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0 次 更新时间:2019-04-04 22:01

进入专题: 清帝退位   孙中山   伍廷芳   袁世凯  

桑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辛亥南北战事相持不下,为了避免战祸延长造成国家社会的重大危机,促使清帝退位成为首要选项。在清廷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袁世凯上下其手,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他力图借权力来自清帝逊让之名,以便主导南北政府合并,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对于袁世凯的种种心计,孙中山虽然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无力回天。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在实现帝制到共和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时也留下重大隐患,后来令当事人痛心疾首当初的妥协。

关 键 词:清帝退位  南北相争  孙中山  伍廷芳  袁世凯


辛亥战事陷入僵局之际,迫使清帝退位交权,成为各方心目中快速解决纷争、以最小代价平息战事、避免国家分裂的首要选项。虽然一度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提供了清廷体面地下台阶,很快就因为唐绍仪的辞职而被搁置,双方后续的反复交涉不过是演双簧为暗箱操作退位之事障目。①可是即使在密谋曝光之后,清帝退位依然久拖不决,亲贵王公的坚决反对和袁世凯的弄权算计,使得水到渠成变得波折回澜。世纪回眸,当年各方所争都是大是大非的关键,只是那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不得不争,每每体现于表述的一字之差,例如关于清帝如何交权下台,先后使用过退位、逊位、让位、辞位、去位、致政、归政、还政等多种说法。旁观者不知就里,每每视为无谓之争,后来人雾里看花,不加深究,也容易一笔带过,甚至视而不见,或误作别解(如近年来围绕袁世凯政权法统承继问题的争议)。那些脱离材料本来时空位置的解读,往往条理越清晰,去事实真相越远。必须梳理渊源流变,洞察各种说词的本旨及转意,才能正本清源。有鉴于此,尽管尚有部分秘辛未见天日,依时序综合比勘各方记述和各类资料,明了证据的意涵,重现史事本相及其演化,无疑有助于深化辛亥革命的研究。


一、另立临时政府


1912年1月中旬,媒体坊间盛传清帝退位即将实现,民军方面甚至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不过,将伍廷芳致民军各方各电的内容与清廷御前会议讨论的情形比较,可见两边的判断存在明显反差。伍廷芳意指清帝退位已是水到渠成,而清方的相关磋商仍处于暗箱操作阶段,至于台面上,不仅和战尚在两可,即便求和,也还有直接退位抑或交由国民会议取决的不同选择。尤其是清帝退位,还没有提上正式议程,根本不到指日可待的程度。其间的隔阂,既存在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之间,也存在于南方与袁世凯以及袁世凯与清室之间。其中固然有沟通不畅互信不够引起的误会,也有各自目的不同而导致的争拗。袁世凯居间操弄,想方设法凭借有利地位,获取最大利益,使得退位诏书的颁布一波三折,久拖不决。

在1月19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刚刚被炸受伤的袁世凯以疾辞,由赵秉钧、梁士诒代表。赵秉钧突然提出:“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溥伟对以“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②提议尽管未获清廷批准,却并非一时口快,袁世凯的确准备“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阁”。③可见此事筹划已久。袁世凯事先派人到天津实地勘址,具体商定以京奉铁路局为临时政府办公之所,并向道胜银行借房数十间以敷分用。④

易地另组临时政府,在袁世凯固然是想避开亲贵的干扰,更为重要的则是处心积虑将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并列对等,使之同时消灭,大权统归于己,一方面避免将来全国性政权不得不延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尴尬,一方面也使清廷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能听命于己。媒体得到消息,“并闻明诏宣布辞政之后,即命各大臣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召集国会,公举第一任大总统及副总统,现在之南京政府及临时总统,应即一律取消。凡涉及政治之事,均由大总统主持,清帝不得过问。俟再行召见各国务大臣,详商一切,即可决定。”⑤

预先获悉了部分相关信息的孙中山立即敏锐地察觉出此举异乎寻常,于1月18日复电伍廷芳,表示为了民国前途,让位的手续应当慎重,并提出五项条件,前两条就是:“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⑥这封巧一电至关重要,孙中山准确预判了袁世凯的政治盘算,虽然不能不实行共和,相较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显然更愿意其权力来自清帝的逊让。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要以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的名义,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进而吞并南京政府。实际上,自袁氏拥有全权并组成责任内阁后,他就已经是政府首脑。如果其阴谋得逞,民党就无法掌控局势的走向,也无从保证袁世凯遵守民主共和的路线。如此一来,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可能前功尽弃。

伍廷芳仔细阅读孙中山的来电,知其“但虑袁被举后,即北京设临时政府,强全国服从,则必不能收全国统一之效。故改一、二、四、五诸条,以为防闲,用意至为深远。接电后,即转达唐君。唐谓清帝退位后,北京必不即设临时政府,此层可以无虑。但全国统一之政府,必不可不迅为成立。否则,北方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而统一政府虽举袁为总统,决不能由袁一方组织。故孙公辞职、袁公被举之后,两大总统为交替起见,对于组织统一政府,必须直接筹商。唐所以屡欲孙公来沪,即为预筹统一政府办法,免致临时仓猝。……总之,清帝退位一层,若能办到,则以筹设统一政府为第一。如此事与唐、汪等商议,意见俱同。”⑦和谈代表意见相同,刚好反衬出孙中山政治嗅觉的灵敏。

与此同时,双方关于退位条件仍然分歧较大。19日,伍廷芳致电孙中山和黄兴,报告唐绍仪送来密电称:“前途对于宫廷及皇族力以保全皇号自任,今忽改为让皇帝,此字类于谥法,又近于诙谐,皇族必大起反对。且此等称谓,直是闭门自尊,盖我辈既是民国,本无君臣,其所谓皇帝,断不至牵连到民国。”南北合一之后,保留大清虚号,可藉此操纵,使满蒙离而复合。否则无可与交涉之词。由此可见,原来在谈判桌上讨论的清帝退位条件,早已转为暗中磋商,袁世凯表面与伍廷芳进行交涉,而在实质性的清帝退位问题上,仍通过唐绍仪就近与伍廷芳接洽。⑧

当天伍廷芳又复电孙中山、黄兴:“唐来言,清王公今日下午会议,即可决定,欲急将条件议妥。廷见无甚出入,为早定大局起见,已从权允许。总之,今日万国注目,甚望和平了结,皆谓中国不宜再有战事,而吾党所流血以求之者,只在共和。若清帝退位,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此次协议转折过多,由袁转唐,由唐转廷,由廷转致尊处,意见偶有参差,即至全盘阻滞,既易致误会,尤易坐失事机。故廷于大体无甚差池,及与尊意无大出入者,先为允许,无非欲及早定议,以便进行。汪等意见相同。”⑨所说转折过多,再次证明唐绍仪居间沟通的角色作用。而“似可从宽”的,却未必是枝节。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正是这样的大体从权导致在孙中山反复坚守的关键问题上大意失荆州。

南北和谈,在面对面的伍廷芳和唐绍仪背后,还有袁世凯和孙中山,而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令伍廷芳左右为难,尤其是针对袁世凯见招拆招的应对之策,显然认识不一。伍廷芳虽然大体知道统一政府如何组织的极端重要,与孙中山的本意还存在不小差异。孙中山看出了其中的偏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特意致电伍廷芳转告唐绍仪,“申明巧一电之意”,即1月18日提出的对袁要约五条,明确指出:“一、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只虚名。二、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三、袁可对中外发表政见,服从共和,以为被举之地。四、临时政府不容有两,以避竞争,今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当然统一。五、袁可被举为实任大总统,不必用临时字样。如此始得民国巩固,南北一致。”⑩重点防范袁由清帝授权以及另立临时政府,以确保帝制消灭和民国巩固。

伍廷芳将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正式电告袁世凯后,孙中山觉得兹事体大,当天连电伍廷芳,告以将对袁要约改为三条:“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着重解释道:“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请唐告前途当计及远大,毋生异议。盖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当清帝退位,民国临时政府当然统一南北,则外国必立时承认,此其期间甚短速。文之誓词以外国承认为条件,为民国践行此条件,立即退让,举袁为实任大总统,则文与袁俱不招天下之反对也。”(11)

其次,致电黎元洪,通报关于清帝退位办法的交涉及其进展,以及对袁要约,并声明:“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请仍照前电准备。”黎元洪复电赞同。(12)

再次,21日午后,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阁议,议决大事三条,其中之一就是“和议大定,优待清皇室条件已由伍总长开去,将来清帝退位后,将请袁世凯来南京,以就此间临时政府”。(13)据此,不准袁世凯另组政府,目的在于根本否定北方的清朝政府,而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政府,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应到南京就任。这样袁世凯与清朝的关系就会完全斩断,南京临时政府成为惟一合法的民国共和政府。

关于清帝退位,伍廷芳等人或许过于乐观。22日收到民军正式提出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电报,袁世凯即复电表示:“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14)据此,则与清廷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磋商,更谈不上宣布退位。

不过,袁世凯也有再度故技重施之意,他不满孙中山种种限制,而矢口否认先前双方已经谈妥之事。以袁的一贯行事风格,涉及清帝退位的大政,应无可能完全避开清廷,擅自与民党协商。实际上,21日伍廷芳就收到唐绍仪的密电力争北方政府的存废,据称:

本拟赶促进行,初三日即可发表。今孙所开四条,多与前言不符。此事关键,所最重者,在接气与不接气。如帝已退位,而孙未退,是全国只有一南京政府,袁既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又已脱去清政府所授之政权,则手下兵队听谁调度?北方秩序谁任维持?北京驻使向谁交接?所谓不接气也。且最可虑者,是时袁则有受为南京政府部下之势,北方军士必出阻力。孙电第三条云向院辞职,则院可挽留;定期解职,则期可延缓,与春一电伍致孙电即可发表让袁一语不符,与帆电孙即日解职一语不符,与第二电孙复伍电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一语不符,又与议定降旨之日孙即行解职一语不符。北方各界,谣言阻力日益繁多,迟则大碍。总之,大劫当前,四万万人只差三十点钟便成熙皞之民,忽接孙电四款,将今日进行次第全行紊乱,此后四万万人必死一半而后已。且项城为一时人杰,岂必欲争此总统,若疑其有莽、操之志,尤不直一噱,不过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而已。(15)

照此说法,原来满口应承的北京必不即设临时政府,变成不设临时政府又脱去清政府授权即无法掌控军队,维持秩序。而孙中山要求的由民国临时政府统一南北以及袁世凯南下就任,则因为北方军士力阻袁变成南京政府部下而决不可行。非但如此,既然袁世凯处心积虑设计的继续掌控北方政府的举措合情合理,不得不然,为防范袁世凯阴谋的要约变成出尔反尔的节外生枝,破坏清帝退位及南北统一的罪责反而落到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头上。

