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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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型政治经济学。本文首先说明从实践出发的研究进路和思维方式,将其比拟于医学而不是牛顿物理学和数学逻辑的认识方法,而后进入中国如今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结合小农经济与工业经济,以及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经济体系等实际的讨论。文章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突出演绎逻辑、市场主义、科学主义的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以及伴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笔者提议借助中国传统的,以及今天在实践中仍然展示的二元合一思维,结合中西来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新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文章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释。文章倡导的前瞻方向可以称作(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步形成的新体系。

【关键词】 演绎-归纳与医学推断,二元对立与二元结合,小农经济与现代化,“政党国家”与“政党军队”,中国共产党与官僚主义


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新政治经济学。以此为主题的文章不可能是一篇研究性论文,必然主要是一篇思考性论文,并且不仅是回顾性也是前瞻性的论文。它主要是笔者基于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一些思考的系统总结和综合。它从实践出发的思维方式的论析开始,进入中国如今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结合小农经济与现代经济,以及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经济体系等比较罕见的实际。作为陪衬和对手,本文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突出演绎逻辑、市场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以及伴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本文提议借助中国传统的,以及今天在实践中仍然展示的二元合一思维,来建立具有超越性的结合中西的新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文章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释。作者指出中国实践历史和改革经验之与它们的一系列不同,借此来指向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综合的,具有超越性的新型实践政治经济学。笔者要倡导的总体方向可以称作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尚待中国在较长期的实践摸索过程中来建构和澄清。


一、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也许是所有理论的最基本元素,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在实践中展示了与西方显著的不同。


(一)二元对立与二元合一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政府和经济建构成一个二元对立体(duality, dualistic, dualism),要求将经济设定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体系,尽可能将国家的“干预”最小化。它将 “无为”“放任”(laissez faire)的国家设定为前提理念,要求让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其由“理性”个人意志和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来运作并决定价格,借此来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并推动无限的经济发展。


经典马克思主义则将国家设定为“上层建筑”,仅是为“下层建筑”——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服务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只可能是一个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系,与无产阶级是对立的,谈不上是什么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国家体系。如今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之后,早已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中的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或劳动者)的组织——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包含诸多阶层的组织,人数(9000多万人)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如越南和德国),包括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政党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少数民族等,乃至于代表全体人民。(中共中央组织部,2021) 作为一个“政党”,共产党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代表制中那样的仅代表一种利益或群体的政党,而是一个总揽政治体系权力的(我们可以称作)“超级政党”。①由其领导的“政党国家”当然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型的“无为”国家。我们需要破除上述两种前提设定,才能认识和适当思考当今在实践和变动之中的中国的新型政党国家和政经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与经济二元合一的结合体(dyad, dyadic),②两者之间的互动、相补、协同、合一远远超过相互对立和非此即彼。


(二)无机世界观与有机世界观


现代科学的主流世界观主要来自物理学和数学。它基本扎根于牛顿力学,主要是关乎“力”在无机的物/机械的运动中的定律。在数学方面,则特别认可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关于后者,笔者和高原(理论物理学博士)在《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一文中曾对其作了以下说明: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其几何学体系中,首先给出的是一组最基本的“定义”(definitions)。这些定义界定了点、直线、平面等等这些几何学将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对象。紧接着这组定义的,是五个“公设”(postulates,第一公设是“从任意一点出发可向任意一点做一条直线”)和五个“一般观念”(common notions,第一个一般观念是“和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它们彼此亦相等”)。“公设”和“一般观念”一起,形成作为推理前提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此后任何一个涉及具体几何问题的命题,都可以通过对概念、公理和其他(由概念和公理推导出的)已知命题的组合运用,推导而出。(林德伯格[Lindberg], 1992:87-88——原注)譬如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便可由基本的公理推导而出。这是一个在设定的前提条件下的数学-逻辑世界中适用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物质世界,但用于人间世界,只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建构。(黄宗智、高原,2015:164)


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便试图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将数学中的演绎逻辑用于经济:它从设定个人的绝对理性的“公理”/“定义”出发,进而凭演绎逻辑建构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和市场体系,即基于其所设定的理性个人的抉择所导致的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争论其必定会导致供需均衡、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持续的经济发展。


其后,在均衡理论受到大萧条和滞涨危机的挑战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试图将理论重点从宏观经济学转入微观经济学,仍然借助数学模式来再次构建科学化、绝对化的理论。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从宏观的“大理论”退回到微观的“小理论”,一些新的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经验事实的规律其实仅适用于目前被称为“市场设计”的较狭窄的范围(譬如,解决拍卖市场组织、住院医与医院匹配、器官移植匹配等问题)(高原,2022a)。虽然如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先是占据全球海上霸权的大英帝国的,后是拥有军力和金融霸权的美国的统治意识形态,迄今仍然深深主宰着一般的教科书经济学,更毋庸说人们常用的科学话语和经济话语。


至于中国,首先是其实际情况与理论传统都和那样的演绎逻辑化建构很不一样。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和世界观是一个主要基于人与生物的有机的世界观,比较接近现代“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而非“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其基本认识源自人类社会与农业的有机世界。中国传统的“天理”世界观主要是一个基于有机体的二元或多元互动整合性世界观,也是基于人和人际关系的道德世界观,与现代西方比较单维化的无机世界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其中,互动结合多于对立推拉。对待人间世界,不仅看到人“理性”的一面,更将无法被形式化与公理化的道德和感情的方面纳入其中。


西方从其演绎逻辑的传统到今天的物理无机世界观,则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非此即彼。譬如,将人设定为单维的“理性人”(作为“定义”或“公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将人化约为单一面的“经济人”或“阶级人”也是;将国家和经济设定为二元对立体,要求经济独立于国家当然也是。


那样的思路不能接纳超越简单的理性“公理”与形式化建构而纳入非理性的感情和道德思想。中国的思路的根基则在道德理念,特别体现于儒家的“仁者”“君子”“明明德”“中庸”,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理理念。③


中国这种道德化和有机的二元和多元整合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持续至今。许多中国人仍然不习惯将人间世界单一面化,无机化,更不习惯过分极端的物理化和数学化设定,过去如此,今天,尤其是在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如此。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二元互动合一,不是无机的推拉世界而更是有机的生物(包括人)并存互动的世界,不简单是演绎的世界观,不会简单将“理性”虚构或形式化为公理或定义,而更倾向于道德理念和实用考量的结合。


后者即笔者详细论证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如今的法律固然纳入、模仿了西方的形式化、演绎逻辑化法理思路,但也保留了传统的在二元之中探寻调解、调和的思路。两者合一,共同组成今天中国的正义体系。(黄宗智,2014a)


