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官方媒介，系统塑造了兼具乡村少年与革命先驱特质的少年孙中山形象。该形象通过“优秀朴素的好少年”“封建糟粕的反抗者”及“少怀壮志的革命者”三重叙事，实现了个体成长经历与国家政治话语的有机融合。这一形象塑造不仅依托教科书的符号化书写，更通过教师用书的阐释与校园仪式的展演，完成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多重教育规训。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既是国民党强化意识形态统合的政治工具，亦是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政党主导的一次教育实践。该形象揭示了党化教育中理性启蒙诉求与意识形态灌输实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映射出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文化困境，即如何在历史真实、教育自主与政治建构之间取得平衡。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为剖析意识形态渗透与权力形塑的隐蔽机制提供了历史镜鉴。
作者：李秀云，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月，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3期。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其形象塑造一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和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连。关于孙中山形象的研究，已经涉及诸多媒介。有学者以报刊为媒介，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孙中山大众媒介形象的建构与流变。有学者以广播电视为媒介，剖析孙中山光辉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过程。有学者以国葬、谒陵、纪念日等仪式为媒介，探析国民党如何在孙中山逝世后将其塑造为国父或国家英雄的政治形象。有学者以邮票、中山装、纪念币等纪念商品为媒介，探讨孙中山的符号化形象及其发行背后的政治意义，即国民党政权维护其统治的权威性和正统性。有学者以兰州、南京等城市中用“中山”命名的街道、桥梁为媒介，分析城市纪念空间中所包含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认知。也有学者以小说为媒介挖掘孙中山的艺术形象。
总体而言，既有成果多集中于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及其逝世后的符号化建构，对其少年形象则普遍忽略。现有研究虽已涵盖多种媒介，实现了从传统大众媒介到日常生活载体的拓展，但对教科书这一具有系统性、强制性与广泛覆盖面，具有强大教育规训与政治建构功能的官方媒介，尚未予以充分重视。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载体，不仅仅传播知识，更通过系统化与仪式化的教育实践，塑造国民价值观念，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值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之际，本文聚焦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探讨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多重规训机制及其内在矛盾，透视现代民族国家在教育场域中面临的政治文化困境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
一、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呈现
孙中山首次进入教科书是以“孙文”的名字出现在1912年校订的《新体中国历史》，但其内容分散，不集中。直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从小学到大学，从党义到国语、历史、音乐、常识、英语、地理等教科书，均把孙中山的形象塑造作为重要内容。1928年，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形象首次出现在《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中。此后，少年孙中山的故事成为各版教科书的经典素材，并通过小学教科书这一主要渠道，被系统塑造为一位从小萌生革命意识的少年英雄。
（一）优秀朴素的好少年