此电无意间披露出隐情,本来当天清帝宣布退位,之所以生变,是由于袁世凯不愿遵守三项要约,故意声称尚未与清廷商议,以便拖延时间,与民党进一步讨价还价。伍廷芳当即将电报转告孙中山,并另行致电孙中山、国务各总长和参议院长,报告原定发表清帝退位谕旨因故稍滞,“此难问之发生,在清帝退位后对于北方如何处置,清帝统治权已经消灭,而我临时政府事实上尚不能直接统辖北方,则北方将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据目下情形,是北方各官吏将士赞同共和,对于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宜得其同意。故廷芳以为,清帝退位宜由袁世凯君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同意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如此,则统一政府成立之后,于内必能统一全国之秩序,于外必能得各国之承认。廷芳受议和全权代表之委任以来,往复筹商,以为惟此可期解决。”当天在场的陈其美、温宗尧、汪兆铭等对此表示赞成,并已告唐绍仪转电袁内阁。(16)

伍廷芳等人的从权,等于掉入袁世凯设下的套中。有消息称袁世凯此时得到清廷授权,与南京政府协商,以双方同意,在天津设立临时新政府。为此,袁通饬邮传部预备专车20辆,以备急用。(17)他之所以不顾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始终不肯放弃另组临时政府的打算,表明此举为其通向权力顶峰的必由之路。看到伍廷芳的公电,孙中山觉得事态严重,次日“万急”致电伍廷芳及各报馆:

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能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辞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至虑北方将士与地方无人维持,不知清帝退位后,北方将士即民国将士,北方秩序亦即应由民国担任。惟一转移间,不能无一接洽之法,文意拟请袁举一声名卓著之人。交接一节,满祚已易,驻使当然与民国交涉,方为正当,其中断之词[时]甚短,固无妨也。

此外,孙中山还进而提出袁世凯断绝与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的具体条件程序: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二、同时袁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孙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并且郑重声明:“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同日,孙中山又电示伍廷芳、汪精卫:“前途若再不办到,则是有心反对。”(18)孙中山通电曝光秘密交涉,显然是不满于伍廷芳等人的权宜处置。同日,他还以大总统名义派秘书长胡汉民到临时参议院紧急交议上述程序条件,当日由出席会议的20位临时参议员议决通过。

如果说伍廷芳以唐绍仪为谈判对手大体势均力敌,与袁世凯相比就稍逊一筹,在防范袁方面,他有些掉以轻心,对于孙中山采取的制袁措施则有些不以为然。他虽然将五条办法转达,却视要约及办法为临时加码,认为不如催袁速使清帝退位,以为与满洲政府断绝的实证。清帝退位后,袁同时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如此则尊处践约推袁。而关于组织统一全国之政府,必须彼此协商,出于两方之同意,则第五条所定,亦已包括于其中,似此则在我无食言之嫌,而前后交涉皆持一贯之方针,庶易就绪。否则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廷亦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恳请尊处筹一定之办法,始终坚持,不可随时更变。”言下之意,袁世凯的精心算计情有可原,孙中山的临机应对倒成了随时变易。对于清帝退位后统一共和政府的组织程序安排,伍廷芳始终未能领会其至关重要。他以为:“总之,若清帝退位,全国有统一之共和政府,则我辈目的已达。总统如何选举,国务总长如何委任,似皆容易商量。若以此复起战争,使天下流血,岂国民之福?”(19)可是,如果南北共组统一政府,等于承认袁世凯主持的政府与临时政府处于对等地位。如此一来,中华民国统一政府与清朝的关系就真的剪不断理还乱了。

惟恐孙中山不为其言所动,22日,伍廷芳再度致电,以唐绍仪的辩解为前提,反而责怪孙中山言而无信,他说:

迨清帝退位之诏已定于初三日发布,而尊处巧电忽添入五条件,与前电不符,使廷失信,处两难之势。而袁意倘各国未能即时承认民国,斯时北方诸省清帝统治权既已消灭,南方临时政府事实上又不能统一,便成无政府之状态,何以维持秩序,对付外人。以此之故,所筹之事,一时停滞进行。廷意凡议和必得两方之同意始为公平。故马电谓清帝退位之后,由袁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之同意组织临时政府,大总统已有推袁之说,则国务各总长亦必以两方同意,始得发表。廷以为舍此办法无以解决目前难题。如尊处承认此办法,则大局可定,似无须告北方另派正式代表以续和议。廷对于此事心力已尽,自维受事以来,夙夜尽瘁,寝食不安,只为欲完全达到共和目的,不期于将近成局之时,又生此波折,进退维谷,不知所可。如马电所陈办法不以为然,则此后变故滋生益难逆料,惟有请另派贤能接议和全权代表之责,俾廷得奉身而退,以免愆尤。(20)

对于袁世凯务必由南北政府共组民国新政权的用心玄机及其潜在危险,伍廷芳似乎毫无察觉,反而认为理所当然,甚至不惜以去就相争,逼迫孙中山维持原议,放弃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次日孙中山复电,请伍廷芳正式通知袁世凯,清帝退位的五项条件“经参议院之同意,于马电所陈协商办法,并无窒碍”。而唐绍仪所说清帝退位以后政府组织之事,关系根本大局,必须认真追究。“盖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及见袁转唐有取消民国临时政府之电,此事于理绝对不行,要求其一不能摇动民国前途之保证,故有巧电,只保[系]手续稍异,并无有变初衷。继见来马电以各国承认时期为不能待,有袁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组织临时政府之说,则袁要有赞同民国之表示,以离去满州政府之关系,彼此始有协商之地。”孙中山一面说明势所必争之理,一面则解释前后一致之情,希望伍廷芳以民国前途为重,坚持到底,继续担任全权代表。(21)

挽留伍廷芳意在避免功亏一篑,可是对其关键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孙中山仍然十分担忧,他特意致函《字林西报》,发表书面谈话,说明自己力排众议,坚持让位举袁,而在磋商最后办法之时,袁世凯忽然电称:“南京临时政府应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内即行取消”。“吾人以袁氏前既有可疑之状,今又有此举,莫不为之惊讶,决定不允照准。……余辈所不欲者,惟袁氏不承认吾人所立之临时政府,及不照吾人所定办法,任意私举代表而已。”只要袁氏或列强承认民国,即举袁充大总统。如袁氏不欲俟列强承认,则孙中山亲往北京,或袁世凯来南京亦可,以磋商最后办法。(22)

连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都不能清醒认识的问题,社会各方更加难以把握,孙中山的坚持引发不少揣测传闻,1月24日下午,《大陆报》记者晋谒孙中山,谈及该报所载“中国政局之要略”,孙中山深以记者误解为憾,表示:

余自抵国后,对于和议,常望袁世凯归从民军,而以总统推让之。此心此志,至今未曾稍渝。余既与袁氏约,袁氏即劝令满人逊位,后由唐绍怡交来电音,承认吾人之条款,并请南京临时政府于清帝逊位后两日内解散,以免两临时政府互起冲突,惟此举吾人不能不反对之。盖将失去中央权力所治之各省也。且临时政府早向袁世凯明白声明,满人当赞成共和而逊位,非赞成袁世凯而逊位,则余始退任。袁如实行共和政体,则余亦退让之。若袁世凯仍为满人效力,则余未便轻让。……须知共和政府为国民军各将士所造成,流几许热血,费多少金钱,始购得此共和两字,其价值之大,殆可想见。故余实无权可以贸然授与,而不得不要求实行之保证。(23)

这番话基本抓住了症结所在,孙中山坚持清帝逊位必须是赞成共和而非赞成袁世凯,重要理据就是清帝逊位给袁,即为私相授受,赞成共和,则是交权让位给南京临时政府,再由后者让位给袁。如此,就能够斩断袁世凯与清朝的继替关系,使得中华民国统一政府的法统不由清廷禅让而来。

1月27日,孙中山又致电各国驻华公使,通告和议出现反复的原因,矛头直指袁世凯:

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当袁氏闻民国愿举为总统之消息后,即一变其保清之态度,而力主清帝退位,至前此所议之国民大会一节,亦复尽行抹却。既而知民国必欲其实行赞成共和,而决不肯贸然相让,堕其诡计,则袁氏又复变态矣。盖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24)

如果说促使清帝退位第一阶段的主要障碍是皇室与皇族赞同与否,第二阶段则是围绕退位后统一政府的组织,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展开博弈。


二、再以国民会议障眼


正当南北双方因为清帝退位后统一政府的组织争执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刊登了1月18日伍廷芳致黎元洪、各省军政长官及本报的公电,社会因而得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25)尽管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早已沸沸扬扬,可是并无确据,如今当事一方披露密谋,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原来暗中进行的奕劻、袁世凯等人不得不暂时搁置。“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26)

密谋的曝光也打破了帝位去留话题的禁忌,被迫提上议程。2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满蒙王公均集,不限近支,惟奕劻、载洵、溥伦未至。七时后入内召对。“清皇太后之意,以从速决定为要。盖不欲久延不决,以废时日。善耆、载泽、载涛、载沣坚抱君主立宪主义,而溥伟持之尤力,并言袁世凯辞职,我辈当另组织政府,依据开临时国会办法,在北京开会,主持君主立宪,此外不能承认。否则即与民军决战。各王公赞成之,但以奕劻既在假期,又系亲贵领袖,必须就商以决定办法。遂公议俟协商后议决。”据说会议时,“首由溥伟痛陈利害,至数万言,末言今日时局糜烂,为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惟一条生路,止君主立宪而已。臣等宁决死殉国,岂愿一日偷安。次由王公群起,参劾奕劻,并数其历年误国之罪,皆谓此次奕劻主张共和,实系个人私图,计在盗卖社稷。旋有某亲贵奏言:奕劻诸人,已承认皇室经费四百万,皇帝迁居颐和园。清太后大怒,询溥伟果有此事否。此事关系甚大,即使承认共和,亦应将条件商议明白,乃能成议,何贸然乃尔。况此时并未承认共和云云。诸王公唯唯而已。”

否定共和,就意味着重启战端,对此王公亲贵意见不一。而无论战和,袁世凯都是关键人物。“反对共和者,诸王之外,以载泽为最力。其对清后云:袁世凯言库款支绌,军饷不足,不能开战,于是设种种名目,如爱国公债,如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现已筹有一千余万。钱既到手,因何不战云云。载沣闻之,乃谆嘱世续、徐世昌,谓如有宣布共和谕旨,不得大家同意,万不能钤盖御宝。”主和派以溥伦为代表,“言词极为痛切,略谓我族再主中夏,固已无望,即国民会议,于我亦决无利益。袁世凯虽力欲保持君主,而势孤党弱,譬之片石当冲,众流澎湃,何能有济乎?目下和议虽未决裂,而南京已组织政府,北伐之声,日益加厉,四路已有民军踪迹。袁世凯虽防御甚坚,设有疏虞,噬脐已晚。与其待兵临城下,服从武力,何若先自逊让,尚可稍留爱蒂。优待皇室之说,系由民军商请,公论在人,决不中变,即民军欺我满人,亦决不能欺袁世凯。我满人恃有袁世凯,可不必深虑也。”袁为中外各方众望所归,只是“理学气太重,日来辞职之意甚坚,吾人当劝其不可拘泥,只求能保全中国,不独吾满人之幸也”。