从现代的不同科学领域的视角来考虑,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显然与西方现代科学最常用的两大方式——演绎和归纳——都有一定的不同。上面讨论了其对以演绎逻辑为主导的单一化思维的基本拒绝。至于归纳,作为现代科学思维,则主要扎根于实验室的实验,实际上不是人间世界一般所能做到的,也没有在中国的道德化和实用化世界观和思维中占据主导地位。


也许最贴近中国如今的现代世界观和科学思想,乃是生命科学,特别是医学界所广泛采用的“合理推测”。笔者和高原在之前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来总结演绎、归纳以及合理推测这三种思维方法的:


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指出,人们十分惯常使用的推理其实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一种凭借经验证据推导出来的合理猜测。譬如,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球都是同一壶里的球,也知道此壶里的球都是红色的,那么,如果从壶里拿出一个球来,它必定是红色的。这是演绎推理,在设定的条件下,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我们并不知道壶里所有的球都是红色的,而是经过从壶里拿(抽样)出好几个球,看到它们都是红色的,由此推测壶里的球多半全是红色的。这是归纳,有一定程度(几率)的可信性,并且可以经过反复实验而证实。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球,并知道旁边壶里的球全是红色的,凭此猜测,这个球多半是从该壶里拿出来的,那样的推测,既不同于演绎也不同于归纳,仅是一种合理猜测。这是一个不可确定的猜测,因为这个红球很可能另有来源。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样的因果猜测等于是个初步的假设,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设定相关假设而后通过实验来验证。皮尔斯把这种理性猜测称作“abduction”,即尚待精确化、确定的合理猜测,而不是相对较可确定的归纳(induction),更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演绎(deduction)。皮尔斯指出,这样的猜测其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理性推理,也是医学诊断中的一个常用方法,其实是自然科学设置初步“假设”的常用方法。他争论,这样的合理猜测乃是演绎和归纳之外的第三科学方法……(黄宗智、高原,2015:168)


上述引文中的“合理推测”也许还可以用 “推断”来更精准简练地表达。它和演绎的不同是没有前提设定,因此不可能像演绎那样(根据自我制定的定义而成为)绝对真实。同时,也不可能像归纳那样,在实验室重复试验,达到完全肯定。它的进路是从实际出发来推测断定可能的真实。那样的思维其实正是最适合探究人类社会实态的进路。它不允许从前提定义的设定而达到不可怀疑的绝对真实,也不可能通过一再的实验来达到几乎无疑的确定,但在面对有限经验证据的实际中,能够经过严谨的探索而达到较高概率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这正是如今的医学界诊断病人疾病和病源并进行治疗所采用的进路和方法。其对错则呈现于治疗之有效或无效。


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科学方法相对更适用于社会科学,包括这里提倡要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过某种“普适”前提设定而演绎出的“普适真理”,也不是通过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做到的反复试验来归纳出的比较绝对的“真实”。


它是一个能够与人类的道德理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医学到底是遵从治病救人道德理念的科学(体现于医生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与中国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治理道德理念带有一定的亲和性。它也能够容纳中国的二元互动结合的有机世界观——其主要对象是有机的人和生物。笔者认为,这样的世界观,虽然由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的威力极其强大的演绎-归纳思维和意识形态的传统,一直未被西方世界采纳为主流、首要的科学世界观,因此也未被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所广泛采纳,但其实是更符合人类社会实际的研究进路。摆开脱离实际的,过分科学主义的演绎和归纳,社会科学才能凭借推断的思维来达到最符合实际的概括和理论。


更有进者,我们如果能够在经过谨慎扎实的推断之后,再进入类似于医学那样,从排除、推断进入“确诊”,再通过实际(实践)治疗而确认有效,便能据此积累精准可靠的认识、结论和概括。中国的新型政治经济学可以有意地模仿医学科学的认识模式,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脱离实践的演绎而作茧自缚,或像归纳那样追求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不可完全复制的“实验”,结果其实多是脱离实际的虚构。


今天回顾,我们也许可以说,西方文化在进入启蒙时代之后的科学时代/理性时代之后,相当广泛地将之前源自对一个全知、全善、全真、全权上帝的信仰转向了对绝对化的“科学”和 “理性”的信仰,并因此而从诸多不同的自然科学中特别突出了具有最绝对无疑的“真实”的牛顿物理学和数学,而将相对不那么绝对的生物学、医学等其他生命科学领域置于次级的地位。然而,对认识和理解人间世界来说,更贴近我们社会科学实际需要的不是将真实的人间世界虚构为被演绎化的单一面的那种绝对“真实”,或将人间世界的研究虚设为可以达到像实验室那样在完全设定的条件下依据归纳而得出的绝对真实。更接近我们关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社会科学实际需要的是像医学诊断中那样经过推断(排除、推断、确诊)后,再进一步求证于实践(治疗)的进路。


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牛顿物理学和数学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占到自然科学的中心和领导地位,是与它们在工业革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直接相关的。那样的思路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医学的发达导致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不止成倍地增长,也绝对不可轻视,何况在研究生命(科学)而不是无机物体中,它乃是最适合其研究对象主体的进路和方法。这是因为,牛顿物理学与数学的结合所形成的物理科学与工程学能够或者容易处理的,是自然界中结构化程度高,能够被精准数学化预测的那一部分经验事实,而自然界中同样存在大量难以被结构化,从而无法被形式主义科学所把握的经验存在。与生命相关的自然对象,正是属于这一范畴。人类社会和经济当然更是如此。


在无机世界中,(死的)物体不会对外来的推拉做出有机世界中的生物与人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其间的关系不会是单一面的推拉和某种固定的因果,而是带有生物的某种“主体性”的反应,从而形成某种互动关系。简单将那样活的“关系”设定为单一面的“死的”无机推拉,其实是片面的,甚至无稽的。


最后,我们还需要简单考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后者的出发点其实和自由主义与演绎逻辑一样是二元对立的(譬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二元对立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还带有超越二元对立而进入跳跃性的质变的思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进入高一层次的,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固然可以将那样的思路视作一种综合对立二元的思路,但实际上,它并不真像有机世界中的二元(和多元)互动结合的常态,而是一种不同的质变性、跳跃性的综合。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维其实一直没有在中国真正完全扎根,即便在革命时期也没有,更毋庸说在改革时期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更倾向将二元视作不仅是对立体,而更是互动结合体。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性矛盾”之上,毛泽东便添加了“非对抗性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建构。而且,面对被苏联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再强调理论必须结合实践,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为这样才能使经典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拒绝简单地接纳任何理论为给定不变的绝对真理和普适模式。在中国改革时期,面对之前的一些过分主观化、演绎化的倾向,从实践出发的思维更完全地成为主导性思维——被表达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将那样的认识视作中国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重释,也可以将其视作后来对其更宽广的重释的先声。