《国语读本》用儿歌与图画结合的形式，将少年孙中山描绘为吃苦耐劳、生活朴素的好少年：“孙中山，孩子时候真正好。不吃鱼和肉，蔬菜豆腐吃一饱。不穿绸和缎，黑布鞋子青布袍。不住大厅堂，三间田舍空气好”。孙中山喜欢读书、劳作、游戏，他在学墅勤学苦读，在田间帮助父亲耕作，在草地放风筝、踢毽子，身手灵活又充满力气，是一个模范少年。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有艰苦单纯、冒险奋斗的精神和体力与他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紧密相连，正是“小时候强健体魄的生活和愉悦身心的家庭环境得以让孙中山有之后的丰功伟绩”。教科书通过突出少年孙中山“孝顺”“勤俭”“体恤家人”等品德，将其塑造为符合传统道德理想的少年榜样。这些朴素品质易唤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孙中山同时具备超凡的天赋和素质，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少年。《国语新读本》第2册中有两则故事，一则是少年孙中山和朋友一起放纸鹞，另一则是少年孙中山和朋友分蛋糕。两则故事将少年孙中山塑造成一位公平正义的好少年。该书第3册讲述少年孙中山于海外求学时反对恃强凌弱的故事。面对身体强壮的大孩子欺辱，孙中山毫不退缩，奋勇将其赶走，使其不敢再来侵犯；而当身体弱小的小孩子前来冒犯时，他则认为对方年纪尚幼、体弱力小，并未加以反击，这些孩子也因此不再前来打扰。孙中山始终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处理与外国同学之间的关系。《高小国语读本》讲述少年孙中山质疑旧式学墅教学方式的故事。当时的学墅里，学生读书好像唱歌一样，但不讲其中的意义。少年孙中山觉得这样读书很不合理，提出抗议：“我一点不懂！老师这样唱，有什么意思呢？”教师诧异，拿出戒尺问：“你反对经书吗？”孙中山回答：“不是！我并不反对经书，我要明白为什么天天要这样念，书中的意义，我实在不明白可否请先生教我？凡事凡物都要问出一个意义来，这书中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呢？”教师无言回答。课文总结道：“这种求学方法，造成中山先生一生博学的基础。要不是事事追求意义，后来怎么能够做我们中国人的导师？”教科书充分展现了孙中山酷爱读书、必求其故的优秀品质，称“学墅问学”为未来革命领袖的“革命先声”。类似的历史故事频繁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形成少年孙中山形象的基本底色——优秀且朴素。
教科书在塑造少年孙中山形象时，强调其兼具“平凡”与“超凡”双重特质。一方面，通过描写他帮忙家务、生活俭朴等细节，使其形象贴近学生日常生活，提供可模仿的行为模板。另一方面，又借他早年求学的言行赋予其理想化色彩，构建超越普通学生的崇高品格。这既使孙中山成为学生道德实践的榜样，又维持其作为政治符号的高尚性，从而在党化教育中巩固其权威地位。
（二）封建糟粕的反抗者
教科书充分展现了少年孙中山作为封建糟粕反抗者与批判者的形象，这一形象适应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新国民”教育理念，也契合孙中山对中国“固有传统道德”现代化改造的思想。孙中山作为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主张辩证看待旧道德，摒弃糟粕，保存精华。这种道德观成为教科书塑造少年孙中山反抗者形象的思想基础。《新中华国语读本》收录少年孙中山反对缠足、反对蓄奴两则故事。孙中山不忍看家中姐妹饱受缠足恶俗的摧残，向母亲提出抗议。翠亨村中有蓄奴的人家，奴隶从小被父母卖到主人家做苦工。这种风俗非常盛行，做奴隶的女孩要到嫁人之后才得自由。若是犯错，主人可随意鞭打他们。少年孙中山非常诧异这个风俗。他思索：“人凭着什么道理，可以用别人做奴隶呢？父母有什么权利，可以出卖他们的子女呢？”他在村中大胆宣传，指出这种压迫人的风俗习惯不应该继续存在，应当彻底剔除。
《国语新读本》第5册讲述了孙中山毁坏北帝像的故事。村庄里有一个白脸长须、龙袍珠冕似古时皇帝的神像，人们都将它当作神仙来烧香礼拜。少年孙中山玩耍时听同伴讲起这个“神仙”，不信此说，将神像的木手掰了下来，同伴纷纷吓得逃走。村里的人听到孙中山毁坏神像的消息，指责其行为并且向“神明”告罪，孙中山却认为这迷信的传统应该革除。
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的反抗行为与“科学”“解放”等进步思想相关联，既赋予其行为以反封建的政治正当性，又将学生的批判意识限定于对旧传统的否定，从而在进行进步叙事的同时，规避对现实政治体制的反思，间接强化对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服从。
（三）少怀壮志的革命者
教科书中的少年孙中山，展现出对社会制度和法律问题的思考。《复兴教科书》第二册讲述孙中山小时候住在海边村庄，海盗猖獗。有一天海盗来村中攻击一个侨商的住宅，在旁学墅的师生惊慌逃散寻找避身之所，唯独孙中山勇敢地来到海盗抢劫的地方。海盗呼啸而逸后，只能听见失主哭诉他多年在外赚得的血汗钱都被洗劫空了，倘若是在外国，有法律的保护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少年孙中山在旁思考：“为什么这位侨商冒了生命的危险用诚实赚来的金钱，外国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孙中山在目击侨商遭海盗劫掠后，更坚定了出国学习外国法律的决心。同样的故事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用来反映少年孙中山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孙中山看到海盗劫掠村庄，心想：“清政府养了兵，是应该保护人民的。如今海盗来攻劫村庄。政府不但不来保护，并且一些也不知道。这可见满清政府是没用了。这样的政府，非推翻不可。”自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就深深埋下火种，并在日后不断发展，终于做成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