争论结果,对于溥伦所说“众无异议,而奕劻尤为赞同。亲贵既退,国务大臣入对,首由胡维德叩询各王公意见。清太后曰:彼辈亦无成见,但望汝等善为办理。各大臣合词曰:此次组织临时政府,实为不得已之举。但临时政府组成,仍须召集临时国会,乃能决定政体问题。今日究应如何取决,则非臣下所敢妄议。惟若战端再启,兵不敷用,饷亦无着,是为难耳。清太后沉吟久之,曰现在仍以速召国民会议为正当办法,仍望汝等善为办理”。(27)为了防止退位密谋曝光引发的风波事态扩大,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组织临时政府之议被搁置,退位之议也暂停,重新回到召开国民会议的老路。

对此结果,君主党仍然心有不甘,他们加紧活动,力图进一步扭转局势。蒙古王公在京组织联合会,1月23日开成立大会,议决赞成君主立宪,举定亲王那彦图为会长,并致函内阁,质问和议情形。声称如赞成共和,蒙古将为库伦之续,全蒙解体。24、25日,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中之反对共和者,以载泽、溥伦[伟]为最,铁良又暗中运动,拟俟袁世凯内阁解散,将以赵尔巽为总理,铁良主持军务,荫昌督兵赴战,欲以兵力解决之。更有主张借用外兵以平民军者。”(28)

在亲贵反对共和之声暴涨的情势下,溥伟、荫昌找到袁世凯,质问其近日计画。“荫昌谓南军全恃虚骄之气,其实力究不如北军,与之决战,可期必胜。君何专以礼让为事,老师糜饷,徒延岁月。今北方军队已跃跃欲试,望君主持。溥伟谓君前此不欲主战,藉词饷项无着。今已领发内帑及王公捐款爱国公债,已近千万,可支持数月矣。和议决无可望,逊位之举,万不可行。民军处处违约进兵,若不速筹战备,必为和议所误。”面对溥伟等人的催逼,袁世凯知道其不过是虚张声势,“谓公等卓见甚佩,但余才力薄弱,不能负此重任,请自为之。”(29)实权在握的袁世凯,撂挑子就是对付亲贵最有效的方式。

此时北方政坛暗潮汹涌,一方面,吴宗濂(驻意)、汪大燮(驻日)等驻外使节继续要求清帝交权让位。另一方面,反对逊位乃至武力勤王的嚣声突起,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致电清内阁,“传闻朝廷将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可惊可怪,莫此为甚。”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请内阁明确表态,以释群疑而靖谣言,并自行组织勤王军队,预备开拔。(30)

乱局之中,袁世凯在京城的压力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他有所借口。接到懿旨,袁世凯即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接着又回复伍廷芳哿电,以“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31)等于矢口否认暗中进行的退位密谋。

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伍廷芳一时间回不过神。23日,他仍然电告袁世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32)而袁世凯复电坚称:“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33)次日,袁世凯还向清廷奏报,遵照懿旨与革军代表伍廷芳商办国会,“覆语悖狂,尚无头绪,仍与切实磋商。”(34)

24日,袁世凯通电清军将领,坚决否认《民意报》所载伍廷芳关于秘密磋商清帝退位的电报:“查讨论大局,自唐代表辞退后,由本大臣与伍代表直接电商,往来各电,均经登报,众所共见。且国体须由国会公决,系遵懿旨办理,为国民所公认,本大臣岂容有与伍秘密磋商之事。诚恐军民因见伍电致滋疑讶,希切实晓谕,勿得轻听浮言,以免摇惑而维秩序。”同日,又致电东三省各督抚,否认东北陆防全体军人来电的指控,“至逊位、赞成之说,概系谣传,万勿听信。”希望所组织的勤王军迅速开拔,进援徐、颖两州。(35)

次日,清方发生了三件与清帝退位关系密切的事情。其一,清廷谕旨:国会办法正在磋商,凡我臣民尤不容妄启谣疑。着内阁告诫军民勿得听信浮言,转相煽惑,以维秩序。(36)这是针对清帝退位消息公开所引起的政坛风波而发,目的是平息事态。其二,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内阁,声称将领要求共和,听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愤愤不平,要求联衔代奏,否则暴动。(37)这是配合袁世凯继续逼宫,促使清帝退位。其三,袁世凯奏请修改国会选举办法,指民军所拟优待皇室条件,系两面派人暗中商议,前曾代请面奏,如改为国会取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38)这是做出在清帝退位一事上反悔的姿态,以便与民党讨价还价。是日清廷御前会议,“满蒙王公咸集,奕劻以南京所开五条件,已得参议院同意,绝不更动,故亦销假赴会。”(39)

清方翻云覆雨引起政坛波谲云诡,使得局势陡然紧张起来,社会上出现了种种流言蜚语,其中之一,就是将风云突变的原因归咎于孙中山未能信守承诺,导致清帝退位无法如期实现。25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特别大会,磋商政策,对于和议及孙中山自愿辞职,以总统推袁世凯一节,陈说如下:

(一)和议所辨论者,系政体之为君主抑为民主,须付国会议决。(二)孙君未任总统以前,并未订有条款规约,而后任职。(三)孙君辞职,并请人民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出自己意,民党未有提及,继经孙君再三劝导,始得公认,庶几国事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四)孙君请袁世凯为总统时,订明袁须依附民军,并须由袁世凯自行声明,附合民军,中国人民始能举之为总统。(五)前致满洲亲王条件,仍旧遵行。倘袁允洽以上条件,则举袁为总统,亦照遵行。(六)孙君政策,前后一辙。孙君亟欲早日谋致和平及全国人民幸福,并无丝毫推广自己声势之意。(七)近来讹传淆惑听闻,是非民军公敌,即民军中之奸宄,故意倾败大事,在会职员,心甚忧之。(40)

显而易见,此会旨在澄清真相,为孙中山解困,向袁世凯施压。

至此,伍廷芳终于明白袁世凯是重续前议,可是却不知事为何来,忽然要从进展顺利的清帝退位跳回已成死结的国民会议,所以25日他回复道:“国民会议选举法,前与唐代表议定,惟开会地点及日期,与阁下电商未决。此乃十余日以前之事,迩来所切实筹商者,为清帝退位办法,立候解决。何乃忽提过去之事,实所不解。祈开诚布公,速将清帝退位问题解决,以慰天下之望。”(41)在浑身是眼的袁世凯面前,伍廷芳不免显得有些木讷。

袁世凯的回复虽然承认曾与民军磋商优待皇室条件,并代请面奏,仍矢口否认双方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还另电详述召开国会的妥善办法。(42)对于袁世凯断然否认筹商过退位事宜,伍廷芳还是大惑不解,于26日复电声明,国民会议之事系袁世凯撤回代表,并欲消灭已经签定的条款,“中外人士皆虑和议之终无结果。旋因清帝有退位之议,故复筹商退位办法。此事中外皆知,岂能掩饰?况优待清帝及满蒙回藏人条款,于唐代表未辞职以前,在会场交付,其后复由本代表直电尊处。”请袁世凯于1月29日再次停战期满前,“迅将清帝退位,确实宣布,以期和平解决。若清廷仍以争一君位之故,流全国之血,则咎有所在,非民军之责。”次日,伍廷芳又复电指责袁取消全权代表签定的条款于前,更定选举法于后,“直是翻悔,何云让步”。声言所开优待条件,系为清廷宣布共和之对待。若届时仍未宣布,则全行作废。(43)

不过,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确是因为北方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做出继续谈判国民会议的姿态。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44)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45)

在袁世凯等人的策动下,其属下将领动作频频,作势兵谏。25日,伍廷芳电告黎元洪:“日前唐使绍仪致电段君祺瑞,劝其赞成共和,讽令清帝退位。昨接段回电云,比因政体由内会议,自应静候解决,乃至今尚未定议,顷已电阁府部,痛陈利害,并联合各军奏议俯顺舆情云云。段能如此,洵明大义。尊处速派心腹代表与之接洽,并劝其速电清廷,谓停战期将满,我辈断不忍南北自相残杀,应请清帝速行退位,否则统兵入京。如此,则清廷退位之事,必不敢迟延不决,以误时日。”(46)黎元洪认为清廷显系不愿共和,电告孙中山、伍廷芳,若停战期满,彼不决定退位,不能再度展期,此前所提优待条件,一律取消。(47)

果然,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7人于26日联衔电奏,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不必等待国会公决,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暂时代表政府进行交涉,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与此同时,山西巡抚张锡銮等北方督抚也联衔致电内阁,以召开国会已无可待,请代奏十条要求,首先就是恭请皇太后、皇上临幸颐和园,或北狩热河,下诏南北罢兵,速组共和政体;派全权大臣与伍廷芳年内在天津速组临时统一政府,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

不无巧合,同样在26日,杨度、薛大可、王赓、蹇念益、籍忠寅等在北京组织共和促进会,其宣言书称:“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之实行共和。近者朝廷有逊位之说,尧舜之盛德,薄海同钦。乃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忽大张君主立宪之帜,破坏阻挠,不遗余力。”(48)“并闻各亲贵与君主党甚疑与某有密切之关系,盖因其宣言书与某之议论相同,且杨度又为某素所最信任之人也。”(49)所谓信任杨度之人就是袁世凯,因而此事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南方公开释放的信号。

27日,袁世凯复电伍廷芳,依然口口声声要求请就变通选举条件及开会地点作复,不敢置议退位之事,并说:“现时外人所以承认我国者,实因朝廷尚在也。今政体未决,此间若即逊位,恐外人将否认我国,势必联袂干涉。故此间先行逊位一节,万难遵办。仍是先开国会,俟政体解决后,再议逊位,为最适当之办法。”(50)如此再三否认退位密议,是否真的只是为了塞住拥帝势力的悠悠之口,不能不引起民军方面的警觉。

鉴于事态再陷僵局,相关各方紧急磋商,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当日孙中山电示伍廷芳,和局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参议院尤极愤激,誓以同心共去共和之障碍。请伍廷芳将清方撤销唐绍仪、不认全权已签之国民会议选举法及提出清帝退位之议以及正式公文通告的优待条件和各项办法,再三反复,实无心于和平,此番开战,其曲在彼之真相,正式对内对外发表。(51)

接到孙中山的电报,伍廷芳提出,段祺瑞等北洋将校已联名奏请共和,而袁内阁来电,据唐绍仪说皆系表面文字,“其实袁运动清帝退位未尝少辍”。昨已电告袁,若停战期满,未得清帝退位确报,优待条件全行作废,须等待其复电。如仍无使清帝退位之意,再行发表所有真相。如此,则清廷争君位不惜流全国之血,必为人道所不容,民国政府希望和平之善意更加昭著于天下,对外可得友邦之同情,对内可激同胞之义愤,更为妥当。(52)同日伍廷芳复电袁世凯,指更定选举法直是翻悔,再度声明,停战到期之前,若仍然未得清廷宣布共和确报,则优待条件全行作废。