返回到经济学,中国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由演绎逻辑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试图以归纳为主导的经济学,尤其是量化研究),大多将其设定为先进和典范,试图全盘移植其理论、逻辑和方法。在以西方为先进和“与国际接轨”的国家主导思路和政策下,在学术、学科、学刊等层面上,相对现代西方来说,无疑是模仿和“与国际接轨”多于创新。但在国家真正的实践中,显然并不简单如此。


(三)从机械的二元对立和人类与生物的二元合一到综合两者的未来


为了进一步阐明二元对立和二元互动合一思维的不同,我们可以以中西学术关于“关系”的运作研究为例。今天的中西方学术界较多关注“关系”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学术界,主要将其理解为一种或推或拉的“关系”。譬如,不少学术研究考虑到在中国政商关系中,企业多有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做法,突出那样的关系在其实际运作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一如周黎安(2021)关于中国政商关系的新作论证,首先,在实际运作中,“关系”绝对不仅是一个单向的,在某单一时刻中的“关系”,而更多是一个双向的,带有历时变迁的关系,需要从二元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而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将其简单化为一个单向的关系。


更有进者,政商关系绝不简单限于非正规的人格化关系,更有其制度化正规的一面。譬如,地方政府与属地企业间一般还签有正规的合同,带有制度化和成文法律的约束。而且,政企间的关系还连带着正式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为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官员们的“锦标赛”似的,分别为自己仕途而竞争的一个正式制度。它是与关系体系共同运作的。而且,政商间的关系不会仅集中于单一时刻,而是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譬如,某一企业也许一开始会得到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特别的青睐,但是,进入制度化了的官僚体系为发展经济的“锦标赛”之后,可能会被另一新兴的企业(对政府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具有更重要贡献的企业)所取代。周黎安将这样的实际运作等同于笔者所论析的政府与民间双向互动的“第三领域”中间地带,两者互动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周黎安将其表达为一种“混搭”似的多维和跨越时间的过程性关联,区别于简单单一面的推拉和仅限于某一时刻中的“关系”。


周黎安文章所没有讨论的是,我们还可以将今天的实际运作层面上的政商关系,更具体化为国企和民企间的相互作用,两者间的关系绝不简单是非此即彼的,或分别或对立的,而更多是相互依赖和互动的。譬如,笔者详细论证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部门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特别鲜明的是在房地产业建设用地开发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民营企业楼房建设间的合作、互动,乃至于分享收益。(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21a)


在更宽广和理论化的层面上,对国家与社会或经济、政府与社会或经济,西方习惯的主流基本思维同样是二元或对立的,一如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它要求的是,国家角色的最小化和自由竞争的最大化,明显将国家与经济两者建构为对立体。而中国的实际,包括其深层的认识,则一向都是二元并存互动乃至于合一的。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毋庸说明显如此。在今天官方正式认可的话语中,即便表面上常常似乎完全采纳了西式的二元对立表述和逻辑,但在实际运作(实践)层面上,所展示的仍然基本是阴阳二元共存和互动互补,而非对立和截然分开的二元对立,譬如,政与法、党与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的二元双向结合互动。


此间的微妙差异,实际上乃是基本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在深层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展示了传统的,基于有机和自然世界的二元互动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和法学思维,坚决将人设定为单一面化的“理性”经济人,排除非理性感情,将经济设定为单一面化的理性经济人所主导的体系,便是实例。而中国的基本思维则仍然是将这一切视作有机的、多维和多元的,乃至于多元合一的有机体,并且是个历时的演变过程,而不是单一时刻的机械世界的推拉。


(四)从落后的自然世界观到先进的二元或多元互动合一的宇宙观


固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之对单一面化的机械世界观的拒绝,颇有可能乃是中国文化久久没有能够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牛顿物理学似的机械化科学革命的部分原因,亦即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中国,虽然在17世纪之前,在科技方面领先于西方,为何没有能够像西方那样在17世纪便较早进入现代科学革命?——的可能解释之一。(Lee, 2017,尤见第337-339页)


相比中国的传统科学,牛顿力学的特殊和关键的突破是其结合了关乎地球引力的归纳与通过演绎而将“力”精准数学化,使其广泛适用于机械的制造,借此打通了数学化和机械化(Mahoney, 1998),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宇宙观一直缺乏类似的数学化和机械化演绎。


但是,在之后的物理科学实际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世界观所起的作用与之前很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宇宙观更容易掌握之后的科学发展,特别是19—20世纪的后牛顿时代的一系列科学进展,包括电磁学、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等。


我们可以先从医学来进入这个讨论。中国固然十分需要并且已经向西方大规模学习其非常精准的现代医学,但那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将人的身体视作一个无机机械体的主导思想而来的,因而发明了众多非常先进的测验器,以及对人体的各个局部进行像对机械那样的修补,甚至截切而代之以人工仪器的医治方法。西医学在那些方面无疑乃是极其先进的,也是中国一直在积极学习的。(Porter, 2006: 80-83)


固然,西方的现代医学绝对不是简单地源于牛顿力学的世界观,而是受到从实际出发的人体解剖学、临床观察、病理学和生理学,以及有机和生物化学、细菌研究和免疫学等的影响。不然,它不可能达到今天相对其他传统(如印度和中国)医学近乎压倒性的优势。(Porter, 2006: 80-83)


虽然如此,中国并没有放弃其传统医学。后者的优点是比现代医学更倾向将人体视作一个充满二元互动、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holistic)。而且,在当代更有意和明智地采纳了将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结合为“两条腿走路”的医学制度框架。如今,中国的医疗体系乃是一个具有克服并超越西医学(相对缺乏整体观,缺乏人与宇宙间的有机关联视野的潜力)的医学进路。


即便在西方尖端的医学发展方面,二元互动的视野实际上已经呈现巨大的潜力——以人们最近普遍的经验为例,在人类应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便可以看到借助激发人体内在防疫能力来防御疫病的进路,反映了一种超越牛顿力学机械观的思路。目前西方整体的医学健康体系对局部性治病的关注远多于对整体性人体健康的关注,惯常借助像对待机器那样的切除、修补、消灭或替代的方法,远多于预防,并因此衍生出一个越来越昂贵的高度机械化医疗体系。未来,中国的结合传统医学和引进西方医学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其实具有建立一个潜力更强大的综合性新型医学模式的可能。


目前,中国虽然仍然处于偏重西医学多于中医学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现中医学的潜力,但在其已经确立的“两条腿走路”的总体框架中,已经显示了未来可能更加兼顾两者互动合一的长远发展道路。譬如,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相当广泛地使用针灸来替代西式的麻醉药,既廉价也高效和低风险。我们也可以看到借助平衡身体整体来根治,而非修补、更替身体部分,同样具有纠正西医学的偏颇的宽广发展空间。譬如,在前沿的淋巴癌医治中,可以将病人自己的T细胞“改编”后注入病人身体,借助病人身体内生的免疫能力来消灭其淋巴癌,即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 T-cell therapy)。(“CAR T Therapy”, n. d.)当然,中(草)药,近几年来在国家积极扶持下,也已经展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


