉中甚至等于是仗势压抑。但同时，需要尽到为师的责任，适当指出学生所忽略的方方面面，或指向可能更合适的理解或思考进路。要提防的是，不够充分或耐心地考虑学生的思路，过分固执己见，自以为是。

固然，也不该忽视自己教学中比较成功的实例。记得自己比较最突出的两位研究生——苏成捷（Matthew Sommer，毕业后迄今执教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白德瑞（Bradly Reed，退休前长期执教佛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读研之前，乃是该年全国本领域最优秀的两位读研学生，当时可以任意选择进入美国任何一家学校。但由于他们是跟我的好友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读的硕士，特别尊重她的意见，向她请教哪里是当时全美最优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学习去处，并听从了她的建议而来UCLA跟我读博。我在“带”他们的过程中，部分由于年龄相差不大，比较自然地听从他们自身的选择。他们俩1994年同时毕业，成为我一辈子教学带出的几十位博士生中比较最突出的数位学生中的两位。

其后，我在63岁（2003年）便选择从加大退休。之后，转入国内教学20年，基本完全是在“体制外”非正式地每年开一门为期八周的硕博士生阅读-讨论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全是自愿申请，由我自己精选。课程不带学分，被接纳的绝大部分是比较优秀、乃至于非常突出的学生。我们双方都是没有任何物质报酬或学分的完全自愿投入者。效果因此也比较突出，使我心甘情愿地无偿投入了足足20年，直到83岁的高龄方才由于自己精力衰退，将其交由我带出的四位中青年博士生接续讲授此门课程至今。

如今在85岁高龄回顾，庆幸的是，和自己带出的学生关系都较好，不少保持联系至今。虽然，如今回顾，诚惶诚恐，仍然有点担心自己可能时而会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可能对学生自身的意向考虑不足。我们做教师的须要知道，违反学生自身意向的进路，即便也许真的更好，不一定便更适合该位学生。

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以学生的意志为主，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必要的时候，方才指正，但绝对不可以导师的身份和权力来压抑学生自身的意愿。如今回顾，年轻气壮的我，恐怕难免犯过那样的错误，思之有愧。最好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切忌凭借导师的身份和权力来压抑学生，将自己的观点来强加于学生。

在这点上，我自己有过切身的感受和体会。自己特别尊重、近乎崇拜的导师，曾经明确指导我走上他自身所特别看好的尊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道路，对我有过巨大影响，主导了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专著的思路。要到自己中年时期方才认识到，那并非我心底所真正认同的道路，也不是我进入不惑年龄后认为中国所应该或可能选择走上的道路。记得清楚认识此点后，曾诚恳地写信向自己的导师解释，说明自己的思想可能有点“左倾”,但得到的回复几乎是被逐出师门，不再认我这个学生。此中的苦恼真是一言难尽。

经过深层的折腾之后，最后认识到，关键在于教学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一己，还是为了学生？为了自己的话，则包括自己的信仰和人生抉择，如果学生做出了与其对立的抉择，当然很难接受，甚至会有被背弃、乃至于被伤害的感觉。但是，如果真是为了学生而不是自己，则可能会更尊重、了解学生做出的选择。

那样的切身经验促使我形成自己教学的一个基本教训和原则——切忌将自己的意愿或选择自以为是地强加于一个学生，必须尊重学生自身心底的选择。导师的职责是协助，绝对不该是强加、硬要学生也选择导师的信仰。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我们为师之道的最根本要点，也是教学到底是为一己之私还是真正为学生本人这两条道路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