孙中山并未接受伍廷芳的建议,27日当天就致电各国公使,公开指责袁世凯关于清帝退位和国民大会之事反复无常。28日,又特电伍廷芳,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的罪状:

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怡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怡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会议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况民国既许以最优之礼对待清帝及清皇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53)

是电将袁世凯作为破坏和议的罪魁祸首,连清帝不能逊让的罪责也要让其概括承受。

26日夜半,京城发生行刺大案,军谘使良弼被炸成重伤,数日后身亡,这为打破僵局平添变数。良弼是宗社党骨干,本来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可是恽毓鼎次日得到的消息却是“暗杀者为君主党中人,奉天人。良弼近日力主共和逊位之议,故遭此一击,惜乎不死也”。(54)据胡惟德言:当天接到段祺瑞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电报,内阁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袁世凯出示来电,“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其时备有赞成不赞成两单,军谘使良赉臣(弼),素为人所注目,至此,言现在除共和无别路,即在赞成单内签名。”(55)另据1月25日段祺瑞致清内阁电,阻挠共和者为恭王、泽公,并不包括良弼。(56)莫理循也说:“我相信袁的每一个将军,甚至一些满人,如良弼,都反对保留清朝。”(57)行刺者后来证实是革命党人,之所以将良弼作为暗杀对象,很可能与袁世凯故意散布消息说各王公反对共和,系良弼一人运动所致有关。而袁如此做法,目的是要借他人之手铲除劲敌。(58)

良弼被炸身亡,引起拥清势力的变化。28日,蒙古王公及恭、肃、礼、豫、洵、朗、泽、荫等君主党在西安门外西安茶园开会密议。此前满人设立君主立宪维持会暨君主同志会,反对共和,宗社党为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机关。其首领铁良运动满蒙王公,在京谋借外兵,赵尔巽在奉天附和,招募勤王队,自请入卫。宗社党召令来京,行至丰台,要求铁路运载。良弼被炸后,铁良畏祸逃走,宗社党势衰,机关遂移至奉天。

拥清一派失势,和战的天平随之倾斜。29日御前会议,清太后先后召见满蒙亲贵王公、各统兵大员以及国务大臣,垂询和战办法。袁世凯、奕劻未到,国务大臣奏称:现在办事,不外和战二者,和战问题,所关太大,非臣下所敢擅决,还请太后宸断。且太后并未垂帘,从前国事办坏之处,断不能归咎于太后。各国改建共和,皆由人民流血强迫。若太后不待人民流血之强迫,即能俯从民欲,则将来国民必感激太后,而太后之名誉亦万世不朽。旋奉清太后谕,明日召集奕劻、载沣商之,即决定办法。次日,清太后召集各国务大臣商议退位事,未决,须另日再议。(59)


三、回归原轨


局势很快出现戏剧性变化。29日,孙中山致电清军将领,矛头转而指向少数皇族,声称:“近与袁内阁切商清帝退位办法,已有成言,而为满洲少数皇族所把持挟制,遂令内阁为难,陷于危困。南北本是一家,岂肯为彼少数人之私而流血。”希望各将领与段祺瑞等一致奏请共和。这与前一日致伍廷芳电以袁世凯为首恶的口径大相径庭。张怀芝复电认可联衔奏请共和,却指责民党扰乱地方,要留君之口,化除满汉,留袁之手,剿平扰乱。(60)

次日,伍廷芳公电孙中山及军政各方,通报议和缘起、过程和近况,表明双方经过沟通,已澄清误会,重回原轨。31日,南京总统府秘书处又出面更正孙中山宣布袁氏罪状的特电。清内阁外务部随即发布文告,宣称“外间所传内阁总理与孙逸仙之交涉,并非由内阁总理直接办理,亦未由其承认。凡可以臻和平解决之条件,内阁总理固无不乐于从命。惟内阁总理从未尝抱欲任总统之奢愿,而其政策,不过欲维持国家之完全,确定巩固之政体,以期联合南北,恢复和平而已。此次孙逸仙之宣言,殆其秘书员误会内阁总理之政策”。(61)让下属背锅,为政坛暗箱操作变生不测时惯用的手法,所以识者指出:“然不能遂认为无来历也。”(62)

张国淦称,30日清廷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进止。原来历次会议时,贝子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王奕劻附和,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王载沣无言,恭王溥伟和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后奕劻、溥伦被宗社党挟持,或出尔反尔,或避而不至。良弼被炸身亡后,宗室王公人人自危,是日会议亲贵即无持反对论者。其后宣布共和,乃皇太后一人主持。(63)《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据此称是日由隆裕太后决定退位,似言之过早。清制本来没有所谓御前会议,此为媒体坊间附会日本之说,此次近支王公会议所定事项,应是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优待条件。这意味着清廷准备接受退位,而非确定退位。

不过,张国淦所言当为31日御前会议的事。据《议和记》:是日清太后先召国务大臣入内,谕云:“予于君主民主两端,本无成见,故已屡次召集卿等详究利害。惟默观大势,固已趋向共和,殊难挽回。卿等有何意见,不妨详陈。时势已迫,今日应即将政体解决。”旋由胡惟德奏道:“人心已去,固无庸讳。北军全体趋向共和,是最近之铁证。且民军曾允特别优待皇室,若乘此机会,俯顺舆情,且可得禅让之美名。风云日紧,故敢冒犯直陈,惟乞宸断。”清太后点首,似以为善。退出后,复召见袁世凯,谕以速与民军商酌退位之各项条件,俾得将共和诏旨,早日宣布。是日各亲贵中,奕劻仍赞成共和,载沣亦韪之。载泽、溥伟等初犹持异议,继由奕劻详言北军解体之关系,及满族主战之无把握。清太后泣,载沣亦泣,溥伟等乃不敢持主战之说。然又闻某亲贵与蒙古王公密议请清太后清帝暂住热河,决计宣战。当奉清太后面谕:“此事须有把握,不可徒逞意见。现在前敌诸军,趋向共和,必不能战。不幸溃败,更难收拾。但可永保宗社,于愿已足。”

接着王公大臣至内阁与袁世凯会议国体问题,提出用中国年号、大皇帝仍驻紫禁城、满人有被选及选举大总统之资格、由共和政府岁给大皇帝俸一千万两、八旗俸饷不裁以筹出正当生计为度等五项要求。某王又探询袁世凯宗旨,答称:“某之宗旨,在消弭战祸,保全和局,采取多数舆论,决定完全政体。无论如何为难,必勉为之,以期达到目的。若有无意识者,无知妄作,置大局于不顾,则非表同情,决计辞职。”某王默然。

次日续开御前会议,清太后表示对于国体问题绝不固执私见,拟定采用虚君共和政体,筹商宣布召集国会,公举大总统,并先行颁布君主不干预国政之谕旨。此后一切政事,皆由大总统主持。惟王公世爵旗民人等及各路军队各部衙门善后办法,必俟双方认可,方能发表。连日张勋败耗至京,民军北伐之势愈急,亲贵乃知大局不可维持,主张共和者遂占优势。

2月2日再开御前会议,讨论国体,清太后主张平和,谓凡事由余一人担承,尔王公等反复推求,迁延不定,疑议繁生,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辞意甚厉。并云此后我自主持,无须集议。奕劻等人唯唯而退。报纸的跟踪报道称:

自御前会议以来,政体问题确已解决,清太后颇有见解,不为群说所动。惟宣布明谕,非得亲贵同意不可,连日召见王公,皆由于此。至亲贵于御前会议时主战之说,全由铁良、载泽主动。铁良向持排汉主义,此次江宁兵败宵遁,欲洗其失守之罪,乃向亲贵宣言,谓江宁失守,实由袁世凯拥兵不救之故。并谓清兵既克汉阳,英人遽出而调停,亦因袁世凯与民军暗相约定,欲以和议阻碍清军进行,使南京得从容组织临时政府,其居心实不可问云云。于是亲贵颇疑袁。良又诒冯国璋曰:蒙古诸王公各愿回蒙练兵,以备勤王,可用为恢复之后劲,大功不难成也。国璋亦为所动,故力持主战之说。良见其计行,遂于御前会议时,力主开战。其实王公主战者,不过溥伟、载泽二人,余皆无一定宗旨。蒙古王公亦不认有练兵之说。二人既退,私谋借兵日本,并仿庚子义和团办法,调赵尔巽带关外马贼入京,先杀汉人,后攻民军,以破釜沉舟之力,保存满洲君主,非达到目的不止云。(64)

尽管皇族内部意见尖锐对立,形势已经刻不容缓。次日,隆裕太后下旨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65)由此可见,此前确有可能袁世凯只与个别清室要员密商清帝退位事宜,尚未进入正式与皇室皇族共商的阶段,而所通报的情况令民党方面产生误解。当天伍廷芳接到唐绍仪送来的北京电,转电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袁世凯得到清廷授权,可以公开与民军洽谈清帝退位及优待条件。(66)

同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正式提出以南方所拟为本、与各方面协商修订的优礼皇室条件,分为大清皇帝优礼、皇族待遇以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三方面。(67)北洋系将领积极配合,4日,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张勋等64人致电伍廷芳,表示北方军界现多主张共和国体,“朝廷若以政权公诸国民,为数千年未有之盛德,凡我臣民,自应欢迎感戴,以尽报答之微忱。我军界同人,协同北方各界人士,商议优待条件,务请贵代表照此承认,庶可望从此戢祸息兵,得以和平解决,免致兵连祸结,横生分裂之惨。”具体开列的条件与袁世凯的完全一样。(68)北方军人干政,对清廷和民国都造成巨大压力。

注意到局势的变化,当天孙中山、黄兴联名致电伍廷芳,明确表示:“现在南北各军同赞共和,原无再起战争之理。惟清帝尚未退位,袁内阁主张共和,为二、三顽迷者所箝制,是以民军急图北上,速定大局。清廷意欲停战,惟有早日退位,否则迁延不决,徒滋祸害,恐惹起种种难题,民军岂能终止进行?顷已通电张勋、倪嗣冲、朱家宝、升允征求意见,如果赞成共和,彼此自系友军,自应联兵北上,共逼清帝退位,早图底定;若以言词表赞成,而于事实为抵抗,无论是否误会民军宗旨,而在民军方面不能不认为反对共和之仇敌,将于天下共同公诛之。”也就是说,清军应与民军联手,南北合力直入北京,以实力定大局,“不合此宗旨者即为共和障碍物,民军不能不竭力排除之,既非挑战即无所谓停战也。”(69)

是电显示,孙中山等人已将矛头转向清廷和拥清势力,希望袁世凯和清军将领与民军合作,共同逼迫清帝退位,实现共和,从而避免重启战端。否则民军将挥师北伐,扫除一切障碍。同日,伍廷芳致电孙中山,告以袁内阁正式交来优待条件,当日午后二时,偕唐绍仪、汪兆铭坐专车来宁,面商一切。2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审查伍廷芳、汪精卫、胡汉民等报告袁世凯所提优礼条件,对于原案多所修正。表决通过后,即电达袁世凯。