更有进者,即便是在物理学领域本身,电磁学(电波及磁力间的二元互动)以及量子物理学的兴起,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牛顿的推拉机械观。虽然,现今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都只能直接感觉、认识到机械——如汽车和各种各样的家电,如洗衣机、洗碗机、冷暖气、吸尘器等——所起的作用,但是看不到,感觉不到更微妙的电磁力/学(electromagnetism)和量子物理学所起的作用,仍然强烈倾向完全接纳古典的牛顿机械世界观。电磁学和量子物理学,更不用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还没有真正重构人们的科学观和宇宙观,也没有重构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和法学,以及其对演绎逻辑的使用。譬如,一般人们对电磁力和电磁学所包含的二元互动合一而非推拉动力的实际,都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自然地接纳牛顿的推拉机械观。至于电磁学所包含的电波和磁力之间的阴阳似的相互作用,以及电子本身便带有的阳阴(正负极)之分,则更难理解和掌握。即便人们大多看见过或听见过并感觉过,由两者互动而产生的闪电与雷鸣,但不会因此联想到(阳性的)动态电波和分子,及其与(阴性的)静态和磁力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当然更谈不上将电波物理学或分子物理学——更不用说相对论——来替代基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一推一拉的机械关系所形成的认识。一组中国电子工程学的教授们的教学经验说明,借助阴阳观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学生们对电磁学理论的理解。(Zhang, Qu, and Wang,待刊)


生命科学和医学,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其所处理的对象乃是有机世界而非无机世界,相对更加能够包容中国的深层的阴阳太极宇宙观。其实,那样的宇宙观,若能更进一步结合前沿的物理学中的重大突破,其潜力应该是巨大的。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整体化,全面化,更多纳入(二元乃至多元的)互动合一的宇宙观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机械观。也就是说,未来的走向不会是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而会是具有超越性的二元结合。


二、中国发展经验中的二元结合


(一)理论与实践


在实践层面上,改革时期的中国实际上绝对没有简单地模仿西方。中国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那样简单地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也没有简单地采纳“休克疗法”的市场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坚持既保留又改革之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计划经济。赵刘洋对此进行了较好的总结讨论。(Zhao, 2022)


这部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惯常地区别理念和实施、理论和实践。不仅经济思想如此,法律也如此,其所反映的是一种与现代西方基本不同的思维方式。总体来说,当代中国的法律哪怕在理论和话语层面上,有时候似乎完全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法理和话语,以及演绎逻辑,但在实施层面上,仍然多会根据实际情况和问题做出必要的选择性修改。这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可以称作)“实用主义”的思维,特别清晰地体现于传统中国的最成熟的清代法律对“律”与“例”的区别:律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状态——譬如,父母在不可分家。但实际上,那样的律条很可能会脱离现实,因为已婚兄弟妯娌间难免会闹矛盾,因此,例条适应实际地提出,如果父母允许,便可以分家。而中国的基本法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坚持实践必须与法律条文完全吻合,而是一种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并存结合的思路,允许理念可以在实践(实际运作)中重释,乃至于相悖,由两者结合成为单一正义体系。这就是笔者在对中国法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实用道德主义”概括的基本含义。(黄宗智,2014a,第1卷)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将“实用主义”和“道德主义”两者都对立于形式逻辑,不像中国这样将其视作一个多元互动合一体。


在中国当今的正义体系中,还根据同样的思路制定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扎根于实际运作而不是西方话语和逻辑的法律。笔者已经长篇论证,其实例包括婚姻法,譬如,建立比较独特的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对单一方的离婚主张支持与否的准则,而不是西方高度逻辑化的,原先是必分对错,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由于过分昂贵和不断的关于离婚的法庭争执,改为完全不再考虑对错(no fault)的进路。在侵权法领域,先模仿西方而设定有过错才谈得上赔偿的基本原理,但继而似乎违反逻辑地设定即便没有过错,也有社会责任。再则是在继承法领域,先设定男女平等,但又进而设定,鉴于赡养父母的实用考虑,财产继承方面可以有分别。这些仅是几个对引进的西方形式化法理的实用性修正和重释的实例。(黄宗智,2014a,第3卷)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独特调解体系至今仍然在中国的正义体系中占据至为重要的地位,并将长期如此。以2005年到2009年为例,在全国每年2500万起有记录的纠纷之中,有足足43%是经民间(村或城镇居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行政调解,或法院调解结案的(黄宗智,2016b:11,表1),和西方的仅有几个百分点十分不同。这样经妥协来处理纠纷当然也和中国的二元合一(以及中庸)的基本思维直接相关,十分不同于二元对立、必分对错的思维方式。


(二)国家和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并存互动


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贯将经济体系与国家视作对立的二元,要求将国家的角色尽可能最小化,亦即所谓的 “无为”“放任”国家。但在改革后的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层面上便有众多对中国和西方的重释,综合两者而非从二元对立作出单一选择的实例。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体系如今已经是结合积极参与经济的“有为”政府和相当高度的市场化环境,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个结合体。如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接近“平分天下”,二元并存,互动,合作,结合。


以上做法,部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对理念和实用两者既分离又抱合的思维,结合理念与实践二维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的也是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但如今融合的不再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开启的)儒家和法家的二元结合,也不是之后的儒、佛的二元结合(乃至于儒、释、道的三元结合),而是今天的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


而且,如今中国已将有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部分市场化,商业型国有企业(区别于服务型国有企业)尤其如此。有众多(据统计,约一千个)大型国企已经在国内的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甚至有的在香港或纽约的交易所上市,并因此既受到市场盈利机制的激励,也受到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虽然如此,国有企业在受到一定程度市场进入机制的约束和激励之后,仍然一定要遵循政党国家的领导。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 + 市场化的二元结合实践进路。(黄宗智,2022a)


这样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所捕获。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作“市场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表明其历史先后。首先是在两者的并存合作过程和架构中,由国家来协助民企发展。正如上文已经转述的周黎安新作所论证的,一方面中国借助正规的地方官员间的,由国家设定的“业绩”竞争制度和机制来激发官员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为了发展经济而积极向民营企业伸出“帮助的手”,推进由地方政府协助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盈利激励来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来淘汰不经济的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这无疑不简单是公与私、政府与经济、官和民的二元对立,而更多是两者的互动结合。(周黎安,2021)