教科书中的少年孙中山，具有反抗清政府残暴统治的革命精神。《蒋氏初中新国文》记叙了花园三兄弟的故事。翠亨村有一家三兄弟和孙家关系很好，孙中山常常到三兄弟的花园中玩。有一天，十几个凶狠的官兵和衙役带着枪刀，拥护一个海盗似的官吏闯进花园，不问情由抓走三兄弟，占据了花园。村里人知道这些贪官污吏强加给三兄弟莫须有的罪名，目的在于掠夺财产，都非常愤恨，但不敢公然抱不平。在这“公道不彰”“暗无天日”的时候，孙中山奋然起来“仗义执言”，“声色俱厉”地向官兵抗议：“全村的人都说我们的朋友没有犯罪，你们为什么把他们上镣加铐？为什么把他们捉去？为什么把他们杀的杀，监禁的监禁，为什么占据他们的房屋花园？”课文结尾道：“后来中山先生不忍中国之受人侵掠，毅然起来努力革命，就是幼时不畏强御主张公道的精神扩充出来的。”教科书将故事升华，勇敢的少年与受人推崇的革命导师两者之间有了联系。《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讲述少年孙中山坐轮船过税关时，被接踵而来的清政府检察员反复检查行李中有无夹杂军器、货物、鸦片、煤油。孙中山提出抗议，检察员举枪威吓，他据理力争，其他乘客怕生事端，劝孙中山接受检查。孙中山思考：“满清的官吏，真是腐败极了。”他一路上都在对乘客宣传革命。《国语读本》中“少年乘客”孙中山的故事，其课后“思考”环节通过一连串递进式提问：“乘客们的物件，为什么屡次要给人检查？检查的人为什么都很凶狠？乘客们为什么都不敢反抗？孙中山先生为什么独敢反抗？”引导学生深入思索权力压迫与反抗觉醒的关系问题。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质疑权威的行为阐释为对封建制度的深刻反思，升华为对现代国家理想的追求，对民权意识的政治觉醒，以此暗示其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少年孙中山还展现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大众教科书国语》将孙中山小时候的农村生活同他日后提出的民生主义联系起来。孙中山生在农家，少年时的生活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食、衣、住都很不好，吃的是玉米、芋头，穿的是破衣裳，住的房子是稻草盖的。在这样的生活中，孙中山尝到中国农民所受的苦痛，虽然后来不再过农民生活，可始终对农民抱有很大的同情。他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把农民从困苦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的孩子有很好的衣食住，并且还要有书读。解放农民的主张在孙中山革命的四十年中一直在努力实行着。教科书刻意强调孙中山少年时期对民间疾苦的体察，与其日后“无私产”“为众生谋幸福”的革命者形象形成逻辑闭环。
教科书不仅呈现了少年孙中山的生活经历，更着重刻画了其革命思想的萌芽过程，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展现了从乡村少年到革命先驱的成长轨迹，从而成为孙中山完整人物形象轮廓中的重要一环。生活朴素、天资聪颖、自幼不凡、勇于革新、少负宏愿等品格与禀赋，构成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精神特质。这一形象实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文本，隐匿了政治教化的直接性，诉诸道德情感、理性求知，完成对学生的政治引导与规训，高效服务于党化教育。
二、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教育实践
国民党通过教科书塑造少年孙中山形象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套精密的教育规训实践，其目的在于培养忠于党国的合格公民。这一实践通过教师用书编撰与使用、教育仪式举办等活动展开，将少年孙中山形象转化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同时，国民党对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深度介入，招致了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异议。
（一）教师用书的编撰与使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图书审查机关历经教育行政委员会（1927年）、大学院（1927—1928年）和教育部（1928年以后）的变化。这三个机关颁布的审查条例，均明确将教科书区分为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两种类型，体现出对不同使用者和教学需求的制度性区分。这种分类体系不仅体现在审查环节，还延伸至出版发行阶段。出版机构在送审教科书时，需要主动就图书类型作出区分和说明，明确标注“教师用书”或是“学生用书”；必须对两类图书的功能定位做出详细阐述，学生用书注重基础性和可读性，教师用书侧重教学指导、参考资料和历史背景的补充。这一做法固化并强化“教”与“学”的两分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为确保教育符合“党化教育”以及“三民主义”宗旨，对教师实施严格的资格审查。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1927年）、《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1934年）、《中学规程》（1935年）、《小学教员检定规程》（1936年）等审查条例。检定标准包括党义认同、学历背景、教学能力等。检定时间在相关条例中也作了规定：“检定合格给予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二年，逾期后须重行检定。”中央训练部通过的《各级学校聘用党义教师训育主任规则》明确聘用教师及训育主任要以“检定党义教师委员会检定合格者为限”，聘用期限“不得超过各该教师等之检定有效期间”。教师审查制度是国民政府教育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确保三民主义思想在教师层面的认同与统一。