次日,伍廷芳复电袁世凯,告以因来电所开优待条款较南方提出的改动甚多,深虑各省不能通过,故特与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商酌,加以改定。由于已得临时政府之同意及参议院之议决,断难更改。主要改动是清楚写明因清帝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退位之后,给予优待。南京方面的立场十分清楚,优待是对清廷交权让位的回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北洋系将领再度配合袁世凯的意图,2月5日,段祺瑞等九人联衔电请代奏:“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70)矛头直指皇族。6日,伍廷芳复电冯国璋等,告以优待条件的交涉修订情况,“查此次修正案与袁内阁所提出者大旨相同,较之本代表前所提出者更为优渥。惟坚持者,在清帝实行逊位。盖必如是,然后共和国体乃完全成立。否则,有类于虚君位之嫌,故独于此始终坚持。要之,全国人民为共和而流之血,前后积聚,可成江河,万不能含糊了事,以贻后祸。”(71)既指出双方达成的共识,又表明民军所必争的关键。

同日,“清太后召见近支王公、国务大臣,咨询优待条件事宜,并决定发表日期。惟应召者人数甚少,多无成见。清太后对于此次条件,颇为满意。载沣亦无异言。仅有某王对于皇室经费一层,持之甚坚,谓分文不能短少。又谓其余条件,亦应酌为增益。清太后谓此项条件乃自我提出,此时已无可更动之理,况亦无可更动之处。某乃无言。遂议定再召奕劻诸人妥商一切。”接着举行内阁会议,袁世凯向到会的近支及蒙古王公、统兵大员、各部大臣传阅段祺瑞指王公破坏大局的来电。溥伟愤然曰:“段祺瑞此电近于胁迫。本爵等前因朝廷既愿让出政权,不敢再事反对,故已先后署名,表示认可,何竟指王公为败类。”言时声色俱厉。幸袁世凯极力劝止。蒙古王公等亦谓:“某等对于君主民主,并无成见,但须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退位,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最后袁世凯声言:“诸公政见甚是,如此则和局不难有成。诸王公既已俯顺舆论,允认共和,想退政谕旨,不日可下。惟现时最称紧要者,即系段军统率兵来京一事,如任其来,则两相猜疑,局面不免扰乱。拟即阻之。然须将各王公赞成共和意见表明,诸公以为如何。”众称是。于是拟长电一道,由袁世凯领衔,王公大臣依次署名,当时发出,遂散议。当日袁世凯以南京参议院议决优待条件入宫与清太后商议良久。段祺瑞亦至京往见袁世凯,密商布置退位事宜。

7日,清廷再开御前会议,结果颇一致,虽间有反对者,亦无效。只是随即召开的内阁会议磋商优待皇室条件,反对南方削减经费为常年200万两。即由阁丞华世奎起草电驳。(72)

与此同时,伍廷芳两度致电孙中山、国务各总长、参议院议长,通告就袁内阁所提条件有所修正的交涉情形。同日又致电黎元洪,告以修订的优待条件已极宽容,惟坚持清帝逊位,以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免于虚君位之嫌。

虚君共和,是康有为在各地纷纷宣告独立、清廷朝不保夕、共和新国即将出现的形势下苦思冥想出来的“妙法”,他坚持认为没有君主,势必造成内争,引发外患。而虚君最好是保留旧主。袁世凯与清廷恩怨甚多,并不情愿受制于人,也不想做大清朝的忠臣,但是却借用虚君共和的名义,以缓解与皇族的矛盾,增加与民军讨价还价的砝码。南京方面则惟一恐虚君坐实,非但共和不能完整,清帝还可能反攻倒算。而确保共和的主要途径,就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将清廷彻底赶下台,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至于共和成立后如何防止陷入内乱和专制,则是在共和体制内逐步解决的下一步问题。

清帝退位及其优待条件公诸于众,在南北双方都引起强烈反弹。2月7日,北面招讨使谭人凤致电袁世凯,反对保留清帝尊号。他详细分析道:

夫君主、民主国体既绝不兼容,总统、皇帝名称自不能两立。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不独无以尊崇国体,实恐见侮外人,其危险一。清廷退位,非出于禅让之本心,而屈于民军之势力。若阳许逊位,阴行帝制,将来暗结私党,巧借外援,路易十六之祸,行将立见,其危险二。既许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本无干涉内政之特权。惟国交仪式,系尊重国体,非尊重其个人。玉帛往来,仅一时之礼。今清廷退位,国体变更,五种民族,视同一体。君权已全体取消,帝号本无所依据,若视为外国君主,称帝于民国之内,则彼将怀抱野心,煽惑蒙、藏,徐谋恢复,启藩部分离之渐,坏中华统一之基,其危险三。逊位之后,领土、主权,一律转移于民国,此应然之势。若仍拥帝号,难保无赵尔巽、升允之徒,坐据偏隅,遥奉名义,以相号召。将来内部征讨,劳民伤财,殆无宁岁,其危险四。

他主张称清逊帝为让皇帝,及身为止。至停战展期,万不能再允。“倘犹观望迟延,即认为有意挑战,惟有联合南北各军队一致进行,兵临城下,噬脐何及。”(73)

对于谭人凤的反对之声,袁世凯只能敷衍了事,复电称:“国体问题,正在磋商,力求平和解决。其中为难情形,唐、伍两君皆所深悉。来电所虑各节,必可消弭。此事但求实际,不系虚称。如以武力迫胁,则恐横生枝节,反多阻碍,大非吾人渴望平和之心。”(74)

与此同时,北方拥帝势力的反弹也日形激烈。8日,袁世凯致电上海唐绍仪转伍廷芳,描绘北方形势的复杂,做出推心置腹的姿态,争取理解和同情:“此次条件,系奉交议。今早燕孙等请旨验商,刻已发去。南方为难,亦所深知。但北谈平和,群起仇视,近日多方解说,始稍有头绪。要以优待条件能满大众所望为主,否则必有绝大暴动。京内洋人藉居各巷深多,倘扰乱,枝节必多。且肃、恭两邸潜赴奉,因而奉天军民正激烈反对,恐终须为日人所占,又不准金波赴奉。异常焦灼,正在解劝,未知有无效果。请切电简墀,万勿附和。而芝泉所部又出变象,亦须设法抚集。芝尚未到京,兄实为保全大局和平解决起见,岂专眷念故君耶。祈谅之。”(75)

北方拥清势力主要聚集在奉天一带。早在1月20日,就曾以奉天谘议局、教育会、自治会以及农、工、商会等团体的名义致电清内阁,号称“东省人士拥戴君主,矢死不能移”,所谓“朝廷将有逊位之说”,“东省人民万不敢承认”,要求内阁“宣布政见,亟谋所以表示之,以靖浮言而安全局”。(76)稍后东三省军队再度致电清内阁,反对朝廷逊让,亲贵逃避,宣称“各省一心,共襄尊王,军民庶众,翘首以待君宪之治”,东省士民尤为奋激,“已实力联络,誓死希望君宪”,要求袁世凯“早定方针,以安人心而靖大局”,并“宣布政见,表示机宜,慎勿轻从一二人之私言,而显违敝省军民之同心”,否则不能尽保卫维持之责任。(77)

2月7日,总督赵尔巽又来电,以东三省地位、人民心理确与内地不同,提出“万一政体解决出于军民希望之外,则对于东三省应有权宜办法,方免危亡”。他迭次密召士绅、军队商议,将所要求归结成七条:“一、东三省臣民对于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二、东三省人民得专备大清皇帝选充禁卫官兵;三、大清皇帝于东三省三年巡幸一次;四、南北政府未统一、各国未正式承认以前,不令东三省承认;五、凡有兴革章制,三年内不强东三省以必行;六、三年内东三省官吏,自总督以下,中央不得任意易人;七、三年内东三省赋税、军队,不调拨他处之用。”(78)

关外异动不断,的确令袁世凯担忧局面失控,使得清帝退位和自己接掌大位的计划进程变生不测。7日,他电告赵尔巽:“日来各处谣传,谓袁某阳持君主,阴谋共和,此乃革军间疏我北军之诈计耳,祈勿疑议。开战在即,凡事诸要小心,□勿以革军谣言贻误大局,丧失地方。”(79)次日,又以内阁名义致电赵尔巽等,回复其半个月前转来的奉天谘议局等团体和军队的质问,辩称:“内阁只有行权之责,至解决国体,关系重大,非阁臣所敢擅裁,迭经皇族会议,请旨办理。近日讨论优待条件,亦系奉旨之事,并随时请旨遵行。凡奉旨不准宣布者,例不得布告士民。现国体如何解决,尚未奉有明诏,讵可以臆度之词,向人商议。是以贵局、会来电,未便作复。总之,无论何省,断不肯置之不顾。”(80)

同日,袁世凯再度电示赵尔巽:“近日近支王公均以军离饷竭,无可言战。慈圣亦谓,如待瓦解,兵临城下,优待皇室一层岂能再议。两害取轻,不如先与南方商酌优待条件,果能合宜,亦可俯顺舆情,宣布共和政体。因命凯与南方作正式商议。奉旨后,力辞不获。现在开议,上命不许宣布,因暂未能明告。且时局变幻多端,仍不知能否即行解决,尤未可与人预议解决后之办法。”(81)打着帝后的旗号,在袁世凯既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也有奉旨办事的便利。从他隐约透露出来的实情可见,直到此时,袁世凯仍然小心翼翼,惟恐操作稍有不当,清帝退位之事便会前功尽弃。


四、退位与致政


在清帝退位问题上,袁世凯谨慎应对固然有难言之隐,而孙中山等人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确有通盘算计,试图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他与孙中山的角力,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一是自己掌控的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二是清帝交权下台诏书的措词。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常常将二者搅在一起,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空间和瞒天过海的机率。

2月8日,清内阁致电唐绍仪并转伍廷芳,表示优待条件经各方面商议,南方大加删改,窒碍甚多。第一款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系北方军民暨满、蒙人极端注意,万难更改;“‘逊位’二字,尤为北方军民所骇异,必须改为‘致政’或‘辞政’;‘赞成共和’改为‘宣布共和’;‘外国君主’改为‘各国君主’。”并且强调:“此次极力迁就,万不能再有更改。”(82)

同日,梁士诒连发三电给唐绍仪,前后两电主要是关于逊位,告以今早召对逐条逐字讨论,“所最决意坚持而言之再四者:一、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二、不用‘逊位’二字。上云:‘事实虽如此做,然若于字面上摆出,将来京外因此而风潮迭生,我不安,国民亦不安。’三、必须用仍居宫禁或日后退居颐和园,随时听便居住。……此三层如办不到,恐难以宣布共和。务必劝伍迁就。”梁士诒强调:“惟清朝立基近三百年,遽易国体,万分为难。南方未能尽悉详细,我辈志在为国民谋幸福,稍不审慎,北人大乱,外人干涉,所失甚大,故不可不委曲求全,以期达到目的为宗旨。应在实际上讲求,不可徒快一时之观听,而生无数之波澜。民国既得其实权,又何惜此小礼节、小款项耶?”并进一步“细为申明”道:“逊位二字,最难者即满、蒙暨北方军队、督抚,多不谓然,改为致政,人心稍安。”请唐绍仪“密告伍公,同谅苦心”。