更有进者,笔者论析的还包括不仅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以重庆市在黄奇帆领导下——2001年—2009年任副市长,2009年—2016任市长——的15年的地方政府为例,市政府从中央划拨的建设用地,加上廉价收购的亏损的国企所掌控的建设用地,总共储备了三十万亩建设用地。模型化地来说,政府征收一亩建设用地的成本才约一万元(一亩地种庄稼一年的纯收入约为三百元,乘以三十),然而一旦加上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其市值将上升十倍,达到约十万元。那样的增值可以被用来支付政府“八大投”基础设施公司的开销。然后,在地方政府将那样的“熟地”“转让”给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时,可以再获得一定比例的可预期增值,即建好“房子”时的约一百万元市值。在整个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其实是紧密合作、共同分利的。正是那样的机制推动了重庆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实际上乃是其整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我们可以大略估算,重庆市政府从其三十万亩建设用地所获得的收益不止三千亿元,堪称重庆市发展的至为关键的动力,远远超过其从“招商引资”所获得的资本。在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际上一直合作并分享新兴房地产业中的巨大收益,联手推动了中国经济体系中至为关键和巨大的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黄宗智,2021a)


那是“土地的资本化”的具体实例,乃是中国世纪之交以来快速经济发展的一个与其他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经验 “特色”,乃至于“秘诀”,与西方的私营企业主要是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来融资十分不同。赵燕菁(2014)率先指出两者在融资功能方面的相似性。


它反映的不仅是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还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与互动,两者共同成为中国经济近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力。相对西方,乃至于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这都是较少见的发展经验、动力和机制。


此外,我们要考虑到最近几年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向,即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向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大目标的转向。其中包括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倡议,明确借助平等互利的贸易(区别于榨取和剥削型的贸易)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推动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包括为国有的基础设施公司(一般是较高水平且较廉价的产业)开拓广大的国外市场(黄宗智,2020b)。然后是2016年以来针对将近一亿最贫困农民的“精准扶贫”工程。再则是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将国有企业股权的10%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而后是2018年以来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各项工程。(黄宗智,2021d)它们共同突出了中国转向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大目标,展示了在“土地的资本化”之后,(笔者称作)“资本的社会化”的方向和进程。如今的中国确实已经不简单是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的任何单一方,而是两者的二元互动结合。


(三)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


从主流的西方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实际只可能是悖论的。中国的农村尤其如此。不少西方和中国的论者都认为,中国要更完全地“现代化”,必须遵循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将农村人口压减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占总人口的极低比例,通过城镇化来减少农村人口,将农业完全改为规模化、产业化的大农场生产,借助工业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益来提高农民收入,方才能够真正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行列。


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相对土地资源的极其高度密集化的基本国情,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众多发达国家比肩(虽然在人均收入上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很大部分。城镇常住人口虽然达到60.6%,但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占总人口的16.2%)不是城镇户籍人口而是农村户籍人口。其中,相当比例还会返回农村。仅算户籍人口的话,城镇化的比例才44.4%(2019年数据)(国家统计局,2020)。同时,4.4亿名城镇就业人员中,将近3亿人是农村户口的“农民工”。(黄宗智,2020a,第3卷)


根据1997年开启的最权威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中国仍然有三亿名务农人员(包括一亿名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即仅是[可以称作]“副业型”的务农人员),劳均耕地面积仍然仅仅约为7亩到10亩。两亿农户的户均耕地才10亩,和美国的户均2700亩地的“家庭农场”实在不可相提并论。但是,许多论者受到关于规模经济效益意识形态的深层的影响,也受到中国过去从那样角度的官方表达的影响,严重高估了规模化农业在中国所占的比例。


我们从中国最权威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便能知道,规模化农业在中国所占的实际比例其实一直较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精准的数据乃是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关于农业雇工在所有农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笔者与高原、彭玉生早已详细论证, 2006年,农业雇工数量仅达到所有农业从业人员的3%;而且该比例之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到2016年的第三次普查,仍然是3%。笔者与合作者将这个现象表达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真正关键的农业变迁实际上在于小规模的一家一户的“新农业”,如一、三、五亩地的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和一二十亩的种养结合农场,其关键在于“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 不在于简单的规模化。这是一个伴随中国人民食物消费转型而来的变化:从传统的8:1:1 的粮食:肉食:蔬菜比例到如今的4:3:3的比例。(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黄宗智,2021b)


最近几年,官方的政策终于出现一定的转向,给予“小农经济”前所未见的关注,并正式表明,其乃中国最基本的实际,并将相当长期仍然如此。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将顽强的现代小农经济也纳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特点的考量中。(黄宗智,2021b;黄宗智,2020a,第1卷)在话语层面上,也很有必要避免借用来自英语的“农场主”(farmer)一词来替代中国常用的“小农户”(peasant, household)一词,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的户均10亩的小农户农场等同于美国的户均2700亩地的农场。


首先,小农经济的第一产业经济逻辑和第二、三产业十分不同。它主要是有机的生产,借助的仍然不可避免地是有机生物能源,即人和土地,而不简单地像第二产业那样主要依赖无机(矿物)能源和机械。


当然,如今显然两者都有,尤其在“大田”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中,已经显示了(由小农户凭其非农打工所得来支付的机耕播收服务的)相当程度的机械化,但那样的现代产业化是带有一定限度的,因为农业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有机基本实际(土地、人力,和/或兽力)。(黄宗智,2020a,第1卷)


同时,(部分现代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仍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不仅是单一就业者的劳动和生产,还是家庭成员辅助性地参与的生产体。它仍然可以借助市场机会成本较低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妇女、老人,乃至于儿童)来承担一个产业工人所不可能承担的低收入——笔者称作“农业内卷化”的关键组织背景和机制。这是它长期以来的基本运作逻辑。(黄宗智,2020a,第1卷)


正是这样的特殊条件,推进了中国改革期间的(笔者称作)“新农业革命”,主要是高附加值小规模农业的发展。它们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到2010年,这样的新农业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 / 3,总耕地面积的1 / 3,为人口密集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宗智,2020a,第1卷;亦见黄宗智,2016a)


同时,中国的现代小农农场的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考虑家庭的消费需求。譬如,可以房前房后种植(自留地似的)自家消费的蔬菜,或从经济作物转回粮食生产来用于家庭的消费。更有进者,乡村的小农经济仍然具有较强大的退出市场经济的潜能——某些产品或食物价格过高的话,它仍然可以转向依赖自家的生产来糊口。而且,相对大市场而言,小农家庭仍然带有一定的可退可进的潜能。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都和城市个人化的人员在经济决策上有一定的不同,不可简单当作(或者认为必须或必然将成为)大市场经济的人员来看待和分析。(黄宗智,2020a,第1卷)