国民党通过对教师用书内容的严格把控、思想渗透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教育政策，并服务于教育实践。教师用书编写强调标准化、实用性和政治导向，须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内容符合教育宗旨。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个阶段后由教育部最终核定，审查内容包括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学科准确性等多个方面。“教授方法之优劣，影响于儿童学习心理者甚大，自应一律加以审查，以期妥善。”
教师用书所呈现的高度规范化编撰体例，本质上是权力知识在微观教育场域中得以系统化运作的技术性体现，其通过分类技术、时间规划、目标分化与评估机制，将教科书从知识载体转化为规训工具。教科书设计“教学总纲”“教学目的”等模块，对知识进行政治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分类，将少年孙中山形象一一拆解，使原本复杂的叙事被简化为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模板化知识单元。这种分类隐含着何为重要知识、何为正确解释的价值预设。“教学时间”“活动时间”的精准设置，是将教学进程纳入可调控的时间管理框架，通过对教学环节的把控与分配，使师生的课堂行为遵循预设的时间节奏，将抽象的政治教化转为具体可控的身体实践。“教学目的”与“儿童目的”的区分，标志着规训技术从单向灌输向双向调控演进。前者明确教师传递既定意识形态的任务，后者则试图将政治目标转化为学生应该达到的认知与行为结果。这一划分将学生的学习期望收编进国家教育目标，使其在成长过程中无意识地内化政党价值观。书末附带的测验材料，是权力—知识机制完成闭环的关键环节。测验内容必须与教科书中的分类化知识、目标化叙事高度一致，从而将意识形态考核伪装为学习能力评估。这种测评不仅检验了教学效果，更强化了教育规训成果。
教师用书的规范化体例，堪称“微观权力系统”在教育领域的典型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少年孙中山形象被转化为一套可分解、可教授、可考核的政治符号系统。南京国民政府对教师用书编撰的统一要求，正是为了确保这套微观权力系统能够在学校课堂中稳定、高效地运行，从而使党化教育的目标通过日常化的教学流程，渗透至每个学生的认知与行为中。这表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依托于对教学过程中具体环节乃至时间分配的精密设计。
（二）教育仪式的强化
国民党通过教育仪式的系统化运作，进一步强化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更通过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和缜密设计的纪念仪式，将少年孙中山形象转化为弥漫校园的政治符号。国民党通过课堂中配套的教学仪式、学校举办的纪念仪式来进行重复性的身体操演，将教科书知识转化为具身实践。这种“身体编排”使师生的身体不再是单一媒介，而是成为权力渗透的场所，教师通过身体示范成为规训的执行者，学生则通过服从规范将其内化为一种身体的记忆与本能。教学仪式通过空间安排、动作规范和时间管控，将孙中山教科书形象深深烙印在日常学习和行为中，从而完成个体身体到集体政治身体的塑造。正如福柯指出，集体训练、学校时间表等全面而又具体的方法，均是通过管理身体的姿态、节奏、活动来驯服有用的个体，获取最大限度的时间和力量。
各学校须按时举行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九点，全校师生齐聚于礼堂，举行纪念仪式：全体肃立，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中学以上宣读总理遗著、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约二十分钟，小学校宣讲总理遗训约十分钟。总理纪念周每次以一小时为限。各学校举行总理纪念周时，须先唱党歌，整饬精神。唱党歌是纪念周新增环节，因为党歌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寄，以党治国，当使人民聆解党的精神”。各学校务须依照规定，于礼堂或集会场所正中于国旗交叉下永远悬挂中华民国国父遗像，并附挂国父遗嘱，以昭崇敬。各级学校的党义、国文及社会科学等教科书，一律须将总理格言，注意有选择地编入。
训话是一项融于师生日常生活的仪式。小学校中的训话大多采用定时训话，分为全体训话和各级训话两种。全体训话是指集合全校师生于一处施行训话，大约每周举行一次，比如每周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训话。各级训话指教师在本班级训话，大约每周两次，多至四次，或每日一次，在各级教室中举行。