至于第二电,则是组织统一政府问题。据称“项城本无意于总统,因中外逼迫,勉许暂任,以救大局。今见组织统一如此之难,恐无益危局,反启事嫌,拟请孙始终其事。惟北方如无政府,满人必仍生变动,正中王公之计。外人亦言,如此北方无政府,各国先须调目兵防卫。……是时业已退位,项城将听何人之命令而维持布置耶?抑自行主张?即弟意仍求公切商统一办法,政府人员,似可多用南方人,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83)

归结起来,三封电报主要传递了四点意思,其一,清帝尊号应相承不替;其二,必须改逊位为辞政;其三,北方袁世凯政府不能取消;其四,新组织的统一政府必须设在北方。而最要之点,就是要按照袁的意愿划定新的统一政府与清朝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北洋军人与袁世凯相呼应,当天冯国璋、段祺瑞等64位将领致电伍廷芳:“屡闻南方宣言,如国体改定,朝廷仍不失其安富尊荣。今条件中,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为尊荣最要之大纲,靳而不予,抑独何心?应请仍照原文,万勿更易。逊位一语,军界同人极为骇异,应请修正。此两层最关重要,绝对不敢附和。其余各节,均听袁内阁与贵代表协商。如贵代表有和平解决之真心,期免生灵涂炭,决不因此争执,致败大局也。”(84)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袁世凯的要求和北洋军人的举动,显示袁千方百计企图斩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联系,绝对不受其控制,这正是孙中山最为担忧的事情。同一天,孙中山会见了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后者明显感到,临时大总统最焦虑的一是日本,二是中国人民是否会不再支持南京政府。“清廷的退位诏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袁世凯赞同君主制,并保证支持清廷。假如民国归了现在的袁世凯,其目的将丧失;假如民国归了一个维护‘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其目的将可达成。”(85)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尽管清帝即将退位,可是稍有不慎,让袁世凯阴谋得逞,民军的所有努力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对此关乎民国存亡前途的根本大事,孙中山绝对不能让步。2月9日,伍廷芳电告袁内阁:“此方所坚持者,为不使有类于虚君位。如照来电,必致各省、各军群起反对。前修正案系临时政府交参议院议决,无可更改。现各省且有以为太优者,实难再改。本代表深知阁下为难更甚,现力求迁就改正如下,已至极点,决难再让矣。事机紧迫,懈稍逝,万勿往还商榷,致耗时日。”此番改动最多也是最关键之处,即将所有“致政”一律改为“辞位”。(86)

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9日段祺瑞致电伍廷芳,再度提出协商组织正式政府事宜,主张“宣布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销,临时大总统并须预行推定。至临时政府必要人员,及临时政府暂设地点,应由全体公同商定。即以退位之时,为共和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庶统治机关不致旷时,两方不致陷于无政府之危险”。并要求将应推之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必要之人员与地点迅速交与北方军界公议。(87)段祺瑞对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进逼,显示另组临时政府的确居心叵测。

取消南北政府另组临时政府之议,早经孙中山断然否定,理据是南京临时政府决不可与袁世凯主持的清政府相提并论。尽管康有为认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已经掌握实权,清帝不过虚君,可是名义上袁内阁仍是清朝的政府。如果将袁内阁与南京临时政府视同对等,无异于承认其权力由清廷授予的合法性,则革命的正当性就会变得相当模糊。因此,孙中山一再坚持清帝让位的对象是共和政府,下台之后,其政府即袁内阁自然解散,由南京临时政府组织统一共和政府,然后自己让位于袁,再由袁接掌统一政府。

而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在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较量中占据优势,就要打破清廷的挟制和民党的约束。另组临时政府遭到各方反对,袁世凯仍然想方设法使其责任内阁作为正式政府的延续合法化。尽管孙中山敏锐察觉,坚决反对,无奈其他民党觉得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北方政府的地位悬而未决,留下巨大隐患,致使袁世凯后来步步得逞,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政治失误。

清帝交权下台虽成定局,可是向谁交权,以何种名义,关系到未来中国国体政体的性质。2月3日,袁世凯奉密旨授为全权大臣与民军磋商清帝退位事宜,媒体的报道却是“内阁确奉到皇太后懿旨承认退政”,(88)并非退位。《大公报》明确称:“内阁消息,宣布共和谕旨已经各王公及内阁公同拟定,其中措词只为推卸政权,并无禅让字样。惟昨闻袁内阁以此项谕旨虽已拟定,诚恐颁发后,民军仍有挑剔,致滋纠葛,因于十五日曾将此次谕旨草案电致南京政府,预令查核再行颁布。”(89)据说此事出自袁世凯的旨意,并得到清室及皇族的认可,“皇帝推卸政权、承认共和之诏旨,已于十五日由内阁恭拟草案呈进,闻秉笔者系为华世奎、阮忠枢两人,秉承袁内阁之意见而订拟,由皇太后钦览后又由各王公、贝勒公同参核,酌易数字,已交世、徐两太保敬谨收存,恭候皇太后懿旨即行颁布。”(90)

退政与退位,一字之差,意思迥异。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自十九信条发布,清室已经失去政权,形同虚君。所谓退政,仅仅是交出政权,对于国家,仍然保留君位。如此,则国体仍是君主制,政体才变为立宪制。当时种种试图调和君主与共和的设想,如虚君共和、帝国共和之类,其动机和目的都是力求保留君主,以为非如此不能防止内乱外患。可是在革命党看来,君主不去,就会对共和制构成严重威胁。民军同意清帝以交权退位为条件予以优待,保留帝号,只是作为外国君主待遇,与国体政体毫不相干。双方的主张尖锐对立。

政与位的本质区别以及主导组织临时政府的用意,在袁世凯等人1月底拟制的《北方议定组织临时政府草案》中显露无遗:

(一)皇帝辞政。为国利民福起见,所有保持安宁,恢复秩序,联合汉、满、蒙、藏、回等事,断不可无统一机关,故特委袁世凯暂行组织临时政府,代掌一切政权,以期维系大局,主持外交,俟国会正式举定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再行取销。(二)皇帝辞政后,仍驻跸宫禁,毋庸迁移他处,以维京畿及北方秩序,裨免糜烂。(三)将来大总统府第,即在北京择地另行建筑,或以新建筑之监国府邸为总统府。(四)自武汉事起,至今三月有余,南北各省经济匮乏,不独国库为然,南京临时政府亦事同一律。皇帝既经辞政,所有通国一切行政,即应统筹全局,以图富强。但一切行政费用,所需甚钜,其东南已经独立省分,能否继续支持,临时再行磋商。至北方各省,国库如洗,目前已属难支,将来临时政府成立后,更须力促一切新政之进行,所需政费,必较今日为尤钜,应如何应付之处,须预筹妥善办法,以免临时棘手。(五)皇帝既经俯顺舆情,政权必当统一,南北各省,仍当化除成见,扶助中央,酌为筹解经费,顾全大局。倘有贫瘠省分因此次糜烂实难兼顾,中央亦可暂缓协济以纾民力。(六)皇帝辞政后,京中各行政衙门,国务大臣以下之官员,悉仍其旧。但组织临时政府,需款浩繁,所有各署官员之津贴,自临时政府成立之日起,统计六个月,暂弗发给,以纾财力。(七)政费一项,以军饷为最关重要。所有北方军队之饷项,于此数月期内,无论如何,均须按月照给,以维持秩序而免哗溃。其南方各军队之饷糈,亦须通盘筹画,不得少有缺欠。至南北方军官将校,均仍旧职,不稍更动。(八)现所组织之临时统一政府,一经各国承认,一切外交事宜,悉由临时统一政府直接交涉。(九)所有外债以及新旧赔款之担任,政体既定,即应继续依期偿还。各省无论如何,亦须依旧筹措,按期照解,以昭大信。(十)皇帝辞政时之谕旨,除刊刻誊黄颁行天下外,更须另颁谕旨于各军队,俾得晓然于朝廷辞政之深意,以免暴动而维治安。(91)

按照草案所定程序办法,不仅袁世凯的权力来源及所承继的法统为清朝皇帝,由北京临时政府统管全国行政军政,而且以“辞政”名义交出政权的清帝是否同时失去名义上的统治权,并无清楚认定。也就是说,清帝可能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从反面证实孙中山看似斤斤计较的执着坚持,绝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

由于南北双方围绕清帝退位诏书的措辞问题反复缠斗,宣布退位因此一再推迟。媒体对于双方立场的差异有所风闻和揣测,伍廷芳来电所示修订的退位诏书及优待条件,“各款仍系逊位,并非辞政,不得谓之虚君共和”,内阁不知如何磋议。(92)《大公报》非常准确地把握到双方争执的关键所在:“其争执尤力者,一则曰皇帝辞政,一则曰皇帝退位,故现尚未决。”(93)可见辞政还是退位之争,在北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坚持辞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虚君共和的假象。

北洋系将领再度不失时机地演出了配合袁世凯的戏码。“冯、姜、段各军统对于虚君共和政体极表赞成,已联电伍廷芳,要求承认优待条件。旋接伍通电,略谓此次袁内阁提出优待条件,本代表因事赴南京,已将此项条文由参议院协定,现已将修正案全体议决。惟清帝逊位字样必须标明,非是即不足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且含有虚君位之嫌疑。此次自武昌起义所流之血,聚集可成江河,国民之所希望者,惟在共和,故对于清帝逊位一事不能不始终坚持。而诸公欲保存旧帝之苦心,此间已为人所共谅,但以此事关太钜,不能含糊了事等语。冯军统昨已再联合各路军队复去一电,于逊位二字大为反对,力请撤销,否则死不认可云。”(94)赞成共和而反对逊位,则所赞成的只能是虚君共和。所以2月10日伍廷芳复电明确指出:“惟清帝若不实行逊位,则有类于虚君位之嫌。”(95)

其实,逊让之类的言辞,已经不再讳莫如深。2月9日,各省督抚等联衔电请代奏,就公然声称:“共和问题迁延未定,逊让政权之明诏迟久未颁,中外失望,军民解体。”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上以幸福予国民,下以尊荣酬君上,其为懿美,超轶唐虞。”(96)

民军方面,对于优待清帝也有不少异议。广东都督陈炯明以和议内有清帝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王公仍旧袭爵,电示“全粤愤懑”。为此,伍廷芳通电民军各方,宣称:“廷所坚持者,必清帝宣布赞成共和,然后中华民国于其去位之后,予以优待。……至于已经去位之清帝,亦不过虚名之爵号,似无须过于争执。”(97)