最重要的是,它和城市间的贸易关系迄今仍然是不对等的,仍然输出远多于输入,仍然主要取决于城乡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仍然主要由农村为城市提供优质产品,特别是优质粮食、肉禽鱼和蔬果,远多于反向进入农村的城市产品。今天的城乡贸易仍然带有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的烙印和特征,并不符合斯密所建构的,基于英国18世纪的农业革命和早期工业化共同发展的动力而来的城乡平等互利贸易的构想。(黄宗智,2020a,第1卷)


要达到城乡更高度融合的地步,中国还需要更显著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需要做到(自然)村村户户通路、通互联网,一如2018年发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的那样,才可能进入更完全双向化的对等市场交易。中国可以借助“新农业”来进一步实现更繁荣的城乡双向、平等互利贸易,更大规模地促进小规模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更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种植,也包括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有机农业。譬如,目前的新农业是以1 / 3的耕地来生产2 / 3的产值,即1:2的比例,仍然与美国的以3.6%的耕地来生产高值作物(主要是菜果-坚果-浆果和花卉),达到36.8%的农业总产值的水平,即1: 10的比例相去甚远。(Macdonald et al., 2013:表1)同时,在有机农业方面,中国仅占到全球产值的6%,也和美国的47%(以及欧盟的37%)相差很大。(刘石,2018)应该说,中国的农业还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黄宗智,2021b)


即便如此,中国农业的主体相当长期将仍然是(经过一定程度现代化的)小农农场经济。正因为如此,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中国农村的发展不能仅靠“规模化”的设想,以及城镇化的“出路”,需要依赖双向的国家援助 + 乡村社区和小农参与,尤其是村庄社区(或“集体”或“合作”)的自愿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全面推动城乡间的真正彻底的良性互动和交换,真正带动乡村的完全“现代化发展”。(黄宗智,2021b)为此,中国需要更深入地动员更深层的,更符合乡村实际特点的资源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试图实现农业规模化、乡村城镇化、村庄治理官僚化。


(四)恰亚诺夫理论与东亚模式


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转型遵循的不是像工业那样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原理,而是更复杂的“差异化的最优”(differential optimums)原理。(Chayanov, 1991[1927],尤见第1、2章)首先,在农业生产中,我们要区别比较倾向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养殖业和更多倾向于差异化最优的种植业。后者之中,既有可以规模化的环节——如大田(主要指粮食)农业中的机耕播收,但也有不适用于机械的管理环节,包括除草和后续的施肥和管理。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续和不定时的密集劳动投入的小规模“新农业”④ 那样的农场特别适合使用家庭的劳动力,而不是相对昂贵的雇工经营模式。我们绝对不可仅凭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大越好)的逻辑来思考和认识农业。


更有进者,相对现代的“大市场”而言,我们需要借助恰亚诺夫的另一关键概括,即区别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的“横向一体化”和更关键的相对市场而言的“纵向一体化”,亦即考虑到小农户面对大市场所不可或缺的产品加工、包装、运输(对生鲜产品来说,尤其关键的是全程的保鲜冷冻链)、销售的物流体系,包括精准可靠的产品标准化和根据市场需求来定价格的基础设施体系。


在十月革命之后十年的苏联,恰亚诺夫乃是当时比较强大的合作社运动——其成员们占到全国六千万人口的三分之一(Chayanov, 1991[1927]: xi)——的主要理论家。他清楚地提出借助基于农村社区小农户的合作社理论,包括上述的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理论。但是,之后最终被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是,基于错误、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理论来废除小农经济,凭借由上而下的命令型执行来推动大规模集体农业,取代小农经济。恰亚诺夫本人则被斯大林处决。


吊诡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巧合,恰亚诺夫的设想竟会在以小农经济为本的东亚(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得以实现。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一组认同罗斯福总统“新政”的进步官员的影响之下,勒令日本立法废除地主经济,确立自耕小农经济,并排除外来资本进入农村社区。同时,命令将政府支农资源转交给社区合作社,由其自下而上地建立基于社区的“农协”合作社,让其组织农资购买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纵向一体化服务。(Cohen, 1987)此外,在全国由国家投资建立(带有冷冻服务链的)提供高效廉价服务的大型批发市场,将小农户生产和全国性大市场连接起来,对农产品定规格、定价格,促使“农协”成功地成为具有全国声誉的“品牌”,实现了恰亚诺夫之前提出的基于小农经济的“纵向一体化”的市场化、现代化设想。因此,也做到了在全球范围中比较醒目的没有显著城乡差别的现代化小农经济。韩国虽然不像日本那样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但由于美国的决定性影响,也基本遵循同一种改革进路并达到类似的结果。(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5;亦见黄宗智,2020a,第1卷)中国可以借鉴如此的东亚模式来真正克服农村(相对)贫穷和城乡差别的问题。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可以成为采用这样进路的契机。错误的观点是,借助西方模式和思路,认为唯有“规模经济效益”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三、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合而非对立


(一)中国的“超级政党”


按照西方形式化理论的思路,建构理论必须遵循形式化演绎逻辑上的整合,不多考虑真实世界中几乎不可避免的二元并存的既有张力和矛盾,又有互动和结合的实际。正因为如此,才会建立像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样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将明显是复杂事物中的双元和多元一元化,并将后者等同于不言自明的“真理”“科学”和“规律”:譬如,(没有非理性感情的)“理性经济人”、(没有不对等交易的)“纯竞争性市场”、(没有不理性因素的)供需均衡和(没有不合理的)最佳资源配置等“公理”和“定律”,然后像几何学那样设定(抽离真实世界)的“定理”,依赖演绎逻辑将其推演到一系列的定律和公理。


形式主义法学同样。美国法学界代表性人物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l),1870年到18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他用一生的精力来集中一贯地呼吁将法律体系建构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似的逻辑上整合,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因而成为美国法学的所谓“古典正统”(classical orthodoxy)的领导人。虽然,在实际运作中,美国的正义体系显然是“古典正统”形式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两大传统的结合体,其最高法院的实践便一直包含两者之间的拉锯。(黄宗智,2020a,第2卷,尤见第1章;黄宗智,2007)


但是,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一直都是古典正统法学的基本思维和定律之一。并且,据此模式,才会产生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将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完全对立于其所建构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模式,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建构为与自由民主完全对立,近乎上帝和魔鬼似对立的体系和国家。


对共产党的认识,西方迄今影响力最大的模式仍然是原来的“极权主义”模式。为此,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顶尖政治学家邹谠教授三十多年前便花了很大的力气将“极权”改构为“全能”一词,试图将其去妖魔化、中性化。(邹谠,1986)先生之努力在中国的学术界和部分的西方学术界确实取得了较大的影响。虽然如此,在西方的政治界和大众中,“极权”迄今仍然是最通用的词汇,仍然使人们将中国想象为一个被享有“极权”的共产党的一小撮人完全控制、摆布的国家和人民。