党义社会教学讨论会同样具有明显的仪式化特征。讨论会在每学期初、末各举行一次。学期初讨论各科方案及教学相关事宜，各学校按照指示安排校内各科教学。学期末则在会中设法解决平时感觉困难和疑问的地方。讨论会在一次议案中提到：“党义方面，各校的实施三民主义教育，好像不过因为法令如此，对于如何显出三民主义的效果，这一层每易忽略。在无可奈何中，拿教本来聊尽人事。实则要拿很深的三民主义骤然的灌输到儿童的脑力里去，当然不容易，也是不相宜的；低年级只须把各种浅近的动作以及各种事物，逐渐暗示，引起他们研究的需要：例如学校附近的庙宇古迹等，都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应在行为上精神上加以注意，灌输儿童以适当之知识。此层恐各校尚未做到这地步。所以希望各校教员以及局内诸同事都注意到这点；倘全以书本来教授，那一定不能收实效的。”议案提出用行为渗透和生活化教学来纠正弥补三民主义教育的教条化，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将庙宇古迹等文化资源工具化为三民主义教育的载体，本质上仍是另一种教条式的意识形态规训。
教育部门通过精细化的仪式设计，将少年孙中山形象逐步渗透至学校教育场所中，也深度嵌入日常教学实践当中。这一仪式化下沉的过程使得少年孙中山形象不仅成为教科书中的基本知识，更演变为一种具有强烈仪式色彩的教育实践。在校园空间中，孙中山画像、雕像和语录的广泛布置，使其形象从教科书延伸到物理环境。这种教育仪式化实践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成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手段。国民党将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日常教育仪式，使其成为校园生活中的关键载体，从而达到潜移默化育人的长效作用。
（三）政治干预下知识分子的异议
教科书并非中立的知识载体，而是权力交锋与意识形态角逐的关键场域。权力制造知识，“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认识主体的活动可能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面对国民党政权将教科书塑造为教育规训强力工具的情况，教育界知识分子并未失语。他们就教科书编撰的制度性垄断与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等问题发出异议，政治权力与专业自主之间产生了摩擦。
胡适针对党化教育侵蚀学术自由的情况提出尖锐批评：“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一个学者编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近代教育家任鸿隽（字叔永）认为党化教育就是“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的脑经里去”。他指出，年龄小的学生不但不能理解党义教科书的内容，甚至心灵的发展都会受到重大妨害。二人的批判直指将历史政治化的学术伦理失范行为。
国定本教科书的推行与应用愈演愈烈，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历史学家邓广铭（字恭三）指出，当时各地的报纸杂志都曾收到很多批评国定本的文字，但均因未通过机关检查无法刊布。教育部将负责印行国定本的书局由七家改为十一家。教育界的专家们失去编印课本的自由，教师和学生也失去了选择课本的自由。教育当局甚至“特别设置了机构，聘请了专任人员，来从事于这套国定本教科书的编制，其用意所在，不必讳言，是认为前此各书店中所编印的课本，虽都经过教育部的审定，其党化的程度却终嫌不够充分，因而特地编定这一套，加强其党的色调，使全国的中小学生头脑，普遍地受一番国民党的理论的洗礼，庶可收取万姓万民一心一德的良好后果。”邓广铭呼吁废除国定本教科书，让各书局有编印课本的自由。
亦有小学教师表达对训话制度的不满：“全体的训话，大多数在集会的时候举行的。到了那个时候，做先生的将平日儿童所发现的大体的缺点，对儿童训话……你很吃力的讲了一大篇的闷话，在他们只当耳边风，训与不训相等。你想这样的训话，还能收什么效果呢！各级的训话……时间一到，依照惯例，摇铃排队，鞠躬，训话。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也是如此。实在说一句，和平时上课没有两样。”也有作者表达对繁琐仪式的反感：“仪式上竭力模仿党的形式，纪念周不消说，就是寻常集会，也一定瞻谒总理遗像，恭读总理遗嘱。总理的遗嘱，差不多和清朝八股时代童生们临考时恭默的‘圣谕广训’一般。”他还对教科书的仪式内容提出质疑：“音乐必唱‘革命之歌’，形艺也学‘革命画报’，真把党的一切，当作日常功课了。”
知识分子的异议，实质上是对教育场域自主性丧失的警惕。党化教育试图将一切知识纳入党国教育的单一框架中，这必然与学术研究所需的批判性、开放性产生冲突。当教科书编撰与教学实践皆以意识形态正确性为首要考量时，知识便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国民党试图通过重复的仪式，“将特定意识形态自然化并植入客体内心”。然而，当仪式变得过于频繁和形式化时，便会引发仪式疲劳。参与其中的师生从最初的敬畏转变为例行公事甚至反感，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越来越难被感知。这种过度参与模式不仅使规训企图悬浮在表面服从之下，甚至会引起规训体系内部的反抗。当规训实践变得教条、僵化，其内部便会生产出它的挑战者。知识分子揭露仪式弊端，批判教科书失实的行为是一种来自规训体系内部的客体反抗，以知识权威对抗政治权威。这表明，即便在高度制度化的党化教育体系中，规训对象也未完全沦为被动接受的客体。他们能够运用理性判断、专业伦理乃至日常经验，挑战过度僵化的规训实践。这种抵抗的产生，往往源于过度规训对知识自主性的压抑。权力在试图消弭异议的过程中，往往催生出新的异议。这些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身处国家权力的严密规训之下，其发出的异议与不满，不仅记录了当时自上而下、无所不在的权力管控，也彰显了知识自主性顽强存续的轨迹，体现了规训与反规训的角力。