按照预定日程,清廷应于2月11日明诏宣布共和,可是诏书的关键措辞迟迟未能妥协。接到伍廷芳发来的修正优待条件,袁内阁当即开会讨论,再将逊位改为辞政,并送交隆裕太后,得到后者的首肯。(98)2月10日,唐绍仪万急致电袁世凯:“吾师为难,非特仪所深喻,即南方诸君亦所共谅。惟宣布谕旨与照会字样不符,外国人先阅谕旨,互相较对,必干诘问,万不可行。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方能保全国防,保全满族。若少不忍,转生大乱。言尽意竭,乞勿再赐电商。”(99)唐绍仪的确讲到了要害之一,只是民军全力防范清帝,反而忽略了袁世凯弄权的潜在危险。

眼看事情可能功败垂成,同日张謇急电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舆:“南方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当局与参议院反复磋磨,视来件无大出入。不独体项城为难,亦以顾全项城,维持国防而然。伍昨复阁电,实已笔舌俱瘁,费尽磋磨,无可再说。要之,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若不说明,何以合南北赞同共和之心理,亦何以示将来政治之健全。二君明于时势,务望力助项城,必践廿四发表之约。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100)

尽管各方竭尽全力解决最后的措辞障碍,共和明诏还是未能如期颁布。2月12日,伍廷芳转发黄兴来电给袁世凯:“今南北协议之惟一目的,实欲早定共和大局,然欲定大局,必速下逊位明文;欲迫促清廷逊位,必南北军队连续北上,以武力胁制之;欲南北军队连续北上,则张、倪二君应率所部军队离开徐、颖,以为南北军队之先导。……设仍扼据要害,阻我北上,则清廷存侥幸之心,逊位有观望之患,且恐惹起他方面之效尤,大局牵延,必至更形糜烂。”(101)催促之外,形同最后通牒。

不过,这份最后通牒未及生效,经过最后时刻的紧张较量和磋商,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文字终于为双方所认可,并于最后期限内通知了南京临时政府。2月11日清内阁发出多份电报,向南方民党报告消息,首先是向上海唐绍仪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请其转达伍廷芳,优待条件本日奉旨允准,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希查照办理。同时又万急致电南京孙大总统、参议院、各部总长和武昌黎副总统,告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表明自己极愿南行,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请示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102)

在另一封致上海唐绍仪、伍廷芳、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和参议院的电报中,正式转达了明诏的完整文本: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乐,拂兆人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定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03)

2月12日,与诸国务大臣会衔副署的上谕正式公布,与前一天通报南方的电报文本基本一致。同时公布的还有全体内阁大臣会衔副署上谕并附录优待清帝、清皇族及满蒙回藏各族条件。按照明昭宣布为帝政终结的约定,是日为清帝正式退位之日,历经200余年的大清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五、争议仍未结束


清帝退位明诏颁布的次日,伍廷芳通电中华民国军政各方:顷接北京袁世凯三件来电,“其一谓廷所开清帝辞位后优待条件已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其二则清帝辞位之诏。其三为袁君赞成共和宣言书。现在清帝既经辞位,北方秩序暂由袁君维持,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统一办法。”(104)同日又电请国内各军队一律改悬中华民国五色旗,以免冲突。(105)

当天伍廷芳、温宗尧、汪兆铭还以全权代表及参赞的名义通告全国,就清帝退位的磋商过程做出详细交待,并就必宜注意的重要事项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清帝名号。“参议院所坚持者,在‘辞位之后’四字,而于清帝与大清皇帝之别,谓为无关宏旨,可以‘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为最后之决定。盖如是,则辞位之后,自可称为已经辞位之大清皇帝,与虚君位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至于前清内阁初所要求者,为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廷已严加拒绝,彼亦虑蹈于虚君位之嫌,承认廷所主张矣。”(106)

根据《袁世凯全集》的汇辑,清帝退位诏书存留有若干底本,应该出自多人之手,并经多人改定。其中袁世凯仅仅改动了几处,只是增减几个字,甚至只是调整了字词的顺序,而使得意思迥异。如“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改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07)这些改动不仅相当关键,而且居心叵测,成为后来袁世凯弄权以及争议再起的伏线。

接到清帝退位诏书,孙中山表示将如约兑现让位允诺,但是诏书文本仓促定案,显然未经孙中山核准,对于清廷私相授权予袁世凯,产生不祥预感,他致电伍廷芳和唐绍仪,通告阁议情形,并提出:“惟退位诏内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众不乐闻。徇电告项城,请即南来,并举人电知,畀以镇守北方全权。照此办法,众当贴然。项城辛苦全[备]至,今日应将往来密电,证以事实,由沪发表,以明公论。”(108)

对清帝退位诏书的相关内容抱持疑虑的不仅孙中山,看到诏书的正本,温宗尧立即致电南京外交总长王宠惠,提出:“清帝已去位,此项全权系何人所授?民国必不应仍认清帝有委托全权之柄,且袁世凯成为清帝委托之人,于推举总统一端,恐生障碍。循名核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不成。为共和大局计,为袁世凯计,均应请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十一字删除,方臻妥协。乞商明参议院并临时政府诸公,妥筹应付,是为至要。”(109)

设立临时政府之事,南北双方一再缠斗,袁世凯希望同时取消南北现政府,另立临时统一政府,孙中山坚决反对,认为随着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清政府即袁内阁应同时归于消灭,南京临时政府即为全国统一的共和政府,然后袁世凯南下就职,以南京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政府。由于相持不下,2月11日,黎元洪因事机甚亟,不能久延,致电伍廷芳,认为“宜即时请临时政府及北京各派代表到鄂,共同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所有政府成立之地点,与大总统以次各员,均于此时商定。北京退位之时,即我正式政府成立之日”。(110)在湖北设立统一新政府,化解南北相争死结的同时,却延续了宁汉之间的角逐竞争。

孙中山等人所担忧的主要是袁世凯是否斩断与清廷的关联,正如清帝退位后孙中山答复谭人凤所说:“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决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111)可是虚君主不仅限于清帝,伪共和也不单是虚君制。南方以为袁世凯维护清廷,与北方以为其赞同共和,都是各执一偏。实际上,袁世凯维护清廷旨在减少拥帝势力的压力,以便与南方讨价还价,而赞同共和则是为了迫使清廷让步并减轻民党的反对力度,他所需要的,是能够任意发挥的无限权力。他审阅军谘府军谘使王赓关于破坏后建设的上书,觉得“多可采”,尤其在“共和成立后,暗中应以开明专制之精神行之”的“开明专制”四字下加了着重圈点。(112)由此可知其心机取向。孙中山虽然早有警觉,百般防闲,却执着于斩断袁与清廷的联系,而未能有效防范袁世凯本人专制集权,加之同党大都共识不足,还是棋错一着。

已经如愿以偿、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扫除了清帝的障碍后,对南方的态度也陡然强硬起来。2月15日,他复电孙中山、黄兴等催其南下赴宁组织临时政府的敦促,悍然表示:

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是电以退为进,充满挑战意味,简直就是一封问罪书,欲将“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的罪名强加于孙中山,而自居于爱国地位。(113)为此,袁世凯派唐绍仪赴宁协商。2月18日,唐绍仪代转梁士诒复孙中山电:“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实则此层系满洲王公疑惧,以为优待条件,此后无人保障,非有此语,几于旨不能降,并非项城之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若欲设法补救,除非清谕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万万无此办法。南方若坚持此意,实为无结果之风潮。乞公以此意劝解之。”(114)

梁士诒所说,未必全然谎言,奕劻、溥伦等赞成清帝退位的皇族成员确以袁世凯为护身符。而退位诏书文字的更改,也有可能出自袁世凯以外其他方面尤其是清室的意思。但从此前屡屡企图另设临时政府的举动看,袁世凯考虑自身的利益明显多于照顾清室。将已经逊位的清帝抬出来作挡箭牌,仍是屡试不爽的老伎俩,而且木已成舟,无法更改,形同无赖。这样的局面,正是之前一再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发生的情形。

延续袁世凯的意旨,与之关系匪浅的日本法政学者有贺长雄精准抓住了南北争执的焦点,“方兹之时,南方意思,固欲将北京朝廷法律上现有之统治权,即其一部分,亦不肯照旧承认,如彼北美十三殖民地将属于英国王及国会之统治权全体排斥,从新造就一个统治体,然又如法朗西国民斩馘路易十六世,用示主权之全然断绝,另由人民互相公约,从新建设统治体。然南京政府亦拟举二百六十年间爱新觉罗氏传承之统治权,将其关系一概废绝,从新竟据民意,设立共和国,其要求袁总理全行断绝与清廷之关系,竟由个人资格赞成共和主义,以此故也。然袁总理所拟移转统治权之方与此相异,以为清帝辞位,南京政府先行取销,另在北京依据清帝付托之统治权,从新组织共和政府,此南北意见之差异。”尤其是“上谕中所言‘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暨‘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以上二句为民国国法沿革上最重大之文字,革命时代统治权移转之次第,于此四十有一字存焉”。

有贺长雄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应当心知肚明,却别有用心地据此提出:“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既如上文所述,因而其国法有与纯因民意成立之共和国相异之处。”所谓不同之处有三:一是“能将不参与革命,不赞成共和之地方暨诸外藩仍包于民国领土之内”;二是“无须遵据普及选举法开国民议会”;三是“中华民国宪法不必取法于先进共和国宪法”。(115)有贺长雄旨在为袁世凯的权力来源辩护,却从反面证明由袁亲自操刀改定的清帝委任一节,绝非可以无足再论,更没有归于无效。不仅如此,有贺长雄的说法其实就是将革命之际袁世凯百般掩饰的心计,转化成统治权转移的事实,为其专权统治法理背书。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的精心布局以及有贺长雄的倒因为果,不但让近年一些法学者掉入彀中,被用来作为力证袁的权力来源并非受自南京临时政府的凭据,凸显袁氏弄权的老道和专家的偏蔽,而且相信袁世凯否认其权力来自清廷的说词,也是将无赖语当作大实话,着了老袁的道而不自觉。梳理此事的来龙去脉,可见袁正是处心积虑要借清帝逊位让权彻底斩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联接,其别有用心的否认不过是欲盖弥彰的遁词。

袁世凯的险恶用心已被识者看穿,孙中山和温宗尧追究之外,邵力子专门写了社论《关于清谕之研究》,在他看来,退位诏书所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乃指清帝辞位后暂时统摄京津等处之机关,绝非吾中华民国提议组织之临时统一政府。观袁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布告前清各省官僚军警,而其致电我民国各个人或团体,则仅自署其私人之名,此中固大有分寸。”尽管如此,还是要防微杜渐,“宜由南京政府参议院及各团体电致袁慰亭,明告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为吾民国所绝对否认。若以事实上之万不得已,暂以维持京津等处之秩序,吾人可权宜通融,惟必须于参议院举出总统及临时统一政府成立以前,先行取消。”(116)只是仅仅凭借“忠告”,袁世凯绝不会轻易就范。

好事多磨,就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关于清帝退位的表述,北方反对退位、逊位,南方不接受辞政、致政,最终改为辞位。而在此前后,不仅各方表述存在微妙差异,正式文件里面也有不同说法。