我们固然需要直面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但是,这里先要说明一些其与众多西方人的不符实际想象的不同。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性质和规模。在九千多万名党员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是官员、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2021)如上所述,其成员包括近乎全体人民的代表。即便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经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释,也已离其甚远。如今,它与其说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政党,不如说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层面,它实际上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自由主义两者的部分因素并存互动,亦即市场经济化了的社会主义。这就和“极权主义”模式的想象显然不同。


“极权主义”模式完全没有考虑到,果真像它想象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面对比其更强大和更高度现代化的敌人的战争中,是绝无可能取得胜利的。它之所以胜利,依赖的至为关键的力量乃是民众的支持。它能够“如鱼得水”似的和民众融合。正因为如此,共产党的军队才能够比敌人,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由于民众的支持得以在敌后运动中——具有更完全的情报,更准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动向。正是那样的民众支持和力量(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便是针对这样的力量而采取的),才有可能进行有效和独特的人民战争,包括游击战,移动、迂回战术,在敌后进行骚扰破坏的工作,并能够快速、出其不意地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黄宗智,2022b)


更有进者,它所依赖的不仅是民众的支持,更是共产党的(笔者借助人们常用的“政党国家”一词称作)“政党军队”独特的组织功能。其中一个重要的能力是党组织的可聚可散、可分可合的能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基层的党小组能够自我维持秩序和军纪,但仍然依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能够分散为小到以党小组(三十来人的)为基本单位的排,维持士气,在敌后打击敌人(这正是游击战和在敌后运动的一个关键条件);要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时,也可以通过军队纪律加上党组织很快将分散的小组重新聚合。(黄宗智,2022b)


正是那样的能力,在朝鲜战争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优点和力量,弥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志愿军”)在火力、设备、运输、后勤、制空权、制海权等诸多方面的不足,最终与比其强大得多的美国军队打成平手,促成板门店的谈判和协商。当时,志愿军将美军(和“联合国军”)从临近鸭绿江击退到(三八线以南的)三七线——部分由于麦克阿瑟将军严重低估了志愿军的战斗力。美方在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于1950年圣诞节)接任美国军队(而后加上“联合国军”)的统帅之后,重振了其军队低沉的士气,并采纳了一种针对中国军队关键弱点的(被中国的研究者称作)“磁性战术”——借助其机动能力轻易地一天撤退三十公里,让中国军队能够刚好跟上,连续七天,等其筋疲力尽,士兵们所带的七天粮食耗尽之后,才全面反攻。因此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获得一定的胜利。当时,许多观察者认为,美军(和“联合国军”)完全可以再次推进、返回到鸭绿江。(黄宗智,2022b)


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可聚可散的有效抗击,很可能会全盘失败。当时所依赖的是“政党军队”特殊的可散到党小组的三十人的排的能力,分散在敌人的后方,逼迫敌人必须逐个击破才能稳妥进军,借此来抵制、拖延敌军的进攻。这为巩固三八线的防御争得了关键的时间,最终做到拉锯的战争局面,促使板门店的谈判成为可能。(黄宗智,2022b)


正是那样的组织特性,使“政党军队”特别能够在困难中仍然处于高士气的状态。与此类似,在改革期间,是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既集中又分开地依赖中央领导和(带有一定自主性的)地方实施来推进发展,通过一种“发包”与“承包”的中央-地方关系来激发地方的积极性,包括地方官员们之间的对中央设定的“业绩”标准中的(周黎安称作) “锦标赛”,激发其能动性和积极性,由其配合市场经济和其中的私有企业来推动中国突出的经济发展。回顾抗战时期的19个分别自主而又整合为一的根据地的成功实例,它们展示了党组织的这种可聚可散特殊能力的另一方面,也和改革的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直接相关。


(二)共产党与官僚体系的不同


相比更完全正式化的官僚体系,党组织具有更灵活的一面,不像正规官僚体系那么容易僵化,不会简单陷入相对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体系的弊端,具有一定程度的避免僵化的能力,以及脱离群众的过度自上而下的管控的弊端。这些特点都可以见于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之中,也可以见于作为“政党军队”的人民解放军不断在水灾、地震等灾难中所一贯起到的特殊的援助作用。它说明了其具有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律和传统。这些都是“极权主义”模式所完全没有考虑到,没有看到的特点。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党国家的政府长期以来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端和倾向,一如《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的文章所明确指出的,官僚们相对民众的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倾向,媚上欺下,以及脱离实际的形式化倾向,一切(为了自身的仕途)以满足上级为主的众多官僚主义恶劣倾向。(黄月,2020)


西方所谓的现代型专业化科层制-官僚体系也带有同样的倾向。官僚主义问题绝非是西方没有的,唯有中国的官僚体系才有的弊端和特征。即便是创建现代“理性科层制”理想类型的韦伯本人,也认真考虑过科层制所导致的“铁笼”似的弊端,提议依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来克制那样的弊端。(赖骏楠,2016)


但我们也要据实地直面中国官僚体系所管辖的范围相对大于西方(特别是英美那样的自由主义国家)的事实。人们需要经常和其打交道,不像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仅偶尔需要和官僚体系打交道。同时,上引的《中国纪检监察》文章所没有说明的是,相比西方的“科层官僚制”,中国的“官僚主义制”集权程度更高。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导致完全脱离实际的决策和强制执行,出现像“大跃进”那样的错误。这是在中国近百年的共产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的实际,也是其历史上一再“整党”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克服官僚体系弊端乃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当然也是中国今天和未来所必须直面的一个重大问题。(黄宗智,2021c)


仅凭党与行政 + 法律的既分开又结合的治理模式,亦即仅凭专业化的科层制体系和相关法规来制约高度集权的超级政党及其潜在的官僚主义,是不足以克服其可能与官僚主义紧密结合的问题的。要克服官僚主义问题,说到底我们最终仍然需要在共产党自身的特殊传统和性质中寻求答案。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多次提出要依赖民众广泛、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关乎民生政策的实施,应该将其设定为政策实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借其来测量民众对政府政策和作为的认可与否,借其来制约官僚主义形式化错误的弊端,借其来配合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借助其能量来实施、贯彻政策,使其能够更完全、更优良地设定和实施国家政策。当然,这里设想的绝对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暴力化的“群众运动”。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早期的农业合作社阶段便是一个超越官僚主义的重要例证。它依赖的正是基层党组织和民众基于其自身利益的紧密结合,实际上乃是一个成功的实例。它是一个基于两者间共同利益的工程,一种尚未受到 “官僚主义”的脱离实际、自上而下,带有勉强性和命令式工程弊端的治理和政策模式。它做到的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引导的合作来克服众多贫困农户面对的生产资源不足的问题,达到更佳的“资源配置”,凭此推动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借此大规模吸纳生产、技术以及领导能人入党。我们需要将那个阶段的合作化与大家否定的,后来的命令型集体化,“大跃进”和计划经济,清楚地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中国特色的党和民众二元结合的体现和道路。(高原,2022b;高原,2018;仝志辉,2018;黄宗智,2022b)