三、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的深层逻辑
近代中国政治权力的更迭与意识形态的重构，共同催生了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南京国民政府系统性地塑造这一“少年英雄”特定形象，服务其国家政治建构的根本目标。该形象的塑造是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一次高度自觉的政党政治实践。
（一）权力的教育：党化教育建构政治
教育是直接受政治支配的。1925年之前未改组的国民党尚处于松散状态，其政治影响力局限于广东等局部地区，组织力量薄弱。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实施一系列教育手段，才逐步实现对教育的掌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整合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对教育的管制日趋严格，学校成为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形象塑造自然成为教科书的重要内容。塑造孙中山完整的个人形象，其少年形象自然必不可少。
相关教育法规、法令的颁布是国民党塑造少年孙中山形象的前提条件。1928年2月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之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专门条例增加了党义课程，规定小学校须教授民权初步、孙文学说浅释和三民主义浅说。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称：“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通……务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1929年4月，教育部公布的《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强调：“本党今后必须确定整个教育方针与政策，其根本原则必须以造成三民主义的文化为中心。”同年10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公民”科而以“党义”科代之。自此，三民主义教育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的论题，而是与国民政府统治思想统一，实现政治与教育的合体。1931年9月颁行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明确规定，幼儿园、小学课程目标为：“一、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教育中。二、使儿童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三、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导下，具有适合于地方生活之初步的知能。”国民党通过制定“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将孙中山少年故事的教学纳入标准化流程。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主导下，孙中山形象充斥于学校空间。教科书则成为传达政策的重要媒介。
教科书国家化是国民政府实施党化教育的关键环节。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加强对教科书编写的控制。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更系统地推进教科书国家化进程。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将孙中山少年经历与三民主义理论相衔接，建立系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机制。1943年正式推出全套“国定本”教科书。国民党全面参与到教科书编撰印发各个环节，比商业机构编印的教科书更能体现出明显的国家权力意志，国家权力深度介入知识生产过程。教育部训令：“查教科书为教学工具，关系至为重大，本部为谋定实现全国中小学采用统一教材，并谋印刷便利、供应普遍起见，业经根据新颁课程标准分别编选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国定本陆续发交正中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等七大书局联合组织之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订立合约统筹印销。”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孙中山少年故事的选编与诠释完全由国民政府官方主导，确保意识形态的纯正性。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级学校所用的教科书未经大学院或本部审查以前不可以呈请注册，各书坊应将各级学校所用教科书依法送审，不可规避审查手续。官方教科书对少年孙中山形象的塑造高度一致，形成了标准化叙事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和私人书坊的诠释空间。通过控制教科书的生产与流通，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孙中山形象诠释权的垄断，为意识形态灌输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民主义教育成为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审方针。