民党民军对袁内阁及北方,往往是退位、逊位、辞位兼用混用,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民党团体相互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偶尔也用逊位。而北方对南方及对外,则多用辞位,或避免此类用词。以南方和谈总代表伍廷芳为例,1912年2月6日复电袁世凯,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各款则用“清帝逊位”。(117)致电南方军政各方,则称逊位、退位、去位。清帝辞位明诏宣布后,虽然改为辞位,仍有逊位或退位等用法。对北方将领及袁内阁,则多用逊位。孙中山对南方多用退位,兼用逊位,对北方逊位、退位并用,甚至同一文件也存在混用。(118)也就是说,尽管协商过程中争执不下,最后各让一步,定为辞位,一旦帝制结束,退、逊、让、辞,都成了无谓之争。

媒体和社团,一般而言也多是混用,但也有特别在意者。清帝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公布后,招致不少批判之声,尤其是对清廷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等项,反应强烈,指为“不伦不类之共和国,必至贻笑万国,贻害将来”。表示坚决反对,要求从速改订。(119)正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太强,伍廷芳等和谈代表才不得不通告全国,详细说明原委,以释群疑。

激进青年和社会党更加觉得不可容忍,关注时局的苏州学生叶绍钧就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自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他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天铎报》发起的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120)

沪上各团体果然于2月10日在社会党会场开会,先由发起人邹亚云敦请江亢虎演说,接着余纯武、余鹤、夏重民、谢树华、梅竹庐、徐茂均、蒋宸予、周文奎、李怀霜、凌翘、陈光誉、梁廷柱、许克诚、邹捷三等相继演说,“皆激昂慷慨,责参议院之偾事,伍廷芳之溺职,力主战争,不欲和议。”继由邹亚云提议组织临时机关,由江亢虎主席定名为和议纠正会,公举代表江亢虎、夏重民、李怀霜当晚即向伍廷芳责问,并电致参议院。又决定次日在张园开大会,请各团体提出意见,以维持中华民国,监督临时政府为目的,在沪诸君皆为会员。(121)代表访问伍廷芳提出反对意见,未得要领,遂即再开大会,“意赴宁要求修改,期不悖共和本旨”。(122)

以清帝退位的形式和平解决南北战事,结束帝制,实现共和,在以往的研究中颇受诟病,指为只得到一块民国的空招牌,不仅革命不彻底,而且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从而留下后来帝制复辟的严重隐患。诚然,退位优待以及袁世凯出掌大位的结局未必理想,可是,转换角度,在整个世界革命史上,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200余年的清王朝连同2000余年的皇权帝制一起走下历史舞台,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东西列强都认为绝无可能的地广人众的国度,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体政体政治形式。不仅如此,由于政权的和平更替,包括藩部在内清朝原有疆域和各族民众,基本得到维系,避免了稍后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解体命运,在实现从帝制到共和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绝无仅有的典范。

受到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对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分别用不同的革命史观重新审视,形成与历史本相有别的描述解读。而当时各方各有所图,也不可一概而论。本来逼迫清帝退位,是在南北和谈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直取核心的办法,面对清廷皇室的袁世凯不便将内心想法和盘托出,而要借重南方民党施加压力,自己则做出勉为其难的姿态。他或许不无对清朝的臣节,更多的还是对自己权力来源的考量,宁可让失去权力的清室担些虚名,以免受南方政府的约束钳制。他利用清朝,旨在革命党,同时也有承继大统的美誉,以及主导另组政府的便利。他对清室绝不以禅让的尧舜视之,正因为清室已经失势,才会藕断丝连。对于袁世凯的弄权,孙中山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苦于同党共识不足,给袁世凯留下回旋空间,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疏失。南北妥协,避免流血瓜分,作成共和新局,令各方不仅如释重负,而且都有所期待。只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各自的担忧,促使他们重新反省,又不免后悔当初不得不然的妥协。

注释:

①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②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1-112页。溥伟将此事系于1月17日,据《中国革命记》连载的《议和记》,应在1月19日。

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9页。初二即1月20日。

④《组织临时政府之地址》,《顺天时报》1912年1月24日第7版“时事要闻”;《清廷退位问题》,《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4页,“新闻一”。

⑤《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7页。

⑥《致伍廷芳电二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页。

⑦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第78-79页。

⑧《致孙文、黄兴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5-446页。

⑨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79-80页。

⑩《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页。编者注释此件所标时间系收到日期,发出当为1月19日。

(11)《复伍廷芳电二件》(1912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31页。

(12)易国幹、宗彝、陈邦镇辑:《黎副总统政书》卷5,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第5页。

(13)《记新政府第一次阁议》,《申报》1912年1月25日第3版“要闻”。

(14)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页。

(15)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83页。

(16)《致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长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0-451页。

(17)《清廷退位问题》,《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4页,“新闻一”。

(18)《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1912年1月22日)、《致伍廷芳汪精卫电》(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35页。

(19)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9页。

(20)《复孙文电》(1912年1月22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2-453页。

(21)《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7-38页。

(22)《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1912年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1页。据编者注释,所标时间系《民立报》发表日期。

(23)《孙总统之言论》,《申报》1912年1月27日第3版“要闻”。

(24)《西报记和议中梗之原因》,《时事新报》1912年1月29日第1张第1版“特别记事”。

(25)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22页。

(26)《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2页。

(27)《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3-16页。

(28)《议和记·清廷初六日之御前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9-20页。

(29)《议和记·各方面之反对共和》,《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19页。

(30)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0页。

(31)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2页。

(32)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4页。

(33)《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34)《与革军接议尚无头绪奏》,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77页。

(35)《致北方各军队电》、《内阁等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3页。

(36)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1-172页。

(37)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2页。

(38)《袁世凯关于办理国会选举暨开会地点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7-58页。

(39)《议和记·清廷初七日之御前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3页。

(40)《议和记·南京政府之会议》,《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3-4页。

(41)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4-85页。

(42)《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并附录》、《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86-387页。

(43)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86-87页。

(44)《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转唐绍仪电》、《致临时大总统孙文密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393-394页。

(45)《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10页。

(46)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26页。

(47)《武昌来电》,《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电报”,1912年1月29日,第10页。

(48)《共和促进会之进行》,《申报》1912年2月5日第3版“要闻”。

(49)《共和促进会之内容》,《大公报》1912年1月29日第5版“要闻”。

(50)《复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02页。

(51)《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页。

(52)《致孙文电》(1912年1月28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59-460页。

(5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4页。此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据《总理全书》之九《电文》收录,署期1912年1月29日。《近代稗海》编者据《时事新报》校改的个别文字,或不如原文准确,今从《孙中山全集》校订。

(5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3页。

(55)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309页。

(56)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2页。

(57)《致达·狄·布拉姆函》1911年11月21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96页。

(58)据《朱芾煌日记》,炸刺良弼等人,系其结客谋划,目的在于为袁世凯扫除障碍,实现南北统一。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59)《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18-19、27-28、32页。

(60)《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电报”,1912年2月1日,第9-10页。

(61)《外务部代宣布文告答孙文宣言》,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43页。

(6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4页。

(63)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309页。

(64)《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6册,“记事”,第3-4、6、11-12页。

(65)《临时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12年2月13日),第1页。

(66)《临时政府公报》第9号“电报”,1912年2月6日,第13页。个别文字据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3页)校订。

(67)《民立报》1912年2月7日,第2页,“紧要电报”。

(68)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4-106页。

(69)《民立报》1912年2月7日,第3页,“沪军政府电报”。

(70)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军总统段祺瑞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78-179页。

(71)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6-107页。

(72)《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6册,“记事”,第29-30、40页。

(73)《民立报》1912年2月8日,第3页,“公电”。个别文字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校订。

(74)《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7册,“记事”,第11页。

(75)《致上海唐绍仪转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1-502页。

(76)《奉天谘议局等致内阁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3页。

(77)《东三省军队致内阁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96页。

(78)《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来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4页。

(79)《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497页。

(80)《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2页。

(81)《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03页。

(82)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9-110页。

(83)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1-113页。

(84)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07-108页。

(85)《接见麦考密克时的谈话》(1912年1至2月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1-142页。

(86)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3-114页。

(87)《临时政府公报》第14号“附录·电报”,1912年2月13日,第3页。

(88)《退政懿旨已交内阁》,《大公报》1912年2月7日第3版“要闻”。

(89)《诏旨仍须商之民军》,《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2张第1版“北京”。

(90)《承认共和谕旨之秉笔者》,《大公报》1912年2月6日第2张第1版“北京”。

(91)《北方组织临时政府之草案》,《申报》1912年2月9日第3版“要闻”;《议和记·组织临时政府之草案》,《中国革命记》第25册,“记事”,第25-27页。

(92)《民军电复优待皇室条款》,《大公报》1912年2月10日第3版“要闻”。

(93)《共和明诏迟缓之原因》,《大公报》1912年2月11日第3版“要闻”。

(94)《各军统关于逊位之电争》,《大公报》1912年2月12日第5版“要闻”。

(95)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2编,第137页。

(96)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等致内阁请代奏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81页。

(97)《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等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486-487页。

(98)《逊位诏旨尚未发表之原因》,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议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第40-41页。

(99)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停战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242页。

(100)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謇致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舆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182页。

(101)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5-116页。

(102)《致上海唐绍仪转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致上海唐绍仪南京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致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均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30-531页。后一封电报的文字,与《共和关键录》间有不同,如“弊政”为“帝政”,“辞位”为“逊位”,“各国”为“全国”。

(103)《临时公报》辛亥十二月二十六日(1912年2月13日),第2页。《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4日)第15号“附录·电报”(第1-2页)个别文字不同。

(104)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19页。

(105)《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附录·电报”,1912年2月20日,第2页。

(106)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20-122页。该文《袁世凯全集》第19卷据《伍先生(秩庸)公牍》,题为《伍廷芳通告全国文》,与《伍廷芳集》署期均为1912年2月17日。但文内有“与前清内阁往复磋商,昨日得其复电”,应为2月13日,后面落款为前全权代表,又应在2月16日辞去议和总代表一职之后。此电为铣二,铣一电署期为2月16日。就上述信息推断,电文应写于2月13日,而发表则在此后。

(107)《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44-545页。

(108)《致伍廷芳唐绍仪电》(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4页。

(109)《温宗尧反对全权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2月25日第5版“要闻”。

(110)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40页。个别文字据《中国革命记》第27册校订。

(111)《复谭人凤电》(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1页。

(112)《批军谘府军谘使王赓上书》,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21-523页。

(113)《致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77页。

(114)《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附录·电报”,1912年2月23日,第3-4页。

(115)有贺长雄:《革命时统治权转移之本末》,《法学会杂志》1913年第1卷第8期,引自史洪智编:《日本法学博士与近代中国资料辑要(1898-191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281页。

(116)《民立报》1912年2月16日,第1页。

(117)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96-97页。

(118)《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文》,《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令示”,1912年2月20日,第1-2页。

(119)《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附录·电报”,1912年2月14日,第4页。

(120)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3-96页。

(121)《和议纠正会开会记事》,《神州日报》1912年2月11日,(三),“特别纪事”。

(122)《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附录·电报”,1912年2月14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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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研究》2018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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