中国如今可以借助的另一项资源是,笔者所论述的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治理的传统,将其发扬光大,重塑、重建为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政经体系配合,真正实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的崇高理念。即便是集体化和计划经济时期具有极其高度渗透力的共产党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也长期依赖乡村基层的半正式化政权组织,既依赖基层社区的自治能力,也依赖政党的领导和控制能力。两者结合,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既分散又集中的特殊组织性潜力。依赖那样的官僚体系外的党与民众的二元结合互动的特殊关系才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的真正秘诀,不是西式的“科层制”或自由民主主义的政府最小化,当然也不是西方凭其二元对立世界观所建立的 “极权”虚构,而是处于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和西方的民主两大传统之间的民众积极参与的(可以称作)“人民主义”的治理进路。(黄宗智,2021e)


四、回顾与前瞻


总而言之,中国新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经过百年的革命与执政的历史,历经众多演变、更新和改革,已经形成一个与过去的历史十分不同的实体。其中,既有传统的和革命的因素,又有全面转型的,与西方接轨的改革,因此形成了一个不是任何现有理论所能包含的实体。


它显然与传统的两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可能真正完全相符,其实际既包含与两大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联的一些部分,但也包含与其不同的部分。而且,其形成既包含一定程度的必然性,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其结果是历史上的一个未曾有过的,并且还在演变中的实体。即便是其自身对此新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已经展示了一些创新性的总结、概括和话语,但仍然还与能够既全面又深入地概括新体系的实际有较大的差距,更毋庸说充分洞察其诸多崭新的运作机制。


我们特别需要将一般从理论出发的认识进路颠倒过来,从中国迄今的实际运作出发,对之前的理论和研究进路进行全面反思,从中国的实践及其深层的思维方式来掌握、概括其已经展示的一系列新现象。尤其是党与政府、党与人民、地方政府与经济、国企与民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与执政传统等的并存、互动、结合,包括由那样的结合所形成的新现象、新特点、新机制。它们都尚待系统地概括和理论化。我们要既照顾到其特殊的成功一面,也要考虑到其所显示的问题,包括处理那些问题的道路和方案。


上述的进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现代医学为代表的合理推断的进路来认识、研究、理解和推进。医学所代表的其实是现今的三大科学思维——演绎、归纳、推断——中最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进路。它在相当程度上源自有机的生物学,处理的主要是人类和生物世界而不是牛顿的物理和机械世界,更不是虚拟的演绎世界。它能够纳入二元和多元互动结合的认识和思维。它更带有崇高的拯救生命的道德理念,特别符合中国的深层道德意识 + 有机的思维习惯。同时,它也特别强调从经验证据和实际运作出发,而不是演绎化了的虚构,或在人类社会不可能进行的实验室证明的归纳。它不会像一般的牛顿物理学和数学那样追求虚构的绝对真实。而且,它处理的主要是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没有将自身绝对化和普适化的冲动。正是那样的认识进路所积累的知识和概括,正是那样既有明确道德理念又有限定范围的实用倾向,才是特别适合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思维和研究进路。


以纵向跨时的(区别于横切面的)关于不平等的研究著称的皮凯蒂(Thomas Piketty)——其研究模式如今已被用于全球约一百个国家的研究团队——最近提出 “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设想。作为出发点,他指出,欧盟诸国中最先进的德国和瑞典已经采用了企业员工与资本家分享管理权的制度。正是那样的制度,乃是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设想的起点。(Piketty, 2021)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在中国看到一些类似的思路和倾向。2021年11月11日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已经明确提出要让“党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这样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指出与(民众)参与式社会主义相似的前瞻方向。当然,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些“群团”是否真会成为民众参与式的组织。


更有进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最近提出“党建就是生产力”的新设想。(江宇,2021)他提出,借助党建来推动国有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过程中吸纳、增加新型的党员。其中,一个关键做法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调动了国有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江宇,2021)也就是说,要借助党建来推进职工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借此来使国有企业发挥更大、更民主参与的作用。


这样的设想实际上乃是一种类似于上述的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模式。其不同在于借助与人民紧密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传统和当代使命,特别采用共产党历史中通过设定党民合一的理念来将党建和企业的民主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借助新生能量来推动党和企业的共同发展。如此的前瞻性进路也许可以称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民主化的道路。


这是一个和政党国家中简单的官僚化管理截然不同的发展进路,也是清楚说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双重性质的实例,需要清楚地与一些之后的自上而下的错误(如“大跃进”),以及过度暴力的“群众运动”(如“文化大革命”),或简单的“铁笼”式官僚主义科层制化进行区别。


我们如果将这样的动向延伸到农村,完全可以借此理解本文提倡的农村社区(民众成员)参与式的共有合作社。那样的最基层由党支部领办和农民为自身利益而参与社区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模式已经初步在“烟台模式”中得到实施与展示。(于涛,2020;江宇,2020;陈义媛,2020;黄宗智,2021a;杨团、刘建进、仝志辉,2021;黄宗智,2022b)正是村庄社区成员的合作化组织,以及城镇企业单位的职工大会,给予了参与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的实例,也是我们这里要倡导的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方向。


建立这样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也不是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到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新型政治经济体系仍然处于变动和创新的阶段和状态之中,仅有部分的现象和运作机制已经相对清楚,可供观察和概括,甚或理论化。但我们也要承认,其大部分的特性和运作机制还在形成过程中,仅能初见端倪,谈不上一个完整的认识和概括,更不用说完整的对其运作机制的理论和话语建构。一个对以往两大经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进行反思,并开放性地从实践出发的新型实践政治经济学,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这个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它不可避免地和中国的实践同样处于摸索过程之中,并将较长期如此。它所提出的对其自身的道德化目标的表述乃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那是可以确定的,但创建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体系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总结或理论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和在理论建构中逐步摸索的过程。这正是本文所提倡的新型实践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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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是汪晖的用词(汪晖,2014)。

②“dyad”“dyadic”两词主要来自社会学的教科书,主要指夫妻俩,或类似的,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长期互动结合,可以算是比较接近中文“阴阳”一词的含义,但并不带有那样的整体性世界和宇宙观,而且,“dyad”一词相对比较罕见,与“dualism”(二元对立)的普遍使用形成鲜明的对照。

③其后,在宋明理学中,一定程度上将“物”从“理”的道德准则区别开来,将原来的“天理”改组为新的“公理”建构(汪晖,2004),一定程度上已经在有机的世界观中纳入了包括无机的“物”的世界观。虽然,这仍然和高度道德化的“理”紧密相连。

④或是利用“范围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的一二十亩的种养结合小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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