三民主义教育的实质是筑牢党化内核。国民党所秉持的“以党治国”理念和“训政”理论，使其政权建构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党国体制特征。这一特征将教科书审查从一般的意识形态控制提升为一种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高度系统化且渗入各学科的规训体系。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一党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框架下，人民是需要国民党来训导的。这就使教科书不再是平等传递知识的载体，而是训导人民的党义课本。规训是系统化的，覆盖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规训的执行需要组织保障。教育部长及各级教育主管往往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或资深党员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组织部深度介入教科书编审当中，学校也设立有党部，来监督师生思想和教学内容。这种组织安排可以确保教科书编撰指令直接来源于党的意识形态核心。在党化教育的体系下，教科书编撰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行为，编撰者无权对孙中山叙事进行自由发挥。一个新生政权急需为其统治奠基一个不容置疑的革命“神话”，而少年孙中山，恰好可以作为这个神话的起点。
国民党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塑造为传统美德与政治觉悟并存的理想人物，实际上将公民身份的内涵与政党政治事业紧密绑定，在教育层面为“训政”体制下“以党治国”的政治逻辑提供人格范本。三民主义思想渗透到各个学科，少年孙中山成为历史、国语、音乐、公民等多门学科的共同符号象征。在历史与国语教科书中，他是革命叙事的起点，代表国民党革命的正统性。在音乐教科书中，与之相关的歌曲被用于情感动员。在公民教科书中，其精神被阐释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品质。这种跨学科的符号渗透，使政党意识形态能够以整体性的方式植入课堂，从而构建起以孙中山为精神枢纽的泛化政治意识形态。
国民党对少年孙中山形象的精心塑造，是国家建构工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政治建构的核心在于确立一套为社会成员广泛认可并接受的价值共识与秩序体系，从而巩固统治基础。国民党在“清党”后面临革命道统断裂，加之地方军阀势力持续挑战中央权威，其政治整合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在此背景下，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建构，不仅是国民党应对政权危机的重要举措，更是主动构建国家政治符号的核心实践。
（二）“少年孙中山”：一次全球民族主义的政党实践
国民党塑造的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是20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英雄童年叙事”的一次高度政党化实践。这一形象是全球模板与中国传统少年英雄故事及国民党政治建构需求三者结合的产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可以想象为一个共同体，是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无论是新生的共和国，还是寻求统一的民族，都迫切需要凝聚国族认同，为“想象的共同体”塑造一个具象化的象征符号。伴随民族国家建构浪潮的兴起，各国普遍通过英雄故事的标准化、道德化叙事，将其加工为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象征与国族认同的情感基石。在此全球语境下，少年孙中山形象既吸纳了全球性“民族英雄童年叙事”模板中反抗权威、家国情怀等通用情节，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叙事。更关键的是，国民党通过注入“革命启蒙”“先知先觉”等元素，使其明确服务于政党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政党政治建构。
英雄叙事因其质朴的情感共鸣与深刻的启蒙性，成为铸造集体认同的理想载体。这些叙事无论其主人公处于何种人生阶段，一经进入教育领域，便承担起面向学生及大众的教化使命。少年孙中山的形象塑造与瑞士国父威廉·退尔的形象塑造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对位关系。威廉·退尔的故事是瑞士民间传说中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经典象征。其核心情节是“箭射苹果”，即他在被迫用箭射击儿子头顶苹果的极端情形下，保持沉着与冷静，并在事后射杀暴虐总督。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将这一传说符号化，使其升华为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精神象征。与之相比，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人物故事都被精心选编和解读，为大众提供想象空间。这种想象与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概念紧密相连。无论处于何地域、何阶层的人们都在学习同一模板的故事。这种集体阅读与记忆的过程，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服务于明确的政治教化目的。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又有所不同。相较于威廉·退尔的成年英雄形象，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形象呈现出显著的历史叙事特征。威廉·退尔的形象脱胎于高度象征化的文学故事，而孙中山的少年叙事则建立在相对可靠的历史细节之上。威廉·退尔是从传说中直接走向象征的“完型英雄”，其魅力来自叙事的史诗性与情感的冲击力，少年孙中山则是从历史真实走向象征的“生成式典范”，其力量来自真实经历与政治建构需求的反复对话。这使得后者在教科书中更加适应意识形态阐释的需要，形成一种更具弹性的教育叙事资源。
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塑造，体现了国民党对20世纪全球民族主义宣传模式的移植与调适。这一实践既适应了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塑造民族英雄形象的普遍趋势，又深度融合了国民党意识形态需求，从而形成一次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教育宣传实践。
结语
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之一，其形象塑造始终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场域。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政党政治实践的产物。这一形象塑造深植于双重脉络之中。在教育实践层面，它通过教学环节的设置、教师用书的阐释以及仪式化的校园活动等实现日常化的规训。在政治建构层面，它既服务于党化教育的政党实践，又呼应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塑造民族英雄的普遍需求。国民党旨在通过典范叙事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党意志，实现人物叙述、教育规训与政治建构的三者统一。
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塑造，存在简单化的问题。教科书对孙中山少年故事的叙述呈现出显著的筛选性与压缩性。相比《孙逸仙传记》《孙中山自述》等文献，教科书将孙中山的成长经历、社会关系与思想演进，抽取并简化为若干孤立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与现实逻辑，忽略其成长过程中存在的徘徊、困惑甚至挫败。这种简化使其形象成为一个完美的意识形态符号载体。在这种逻辑推演下，教科书将少年孙中山凝固为道德标签的集合体。孙中山榜样形象的背后，是国民党关于何为合格国民的教育规训，即将人物抽象为可供模仿的范本，通过重复性的符号灌输，完成对学生的价值与行为引导。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作为“人”的主体性与多面性被抽空，成为承载政治符号的空洞外壳。
少年孙中山教科书媒介形象的塑造，存在神化的问题。教科书通过神化叙事将少年孙中山塑造为具有天命色彩的民族英雄，本质上是为国民党政权的正当统治提供符号支撑。国民党政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教化与动员民众的“圣人”，而非一个真实、复杂、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这种政治逻辑将少年孙中山打造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少年孙中山的教科书媒介形象也衍生出深重的历史后果与政治文化困境。当政治建构过度依赖于规训体系所铸就的完美形象，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绩效与人民认同基础上时，便会导致政治话语与历史真实之间产生割裂。在国民党“党国一体”的教育体制下，教科书编撰者面临一个深刻的伦理困境，即教科书编撰是忠于史料还是忠于党义。当“政治正确”成为编撰标准时，学术求真伦理便不复存在。“少年孙中山”形象为后世确立了一个“非人化”政治偶像塑造模板，了解这一形象，有助于理解历史记忆如何被政治权力形塑，这种形塑又如何反过来禁锢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形象塑造也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反复出现的深层困境，即在强烈的政治建构需求下，政治话语往往压倒并重构历史真实，教育异化为巩固特定政权的工具。这一困境，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反思。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研究（1903—2025）》（25AXW004）的阶段性成果〕
